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名：限期三天侦破的涉外抢劫案
本文转载自《逐木鸟》“尘封档案”系列
一、使馆被劫
1950年9月4日，北京中南海。
上午9时许，政务院总理办公室里，周恩来正坐在桌前批阅几份紧急公文。门口传来一阵轻微的脚步声，在长期从事地下工作中养成机警过人习惯的周恩来听出那是值班秘书，头也不抬地说：“这就好，叫车开过来吧。”
这天，周恩来要去中共北京市委参加“建国一周年庆典方案审查会”，会议是9点半开，按照周恩来的习惯，总是要提前到达会场，秘书已经提醒过两次了，但总理必须批完手头那几份急件后才能离开。现在，周恩来以为是秘书第三次来催促了。但是，秘书并不是来催促的，而是向总理汇报一个刚接到的电话报告：“刚才接到公安部的电话，说昨天晚上南京发生了一起抢劫案，前埃及驻华使馆遭到抢劫，代办阿巴提身负重伤。”
“哦！”周恩来两道浓眉一耸，马上放下手里正在看的文件，伸手接过电话记录，匆匆看了两遍，略一沉思，缓缓开口道：“这个案件对于新中国和埃及以及中东地区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具有重大影响，我们必须从政治上高度予以重视。你给南京方面打个电话，让公安机关立即严查，限三天破案！”
这是一起怎么样的抢劫案？让我们把时间往回推移10小时——
南京市有条北京西路，门牌编号为59号的那幢花园洋房，就是前埃及驻中国大使馆。一年多前，国民党政府败逃后，该使馆保持原封不动，并未像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馆那样跟着去了台湾。但是，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埃及政府也并没有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不过原大使馆也没有撤离，还是待在原地。馆内留下了代办阿巴提和他的夫人阿芙萝、一名秘书，另外，原先雇佣的中国管事、花匠和女佣三人也还在。
1950年9月3日晚上，管事陈万钟、花匠黄启府和女佣顾妈三人坐在花园里纳凉聊天儿，不知不觉就到了11点钟。忽听围墙那边传来轻微的声响，陈万钟下意识地吆喝了一声：“谁？”
围墙那里没有反应，两人放心不下，一起过去看了看，没发现什么，于是也没当回事，便各自回房去了。其实，此刻西侧的围墙下，确实蹲着三个人，只不过因为在外面，陈万钟两人没看见而已。那是三个男子，一高一矮一中等个子，身穿长袖衬衫、长裤，脸上蒙着用褐色府绸缝制的大口罩。刚才的声响，是其中的一位踩着同伴的肩趴到墙头上去往里面窥察时所发出的。现在，他们听见陈万钟、黄启府已经离开花园了，便攀墙而入，直奔花匠黄启府所住的那间小屋。
黄启府此刻已经躺在床上了，因为天热，他向来是不关门的，他刚要关灯时，外面传来了一阵轻轻的脚步声。直到此时，黄启府还没有料到危险正在逼近，他只道是代办或者秘书晚上睡不着了到花园里来转转，这种情况是经常有的。但是，他马上听出那不是一个人的脚步声，顿时警觉起来，寻思刚才纳凉时听到的声响难道正意味着危险？
还没等黄启府往下想时，已有一高一矮两条人影闪了进来，一个持短枪，一个拿着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凶神恶煞般地对着黄启府低声喝道：“不许吭声，老老实实躺着别动！”
二、只图钱财
黄启府莳弄花草是一把好手，可是从没见过这般阵势，当吓得目瞪口呆了，愣了一愣只有“唔唔”着点头的份儿。
就在这时，门外又传来了脚步声。那是管事陈万钟，原来他是个精细人，回到房间还在想着刚才纳凉时的围墙上的奇怪声响，越想越不放心，便到花园里来看看，想关照黄启府一声，让他晚上睡觉时警觉点。不料，陈万钟刚走到花匠住的小屋门前时，就被从黑暗中跃出的一个人一把揪住，只觉得后腰间顶上了一个硬硬的物件，身子骨就软了下来，说话也不利索了：“这……这……”
门外那家伙把陈万钟推进小屋，转身出去继续望风。屋里，拿枪的高个子命令陈万钟蹲在黄启府的床前，双手抱头，跟黄启府一样闭上眼睛。
高个子喝问道：“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吗？”
“不……清楚……”
“他妈的，哆哆嗦嗦干什么，只要老实照我们的意图办，连毫毛都不会动你一根的！”
陈万钟定定神，大着胆子道：“不知道诸位是何方好汉？”
“告诉你吧，我们从台湾来，是来执行特别任务的。你不要害怕，任务已经完成了，与你这里没有关系。我们今晚光顾贵处，是要借一点回台湾的路费。你说，保险箱放在什么地方？”
“先生，这个兄弟是不知道的，我……”
对方打断道：“别他妈的敬酒不吃吃罚酒！老子不弄清你这条河的深浅，就敢来趟这浑水了？你姓陈，叫陈万钟，是这里的管事；这老小子姓黄，叫黄启府，是花匠；还有一个佣人叫顾妈的，住在那边房间，是不是？老子说错了没有？”
另一个家伙叫道：“快说，保险箱放在哪里？”
“我真的不知道。”
陈万钟的话音未落，身上已经挨了一脚，痛得直皱眉头，却不敢吭一声。
“尝到滋味了吗？你不知道？就算你不知道。现在，你听着，要你做一件事，这件事你一定能做的——跟我们一起去那埃及代办楼上，就说埃及有一份急电来，把他叫起来，就就你们的事了。”
陈万钟虽然胆小如鼠，但他是那种老派账房先生一类的好好先生，他在使馆工作多年，已经把使馆当成自己的家了，和埃及外交官员的关系也挺好的，哪肯做这种事？于是一口拒绝。
匪徒又挥枪舞刀地威吓了一阵，见没有效果，于是就把陈万钟、黄启府两人绑了起来，口中堵上毛巾，推往顾妈住的也就是代办住的那幢楼。顾妈的房门关着，但由于天热，窗却开着了，一个匪徒绕到后面，爬窗而入。顾妈已经睡着了，听见声音，还没做出反应，就已被制服了。顾妈也是使馆的老人了，一看陈万钟、黄启府那副模样，就知道两人没有遵照匪徒的意思办，当下也是一口回绝。匪徒几经威胁无效，于是便用对付陈万钟、黄启府的手段对顾妈如法炮制。高个子匪徒吩咐矮个子留在现场看守陈万钟三人，冲另一个匪徒一挥手，两人便悄然踅上楼去。代办阿巴提夫妇的房间门紧闭着，匪徒企图悄悄撬开时，阿巴提惊醒了，马上喝问：
“外面是谁？”
三、动刀伤人
匪徒见事情弄拙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飞起一脚把房门踹开，两人一拥而入。
那阿巴提见势不妙，飞快地一跃而起，扑向匪徒。高个子匪徒惊慌之下，二话不说，抬手对准阿巴提就是一枪！但枪并未打响，原来是颗“瞎火”。
阿巴提身手不凡，个头又高大，当下以一敌二，赤手空拳竟把两个匪徒打得节节败退，一直退到楼下。楼下顾妈房间里看守陈万钟三人的那矮个子匪徒听见声音不对，探头往外一看，见两个同伙打不过阿巴提，当即冲出去，对准阿巴提二话不说劈胸就是一刀！
