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79）
（二十八）造反了！
二十一日上午，血防站小青年许震彪、叶青茂、周令全，还有在十月份被辞退的临时工许运灵，以及宣教室所属宣传队的两个小姑娘朱敏洙、周锦囡等共六个青年贴出了一张大字报，责令张宜必须向全站员工检讨执行资反路线的罪行和过去历年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尤其必须执行中央关于档案材料文件精神，销毁一切整群众的黑材料，不准复制，不准转移，彻底为运动初期受到冲击的群众平反。我看了这张大字报以后完全同意他们的观点和要求。几个月来，我一直为杨桃源的事情深深苦恼。中央文件《补充规定》下来后我一度十分高兴，以为愿望终于成真。但想不到党支部竟然拖了这么长时间仍拒不执行中央指示，还在耍花招，是可忍孰不可忍？现在有人在前面勇敢地闯路，我若仍无所表示，我也太对不起自己的良知了。尽管我也顾虑重重，但当考验来临，就如我当初写杨桃源大字报一样，我又一次下了决心，是福是祸都要跟着闯一闯。于是我找来一支毛笔，也在大字报上签了我的名字，表示我完全同意他们的观点，与他们采取统一阵线。我知道这是小卒过河，跨出了楚河汉界这一步，就再无回头可能了。但我别无选择，深知自己欠下的债，就得自己来还；即使还不了，也要让大家明白我有还债的决心。
签名以后，我立即去找许震彪，表明了我想与他们共同战斗的心意。在当时，尽管造反思潮已开始逐渐成为社会潮流，但红色恐怖仍笼罩整个社会上空，真正落实到行动，人们的顾虑还是非常大的。五七年引蛇出洞的悲惨教训对人们至今具有巨大的威慑力。我考虑到这六个青年的家庭出身都是工农或城市贫民，唯独我是资产阶级而且有海外关系。我加入他们的阵营很可能会在政治上拖累他们，让他们更容易被人攻击，因此我一度担心会被他们拒绝。但让我感动的是许震彪丝毫没有流露出嫌弃我的神情。他非但接纳了我，还告诉我他们下一步的行动打算。他们准备在二十四日召开张宜检查大会。为了肃清张宜的流毒，在张宜作检查时，他们还准备邀请各公社卫生院和血防组也派代表来参加。我看出来，在这几个人中间起领头作用的是许震彪，其次起骨干作用的是许运灵和叶青茂。许震彪在四清时我为修理理发剪一事找他帮过忙，他特地跑到工厂去将理发剪修好，让我认识到他做事踏实，待人和善、诚恳的一面，因此早就很信任他。在我加入他们的行动以后，我将起草、刻印会议通知等这些文字上的事务工作都主动地承担了起来。
作为党支部的反应，是有人迅速在血防站大门两边贴出了只准左派革命，不准右派翻天的大门联。很显然，他们是将我们的行动看成了右派翻天。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这种威胁已经吓不住我们了。
二十一日下午，许震彪、叶青茂、周令全三人将这个决定通知了张宜，责令他做好检查准备。开始，我们担心张宜会拒绝在会上作检查。不料他没有拒绝。我们正在暗暗高兴，想不到节外生枝的事情接踵而来。首先是会议场地，张宜不同意放在血防站内开。说有部分群众不同意；假如他同意了我们的要求，他就成了挑动群众斗群众。这虽然是无理的托词，而且是明目张胆的挑动群众斗群众，但我们也担心若放在血防站内开，只有食堂这一块地，一则地方太小恐怕容不下这么多人，二则后面就是食堂，人来人往多，如果有人来捣乱，我们难以控制场面，会议就开不好。因此许震彪不和他争执，准备自己到外面去联系找场地。
在我们将会议邀请书刻印好了准备下发时，许震彪为求郑重起见，要求张宜能同意在邀请书上代盖一个公章。许震彪向张宜反复说明代盖公章并不表示这个会是血防站召开的，而仅是表示我们开这个会是认真的、郑重的。因为现在私自刻印传单的很多，这个邀请书如果没有一个有公信力的东西来作证，人们不知道真假，就会影响出席率。但张宜断然拒绝，说这是你们部分群众召开的会议，代盖公章不合适。我们与之交涉再三，他又改口说另有部分群众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不同意盖公章，党支部要一碗水端平，不能亲一派疏一派。为了此事又闹到王宗明副县长那里。开始王宗明也说代盖公章不妥当，许震彪他们与之唇枪舌战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王宗明才勉强同意。但回到单位张宜仍不肯盖公章。结果再闹到县委。又是经过一番唇枪舌战，最后县委领导点头，张宜才不得不在邀请书上盖了公章。因为这个胜利，我们一鼓作气还封掉了怀疑藏有整群众黑材料的支部办公室。
