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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回忆儿时那些恐惧的经历开始，我也开始重新打量我与父母的关系。我头一次注意到我小时候从不知道对父母亲说不。母亲认为孩子事事听话从不反驳是正常的母子关系，我在下意识里也这样认为。母亲认为我就是她的一部分、她对我的想法和行为有完全的控制。我也习惯了我就是她的一部分、她对我的想法和行为有完全的控制。母亲希望我是她永远长不大的小玩具，是她外强中干的灵魂的寄托，我以为母亲给我的是世界上最完美无缺的爱。我大概是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好学生情结：凡事当真、做事总是用力过猛 – 包括在听父母的话时。
记得在二十多岁时 – 那时我已经大学毕业 – 父母的一位朋友有一次跟我说：你继承了你父母两个人身上的优点。这话让我稍感诧异 - 我听出了这话下面的潜台词：我的父母亲身上各有缺点。现在想起来，到了二十多岁、学了那么多的书本知识，还不知道父母有缺点，说明那时他们垄断了我对生活的理解中何等的一大片空间。
荣格心理学派认为有一种 “吞噬一切的母亲 (devouring mother)”：从孩子的眼中看出去，前后左右都是母亲的巨大身影，在母亲之外并没有什么人和事存在。母亲垄断了孩子的整个世界，孩子的每一个举动都要合母亲的意，母亲看到孩子任何一点不入眼的举动都要严厉斥责。我的母亲应该属于这一类。
回忆这些事时，我注意到，在我与母亲这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关系之中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交流。弥漫于母子二人世界中的只有母亲一个人的意愿，没有我的意愿。
一直到他们进入晚年我都无法与他们进行真正有意义的交流。每听到我说生活上有任何不顺都让他们无比焦虑，所以我每次都只能说一切都好，而他们也相信我的这个小谎话。他们是善于用自己的愿望来代替现实的人。
我与母亲的关系可以用两个主要特征来形容：依赖和恐惧。孩子对母亲的依赖本来是正常的，但在一个健康的母子关系中，母亲可以让孩子对自己没那么恐惧。我的母亲很少严词批评我，我想那是因为我被训练得从不敢做任何违逆她的意愿的事。母亲的脸色只要稍有阴沉就已经足以让我胆战心惊。
我后来注意到，一个心理无法独立的人与他渴望归属的母体 – 不管是父母还是某种群体 – 之间的关系大致都有依赖和恐惧两个特征。
母亲只是在比她弱小的人面前 – 在我面前、后来当官后在她的下级面前 – 显得强大和严厉。在命运面前她似乎总是惊慌失措，比如，我小时候经常生病，每次高烧时她脸上的惊恐表情我还历历在目。而她的惊恐反过来又让我更加惊恐。
这让我想到恐惧感世代相传的一种机制：人在怯懦时，在自己的孩子面前就更容易疾言厉色，因为恐惧感让他们视野狭窄、让他们察觉不到孩子的情感需要、也察觉不到自己对孩子的身心健康负有的责任。其结果就是他们孩子在长大后跟他们一样怯懦。
后来在了解到母亲的一些身世之后，我开始注意到母亲这些性格的渊源。她从小丧父，外祖母独自将她带大。据母亲回忆，外祖母极为自律、精明强干，但内心悲苦、对她也极为严苛。有一次外祖母认为母亲做事不妥，让自己在族人面前蒙羞，便拿出一根绳子和一把刀摆在只有十岁左右的母亲面前，意为让她选择上吊或自刎。从这些故事来看，我的外祖母似乎也算得一位“吞噬一切”的母亲。
据我后来的阅读，绳子和刀是中国农村流传已久的长辈对下辈的威胁手段，所以父母亲对孩子这样的权力是得到了文化的广泛认可的。只是母亲被这样威胁时才十岁。或许是母亲小时候没有我这样谨小慎微，更喜欢做一些出格之事，迫使外祖母祭出重手？不管起因为何，我想其结果都是恐惧感成为驱使母亲后来人生方向的一个重要因素。
母亲还有另一位吞噬一切的“母亲”，那就是她那位永远伟大、光荣、正确的雇主、那个把她几乎所有的同胞都吓得瑟瑟发抖的党国体制。在她的回忆中，是党让外祖母和她吃上了饱饭、教她识字、给了她工作。她的整个生命都是党给的，她是这个巨大无比的母体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她与这个母体之间的关系也是依赖和恐惧。
母亲是在这两位吞噬一切的“母亲”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所以她一手构筑的与我的那种关系也是顺理成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