阿巴提猝不及防挨了一刀，竟自不倒，仍是顽强搏斗。矮个匪徒愣了一愣，随即便疯子似的冲阿巴提连刺几刀。慌乱之中，正和阿巴提扭斗的高个匪徒的手上也挨了一刀，痛得“哇哇”乱叫。这时，阿巴提的夫人阿芙萝已经披上外衣站在楼梯口了，见状禁不住大声尖叫起来。三个匪徒惊慌之下，也顾不上“借”钱了，仓惶逃遁。
三个匪徒逃遁后，代办夫人阿芙萝从楼上下来，扑向已经昏迷在血泊中的丈夫，一时竟也顾不上呼救，只是哭泣。对面女佣房间里绑着的那三位听见哭声，便呼叫起来，让代办夫人过去给他们松绑。阿芙萝过去给三人松了绑，陈万钟马上往本地段的阴阳营派出所打电话报案。这时，另一个埃及外交官员也被惊醒了，赶来帮着阿芙萝把阿巴提送往鼓楼医院救治。
阴阳营派出所的值班民警接到报案电话，不禁大吃一惊，他们知道虽然北京西路59号不过是前外国驻华使馆，但是案件涉及到外国人，毕竟不是小事，再说案情已经关系到人命大事了，阿巴提生死不知，于是立刻往南京市公安局治安处打电话报告。治安处闻报大惊，当即指派治安大队大队长王忠率员火速前往现场侦查。
王忠一行携带警犬驱车前往现场，使馆只有陈万钟、黄启府、顾妈三人。警察见他们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便先让暂时，待勘查完现场后再说。
现场勘查情况如下——
在楼梯上拣得匪徒在与阿巴提扭打时掉落的一只用褐色新布制作的口罩；楼梯口走廊地板上有匪徒丢下的一支已经摔坏的手电筒，还发现了3枚白色扭扣（后经辨认，确认是从匪徒所穿的衣服上掉落下来的）；在围墙上发现匪徒逃遁时留下的血手掌印一个；围墙外的地上发现一支短枪，系土造的两撅枪。
警察见围墙上有血手印，随即放出警犬嗅迹跟踪，结果在距围墙大约100米处的路上，又发现口罩一只，上面沾有血迹。继续跟踪，又走了百来米，拣得两撅枪子弹一发。到了岔道口，警犬就失去了嗅源，站在那里“汪汪”乱叫，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警察根据经验，认为匪徒是乘坐三轮车逃离了。
警犬嗅迹跟踪时，王忠大队长已经在找陈万钟三人谈话了。一会儿，警犬无功而返，这边的初步了解情况也结束了。警察就在现场开了一个简短的案情分析会，众人根据所获取的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从匪徒作案的手段和经验看来，他们自称的“从台湾来的”话语显然有假，因为台湾派来的特务都是经过特别训练的，要作这样的案子时定然干脆利索，决不会这样拖泥带水，再说使用的武器也不像。于是，初步将作案者的身份定为是一般的刑事犯罪分子——强盗。
四、三天破案
针对作案者能够准确说得出使馆内陈万钟等三人的姓名和住处，可以认定他们是了解使馆内部的情况的。从这一点考虑，侦查员认为案犯事先多半曾向熟悉使馆内部情况的人了解过使馆内部情况的。
分析到这里时，有一位侦查员提出：“这么热的天，案犯作案时竟还戴着口罩，这是不是可以认为他们生怕被陈万钟等三人认出来？也就是说，他们中的某人也许是和陈万钟等三人见过面的。”
王忠大队长以为深以为然，于是便决定再次与陈万钟等三人进行谈话。这一次是分别进行了，两名侦查员和一个当事人谈话，结果都得到了一条相同的线索：有一个名叫张铭山的人颇为可疑。
张铭山，37岁，原是南京一家酒楼的厨师，烧得一手好菜，一度曾做过使馆的厨师。一般说来，厨师都不是贪吃之人，但是这张铭山却是个例外，他的胃口极好，烧到哪里吃到哪里。在饭店、酒楼是这样，到了使馆也是如此。他的这一套，对于阿巴提代办来说，自然是不能容忍的，于是一次次地提出了警告，但这家伙却是充耳不闻，反而变本加厉地吃喝。终于，阿巴提忍无可忍，在今年4月下旬张铭山一次喝醉酒闹事后，断然把他解雇了。这个结果自然不是张铭山所愿意接受的，他于是数次到使馆来吵闹，提出要一笔为数不小的解雇费，遭到阿巴提的拒绝后，扬言要给阿巴提“一点颜色看看”。
于是，决定当即去张铭山家去查看。
凌晨3时40分，侦查员到了张铭山家。张铭山住在一个几家混居的大院子里，这种大院的院门一般是不关的。侦查员在辖区派出所民警的陪同下，悄然进入院子，来到张铭山的窗下，隔窗望进去，只见张铭山正沉沉大睡，不像刚躺下的样子。出于慎重，也为防止将这个案件闹得沸沸扬扬，满城风雨，侦查员没进去。
与此同时，另一路侦查员已经去了鼓楼医院。那阿巴提身体素质极佳，身中4刀，经抢救竟已苏醒过来，而且还能回答侦查员的问题。面对着侦查员关于张铭山是否涉嫌该案的询问，阿巴提断然否定：“决不可能是他！我以一对二与匪徒搏斗时，看清了他们的眼睛，不会是张铭山。”
那么，另一个从女佣房间里窜出来冷不防冲阿巴提行凶的家伙呢？他是不是张铭山？
这个，阿巴提不能断然否定。因为他还没来得及看清对方长得什么模样就已经挨刀子了。
侦查员从医院返回后，再次向陈万钟三人作了询问，但他们一致说看守他们的那个矮个子肯定不是张铭山（他们起初怀疑的是那个中等个子的匪徒）。
天亮后，侦查员再度去了张铭山家，经了解，张铭山昨晚并未外出。这样，罩在张铭山头上的疑点初步消除了。
这时，这个案件已上报到中共南京市委。南京市委对此非常重视，要求公安局尽快侦破该案，同时向江苏省委作了汇报。
南京市公安局也按照有关规定，将该案情况向省公安厅和北京公安部作了紧急报告。公安部接到报告后，意识到此案涉及到国际关系问题，于是立刻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作了紧急电话汇报。这样，就有了周恩来总理限期3天破案一节。
五、有人踩点
1950年9月4日上午10时许，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已经传到了南京。南京市公安局领导当即向侦查专案组作了传达，要求必须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如期侦破该案。
这时，专案组已经举行了第二次案情分析会议。根据会议所分析的情况，作了如下侦查安排：1、鉴于案犯是乘坐三轮车逃离现场的，有必要派员寻找那辆三轮车；2、现场发现的口罩是新缝制的，找到缝制口的店铺也是一条线索。王忠大队长抽调了治安大队的一批骨干力量，分头进行上述调查。但是，3小时后侦查员均无功而返。眼看案件的侦查已经没有线索了，专案组在焦急之中，再次想到了那个曾被列为怀疑对象的张铭山，寻思不知他是否可以提供什么线索。于是，便派了两名侦查员去找张铭山谈话。张铭山是南京人，又是个有点名气的厨师，算得上“见多识广”了。他对警察再次登门表示出一种明显的不满，嘟嘟哝哝地说这是没事找事，他于这桩案件绝对是没有关系的。