二十二日一早，我们将会议邀请书寄出。因怕有人收到邀请书时间已晚，赶不上二十四日的会议，又逐个公社打电话通知。二十三日下午，当我们正在为明天的会议作最后的准备时，八月份学习十六条时成立的、但从来也没有活动过的站文革领导小组成员连燊德和王芝荣，突然跑来对我们说：根据十六条规定，文革领导小组是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所以明天批判张宜的大会应该由文革领导小组主持才合法。这是要来夺取我们对大会的主导权。面对这两个党支部派来的小丑，我们很干脆的回答他们：当初这个文革领导小组完全是党支部一手包办的。这个小组成立后从来也没有为文革做过一点事情。现在你们跑出来想要夺取会议的主导权，那是痴心妄想。我们根本就不承认你们这个所谓的领导小组！他们看我们不吃这一套，又提出明天的会议是否只让张仪检查，不搞揭发批判？我们也不答应。他们见什么目的也没有达到，只得灰溜溜地走了。
然而张宜还不死心。他又使了一招，跑来对我们说：现在也有一批群众提出要批判我，时间也定在明天上午八点。我也不能拒绝他们的要求。要不就成了亲一派、疏一派，又是挑动群众斗群众。所以这件事我也为难。你们看怎么办好？我看你们大方向是一致的，既然都是要批判我，是否可以联合起来开这个会？我们回答他：凡事都有个先来后到。开这个会我们早就通知了你，也早就做好了准备工作。现在另有一批群众提出也要开批判会，这我们不反对；但我们不同意与他们一起开。因为我们与他们在许多问题上的观点是不一致的。如果他们真的是要批判你，尽可另外安排时间。不然，那就是刻意的捣蛋。在此我们要再一次警告你：你不要再耍花招，挑动群众斗群众，不要在资反路线上滑的太远！如果你仍不肯觉悟过来，继续抵抗文化大革命，总有一天你会受到革命群众的彻底清算！
在这过程中我们一直是理直气壮地与张宜作斗争。我们也知道有很多群众站在我们背后，与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但直至二十三日晚上，血防站八、九十个员工中还没有一个人敢于公开表示支持我们。那天晚上，除了朱敏洙、周锦囡，其余我们五个人都一夜未睡，反复设想明天可能发生的事情，仔细检查明天会议的准备工作还有哪些可能的漏洞需要补上。夜深人静，食堂宿舍楼中的人都睡了，唯独楼下我们那间临时辟作聚会地点的房间，不时发出吱呀吱呀的开门关门声。十二月底的午夜，寒气逼人。这寒气既有来自然界的寒气，也有来自党支部，乃至县委、市委，层层党组织的红色恐怖。我们五个人都清楚这是在造共产党的反，一步之差，就将是万劫不复！这种肃杀的气氛让我们个个紧张、严肃、精神亢奋，准备迎战明天即将到来的战斗。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当时我的心情就有类似的味道。
二十四日上午八时，会议如期召开。为什么开会时间定得那么早？这可能是现在过惯早九晚五的人要奇怪的，所以这里附带说明一下。因为那时候一般机关、单位的作息时间都是早上七点就上班，至十一点下班；下午一点上班至五点下班。中午有二个小时休息，为的是方便大家回家煮饭、吃饭。习惯如此。会场借在聚星街上一家茶馆。此时茶馆的早茶时段刚结束，茶馆的几个职工十分帮忙，他们立刻将茶馆内的桌子都搬到门口的路边垒起来，又弄了许多长凳排在店堂里。最里边原来有一个供说书的高台和一张表演说书桌子。此时桌子上安放了一套扩音设备。高台上方还拉了一幅横幅，上书：彻底批判张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这个会场是谁去联系借来的，又是谁布置的，我一概不清楚。但看到这一些，我暗暗佩服许震彪等人的神通广大，明白另有许多人在默默支持我们。得道多助，我们并不孤单。
