脱链的苦果

短短几个月内，川普政府就改写了美国贸易政策的规则。如今美国征收的关税税率从10%起，最高可达50%，平均有效税率约为18%，达到近一个世纪以来的最高水平。川普总统将关税收入视为赢得收入的途径，同时将促进国内军事装备以及相关矿产、材料和技术的生产视为在在与中国大陆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的途径。川普2.0政府的征税措施将从根本上改变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使其脱离全球供应链。美国将在本国这个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生产和销售更多消费产品，钢铁、铝、矿产和其他战略物资的供应商将扩大其在美国的业务（下图 Cheapism）。但关税造成的损害将远远大于其带来的好处，因为脱离全球供应链将导致成本上升、质量下降，从而限制增长和竞争力。美国国防工业也无法幸免于价格上涨、供应商流失和海外市场萎缩的影响。在美国生产武器和军事装备以及建造新工厂的成本将变得更加昂贵。华盛顿的盟友们因为对与美国的贸易不信任，因此可能会选择减少购买美国武器。 与可靠的合作伙伴进行供应链合作的优势无可替代。华盛顿越是要单打独斗，朋友和敌人就越容易战胜美国，今天在贸易战中体现，明天当武装战争爆发时，华盛顿会同样孤掌难鸣。

单打独斗乃逆水行舟

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在8月份的《纽约时报》专栏文章中表示，川普政府征收关税和寻求外国投资协议的目的，是在“为新的全球贸易秩序奠定基础”。根据川普2.0政府的逻辑，关税将激发国内再工业化，创造就业机会，将贸易逆差转化为顺差，并减少美国在战略产品和主流产品方面对对手的依赖。川普政府认为，这将扭转制造业就业岗位流失、赤字上升以及对外依赖性日益增强的趋势，而这些趋势正是数十年来“不公平”的自由贸易政策造成的。

据获得的初期数据显示，关税措施正在产生效果，但前景却不容乐观。根据非营利机构供应管理协会（ISM）的采购经理人指数，美国制造业在过去六个月一直在萎缩。制造业就业岗位今年就减少了7.8万个。与此同时，通胀却在加剧。7、8月通胀均出现飙升，原因是加征关税的进口商品摆上货架时其价格也相应上涨。美国制造的商品生产成本也水涨船高，因为制造商需要为其进口的原材料支付更高的成本。过去几个月虽然物价上涨，低收入消费者的支出并没有增加。

在美国单挑他国时，世界其他地区开始加大了贸易往来。外国公司开始调整其商品和供应链，以绕过美国。各国贸易谈判代表频繁穿行于彼此首都，寻求新的协议。欧盟寻求与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达成协议，推动与南美贸易集团南方共同市场达成协议，与中国大陆进行贸易谈判，并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下图 Medium）。巴西、中国大陆、印度和英国都在与各种合作伙伴谈判新的贸易协定。短时间内，这些活动将给美国经济带来的影响尚不明朗。

随着关税税率稳定下来，不确定性消除，以及日本、韩国和欧盟履行与川普政府签署的贸易协议中的承诺，投资可能会回升。许多公司可能会发现，在受到高度保护的美国市场，价格上涨很可能会吸引它们扩大在美国的业务。然而，关税也给美国经济增长带来了重大障碍。对钢铁、铝、木材、铜管以及其他建筑材料和机械征收的关税，增加了那些可能考虑将制造业回流的公司的启动成本。进口原材料价格上涨将相应地增加企业在美国建造新工厂和装配线的成本，地方政府为向企业供电而扩建电网的成本也会转嫁给建厂企业。这些大大增加的成本可能会让一些外国投资者望而却步，并让美国制造的商品价格高企，难以在美国以外数十亿消费者居住的地区销售。要知道，美国公司每年出口约2万亿美元的商品中，近三分之二是流入全球供应链供他国企业生产最终商品的上游/关键中间零件原料。美国出口的这些产品价格的上涨，将迫使外国制造商将寻求替代品。

罕有国家针锋相对地报复美国的关税，许多国家同意达成降低美国出口商贸易壁垒的协议，但世界各国仍将对与美国的贸易保持警惕。但其他国家可以选择像单独对待中国大陆市场一样，以区别于世界其他地区的方式对待美国市场，即在美国为当地消费者生产商品，而世界其他地区客户的产品则在美国以外的地方生产制造。这样，美国从保护主义中获得的经济利益就极其有限。这意味着川普政府的关税将美国排除在全球供应链提供的整体经济提振之外。

