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我作为外校旁听生，采访过复旦大学大名鼎鼎的俞吾金教授。斯人已逝十年有余矣，尘封的记忆一旦打开，依然是那么鲜活。
1993年，复旦大学的辩论队在新加坡举办的“国际大专辩论会”上力克群雄，拔得头筹，领队兼教练就是哲学系的俞吾金教授。因为中央电视台全程播放，辩手们声名鹊起，在上海的大专院校所到之处如明星般耀眼。而随后复旦出版社趁热打铁，推出了《狮城舌战》一书，成了风靡全国的畅销书。从书中我读到了俞吾金教授的总结与心得，感觉受益匪浅。
因为特殊的历史原因，我当时在上海外国语大学，而不是复旦大学，就读新闻专业，但是”复旦新闻馆，天下记者家“的说法一直深深吸引着我，早就决定要报考复旦大学的研究生。
机缘凑巧，我有一位中学学长在复旦就读，属于”消息灵通人士”。春季学期开始，我从他那儿得知了俞教授将要开一门“新儒家思想”的选修课。作为外校学生，我是没有资格修课的，但复旦从来有敞开大门的传统。我和同寝室的闺蜜觉得闻名不如一见，不妨试试去蹭课听。
记得那门课在复旦第四教学楼的一个教室里进行，我和闺蜜提前了大约十分钟赶到，眼前的景象让我们大吃一惊。只见里三层外三层，学生们围得水泄不通，教室里人声鼎沸。不仅门口堵住，连窗框上都坐满了人，可见和我们一样有名人情结的仰慕者不少。幸好我的学长给我们事先占了座位，我们才能连声道歉，一路杀进重围。
这样的情形可能俞吾金教授自己都没有预料到，不过他毕竟是见过大阵仗的舌战“主帅”，以不变应万变，谈起了“中国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很快，大家安静下来，心情随着梁漱溟的命运起伏。我那时把哲学看得很高深，觉得有许多地方似懂非懂，连忙记笔记，以后可以慢慢查参考书。课间休息，我会看看俞吾金教授，他看上去谦和敦厚，没有架子，对于学生的问题有问必答，是一位诚挚君子的模样。
这门课时长一个学期，冬去春来，我们学到了新儒家的三代四群，也了解了他们博大精深的学术的一些皮毛。不过，这门课的听课者从门庭若市开始，慢慢在减少，最后偌大一个大教室都快要坐不满了。最大的原因自然是很多学生是慕名而来，瞻仰完毕就打道回府了。他们其实对于这门课没有太大的兴趣。另一个原因是有很多新儒家的著作，如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仰之弥高”，需要花功夫去读，一些人也打了退堂鼓。而俞吾金教授的讲课风格也不同于复旦辩手们的大启大阖，激情四溢，他的思维很周密，表述很严谨，侧重于开发心智，启发思维。他从来不点名，也没有作业，只要学期末交一篇论文。
一个学期的课程结束，在夏至未至时，我本校的新闻采访课有一个作业，人物专访。我怀着惴惴地心情在一节课后提出能不能请俞吾金教授拨冗接受我短暂的采访。我声明自己只是一个外校学生，不是正式记者，出乎我意料，俞教授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
在最后一门课后，我面对面和俞教授交谈了大约半个小时，而闺蜜给我们拍下的旧照我至今珍藏着。当时，他说的很多话我都未必能领会，而如今年久日长，我更是只记得吉光片羽。有两个问题的回答我印象很深刻。记得我请教他，我将来以英语为主报道新闻的话，学习新儒家思想乃至哲学是否有意义。俞教授语重心长地勉励我和闺蜜，哲学非无用之学，有一定的哲学修养是事业的基础。而他也提到了与他交往甚密的哈佛教授杜维明等最新一代儒家，他们都借鉴了西方的学术，以英语著述。还有一个问题是我困惑不解的，即把曾经“评法批儒”的冯友兰归于新儒家是否有点勉强。而俞吾金教授很耐心地解释了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怎样客观地看待一个人地复杂性。我记得很清楚的是他说冯友兰的所思所为和儒家的入世精神并不矛盾——我想这大概是他忠厚的微哂吧。
这次采访我写了一篇英语的人物专访作为作业，可惜因为课程结束，我又面皮比较薄，不敢去复旦哲学系再次占用俞吾金教授宝贵的时间，将这篇我觉得写得不错的作业呈给他。过了两年，我成为了复旦新闻系的硕士研究生，常常又有机会聆听俞教授的讲座和座谈，但是他当然已经不记得我了。
如今回想起来，非常有意思的是俞吾金教授虽然在大多数人们心中是1993年”狮城舌战“的总指挥，但他其实并不是巧言善辩之人，他的人格魅力倒更像是”春风拂面，细雨润物“，让人久久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