侦查员说：“我们来找你，并不是说认定你与这个案子有什么关系，而是想跟你聊聊，看你是否发现过什么可能与本案有关联的人或事。”
张铭山抽着侦查员给的香烟，点头道：“这话还差不多。我倒是可以给二位提供一点线索的。”
侦查员于是请他说说看。张铭山提供的线索听上去比较简单，使馆女佣顾妈的生活作风有问题，有一个相好的经常去找她，那个相好的说不定就是作案者。侦查员问：“你凭什么说顾妈的相好的有可能是作案者？”
“当然有理由呀——他是没有工作的，正缺钱花！”
这，似乎可以视为作案动机的。于是引起了侦查员的兴趣：“这个人叫什么名字？”
“这个，我可不清楚了。”
此时，该案就这么一条线索，自然要认真查一查的。不知道姓名没关系，可以从顾妈那里了解的。
王忠生怕打草惊蛇，没让直接去找顾妈，而是派侦察员化装后对顾妈进行跟踪，从顾妈身上引出那个可疑的相好的来。
当天晚上，侦查员在跟踪顾妈后，就查得了那个相好的姓名住址，那人名叫吴奇伟，住在明王巷。随即往派出所调查，查清此人，原是做药材生意的，解放后没事干了，靠做掮客混日子，没有固定收入。历史上没有劣迹，街坊邻居对他评语不错。
专案组决定还是找找吴奇伟，想当面跟他谈一谈，看是否有可疑之处。王忠向两名侦查员作了布置，让他们次日上午进行。
哪知，次日一早，吴奇伟就主动来到公安局，要求见见专案组领导，说有事情要向领导反映。这样，省得侦查员来去之劳了，吴伟伟被请了进来。
吴奇伟看上去很热情，一见面就向侦查员递上了香烟。不等侦查员开口问他来意，就主动说了起来。他所说的内容倒把侦查员暗暗闹了个激灵——
吴奇伟坦率地道明了他和顾妈的“相好”关系，他所说的情况就是跟这“相好”
有关的。8月底、9月初的那几天，他几次去使馆门口等候顾妈时，看见一个穿白色府绸的大个子老是在使馆那里绕来绕去，看上去并不像是找人的样子。这种情况，他在大约一周内看到了5次之多。因为听顾妈说使馆发生了这么一桩案子，他觉得有责任把这一节向政府报告，所以就上门来了。
六、查找伤者
侦查员下意识地感到这可能是一条有价值的线索，于是就详细询问了吴奇伟所看到的那个男子的体态容貌，一一记了下来。
当然，侦查员还是向吴奇伟了解了他本人9月3日夜间的活动情况。在接下来所作的调查中，证实吴奇伟所言属实，他没有作案时间。
这时，另一路侦查员查摸到一条线索，据一位姓杨的三轮车夫反映，他那也是三轮车夫的连襟金某，曾在9月3日晚上，在北京西路接过一茬儿生意，那是三个男子，可能与埃及大使馆抢劫案有关。（当时，使馆抢劫案已经在南京市传开了，群众中有议论。）专案组当即决定查找金某，两个侦查员终于在夫子庙前找到了正在三轮车上打盹的金某，三言两语就了解到了需要了解的情况：9月3日晚上或者9月4日凌晨，他踩着空车经过北京西路原埃及大使馆时，三个男子从后面赶了上来，拦下他的车，要他往高云岭那边去。金某一看对方，连忙摇头拒绝，说三个人他踩不动，再说干了一天活儿，想回家休息去了。其实他真正的用意是因为见对方都是凶汉，其中有人身上还有血迹，料想不会是良善之辈，生怕出事，所以不敢沾身。
三人初时一副和善口吻，见金某拒绝，马上翻脸，二话不说，亮出刀子和短枪，在金某脸前比划着。金某无奈之下，只好让他们上了车。大约往前踩了4条横马路，金某已经累得气喘吁吁，正要提出停车歇一会儿时，他们自己叫“停车”了。其中一个扔给他20000元（旧币），说必须守口如瓶，否则定然要他好看。说完后，三人急匆匆地走了。
侦查员回去向专案组领导汇报了向金某调查的情况。专案组领导综合其他情况进行了分析：使馆的围墙上有血迹，这说明三名匪徒中已经有人受了伤；坐三轮车路途提前下车，停车地点不远处又正好是一家医院，由此判断，可能是匪徒受的伤流血较多，一时止不了，所以临时决定去医院治疗了。侦查员当即赶到那家医院去调查。找到了那天晚上值夜班的外科医生，一问，果然不出所料，确实有那么两个人陪同一个受伤的高个子来包扎过。当时医院看病是不记病史的，所以医生并不知道对方姓名、住址。那位医生又找来了一个当时一起参与处理的护士。她回忆说，在她给伤员包扎时，曾听旁边一个人说过一句话：“你这几天不要再到茶馆去喝茶了，免得让熟人看见了伤口多嘴多舌地瞎问惹事。”
那伤员当时说：“旁人是不会多嘴多舌的，要么谭老板瞎问几句，他开茶馆的，话生来就多，是个百搭。”
专案组据此分析，那个受伤的匪徒是一家谭姓老板所开的茶馆的常客，他跟谭老板是熟人。专案组决定立刻派员依据这一线索在南京全城调查，务必要找到那个受伤的匪徒！
南京市公安局为了调查这一线索，一共出动了23名警察。初步一查，全南京由谭姓老板所开的茶馆共有7家。再往下查，却查不下去了——这7个谭老板中竟没有一个承认与受伤匪徒那样一个本店的常客相识的。
七、连带案件
消息报到专案组本部，领导随即做出反应：调换一个角度询问，问这天是否有常客没像往常那样来喝茶的。
那7位老板还是做了否定的回答。
7拨侦查员中共有4拨无功而返了，另外3拨不甘心，干脆坐在茶馆里喝茶，一边观察，一边寻机与茶客聊天，想摸得线索。
下午3时许，在中山路“得胜楼”喝茶的侦查员老崔和小许喝淡了一壶茶，看看没有希望摸到线索了，正待起身走，忽见门外进来了一个穿黑色香云纱的大汉，右胳膊用一条三角巾吊在胸前，左手拿着一把蒲扇，一摇三晃地上楼，在临窗的一面坐下来，招呼跑堂沏了一壶绿茶。
崔、许对视了一眼，老崔朝小许一努嘴，后者便起身下楼去找老板了。
“得胜楼”的老板名叫谭雄飞，日伪时期参加过汪伪汉奸特工机关的一期特训班，据说没有过什么实际活动，但后来日本投降后还是给国民党方面逮了进去，花了一大笔钱才弄了个“事出有因，查无实证”放了出来。解放后，人民政府让有历史问题的人自首登记时，他主动作了交待，公安局没有追究。但他是“哑巴吃汤圆——心里有数”，自己知道是软档，所以碰上公安局的人真是一帖老膏药，说什么听什么。小许找到他，问楼上那个吊三角巾的家伙是谁？他悄然上楼去看了看，下来说没见过此人。小许寻思那家伙别是不敢上住处附近的茶馆喝茶了，但坐茶馆的瘾头难消，就换一家茶馆来坐坐了？想了想，就叫谭雄飞去跟对方搭讪搭讪看，摸摸对方的底细。
谭雄飞自是遵命，上得楼去，早有一些老茶客和他打招呼、说笑话。谭雄飞有一句没一句地跟他们说着，渐渐捱到那个黑衣汉子的桌前，眼光朝对方扫了扫，露出惊异的神色，点头道：“这位客人眼生得很，想是初次光临敝店？”
那汉子望着谭雄飞：“你先生是……”
“敝人是这里的老板，姓谭，名雄飞。”
“哦，原来是谭老板，久仰。”这自然是一句客套话。谭雄飞马上吩咐跑堂重新沏上好茶，又送上4碟茶食，自己陪着同坐喝茶。对方不解其意，问是怎么回事。
谭雄飞解释说那是“得胜楼”的规矩，凡是外码头客人第一次上门，茶资一概免去，老板或者店里的人还要陪同喝茶。
谭老板告退后，向小许报告了此人的情况：他来自徐州，住在附近的亲戚家，是来南京做生意的；在徐州时也喜欢喝茶，有瘾头的，所以到了这边也来喝了；他手上的伤口，乃是生了疔疮，昨天刚开了刀。
