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来自《Zg航拍天下》视频号的航拍格陵兰的截图，谢谢他们。川普将会刺激格陵兰的美国旅游业，不知从圣路易斯去格陵兰是否可以在冰岛转机？
欧洲为了跟美国叫板，这次象征性地向格陵兰派出了一支总共大约30人的联合部队，名义上是进行军事演习。
各国盟军的构成却颇具讽刺意味：法国派得最多，大约15人；德国紧随其后，13人；而英国则只派了区区一人。
这一数字本身就很说明问题。英国始终是美国在欧洲最亲密与最稳定的盟友，这次只派一人。既是表态，也是避险；而法德则试图展示一点欧洲战略自主的姿态，却又明显底气不足。
更具戏剧性的是，在川普的政治压力与国际现实的挤压之下，德国很快意识到继续坚持并不明智，于是只待了几天，便体面地宣布任务已经完成，随后迅速撤离，这是典型的爱面子的撤军。
紧跟美国的意大利国防部长Guido Crosetto跟我相似，公开嘲讽这是“听起来像是个笑话的开头”或像“去旅行”一样。
美国在格陵兰驻军已经接近一百年，如今在当地的常规驻军规模就有150到200人。欧洲这次三十来人的联合行动，无论从军事意义还是战略分量上看，更像是一场象征性的政治表演。
那么我们的问题来了：在这种现实对比之下，欧洲究竟想怎么玩？法国与德国，真的还有独立作战和战略博弈的能力吗？
我的直觉判断没错，格陵兰人几乎可以肯定是亚裔，很可能是中国人。丹麦人特别坏，几十年给他们的妇女强行上避孕环，害怕他们繁殖。这跟中国的计划生育没有什么区别，还带有很强的种族歧视的色彩。
更可笑的是，丹麦现在又向格陵兰人灌输欧洲腐朽的享乐思潮，让那里的亚裔也不生孩子。如果格陵兰归美国，不仅美国移民，还是那里的亚裔，他们都会更乐意生育。
因为他们拥有榜样的力量，JD Vance在今年的七月份又当爹，是个男孩，为副总统家的第四个孩子。耶鲁女生都特能生，让我们祝福他们家，以实际行动为美国贡献后代。
欧洲在面积和人口上与美国相似，但是北约长期擦我们的油。欧洲的小丑政客们还不感恩，居然还能高高在上装道德高尚。他们实在是可耻的寄生虫，法国佬和加拿大人听到了沒有？
美国纳税人几十年的无私奉献还被欧洲人骂，这实在是太不公平，谁给了法国总统马克龙这份特权？这图表还只是北约经费的巨大差别数据，如果真看北约的武器，更是绝大多数都是美国制造。
英国早就应该解散只展现寄生虫生活的皇室制度，巴黎街头穿紧身裤的优雅男士们应该去学着开战斗机，重唱马赛曲去前线。加拿大人应该自己生产电动汽车，别在美加边境为美国代工。
川普己经发出威胁，如果加拿大与中国签协议，美国对加拿大将征收100%的关税，因为加拿大可能成为中国商品的中转地。
从丹麦飞到格陵兰需要好长时间，丹麦没有能力加油，必须寻求法国帮忙去加油。在二战中，丹麦只用6个小时就向纳粹德国投降，然后加入德国入侵别国；法国则是只用42天向德军投降做亡国奴，盟军登陆诺曼底后向前行军时，沿途的法国居民还不知道是否应该欢迎美英部队。
现在俩烂兄弟开着美制F-35战机，开始秀保卫格陵兰的肌肉，真是讽刺意味极强。对待丹麦这个投降国，美国根本不需要开辟什么战场，在键盘上让F-35功能障碍就行了。
如今丹麦邻居的荷兰前首都与北约秘书长和川普似乎谈好协定，会将格陵兰让美国实质控制，可能还达不到像波多黎加获得美国公民的程度，但是美国可以无限主导格陵兰。川普问得好：“我们当年在二战后拥有格陵兰，为什么那么傻把它还给了丹麦？”。
让我们谈点历史，美国国父就是孤立主义者，长期告诫自己的国民应该远离世界的纷争。美国在1894年超过英国成为世界首富后，长期都不愿意出头。普大校长和美国总统威尔逊在法国凡尔赛提出美国参与国际事务的14条，当时在美国受到了相当的冷遇。二战中丘吉尔苦求罗斯福都无效，日本人发动珍珠港偷袭将美国彻底拖下了水。
二战结束后美国面临十字路口，密苏里出生的美国总统杜鲁门选择主导国际事务，使美国成为全球驻军的世界霸权。即使美国重回孤立主义国策，川普这一任恐怕也达不到，要看耶鲁校友和下任美国总统万斯的取舍。
欧洲早已不再是过去那个世界中心，却仍沉浸在旧日光环之中。欧洲被美国与中国从两端同时挤压，他们既没有美国的高科技、资本力量与能源战略，也不具备中国的制造能力、供应链整合与成本优势。
欧洲唯一尚存的优势，似乎只剩下对道德高地的执念，在非法移民问题上无节制地发放福利，在环保议题上不计代价地自我加码，最终却在不断消耗着自身的现实竞争力。
当然德国再衰也有贝多芬，但是凭现在的政治正确几乎不可能有卡拉扬，因为他曾经在二战中几次加入过纳粹党。
ChatGPT: “你说得对，卡拉扬（Herbert von Karajan）之所以长期饱受争议，核心原因正是他在二战时期与纳粹的关系。简单、但不回避复杂性地说几句关键事实：他确实加入过纳粹党，而且不止一次。1933 年在奥地利加入（当时奥地利尚未并入德国）。1935 年在德国再次入党。这是有档案可查的，不是传闻。
加入纳粹对他早期事业“非常有利”。他在 30 岁出头就被提拔为德国最年轻的国家级歌剧院指挥。在纳粹文化体系中迅速走红，被视为“未来的指挥明星”。很多人认为，他的政治选择明显带有强烈的功利性。战后他被短暂封禁，但很快“洗白”成功。1945 年后被禁止指挥一段时间。1950 年代迅速回归国际舞台。最终成为柏林爱乐的“音乐皇帝”，象征性人物。这也正是争议所在：他几乎没有为自己的政治选择付出长期代价。
他从未真正公开忏悔或深刻反思与福特文格勒（Furtwängler）那种“留下来保护音乐”的辩护不同，卡拉扬基本采取的是技术官僚式沉默：“我只是个音乐家，不谈政治”。音乐史对他的评价因此高度分裂。纯音乐层面：录音工业、指挥控制力、音响美学，几乎无人能绕开。道德与历史层面：机会主义、道德冷漠、与纳粹文化机器的合作。一句话总结得很冷，但很准确：卡拉扬不是纳粹意识形态的狂热信徒，但他毫不犹豫地利用了纳粹体系来完成个人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