那天的会议各公社卫生院和血防组来的代表不少，反而本单位的群众来得不多。什么原因，我想不外乎害怕两字。怕来参加了批判会会被当权派当成我们的支持者。聚星街是县城主要的商业街，来来往往的行人很多，有的路人看到这里在开批判会，好奇之下进来听听的也不少，以至后来会场内坐满了，门口还站了不少人。在血防站的来人中有好几个是一贯反对我们的人。我们担心他们是来捣乱的。果然，当许运灵宣布大会开始，许震彪作主要发言，刚讲了几句话，一个叫陈中全的青年就从会场中跑上台来抢话筒。许运灵立即将他拦住。陈中全抢不到话筒就高声大叫，说这个会是非法的，张宜是革命的好干部，批判张宜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实行阶级报复。此时，台下另有潘阳民、张勇光等几个人也起身走向讲台，也想上台捣乱。会场的秩序顿时乱了。我正担心许震彪和许运灵他们两个人应付不了这几个人，想不到听众抗议了。好几个听众站起身来高声喝令他们滚下去！我一看，其中有几个是公社血防组的人。他们原来都是农民，身体强壮，成分又好，正是那几个捣乱者的克星。此时呵斥声此起彼伏，声势之壮让这几个小丑为之一惊。他们不敢犯众怒，只得尴尬地走下台来，复又灰溜溜地退出了会场。说起这个陈中全，他的父亲就在隔壁装卸队当搬运工，但他嫌父亲的职业丢他的脸，从不在公众面前认他；平时穿着讲究时髦，四清时被站里有些人指为修正主义苗子。驱除了这几个捣乱分子后，会场内的气氛就显得平稳了。许震彪和许运灵两人轮流发言，系统地揭发了张宜在血防站执行资反路线的罪行。他们回顾了血防站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列举了张宜执行资反路线的事实，特别是揭发、批判了张宜在中央关于档案材料的文件下达后仍拒不执行中央文件精神，继续压制群众批判资反路线的种种恶劣行径。过程中张宜被问到一些问题，当张宜的答复有推诿、抵赖之嫌时，台下的听众就自发的起哄，斥责他不老实！这种现象我认为一是公道自在人心，二是反映了当时群众造反的确已渐成风气。会议进行了二个小时，在十时左右胜利结束。
我的文革（79）
jiangshui888 (2025-12-18 15:21:40) 评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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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日上午，血防站小青年许震彪、叶青茂、周令全，还有在十月份被辞退的临时工许运灵，以及宣教室所属宣传队的两个小姑娘朱敏洙、周锦囡等共六个青年贴出了一张大字报，责令张宜必须向全站员工检讨执行资反路线的罪行和过去历年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尤其必须执行中央关于档案材料文件精神，销毁一切整群众的黑材料，不准复制，不准转移，彻底为运动初期受到冲击的群众平反。我看了这张大字报以后完全同意他们的观点和要求。几个月来，我一直为杨桃源的事情深深苦恼。中央文件《补充规定》下来后我一度十分高兴，以为愿望终于成真。但想不到党支部竟然拖了这么长时间仍拒不执行中央指示，还在耍花招，是可忍孰不可忍？现在有人在前面勇敢地闯路，我若仍无所表示，我也太对不起自己的良知了。尽管我也顾虑重重，但当考验来临，就如我当初写杨桃源大字报一样，我又一次下了决心，是福是祸都要跟着闯一闯。于是我找来一支毛笔，也在大字报上签了我的名字，表示我完全同意他们的观点，与他们采取统一阵线。我知道这是小卒过河，跨出了楚河汉界这一步，就再无回头可能了。但我别无选择，深知自己欠下的债，就得自己来还；即使还不了，也要让大家明白我有还债的决心。