过去50年，跨境生产大幅扩张，推动了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的繁荣。全球商品贸易额从1980年的2万亿美元增长到如今的24万亿美元。贸易历史学家道格拉斯·欧文调查了近十几项研究，发现在此期间开放的经济体比未开放的经济体增长速度快得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与供应链紧密相连。国际供应链通过规模化生产加速生产，并通过专业化分工促进创新。即使是经济规模庞大、充满活力的美国，仅凭一己之力根本无法复制这些优势。除非美国企业能够以合理的成本从外国公司采购零部件，并将部分业务设在其他国家，否则它们将难以像那些仍然与全球供应链紧密相连的海外竞争对手那样，以同样优质、低廉和快速的方式生产产品。

国防亦依赖国际供应链

二战后，美国国防装备的出口，占全球市场份额的三分之一以上（下图 TheSoundingLine）。美国公司是导弹、隐形飞机、侦察系统和核动力舰艇等尖端军事技术的知名供应商。几十年来，欧洲约40%的军事装备从美国购买。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从美国购买的武器装备比例甚至更高。日本和韩国依赖美国制造商提供导弹系统、战斗机和其他军事硬件。当政府从美国公司购买新设备时，它还承诺在未来几年内向该公司支付维护、更换零件和系统升级的费用。美国国防公司之所以能获得这些利润丰厚的交易，不仅是因为其产品的质量和先进程度，还因为美国政府批准将这些销售作为其安全联盟和协议的一部分。

美国国国防公司和美国军方本身一直拥有全球资源，尤其是在战争时期。二战期间，美国进口了大量镍、铜、钨、锰和其他矿物及材料，这些材料驱动着最终获胜的美国战争机器。朝鲜战争期间，日本制造商为穿越日本海向在朝鲜作战的美军提供了翻新的坦克、轰炸机和火炮。在其后一场又一场的冲突中，美国的军事实力源于其从世界各地获取和调配物资的能力。正是国际供应链的扩张加快了美国国防工业的创新速度，降低了生产成本。这些优势的获得需要数十年的努力，建立供应链并非签订合同那么简单。法律协议确保了兼容性、可靠性和质量。但尖端国防产品的供应链就像长期合作伙伴关系，美国公司和外国公司之间建立合资企业并共同研发。供应商和制造商在共同应对法规、安全协议和地缘政治问题的过程中建立了牢固的工作关系。

美国政府在构建此类供应链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五角大楼负责监督关键部件供应商的审批流程，例如，美国国防公司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与日本三菱重工合作设计高超音速导弹防御系统。外交协议和条约建立了联合防御项目，如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之间于2021年签署的AUKUS协议，就包括设计和制造新型核动力攻击潜艇的计划。制定联合标准、促进互操作性和技术共享的技术协议使来自多个国家的公司能够相互制造零部件、部件和系统。在美国政府多年构建此类伙伴关系之后，美国国防公司依赖外国供应商提供基础材料，通常还包括军事装备的复杂部件。

跨境采购使国防工业更具韧性。当美国公司与多家国际供应商合作时，他们可以限制自身在任何特定地理位置可能出现的问题。如，避免类似2017年飓风玛丽亚导致波多黎各的工厂关闭，美国本土面临严重的医疗物资短缺问题。生产关键国防部件的公司的运营规模是小批量制造商无法企及的。如今，规模庞大的公司生产着驱动导弹的半导体，驱动无人机的电池，用于指挥无人武器的人工智能，用于部队调动的卫星等，它们同时也生产相应的民品，依赖外国供应链的民品。这些国防制造商从商业应用中获得了巨额利润，并将这些利润用于资助加速国防创新的研发，使美国国防部受益。

川普孤独求败

构建国际供应链确实会造成对外国的经济依赖，有时这种依赖可能很危险。正因如此，美国有充分的理由将其敌人排除在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供应链之外。但像川普将盟友排除在供应链之外的全面关税，只会削弱而不是增强华盛顿投射力量的能力。首先，关税将使国防生产成本更高。许多最终产品已经在美国生产，以满足有关某些特殊部件采购的严格法律要求。但这些承包商现在得为国产钢铁、铝、铜和半导体支付更高的本地价格，因为关税保护措施允许美国生产商提高价格。关税还会加大国内产业扩张的难度。以造船业为例。全球不到1%的船舶在美国制造，因为在美国造船的成本已经高于中国、日本或韩国（下图 facebook）。关税使得投资该行业的吸引力进一步降低，因为美国造船厂建造每艘船舶所需的钢材和铝材成本将比全球竞争对手高出50%。