由于此人的长相、体态很像匪徒中的那个高个子，所以侦查员对他甚感兴趣，来了个一盯到底。往派出所打了个电话，一会儿就有民警过来查询了。那汉子在点到的几个茶客中属于有疑点的，于是就被带到了派出所。侦查员随即也赶了过去，一讯问，此人果真有问题，但与使馆抢劫案无关，他是徐州地面的一个恶霸，因为当地要找他算账了，他就逃到南京来了。
从茶馆查线索的事儿基本上算是断了，幸亏专案组布置了另外力量在同时查摸吴奇伟所说的那个可疑对象，大半天查下来，竟有了收获。在核实吴奇伟的情况的同时，另一路侦查员去了北京西路59号，向陈万钟、黄启府、顾妈分别询问是否认识或者见过吴奇伟所言的那个男子。顾妈、黄启府说不认识，也记不得是否见过，只有陈万钟经过一番回忆后，用不大确切的口吻说那人好像叫高遐昌，原先当过警察。这个“原先”，是指解放前，高遐昌当过国民党首都警察厅的警察。
八、抓住不放
有了这条线索，再往下调查就不是一桩犯难事了。高遐昌32岁，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从旧军队退伍后进入国民党首都警察厅的。南京解放后，人民政府留用了他。
但高遐昌当了人民警察还是保留着旧警察的那一套，屡屡向群众敲诈勒索，终于1950年初被开除出公安队伍。
专案组便于当天下午2点多钟，派员前往高遐昌的户籍所在地对其进行秘密调查。高遐昌住在南京迈皋桥，侦查员通过派出所一了解，得知高遐昌目前属于无业，但没发现有什么违法活动。好不容易盯上这么一个角色，当然不甘心放弃，侦查员随即又驱车去了吴奇伟处，拉上吴奇伟前往派出所。让派出所派员去找高遐昌，想请吴奇伟辨认，看看他所见到的那个在原埃及大使馆门口转悠的家伙是不是此人。
但是，派出所民警却没找到高遐昌，其家人说他早在9月3日上午就去苏州了，大概在这两天回来。
9月3日上午就去苏州了？这么说来，高遐昌没有作案时间？但是，由于高遐昌在北京西路59号门口转悠的情况太可疑了，侦查员还是盯着他。于是汽车又驶向公安局，找出高遐昌的档案材料中的照片，让吴奇伟辨认。
吴奇伟看了许久，说了一句话：“看上去有点像。”专案组信心大增，马上决定立即派人去苏州，把高遐昌找回来。
9月6日上午，侦查员在经过十余个小时的查找后，终于在苏州的一家木行里找到了高遐昌。他面对着侦查员的“不期之请”连连摇头：“我在这里的事情还没有办完，怎么就回南京呢？不去！”侦查员告诉他，南京有点事情，必须要他立即回去。高遐昌态度傲慢地问：“必须回去，说得好！可是，诸位，我要是不回呢？”
“你必须立即同我们一起回去！”
“那好，你们拿副铐回南京吧！我要看看你们是如何违反公安纪律的。”这家伙好歹也在民警队伍里待过几天，知道公安纪律。侦查员没带手铐，不过“传讯证”
倒是带来了，当下就出示了，然后把高遐昌带回了南京。其时，高遐昌是专案组惟一的一个希望了。这天已经是周恩来总理所规定的期限的第二天了。因此，专案组相当重视对高遐昌的讯问，王忠大队长亲自出马主持这次讯问。高遐昌当过警察，因此对讯问这一套并不陌生，一上来就向王忠提出抗议，说警方是“以拘代侦”，无故抓人。
王忠笑道：“高遐昌，你是什么人，我们是清楚的，找你来干什么，你是清楚的。你既然当过民警，那就应当知晓共产党‘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赶快把自己的问题交待清楚吧！”
高遐昌只是反复表白自己没有干过坏事，还特别着重地提请讯问者注意一点：
他是9月3日上午离开南京的，之后一直没回过南京。说着，还出示了车票。这一着棋，看似精明，其实却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试想，一个清清白白之人，何必向警方提出这么一点，还要拿出车票来证明？高遐昌这样一来，越发显得他是有问题的。侦查员于是增加了信心。
九、凶犯落网
这一番较量，一直进行到午夜时分。高遐昌终于改变了他先前一再声称的“我没有干过坏事”的口吻，改口说他曾经敲诈过多少多少钱。侦查员马上拦断：“敲诈的事你不必交待了，我们要你交待大的问题。什么大的问题，你应当明白。”
几次三番言来语去后，高遐昌顶不住警方的政策攻心，终于吐露了真言：1950年8月中旬的一天，他与表弟张明亮、张铭山以及郜治映共4人，在玄武湖公园的茶亭策划过抢劫埃及大使馆的事。提出抢劫大使馆的是张铭山，他说大使馆的保险箱中有不少黄金、美钞，又提供了大使馆内部的情况。那天只是提了提，并没有具体说到过做不做和如何做。后来，他再也没跟那几人来往过，所以不清楚张明亮等人是否去作过案了。
此时，是1950年9月7日凌晨3时。至此，这起惊动中南海最高层的抢劫案件算是找到了打开迷宫之门的钥匙。
专案组当即向南京市公安局治安处处长洪沛霖作了汇报。洪沛霖下令：拘捕张铭山、张明亮、郜治映！不巧的是，那三人竟一时都未找到，当时还疑是走漏了风声，被他们察觉后逃之夭夭了。幸喜到了晚上，在张明亮住所处守候的侦查员终于发现张明亮回来了，于是当即拿下。随即对张明亮住所进行了搜查，搜得一双带有血迹的回力球鞋。
张明亮比他的表兄高遐昌要顽固，审讯许久，就是不肯交待罪行。后来，侦查员把高遐昌带进了审讯室。高遐昌望着张明亮，低声说了一句话：“我已经交待了。”
这句话就像一枚刺破了充足气的车胎的尖针，话音刚落，张明亮已经脸色苍白瘫倒在地上。
原来，张明亮等人在8月份于玄武湖策划抢劫前埃及大使馆后，张明亮随即进入了具体实施阶段。由张明亮牵头，通过郜治映纠集了陈学荣、俞良坤、邓其友、陈全盛等人。张明亮出于慎重，亲自去北京西路59号踩点数次，直到认为万无一失了才决定于9月3日晚上实施。这伙家伙犯下重罪后，料想公安机关不会等闲视之，不禁胆战心惊，纷纷四下逃散。侦查员当即查明了罪犯逃窜地，于9月8日凌晨将张铭山抓获。
接着，侦查员又兵分四路缉拿郜治映等犯。至9月19日，终于将上述案犯悉数捕获。
审讯中，又查明了隐藏于这起刑事案件背后的一个反动组织。原来，高遐昌于1950年5月上旬，纠集李善修等数人成立了一个叫“中国人民反共抗俄救国会”
的反动组织，准备与台湾取得联系，但未联系上。这次抢劫前埃及大使馆的目的是为这个反动组织筹集活动经费。公安局当即将李善修等人悉数逮捕。
周恩来接到案件侦破的报告后，指示外交部门向阿巴提通报情况。阿巴提向埃及政府作了如实报告。埃及政府对中国政府在处理这件事上所表现出的诚意非常感谢，由此也对新中国有了初步了解，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上，由原先的中立立场转变为支持立场。不久，埃及总理大臣在联合国的辩论大会上，投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赞成票，这一举动，还影响了其他一些国家。
《尘封档案》拾遗之169：涉外抢劫案