签名以后，我立即去找许震彪，表明了我想与他们共同战斗的心意。在当时，尽管造反思潮已开始逐渐成为社会潮流，但红色恐怖仍笼罩整个社会上空，真正落实到行动，人们的顾虑还是非常大的。五七年引蛇出洞的悲惨教训对人们至今具有巨大的威慑力。我考虑到这六个青年的家庭出身都是工农或城市贫民，唯独我是资产阶级而且有海外关系。我加入他们的阵营很可能会在政治上拖累他们，让他们更容易被人攻击，因此我一度担心会被他们拒绝。但让我感动的是许震彪丝毫没有流露出嫌弃我的神情。他非但接纳了我，还告诉我他们下一步的行动打算。他们准备在二十四日召开张宜检查大会。为了肃清张宜的流毒，在张宜作检查时，他们还准备邀请各公社卫生院和血防组也派代表来参加。我看出来，在这几个人中间起领头作用的是许震彪，其次起骨干作用的是许运灵和叶青茂。许震彪在四清时我为修理理发剪一事找他帮过忙，他特地跑到工厂去将理发剪修好，让我认识到他做事踏实，待人和善、诚恳的一面，因此早就很信任他。在我加入他们的行动以后，我将起草、刻印会议通知等这些文字上的事务工作都主动地承担了起来。
作为党支部的反应，是有人迅速在血防站大门两边贴出了只准左派革命，不准右派翻天的大门联。很显然，他们是将我们的行动看成了右派翻天。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这种威胁已经吓不住我们了。
二十一日下午，许震彪、叶青茂、周令全三人将这个决定通知了张宜，责令他做好检查准备。开始，我们担心张宜会拒绝在会上作检查。不料他没有拒绝。我们正在暗暗高兴，想不到节外生枝的事情接踵而来。首先是会议场地，张宜不同意放在血防站内开。说有部分群众不同意；假如他同意了我们的要求，他就成了挑动群众斗群众。这虽然是无理的托词，而且是明目张胆的挑动群众斗群众，但我们也担心若放在血防站内开，只有食堂这一块地，一则地方太小恐怕容不下这么多人，二则后面就是食堂，人来人往多，如果有人来捣乱，我们难以控制场面，会议就开不好。因此许震彪不和他争执，准备自己到外面去联系找场地。
在我们将会议邀请书刻印好了准备下发时，许震彪为求郑重起见，要求张宜能同意在邀请书上代盖一个公章。许震彪向张宜反复说明代盖公章并不表示这个会是血防站召开的，而仅是表示我们开这个会是认真的、郑重的。因为现在私自刻印传单的很多，这个邀请书如果没有一个有公信力的东西来作证，人们不知道真假，就会影响出席率。但张宜断然拒绝，说这是你们部分群众召开的会议，代盖公章不合适。我们与之交涉再三，他又改口说另有部分群众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不同意盖公章，党支部要一碗水端平，不能亲一派疏一派。为了此事又闹到王宗明副县长那里。开始王宗明也说代盖公章不妥当，许震彪他们与之唇枪舌战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王宗明才勉强同意。但回到单位张宜仍不肯盖公章。结果再闹到县委。又是经过一番唇枪舌战，最后县委领导点头，张宜才不得不在邀请书上盖了公章。因为这个胜利，我们一鼓作气还封掉了怀疑藏有整群众黑材料的支部办公室。
二十二日一早，我们将会议邀请书寄出。因怕有人收到邀请书时间已晚，赶不上二十四日的会议，又逐个公社打电话通知。二十三日下午，当我们正在为明天的会议作最后的准备时，八月份学习十六条时成立的、但从来也没有活动过的站文革领导小组成员连燊德和王芝荣，突然跑来对我们说：根据十六条规定，文革领导小组是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所以明天批判张宜的大会应该由文革领导小组主持才合法。这是要来夺取我们对大会的主导权。面对这两个党支部派来的小丑，我们很干脆的回答他们：当初这个文革领导小组完全是党支部一手包办的。这个小组成立后从来也没有为文革做过一点事情。现在你们跑出来想要夺取会议的主导权，那是痴心妄想。我们根本就不承认你们这个所谓的领导小组！他们看我们不吃这一套，又提出明天的会议是否只让张仪检查，不搞揭发批判？我们也不答应。他们见什么目的也没有达到，只得灰溜溜地走了。