美国国防公司要想在经济上可行，就必须确保有客户。生产精密设备和系统的公司需要巨额的研发预算、专业的制造设施和先进的机械设备。漫长的生产周期意味着完成一份订单需要数年时间，而这些公司只能生产少量产品。传统上，美国国防承包商能够分担这些巨额的前期成本，因为他们在美国联盟结构中拥有忠实的客户群。2024年，外国盟友通过美国政府批准的合同向美国制造商购买了超过3000亿美元的武器和国防设备，而这些公司从五角大楼的合同中获得的金额约为4450亿美元。国际客户约占美国顶级国防承包商总销售额的10%至40%，其中包括洛克希德·马丁、诺斯罗普·格鲁曼和RTX。

但这个曾经可靠的美国国防产品需求来源如今可能岌岌可危。川普长期以来一直坚持认为，美国的盟友应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而他的关税声明更是强化了这一观点。这位美国总统抨击北约其他成员国搭美国国防开支的便车，并要求日本和韩国支付更多费用，以支持美国在其国家驻扎军队和基地。

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和北约盟国已宣布大幅增加国防预算，其中许多国家承诺将部分资金用于从美国公司采购。但许多国家都雄心勃勃地想要扩大自身的国防工业基础，并以增加的国防支出将促进国内工业发展为由，向公众兜售这些资金。此外，这些国家的出口产品被美国加征关税，也加剧了它们对过度依赖反复无常、交易频繁的美国的担忧。长期以来一直倡导“购买欧洲产品”做法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欧盟成员国用法国-意大利联合研制的SAMP/T导弹和法国阵风战斗机取代美国制造的爱国者导弹和F-35战斗机。丹麦最近在其耗资90亿美元的防空系统升级项目中选择了欧洲型号而非美国型号。西班牙已取消了用其70亿美元专项预算购买美国F-35战机的计划，并正在研究欧洲的替代方案。此外，使用欧盟新设立的1760亿美元国防基金的采购仅限于欧洲公司以及与欧盟签订正式安全协议的国家的公司（下图 JSIS/Linkedin），而尚无任何一家美国公司与欧盟签订了正式安全协议。

与此同时，英国首相斯塔默誓言要抓住“一代人一次”的红利，将国防投资引导至国内就业和工业增长。日本决心通过增加国防支出来推动国内高超音速导弹、无人机和战斗机的生产，并正在与欧盟谈判一项共享机密信息的协议，以及一个将日本工业与欧洲国防供应链对接的正式防务对话。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他希望国防工业“成为韩国未来的增长引擎之一”。外国政府和公众对美国关税政策的不满，使盟友更难继续在美国国防产品上投入巨资。皮尤研究中心1月至4月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24个国家中，有15个国家对美国的好感度下降了8至32个百分点。川普宣布加征关税后，这种背叛感已经导致加拿大、印度和欧洲出现抵制美国商品的现象。由于选民拒绝购买肯塔基波本威士忌或李维斯牛仔裤，各国政府可能会加倍寻找爱国者导弹、战斧导弹、F-35战斗机和黑鹰直升机的替代品。

已有证据表明，美国的盟友和伙伴正在疏远美国。德国总理默茨已将“实现独立”作为国防优先事项，欧洲的讨论也日益聚焦于欧洲大陆的“战略自主”。面临美国高额关税的印度，宁愿暂停购买美国武器，也不愿满足川普放弃进口俄罗斯石油的要求。另一个出口产品面临50%关税的国家巴西，9月份拒绝参加与美国的军事演习，但今年已加强了其在北京大使馆的军事代表人数，达到其在华盛顿的军事代表相同的人数。事实上，北京正受益于川普的强硬关税策略。一年前，中国大陆因其强制性贸易行为和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而面临全球强烈反对。然而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巴西、印度、日本、韩国和欧盟的官员感到被华盛顿拒绝或忽视，纷纷采取措施修复与北京的紧张关系，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

朋友的意义

对于美国国防工业来说，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时刻，它可能就此失去优先获得全球供应商乃至潜在买家的机会。正如乌克兰战场和红海航道上的战斗所表明的那样，未来的战争不是航空母舰、坦克和火炮的较量，而是无人机、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较量（下图 facebook/Linkedin）。美国目前还无法在国内生产足够数量的此类装备，也不具备灵活的采购流程来快速获得这些装备。相反，美国依赖于其最重要的对手中国大陆，获得无人机、机器人和下一代雷达系统的基本材料投入和物理部件。在技术方面，华盛顿陷入了一场争夺主导地位的竞争，且有可能输给北京。