信笔由墨 (2026-01-17 11:55:10) 评论 (1)又名：限期三天侦破的涉外抢劫案
本文转载自《逐木鸟》“尘封档案”系列
一、使馆被劫
1950年9月4日，北京中南海。
上午9时许，政务院总理办公室里，周恩来正坐在桌前批阅几份紧急公文。门口传来一阵轻微的脚步声，在长期从事地下工作中养成机警过人习惯的周恩来听出那是值班秘书，头也不抬地说：“这就好，叫车开过来吧。”
这天，周恩来要去中共北京市委参加“建国一周年庆典方案审查会”，会议是9点半开，按照周恩来的习惯，总是要提前到达会场，秘书已经提醒过两次了，但总理必须批完手头那几份急件后才能离开。现在，周恩来以为是秘书第三次来催促了。但是，秘书并不是来催促的，而是向总理汇报一个刚接到的电话报告：“刚才接到公安部的电话，说昨天晚上南京发生了一起抢劫案，前埃及驻华使馆遭到抢劫，代办阿巴提身负重伤。”
“哦！”周恩来两道浓眉一耸，马上放下手里正在看的文件，伸手接过电话记录，匆匆看了两遍，略一沉思，缓缓开口道：“这个案件对于新中国和埃及以及中东地区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具有重大影响，我们必须从政治上高度予以重视。你给南京方面打个电话，让公安机关立即严查，限三天破案！”
这是一起怎么样的抢劫案？让我们把时间往回推移10小时——
南京市有条北京西路，门牌编号为59号的那幢花园洋房，就是前埃及驻中国大使馆。一年多前，国民党政府败逃后，该使馆保持原封不动，并未像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馆那样跟着去了台湾。但是，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埃及政府也并没有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不过原大使馆也没有撤离，还是待在原地。馆内留下了代办阿巴提和他的夫人阿芙萝、一名秘书，另外，原先雇佣的中国管事、花匠和女佣三人也还在。
1950年9月3日晚上，管事陈万钟、花匠黄启府和女佣顾妈三人坐在花园里纳凉聊天儿，不知不觉就到了11点钟。忽听围墙那边传来轻微的声响，陈万钟下意识地吆喝了一声：“谁？”
围墙那里没有反应，两人放心不下，一起过去看了看，没发现什么，于是也没当回事，便各自回房去了。其实，此刻西侧的围墙下，确实蹲着三个人，只不过因为在外面，陈万钟两人没看见而已。那是三个男子，一高一矮一中等个子，身穿长袖衬衫、长裤，脸上蒙着用褐色府绸缝制的大口罩。刚才的声响，是其中的一位踩着同伴的肩趴到墙头上去往里面窥察时所发出的。现在，他们听见陈万钟、黄启府已经离开花园了，便攀墙而入，直奔花匠黄启府所住的那间小屋。
黄启府此刻已经躺在床上了，因为天热，他向来是不关门的，他刚要关灯时，外面传来了一阵轻轻的脚步声。直到此时，黄启府还没有料到危险正在逼近，他只道是代办或者秘书晚上睡不着了到花园里来转转，这种情况是经常有的。但是，他马上听出那不是一个人的脚步声，顿时警觉起来，寻思刚才纳凉时听到的声响难道正意味着危险？
还没等黄启府往下想时，已有一高一矮两条人影闪了进来，一个持短枪，一个拿着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凶神恶煞般地对着黄启府低声喝道：“不许吭声，老老实实躺着别动！”
二、只图钱财
黄启府莳弄花草是一把好手，可是从没见过这般阵势，当吓得目瞪口呆了，愣了一愣只有“唔唔”着点头的份儿。
就在这时，门外又传来了脚步声。那是管事陈万钟，原来他是个精细人，回到房间还在想着刚才纳凉时的围墙上的奇怪声响，越想越不放心，便到花园里来看看，想关照黄启府一声，让他晚上睡觉时警觉点。不料，陈万钟刚走到花匠住的小屋门前时，就被从黑暗中跃出的一个人一把揪住，只觉得后腰间顶上了一个硬硬的物件，身子骨就软了下来，说话也不利索了：“这……这……”
门外那家伙把陈万钟推进小屋，转身出去继续望风。屋里，拿枪的高个子命令陈万钟蹲在黄启府的床前，双手抱头，跟黄启府一样闭上眼睛。
高个子喝问道：“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吗？”
“不……清楚……”
“他妈的，哆哆嗦嗦干什么，只要老实照我们的意图办，连毫毛都不会动你一根的！”
陈万钟定定神，大着胆子道：“不知道诸位是何方好汉？”
“告诉你吧，我们从台湾来，是来执行特别任务的。你不要害怕，任务已经完成了，与你这里没有关系。我们今晚光顾贵处，是要借一点回台湾的路费。你说，保险箱放在什么地方？”
“先生，这个兄弟是不知道的，我……”
对方打断道：“别他妈的敬酒不吃吃罚酒！老子不弄清你这条河的深浅，就敢来趟这浑水了？你姓陈，叫陈万钟，是这里的管事；这老小子姓黄，叫黄启府，是花匠；还有一个佣人叫顾妈的，住在那边房间，是不是？老子说错了没有？”
另一个家伙叫道：“快说，保险箱放在哪里？”
“我真的不知道。”
陈万钟的话音未落，身上已经挨了一脚，痛得直皱眉头，却不敢吭一声。
“尝到滋味了吗？你不知道？就算你不知道。现在，你听着，要你做一件事，这件事你一定能做的——跟我们一起去那埃及代办楼上，就说埃及有一份急电来，把他叫起来，就就你们的事了。”
陈万钟虽然胆小如鼠，但他是那种老派账房先生一类的好好先生，他在使馆工作多年，已经把使馆当成自己的家了，和埃及外交官员的关系也挺好的，哪肯做这种事？于是一口拒绝。
匪徒又挥枪舞刀地威吓了一阵，见没有效果，于是就把陈万钟、黄启府两人绑了起来，口中堵上毛巾，推往顾妈住的也就是代办住的那幢楼。顾妈的房门关着，但由于天热，窗却开着了，一个匪徒绕到后面，爬窗而入。顾妈已经睡着了，听见声音，还没做出反应，就已被制服了。顾妈也是使馆的老人了，一看陈万钟、黄启府那副模样，就知道两人没有遵照匪徒的意思办，当下也是一口回绝。匪徒几经威胁无效，于是便用对付陈万钟、黄启府的手段对顾妈如法炮制。高个子匪徒吩咐矮个子留在现场看守陈万钟三人，冲另一个匪徒一挥手，两人便悄然踅上楼去。代办阿巴提夫妇的房间门紧闭着，匪徒企图悄悄撬开时，阿巴提惊醒了，马上喝问：
“外面是谁？”
三、动刀伤人
匪徒见事情弄拙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飞起一脚把房门踹开，两人一拥而入。
那阿巴提见势不妙，飞快地一跃而起，扑向匪徒。高个子匪徒惊慌之下，二话不说，抬手对准阿巴提就是一枪！但枪并未打响，原来是颗“瞎火”。
阿巴提身手不凡，个头又高大，当下以一敌二，赤手空拳竟把两个匪徒打得节节败退，一直退到楼下。楼下顾妈房间里看守陈万钟三人的那矮个子匪徒听见声音不对，探头往外一看，见两个同伙打不过阿巴提，当即冲出去，对准阿巴提二话不说劈胸就是一刀！