然而张宜还不死心。他又使了一招，跑来对我们说：现在也有一批群众提出要批判我，时间也定在明天上午八点。我也不能拒绝他们的要求。要不就成了亲一派、疏一派，又是挑动群众斗群众。所以这件事我也为难。你们看怎么办好？我看你们大方向是一致的，既然都是要批判我，是否可以联合起来开这个会？我们回答他：凡事都有个先来后到。开这个会我们早就通知了你，也早就做好了准备工作。现在另有一批群众提出也要开批判会，这我们不反对；但我们不同意与他们一起开。因为我们与他们在许多问题上的观点是不一致的。如果他们真的是要批判你，尽可另外安排时间。不然，那就是刻意的捣蛋。在此我们要再一次警告你：你不要再耍花招，挑动群众斗群众，不要在资反路线上滑的太远！如果你仍不肯觉悟过来，继续抵抗文化大革命，总有一天你会受到革命群众的彻底清算！
在这过程中我们一直是理直气壮地与张宜作斗争。我们也知道有很多群众站在我们背后，与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但直至二十三日晚上，血防站八、九十个员工中还没有一个人敢于公开表示支持我们。那天晚上，除了朱敏洙、周锦囡，其余我们五个人都一夜未睡，反复设想明天可能发生的事情，仔细检查明天会议的准备工作还有哪些可能的漏洞需要补上。夜深人静，食堂宿舍楼中的人都睡了，唯独楼下我们那间临时辟作聚会地点的房间，不时发出吱呀吱呀的开门关门声。十二月底的午夜，寒气逼人。这寒气既有来自然界的寒气，也有来自党支部，乃至县委、市委，层层党组织的红色恐怖。我们五个人都清楚这是在造共产党的反，一步之差，就将是万劫不复！这种肃杀的气氛让我们个个紧张、严肃、精神亢奋，准备迎战明天即将到来的战斗。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当时我的心情就有类似的味道。
二十四日上午八时，会议如期召开。为什么开会时间定得那么早？这可能是现在过惯早九晚五的人要奇怪的，所以这里附带说明一下。因为那时候一般机关、单位的作息时间都是早上七点就上班，至十一点下班；下午一点上班至五点下班。中午有二个小时休息，为的是方便大家回家煮饭、吃饭。习惯如此。会场借在聚星街上一家茶馆。此时茶馆的早茶时段刚结束，茶馆的几个职工十分帮忙，他们立刻将茶馆内的桌子都搬到门口的路边垒起来，又弄了许多长凳排在店堂里。最里边原来有一个供说书的高台和一张表演说书桌子。此时桌子上安放了一套扩音设备。高台上方还拉了一幅横幅，上书：彻底批判张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这个会场是谁去联系借来的，又是谁布置的，我一概不清楚。但看到这一些，我暗暗佩服许震彪等人的神通广大，明白另有许多人在默默支持我们。得道多助，我们并不孤单。
那天的会议各公社卫生院和血防组来的代表不少，反而本单位的群众来得不多。什么原因，我想不外乎害怕两字。怕来参加了批判会会被当权派当成我们的支持者。聚星街是县城主要的商业街，来来往往的行人很多，有的路人看到这里在开批判会，好奇之下进来听听的也不少，以至后来会场内坐满了，门口还站了不少人。在血防站的来人中有好几个是一贯反对我们的人。我们担心他们是来捣乱的。果然，当许运灵宣布大会开始，许震彪作主要发言，刚讲了几句话，一个叫陈中全的青年就从会场中跑上台来抢话筒。许运灵立即将他拦住。陈中全抢不到话筒就高声大叫，说这个会是非法的，张宜是革命的好干部，批判张宜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实行阶级报复。此时，台下另有潘阳民、张勇光等几个人也起身走向讲台，也想上台捣乱。会场的秩序顿时乱了。我正担心许震彪和许运灵他们两个人应付不了这几个人，想不到听众抗议了。好几个听众站起身来高声喝令他们滚下去！我一看，其中有几个是公社血防组的人。