由于关税提高了生产成本，并降低了对美国产业的投资吸引力，美国在未来新战争中将失去在过去战争所拥有的优势。美国国防公司无法简单地将整个供应链迁回国内；即使是那些与政府签订合同的公司，也需要国际贸易带来的规模和利润来维持业务的可行性。他们还需要获得尖端创新，而这些创新大部分来自国外。中国大陆在高超音速武器、综合防空系统、网络工具和太空能力方面已可匹敌美国。美国不能孤军奋战，必须努力整合包括日本、韩国和欧洲国家在内的盟友的创新和生产技术，才有可能在与中国大陆竞争中胜出。美国有必要提高国内生产水平，以确保拥有自卫所需的装备，并且有充分的理由将美国的对手从关键的国防供应链中清除出去。然而，一刀切的关税只会让这些任务变得更加困难。如果华盛顿转而征收特定行业/产品的关税，并关注对战略产业的投入，那它就既促进了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制造业发展，却不会产生不必要的成本。通过削减或取消对盟友和友好国家征收的关税，让“朋友支持”政策真正有机会成为振兴关键产业的更广泛战略的一部分，华盛顿可以从地域多元化和进入新市场和创新中获益。

该战略的一部分必须涉及美国的补贴。这对于市场失灵的行业尤其重要，例如电池行业；中国大陆的补贴已将电池产能提升至远远超过全球总需求的水平。补贴对于易受操纵的行业也至关重要，例如矿物精炼和加工。大陆在这些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以至于它可以造成全球供应短缺或市场泛滥，迫使外国公司破产。美国政府已经成功地利用补贴来吸引私人投资。近年来，美国向半导体制造商提供的数十亿美元的贷款和拨款扩大了美国的产能，这将减少美国对集中在台湾的制造业的依赖。在7月与美国稀土公司MP Materials签署的一项协议中，美国政府为美国开采的稀土设定了价格下限，该公司承诺建造一座工厂，用稀土生产磁铁。该工厂将于2028年投产，届时将减少美国对大陆的依赖。

未来的支出应侧重于启动关键生产，并打造长期商业可行的企业。华盛顿应该利用补贴来使关键行业的供应商及其来源地多样化，并增加从友好国家获取技术和创新的机会，而不应仅限于补贴美国公司或美国本土企业。加强关键矿产的国际供应链，应https://blog.wenxuecity.com/blog/blogctl.php?act=articleAdd#editor首先努力恢复并投入实实在在的资金支持“矿产安全伙伴关系”（Minerals Security Partnership）。该伙伴关系于2022年成立，汇集了十多个美国盟友和合作伙伴，以促进跨境矿产项目。国会还应通过《关键矿产安全法案》，该法案将指示美国政府与盟友合作，共同开采、精炼、加工和回收重要的国防物资。同样，美国应该维护与盟友（例如AUKUS）达成的现有协议，共同生产武器和国防设备，并寻求类似的新协议（下图 Army Recognition/PW Onlyias）。

向其他国家开放资金并不一定以牺牲美国公司和承包商的利益为代价。与欧盟谈判达成正式安全协议将使美国承包商有资格竞标欧洲新国防基金提供的公共合同。与其他盟友达成的协议可以为美国国防承包商带来类似的机会，而确保互操作性的技术协议可以为美国供应商打开大门，使其能够与外国军队签订维护合同，并供应未来的平台附加组件。共同建设美国国防工业基地和盟国国防工业基地，使它们相互补充而非竞争，不仅有助于美国及其盟友更好地协调军队，还能带来商业利益。

美国需要安全的供应链，为此，它需要鼓励与其信赖的国家开展跨境制造，而非一刀切地征收关税，导致国内价格上涨、外国合作伙伴流失。将美国与全球贸易隔离会导致通胀加剧、创新和增长放缓，从而导致美国制造商难以争夺全球消费者，最终使美国财富缩水。保护主义的安全成本同样可怕。随着外国合同的破裂以及他国愿意为地缘政治安全而下注美国的海外竞争对手，美国国防供应商将失去许多现有的市场优势。美国国防工业的萎缩不仅会给经济带来打击，还会削弱美国部署和装备世界一流军队的能力。在川普政府的如意算盘中，打造“美国堡垒”或许能保护美国财富，增强国防实力。但实际上，抛弃美国的合作伙伴只会削弱其力量源泉。

* 本文主要内容源于香农·K·奥尼尔（Shannon K. O’Neil）发表的《The New supply chain insecurity》一文。奥尼尔现为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副总裁、研究主任兼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莫里斯·R·格林伯格（Maurice R. Greenberg Chair）主席。她著有《全球化神话：地区为何重要》（The Globalization Myth: Why Regions Matter）一书。

参考资料 

O’Nell, S. K. (2025). The New supply chain insecurity. FOREIGN AFFAIRS. 链接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new-supply-chain-insecurity-shannon-one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