阿巴提猝不及防挨了一刀，竟自不倒，仍是顽强搏斗。矮个匪徒愣了一愣，随即便疯子似的冲阿巴提连刺几刀。慌乱之中，正和阿巴提扭斗的高个匪徒的手上也挨了一刀，痛得“哇哇”乱叫。这时，阿巴提的夫人阿芙萝已经披上外衣站在楼梯口了，见状禁不住大声尖叫起来。三个匪徒惊慌之下，也顾不上“借”钱了，仓惶逃遁。
三个匪徒逃遁后，代办夫人阿芙萝从楼上下来，扑向已经昏迷在血泊中的丈夫，一时竟也顾不上呼救，只是哭泣。对面女佣房间里绑着的那三位听见哭声，便呼叫起来，让代办夫人过去给他们松绑。阿芙萝过去给三人松了绑，陈万钟马上往本地段的阴阳营派出所打电话报案。这时，另一个埃及外交官员也被惊醒了，赶来帮着阿芙萝把阿巴提送往鼓楼医院救治。
阴阳营派出所的值班民警接到报案电话，不禁大吃一惊，他们知道虽然北京西路59号不过是前外国驻华使馆，但是案件涉及到外国人，毕竟不是小事，再说案情已经关系到人命大事了，阿巴提生死不知，于是立刻往南京市公安局治安处打电话报告。治安处闻报大惊，当即指派治安大队大队长王忠率员火速前往现场侦查。
王忠一行携带警犬驱车前往现场，使馆只有陈万钟、黄启府、顾妈三人。警察见他们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便先让暂时，待勘查完现场后再说。
现场勘查情况如下——
在楼梯上拣得匪徒在与阿巴提扭打时掉落的一只用褐色新布制作的口罩；楼梯口走廊地板上有匪徒丢下的一支已经摔坏的手电筒，还发现了3枚白色扭扣（后经辨认，确认是从匪徒所穿的衣服上掉落下来的）；在围墙上发现匪徒逃遁时留下的血手掌印一个；围墙外的地上发现一支短枪，系土造的两撅枪。
警察见围墙上有血手印，随即放出警犬嗅迹跟踪，结果在距围墙大约100米处的路上，又发现口罩一只，上面沾有血迹。继续跟踪，又走了百来米，拣得两撅枪子弹一发。到了岔道口，警犬就失去了嗅源，站在那里“汪汪”乱叫，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警察根据经验，认为匪徒是乘坐三轮车逃离了。
警犬嗅迹跟踪时，王忠大队长已经在找陈万钟三人谈话了。一会儿，警犬无功而返，这边的初步了解情况也结束了。警察就在现场开了一个简短的案情分析会，众人根据所获取的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从匪徒作案的手段和经验看来，他们自称的“从台湾来的”话语显然有假，因为台湾派来的特务都是经过特别训练的，要作这样的案子时定然干脆利索，决不会这样拖泥带水，再说使用的武器也不像。于是，初步将作案者的身份定为是一般的刑事犯罪分子——强盗。
四、三天破案
针对作案者能够准确说得出使馆内陈万钟等三人的姓名和住处，可以认定他们是了解使馆内部的情况的。从这一点考虑，侦查员认为案犯事先多半曾向熟悉使馆内部情况的人了解过使馆内部情况的。
分析到这里时，有一位侦查员提出：“这么热的天，案犯作案时竟还戴着口罩，这是不是可以认为他们生怕被陈万钟等三人认出来？也就是说，他们中的某人也许是和陈万钟等三人见过面的。”
王忠大队长以为深以为然，于是便决定再次与陈万钟等三人进行谈话。这一次是分别进行了，两名侦查员和一个当事人谈话，结果都得到了一条相同的线索：有一个名叫张铭山的人颇为可疑。
张铭山，37岁，原是南京一家酒楼的厨师，烧得一手好菜，一度曾做过使馆的厨师。一般说来，厨师都不是贪吃之人，但是这张铭山却是个例外，他的胃口极好，烧到哪里吃到哪里。在饭店、酒楼是这样，到了使馆也是如此。他的这一套，对于阿巴提代办来说，自然是不能容忍的，于是一次次地提出了警告，但这家伙却是充耳不闻，反而变本加厉地吃喝。终于，阿巴提忍无可忍，在今年4月下旬张铭山一次喝醉酒闹事后，断然把他解雇了。这个结果自然不是张铭山所愿意接受的，他于是数次到使馆来吵闹，提出要一笔为数不小的解雇费，遭到阿巴提的拒绝后，扬言要给阿巴提“一点颜色看看”。
于是，决定当即去张铭山家去查看。
凌晨3时40分，侦查员到了张铭山家。张铭山住在一个几家混居的大院子里，这种大院的院门一般是不关的。侦查员在辖区派出所民警的陪同下，悄然进入院子，来到张铭山的窗下，隔窗望进去，只见张铭山正沉沉大睡，不像刚躺下的样子。出于慎重，也为防止将这个案件闹得沸沸扬扬，满城风雨，侦查员没进去。
与此同时，另一路侦查员已经去了鼓楼医院。那阿巴提身体素质极佳，身中4刀，经抢救竟已苏醒过来，而且还能回答侦查员的问题。面对着侦查员关于张铭山是否涉嫌该案的询问，阿巴提断然否定：“决不可能是他！我以一对二与匪徒搏斗时，看清了他们的眼睛，不会是张铭山。”
那么，另一个从女佣房间里窜出来冷不防冲阿巴提行凶的家伙呢？他是不是张铭山？
这个，阿巴提不能断然否定。因为他还没来得及看清对方长得什么模样就已经挨刀子了。
侦查员从医院返回后，再次向陈万钟三人作了询问，但他们一致说看守他们的那个矮个子肯定不是张铭山（他们起初怀疑的是那个中等个子的匪徒）。
天亮后，侦查员再度去了张铭山家，经了解，张铭山昨晚并未外出。这样，罩在张铭山头上的疑点初步消除了。
这时，这个案件已上报到中共南京市委。南京市委对此非常重视，要求公安局尽快侦破该案，同时向江苏省委作了汇报。
南京市公安局也按照有关规定，将该案情况向省公安厅和北京公安部作了紧急报告。公安部接到报告后，意识到此案涉及到国际关系问题，于是立刻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作了紧急电话汇报。这样，就有了周恩来总理限期3天破案一节。
五、有人踩点
1950年9月4日上午10时许，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已经传到了南京。南京市公安局领导当即向侦查专案组作了传达，要求必须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如期侦破该案。
这时，专案组已经举行了第二次案情分析会议。根据会议所分析的情况，作了如下侦查安排：1、鉴于案犯是乘坐三轮车逃离现场的，有必要派员寻找那辆三轮车；2、现场发现的口罩是新缝制的，找到缝制口的店铺也是一条线索。王忠大队长抽调了治安大队的一批骨干力量，分头进行上述调查。但是，3小时后侦查员均无功而返。眼看案件的侦查已经没有线索了，专案组在焦急之中，再次想到了那个曾被列为怀疑对象的张铭山，寻思不知他是否可以提供什么线索。于是，便派了两名侦查员去找张铭山谈话。张铭山是南京人，又是个有点名气的厨师，算得上“见多识广”了。他对警察再次登门表示出一种明显的不满，嘟嘟哝哝地说这是没事找事，他于这桩案件绝对是没有关系的。
侦查员说：“我们来找你，并不是说认定你与这个案子有什么关系，而是想跟你聊聊，看你是否发现过什么可能与本案有关联的人或事。”