他们原来都是农民，身体强壮，成分又好，正是那几个捣乱者的克星。此时呵斥声此起彼伏，声势之壮让这几个小丑为之一惊。他们不敢犯众怒，只得尴尬地走下台来，复又灰溜溜地退出了会场。说起这个陈中全，他的父亲就在隔壁装卸队当搬运工，但他嫌父亲的职业丢他的脸，从不在公众面前认他；平时穿着讲究时髦，四清时被站里有些人指为修正主义苗子。驱除了这几个捣乱分子后，会场内的气氛就显得平稳了。许震彪和许运灵两人轮流发言，系统地揭发了张宜在血防站执行资反路线的罪行。他们回顾了血防站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列举了张宜执行资反路线的事实，特别是揭发、批判了张宜在中央关于档案材料的文件下达后仍拒不执行中央文件精神，继续压制群众批判资反路线的种种恶劣行径。过程中张宜被问到一些问题，当张宜的答复有推诿、抵赖之嫌时，台下的听众就自发的起哄，斥责他不老实！这种现象我认为一是公道自在人心，二是反映了当时群众造反的确已渐成风气。会议进行了二个小时，在十时左右胜利结束。
（二十八）造反了！
二十一日上午，血防站小青年许震彪、叶青茂、周令全，还有在十月份被辞退的临时工许运灵，以及宣教室所属宣传队的两个小姑娘朱敏洙、周锦囡等共六个青年贴出了一张大字报，责令张宜必须向全站员工检讨执行资反路线的罪行和过去历年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尤其必须执行中央关于档案材料文件精神，销毁一切整群众的黑材料，不准复制，不准转移，彻底为运动初期受到冲击的群众平反。我看了这张大字报以后完全同意他们的观点和要求。几个月来，我一直为杨桃源的事情深深苦恼。中央文件《补充规定》下来后我一度十分高兴，以为愿望终于成真。但想不到党支部竟然拖了这么长时间仍拒不执行中央指示，还在耍花招，是可忍孰不可忍？现在有人在前面勇敢地闯路，我若仍无所表示，我也太对不起自己的良知了。尽管我也顾虑重重，但当考验来临，就如我当初写杨桃源大字报一样，我又一次下了决心，是福是祸都要跟着闯一闯。于是我找来一支毛笔，也在大字报上签了我的名字，表示我完全同意他们的观点，与他们采取统一阵线。我知道这是小卒过河，跨出了楚河汉界这一步，就再无回头可能了。但我别无选择，深知自己欠下的债，就得自己来还；即使还不了，也要让大家明白我有还债的决心。
签名以后，我立即去找许震彪，表明了我想与他们共同战斗的心意。在当时，尽管造反思潮已开始逐渐成为社会潮流，但红色恐怖仍笼罩整个社会上空，真正落实到行动，人们的顾虑还是非常大的。五七年引蛇出洞的悲惨教训对人们至今具有巨大的威慑力。我考虑到这六个青年的家庭出身都是工农或城市贫民，唯独我是资产阶级而且有海外关系。我加入他们的阵营很可能会在政治上拖累他们，让他们更容易被人攻击，因此我一度担心会被他们拒绝。但让我感动的是许震彪丝毫没有流露出嫌弃我的神情。他非但接纳了我，还告诉我他们下一步的行动打算。他们准备在二十四日召开张宜检查大会。为了肃清张宜的流毒，在张宜作检查时，他们还准备邀请各公社卫生院和血防组也派代表来参加。我看出来，在这几个人中间起领头作用的是许震彪，其次起骨干作用的是许运灵和叶青茂。许震彪在四清时我为修理理发剪一事找他帮过忙，他特地跑到工厂去将理发剪修好，让我认识到他做事踏实，待人和善、诚恳的一面，因此早就很信任他。在我加入他们的行动以后，我将起草、刻印会议通知等这些文字上的事务工作都主动地承担了起来。
作为党支部的反应，是有人迅速在血防站大门两边贴出了只准左派革命，不准右派翻天的大门联。很显然，他们是将我们的行动看成了右派翻天。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这种威胁已经吓不住我们了。
