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到北京去
1966年8月18日，是一个举世瞩目的日子，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一百万名各界代表，包括各地去北京串联的学生。他穿上军装，被赠“红卫兵”袖章，说出了“要武嘛”的惊世之语，全中国为之沸腾。两天之后，我和慧洁在她家门前的马路上遇见了一个正在演讲的北京大学的学生，他说，他这次来，就是要点燃各地的革命火种，北大的学生要把这火种点遍全中国。我们围观的一大群人跟着他走到车站，在进站口，他伸出双手对大家说：“欢迎你们到北京去，到革命的中心去。”
8月23日晚上，我和刘萍、慧洁登上了直达北京的列车。我们上车时，每个车厢里都已经坐满了人，所以只能站在车厢中间的过道上。这个车厢里坐的都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大学生，听他们分析学校的运动形势，看他们满脸的自信和自豪很是让人羡慕,我们不知不觉地和他们交流起“情报”来，把我们遇到的问题向他们请教，刘萍把他们当成“先知先觉”的革命“前辈”，和他们探讨我家的成份问题，向他们讨教答案。她问他们,如果爸爸是共产党员，爷爷是地主，可是没见过爷爷，没受过爷爷的影响，那么成份是什么?他们的回答记不清了，我对刘萍说：“我的家庭什么样子，我受的教育和影响，不用问别人，我自己最清楚。”那时候，我虽然没有学过任何理论，也讲不出什么道理，可我知道，用所谓的“出身”“成份”来划分界线，剥夺人的权利，是一件多么荒谬的事情，我不能接受。这是我们在文革时期唯一的一次和外地大学生的相遇和交流。因为全国性的串联还刚刚开始，总是有突发情况，火车在唐山、廊坊停了大约十几个小时，当我们终于到达北京的时候，又是一天的傍晚了。
在走出车站口的一刻，我们看到了惊人的一幕，一群穿着旧军装，系着武装带，戴着红卫兵袖章的人正围在候车室门口，对每一个走出的人问着同一个问题：“什么成份？”回答如果是贫农、雇农就放行，我听见一个身材瘦小、旧衣旧裤的中年男人回答说：“地主。”红卫兵们不由分说，解下腰带，对着那个男人就狂抽起来，被打的人没有喊叫，没有呻吟，抱着头在地上翻滚。
我们惊呆了，不敢向前走，一步步地退了回来。我们坐在候车室的长椅上，直到夜深了，我们把带去的雨衣铺在地上，紧挨着躺在候车室的墙角，胆战心惊地度过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拷问成份的人群离开了，当我们终于走出车站的时候，满眼望到的是铺天盖地的大标语，写的是:“彻底砸烂旧世界！”“红色恐怖万岁！”“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大街上，一伙又一伙戴红袖章、着旧军装、手持武装带的红卫兵和纠察队横冲直撞，脸上满是阶级仇恨和造反有理的自信，随便抓住一个人，就问是什么成份，然后一顿乱鞭抽打。被打的人或抱头鼠窜，或痛哭失声，那裸露的胳膊、小腿被抽出道道鞭痕，打在头上，就血肉模糊，阳光照射的人行道上，柏油路上留下一块块的血污。
北京，这个我从小到大都向往的地方，所有看到它在电影、画报上的形象，都是神圣而完美的，当我第一次接触到它的时候，却充满了恐惧和胆怯。
在短短的几天里，我们一刻不停地奔走在京城文化重地：我们去清华、北大、文联、作协、团中央，只有一个目的：看大字报，抄大字报。我每天站在大字报栏前，头不抬，笔不停，五、六天的时间，带去的几个笔记本就记满了。在团中央所在地我看到了团中央书记“三胡一王”（胡耀邦、胡启立、胡克实、王伟）被按着头正在台上被揪斗的场面；在文联、作协的所在地看到了触目惊心的大标语：大流氓郭沫若…。
我抄下了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在成都会议、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武汉会议上的讲话，抄下了周恩来关于瞿秋白是“叛徒”的讲话，知道了这个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写过“多余的话”，了解红卫兵正在大砸“路线错误”者的墓碑，知道了有关“四旧”的一切正在被红卫兵“打、砸、抢、抄”，而且这一切正在继续扩大、发展到全国各地，这是文革的重要成果。
偌大的北京，我们竟然在路上迎面遇到了我们学校的红卫兵，他们是学校文革委员会统一组织来京“串联”的。那一天，他们从王府井的百货大楼购物归来，喜气洋洋，有人手里还拿着漂亮的床单和花布。
8月30日，我们回家了。因为没有带任何换洗衣服，我们已经脏得一塌糊涂了。我平生第一次去北京，全部的收获是一书包的笔记本：抄写大字报的笔记本和新买的十本十六开的笔记本，我想用它抄写四卷毛选，对，还有一枚钮扣大小的纪念章。
我们回来的第二天，8月31日，领袖第二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消息传来，我们后悔莫及：只差一天，我们却没有等待。于是我们决定，再去一次北京，一定要等待接见。
两个月后，我们又一次踏上征程，可是到了车站才发现，跟第一次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站台上、火车上挤满了去北京串联的学生，车门后面站满了人，根本无法从车门进入车厢。我们一个个艰难的从车窗爬进车厢，但没有立足之地，人和人紧紧地挤在一起，双脚不能完全着地，身体也不能移动。整整一夜，我们就这样站着，不能去厕所，也没有饭吃。车在天津停留了二十几个小时，当我们终于到达北京的时候，已经耗得精疲力竭了。
这次我们住在农业展览馆的大厅里。一个个草垫连成的地铺上，睡着几十名、上百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学生：武汉、重庆、吉林、山东、陕西。一个个口音各异，习惯不同的女孩子在这个陌生的环境里成为了一个新的集体，这里有统一的领导和管理者一军队。我们每天参加解放军组织的军训，只有一个目的：等待接见。在可以自由安排的时间里，我们马不停蹄地跑到各个高校看大字报，抄大字报，不仅去北大，清华，我们还去北航，人大、北师大、地质学院，每天乐此不疲。
11月26日，终于等到了这一天，早四点我们从住地出发，每人斜背一个统一发的军用挎包，里面装着四块烤饼，不许带头卡、带别针，由解放军带领着列队出发去西郊机场。将近中午，我们到达目的地，队伍始终排列整齐，每个人都伸着脖子，大睁双眼，直视前方。下午将近四点时，在暮色苍茫中，一列敞蓬汽车飞一样在人海中驶过，朦胧中红光一闪而过,还没来得及看清，一切就结束了。接着是长时间的欢呼、呐喊和泪流满面。我打开唯一可以携带的语录本，在第一页的领袖像下写下了这样的句子：1966年11月26日15时40分，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我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但我一声口号都没喊出来，因为那一刻，我突然失音了。
回去的路上，十个人列成一横排，手臂挽在一起，穿过人海，艰难的行进。经过五个多小时的跋涉，回到驻地。一路上，我看到一个个由踩掉的鞋子堆成的小山，一辆接一辆鸣着笛声的救护车，有多少人被踩踏，多少人受伤，不得而知。
两次去北京共在那里停留了大约30天的时间，我没有去过王府井，没有去过颐和园，也没有在天安门前留过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