张铭山抽着侦查员给的香烟，点头道：“这话还差不多。我倒是可以给二位提供一点线索的。”
侦查员于是请他说说看。张铭山提供的线索听上去比较简单，使馆女佣顾妈的生活作风有问题，有一个相好的经常去找她，那个相好的说不定就是作案者。侦查员问：“你凭什么说顾妈的相好的有可能是作案者？”
“当然有理由呀——他是没有工作的，正缺钱花！”
这，似乎可以视为作案动机的。于是引起了侦查员的兴趣：“这个人叫什么名字？”
“这个，我可不清楚了。”
此时，该案就这么一条线索，自然要认真查一查的。不知道姓名没关系，可以从顾妈那里了解的。
王忠生怕打草惊蛇，没让直接去找顾妈，而是派侦察员化装后对顾妈进行跟踪，从顾妈身上引出那个可疑的相好的来。
当天晚上，侦查员在跟踪顾妈后，就查得了那个相好的姓名住址，那人名叫吴奇伟，住在明王巷。随即往派出所调查，查清此人，原是做药材生意的，解放后没事干了，靠做掮客混日子，没有固定收入。历史上没有劣迹，街坊邻居对他评语不错。
专案组决定还是找找吴奇伟，想当面跟他谈一谈，看是否有可疑之处。王忠向两名侦查员作了布置，让他们次日上午进行。
哪知，次日一早，吴奇伟就主动来到公安局，要求见见专案组领导，说有事情要向领导反映。这样，省得侦查员来去之劳了，吴伟伟被请了进来。
吴奇伟看上去很热情，一见面就向侦查员递上了香烟。不等侦查员开口问他来意，就主动说了起来。他所说的内容倒把侦查员暗暗闹了个激灵——
吴奇伟坦率地道明了他和顾妈的“相好”关系，他所说的情况就是跟这“相好”
有关的。8月底、9月初的那几天，他几次去使馆门口等候顾妈时，看见一个穿白色府绸的大个子老是在使馆那里绕来绕去，看上去并不像是找人的样子。这种情况，他在大约一周内看到了5次之多。因为听顾妈说使馆发生了这么一桩案子，他觉得有责任把这一节向政府报告，所以就上门来了。
六、查找伤者
侦查员下意识地感到这可能是一条有价值的线索，于是就详细询问了吴奇伟所看到的那个男子的体态容貌，一一记了下来。
当然，侦查员还是向吴奇伟了解了他本人9月3日夜间的活动情况。在接下来所作的调查中，证实吴奇伟所言属实，他没有作案时间。
这时，另一路侦查员查摸到一条线索，据一位姓杨的三轮车夫反映，他那也是三轮车夫的连襟金某，曾在9月3日晚上，在北京西路接过一茬儿生意，那是三个男子，可能与埃及大使馆抢劫案有关。（当时，使馆抢劫案已经在南京市传开了，群众中有议论。）专案组当即决定查找金某，两个侦查员终于在夫子庙前找到了正在三轮车上打盹的金某，三言两语就了解到了需要了解的情况：9月3日晚上或者9月4日凌晨，他踩着空车经过北京西路原埃及大使馆时，三个男子从后面赶了上来，拦下他的车，要他往高云岭那边去。金某一看对方，连忙摇头拒绝，说三个人他踩不动，再说干了一天活儿，想回家休息去了。其实他真正的用意是因为见对方都是凶汉，其中有人身上还有血迹，料想不会是良善之辈，生怕出事，所以不敢沾身。
三人初时一副和善口吻，见金某拒绝，马上翻脸，二话不说，亮出刀子和短枪，在金某脸前比划着。金某无奈之下，只好让他们上了车。大约往前踩了4条横马路，金某已经累得气喘吁吁，正要提出停车歇一会儿时，他们自己叫“停车”了。其中一个扔给他20000元（旧币），说必须守口如瓶，否则定然要他好看。说完后，三人急匆匆地走了。
侦查员回去向专案组领导汇报了向金某调查的情况。专案组领导综合其他情况进行了分析：使馆的围墙上有血迹，这说明三名匪徒中已经有人受了伤；坐三轮车路途提前下车，停车地点不远处又正好是一家医院，由此判断，可能是匪徒受的伤流血较多，一时止不了，所以临时决定去医院治疗了。侦查员当即赶到那家医院去调查。找到了那天晚上值夜班的外科医生，一问，果然不出所料，确实有那么两个人陪同一个受伤的高个子来包扎过。当时医院看病是不记病史的，所以医生并不知道对方姓名、住址。那位医生又找来了一个当时一起参与处理的护士。她回忆说，在她给伤员包扎时，曾听旁边一个人说过一句话：“你这几天不要再到茶馆去喝茶了，免得让熟人看见了伤口多嘴多舌地瞎问惹事。”
那伤员当时说：“旁人是不会多嘴多舌的，要么谭老板瞎问几句，他开茶馆的，话生来就多，是个百搭。”
专案组据此分析，那个受伤的匪徒是一家谭姓老板所开的茶馆的常客，他跟谭老板是熟人。专案组决定立刻派员依据这一线索在南京全城调查，务必要找到那个受伤的匪徒！
南京市公安局为了调查这一线索，一共出动了23名警察。初步一查，全南京由谭姓老板所开的茶馆共有7家。再往下查，却查不下去了——这7个谭老板中竟没有一个承认与受伤匪徒那样一个本店的常客相识的。
七、连带案件
消息报到专案组本部，领导随即做出反应：调换一个角度询问，问这天是否有常客没像往常那样来喝茶的。
那7位老板还是做了否定的回答。
7拨侦查员中共有4拨无功而返了，另外3拨不甘心，干脆坐在茶馆里喝茶，一边观察，一边寻机与茶客聊天，想摸得线索。
下午3时许，在中山路“得胜楼”喝茶的侦查员老崔和小许喝淡了一壶茶，看看没有希望摸到线索了，正待起身走，忽见门外进来了一个穿黑色香云纱的大汉，右胳膊用一条三角巾吊在胸前，左手拿着一把蒲扇，一摇三晃地上楼，在临窗的一面坐下来，招呼跑堂沏了一壶绿茶。
崔、许对视了一眼，老崔朝小许一努嘴，后者便起身下楼去找老板了。
“得胜楼”的老板名叫谭雄飞，日伪时期参加过汪伪汉奸特工机关的一期特训班，据说没有过什么实际活动，但后来日本投降后还是给国民党方面逮了进去，花了一大笔钱才弄了个“事出有因，查无实证”放了出来。解放后，人民政府让有历史问题的人自首登记时，他主动作了交待，公安局没有追究。但他是“哑巴吃汤圆——心里有数”，自己知道是软档，所以碰上公安局的人真是一帖老膏药，说什么听什么。小许找到他，问楼上那个吊三角巾的家伙是谁？他悄然上楼去看了看，下来说没见过此人。小许寻思那家伙别是不敢上住处附近的茶馆喝茶了，但坐茶馆的瘾头难消，就换一家茶馆来坐坐了？想了想，就叫谭雄飞去跟对方搭讪搭讪看，摸摸对方的底细。
谭雄飞自是遵命，上得楼去，早有一些老茶客和他打招呼、说笑话。谭雄飞有一句没一句地跟他们说着，渐渐捱到那个黑衣汉子的桌前，眼光朝对方扫了扫，露出惊异的神色，点头道：“这位客人眼生得很，想是初次光临敝店？”
那汉子望着谭雄飞：“你先生是……”
“敝人是这里的老板，姓谭，名雄飞。”
“哦，原来是谭老板，久仰。”这自然是一句客套话。谭雄飞马上吩咐跑堂重新沏上好茶，又送上4碟茶食，自己陪着同坐喝茶。对方不解其意，问是怎么回事。
谭雄飞解释说那是“得胜楼”的规矩，凡是外码头客人第一次上门，茶资一概免去，老板或者店里的人还要陪同喝茶。
谭老板告退后，向小许报告了此人的情况：他来自徐州，住在附近的亲戚家，是来南京做生意的；在徐州时也喜欢喝茶，有瘾头的，所以到了这边也来喝了；他手上的伤口，乃是生了疔疮，昨天刚开了刀。
由于此人的长相、体态很像匪徒中的那个高个子，所以侦查员对他甚感兴趣，来了个一盯到底。往派出所打了个电话，一会儿就有民警过来查询了。那汉子在点到的几个茶客中属于有疑点的，于是就被带到了派出所。侦查员随即也赶了过去，一讯问，此人果真有问题，但与使馆抢劫案无关，他是徐州地面的一个恶霸，因为当地要找他算账了，他就逃到南京来了。
从茶馆查线索的事儿基本上算是断了，幸亏专案组布置了另外力量在同时查摸吴奇伟所说的那个可疑对象，大半天查下来，竟有了收获。在核实吴奇伟的情况的同时，另一路侦查员去了北京西路59号，向陈万钟、黄启府、顾妈分别询问是否认识或者见过吴奇伟所言的那个男子。顾妈、黄启府说不认识，也记不得是否见过，只有陈万钟经过一番回忆后，用不大确切的口吻说那人好像叫高遐昌，原先当过警察。这个“原先”，是指解放前，高遐昌当过国民党首都警察厅的警察。
八、抓住不放
有了这条线索，再往下调查就不是一桩犯难事了。高遐昌32岁，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从旧军队退伍后进入国民党首都警察厅的。南京解放后，人民政府留用了他。
但高遐昌当了人民警察还是保留着旧警察的那一套，屡屡向群众敲诈勒索，终于1950年初被开除出公安队伍。
专案组便于当天下午2点多钟，派员前往高遐昌的户籍所在地对其进行秘密调查。高遐昌住在南京迈皋桥，侦查员通过派出所一了解，得知高遐昌目前属于无业，但没发现有什么违法活动。好不容易盯上这么一个角色，当然不甘心放弃，侦查员随即又驱车去了吴奇伟处，拉上吴奇伟前往派出所。让派出所派员去找高遐昌，想请吴奇伟辨认，看看他所见到的那个在原埃及大使馆门口转悠的家伙是不是此人。
但是，派出所民警却没找到高遐昌，其家人说他早在9月3日上午就去苏州了，大概在这两天回来。
9月3日上午就去苏州了？这么说来，高遐昌没有作案时间？但是，由于高遐昌在北京西路59号门口转悠的情况太可疑了，侦查员还是盯着他。于是汽车又驶向公安局，找出高遐昌的档案材料中的照片，让吴奇伟辨认。
吴奇伟看了许久，说了一句话：“看上去有点像。”专案组信心大增，马上决定立即派人去苏州，把高遐昌找回来。
9月6日上午，侦查员在经过十余个小时的查找后，终于在苏州的一家木行里找到了高遐昌。他面对着侦查员的“不期之请”连连摇头：“我在这里的事情还没有办完，怎么就回南京呢？不去！”侦查员告诉他，南京有点事情，必须要他立即回去。高遐昌态度傲慢地问：“必须回去，说得好！可是，诸位，我要是不回呢？”
“你必须立即同我们一起回去！”
“那好，你们拿副铐回南京吧！我要看看你们是如何违反公安纪律的。”这家伙好歹也在民警队伍里待过几天，知道公安纪律。侦查员没带手铐，不过“传讯证”
倒是带来了，当下就出示了，然后把高遐昌带回了南京。其时，高遐昌是专案组惟一的一个希望了。这天已经是周恩来总理所规定的期限的第二天了。因此，专案组相当重视对高遐昌的讯问，王忠大队长亲自出马主持这次讯问。高遐昌当过警察，因此对讯问这一套并不陌生，一上来就向王忠提出抗议，说警方是“以拘代侦”，无故抓人。
王忠笑道：“高遐昌，你是什么人，我们是清楚的，找你来干什么，你是清楚的。你既然当过民警，那就应当知晓共产党‘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赶快把自己的问题交待清楚吧！”
高遐昌只是反复表白自己没有干过坏事，还特别着重地提请讯问者注意一点：
他是9月3日上午离开南京的，之后一直没回过南京。说着，还出示了车票。这一着棋，看似精明，其实却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试想，一个清清白白之人，何必向警方提出这么一点，还要拿出车票来证明？高遐昌这样一来，越发显得他是有问题的。侦查员于是增加了信心。
九、凶犯落网
这一番较量，一直进行到午夜时分。高遐昌终于改变了他先前一再声称的“我没有干过坏事”的口吻，改口说他曾经敲诈过多少多少钱。侦查员马上拦断：“敲诈的事你不必交待了，我们要你交待大的问题。什么大的问题，你应当明白。”
几次三番言来语去后，高遐昌顶不住警方的政策攻心，终于吐露了真言：1950年8月中旬的一天，他与表弟张明亮、张铭山以及郜治映共4人，在玄武湖公园的茶亭策划过抢劫埃及大使馆的事。提出抢劫大使馆的是张铭山，他说大使馆的保险箱中有不少黄金、美钞，又提供了大使馆内部的情况。那天只是提了提，并没有具体说到过做不做和如何做。后来，他再也没跟那几人来往过，所以不清楚张明亮等人是否去作过案了。
此时，是1950年9月7日凌晨3时。至此，这起惊动中南海最高层的抢劫案件算是找到了打开迷宫之门的钥匙。
专案组当即向南京市公安局治安处处长洪沛霖作了汇报。洪沛霖下令：拘捕张铭山、张明亮、郜治映！不巧的是，那三人竟一时都未找到，当时还疑是走漏了风声，被他们察觉后逃之夭夭了。幸喜到了晚上，在张明亮住所处守候的侦查员终于发现张明亮回来了，于是当即拿下。随即对张明亮住所进行了搜查，搜得一双带有血迹的回力球鞋。
张明亮比他的表兄高遐昌要顽固，审讯许久，就是不肯交待罪行。后来，侦查员把高遐昌带进了审讯室。高遐昌望着张明亮，低声说了一句话：“我已经交待了。”
这句话就像一枚刺破了充足气的车胎的尖针，话音刚落，张明亮已经脸色苍白瘫倒在地上。
原来，张明亮等人在8月份于玄武湖策划抢劫前埃及大使馆后，张明亮随即进入了具体实施阶段。由张明亮牵头，通过郜治映纠集了陈学荣、俞良坤、邓其友、陈全盛等人。张明亮出于慎重，亲自去北京西路59号踩点数次，直到认为万无一失了才决定于9月3日晚上实施。这伙家伙犯下重罪后，料想公安机关不会等闲视之，不禁胆战心惊，纷纷四下逃散。侦查员当即查明了罪犯逃窜地，于9月8日凌晨将张铭山抓获。
接着，侦查员又兵分四路缉拿郜治映等犯。至9月19日，终于将上述案犯悉数捕获。
审讯中，又查明了隐藏于这起刑事案件背后的一个反动组织。原来，高遐昌于1950年5月上旬，纠集李善修等数人成立了一个叫“中国人民反共抗俄救国会”
的反动组织，准备与台湾取得联系，但未联系上。这次抢劫前埃及大使馆的目的是为这个反动组织筹集活动经费。公安局当即将李善修等人悉数逮捕。
周恩来接到案件侦破的报告后，指示外交部门向阿巴提通报情况。阿巴提向埃及政府作了如实报告。埃及政府对中国政府在处理这件事上所表现出的诚意非常感谢，由此也对新中国有了初步了解，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上，由原先的中立立场转变为支持立场。不久，埃及总理大臣在联合国的辩论大会上，投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赞成票，这一举动，还影响了其他一些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