二十一日下午，许震彪、叶青茂、周令全三人将这个决定通知了张宜，责令他做好检查准备。开始，我们担心张宜会拒绝在会上作检查。不料他没有拒绝。我们正在暗暗高兴，想不到节外生枝的事情接踵而来。首先是会议场地，张宜不同意放在血防站内开。说有部分群众不同意；假如他同意了我们的要求，他就成了挑动群众斗群众。这虽然是无理的托词，而且是明目张胆的挑动群众斗群众，但我们也担心若放在血防站内开，只有食堂这一块地，一则地方太小恐怕容不下这么多人，二则后面就是食堂，人来人往多，如果有人来捣乱，我们难以控制场面，会议就开不好。因此许震彪不和他争执，准备自己到外面去联系找场地。
在我们将会议邀请书刻印好了准备下发时，许震彪为求郑重起见，要求张宜能同意在邀请书上代盖一个公章。许震彪向张宜反复说明代盖公章并不表示这个会是血防站召开的，而仅是表示我们开这个会是认真的、郑重的。因为现在私自刻印传单的很多，这个邀请书如果没有一个有公信力的东西来作证，人们不知道真假，就会影响出席率。但张宜断然拒绝，说这是你们部分群众召开的会议，代盖公章不合适。我们与之交涉再三，他又改口说另有部分群众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不同意盖公章，党支部要一碗水端平，不能亲一派疏一派。为了此事又闹到王宗明副县长那里。开始王宗明也说代盖公章不妥当，许震彪他们与之唇枪舌战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王宗明才勉强同意。但回到单位张宜仍不肯盖公章。结果再闹到县委。又是经过一番唇枪舌战，最后县委领导点头，张宜才不得不在邀请书上盖了公章。因为这个胜利，我们一鼓作气还封掉了怀疑藏有整群众黑材料的支部办公室。
二十二日一早，我们将会议邀请书寄出。因怕有人收到邀请书时间已晚，赶不上二十四日的会议，又逐个公社打电话通知。二十三日下午，当我们正在为明天的会议作最后的准备时，八月份学习十六条时成立的、但从来也没有活动过的站文革领导小组成员连燊德和王芝荣，突然跑来对我们说：根据十六条规定，文革领导小组是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所以明天批判张宜的大会应该由文革领导小组主持才合法。这是要来夺取我们对大会的主导权。面对这两个党支部派来的小丑，我们很干脆的回答他们：当初这个文革领导小组完全是党支部一手包办的。这个小组成立后从来也没有为文革做过一点事情。现在你们跑出来想要夺取会议的主导权，那是痴心妄想。我们根本就不承认你们这个所谓的领导小组！他们看我们不吃这一套，又提出明天的会议是否只让张仪检查，不搞揭发批判？我们也不答应。他们见什么目的也没有达到，只得灰溜溜地走了。
然而张宜还不死心。他又使了一招，跑来对我们说：现在也有一批群众提出要批判我，时间也定在明天上午八点。我也不能拒绝他们的要求。要不就成了亲一派、疏一派，又是挑动群众斗群众。所以这件事我也为难。你们看怎么办好？我看你们大方向是一致的，既然都是要批判我，是否可以联合起来开这个会？我们回答他：凡事都有个先来后到。开这个会我们早就通知了你，也早就做好了准备工作。现在另有一批群众提出也要开批判会，这我们不反对；但我们不同意与他们一起开。因为我们与他们在许多问题上的观点是不一致的。如果他们真的是要批判你，尽可另外安排时间。不然，那就是刻意的捣蛋。在此我们要再一次警告你：你不要再耍花招，挑动群众斗群众，不要在资反路线上滑的太远！如果你仍不肯觉悟过来，继续抵抗文化大革命，总有一天你会受到革命群众的彻底清算！
在这过程中我们一直是理直气壮地与张宜作斗争。我们也知道有很多群众站在我们背后，与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但直至二十三日晚上，血防站八、九十个员工中还没有一个人敢于公开表示支持我们。那天晚上，除了朱敏洙、周锦囡，其余我们五个人都一夜未睡，反复设想明天可能发生的事情，仔细检查明天会议的准备工作还有哪些可能的漏洞需要补上。夜深人静，食堂宿舍楼中的人都睡了，唯独楼下我们那间临时辟作聚会地点的房间，不时发出吱呀吱呀的开门关门声。十二月底的午夜，寒气逼人。这寒气既有来自然界的寒气，也有来自党支部，乃至县委、市委，层层党组织的红色恐怖。我们五个人都清楚这是在造共产党的反，一步之差，就将是万劫不复！这种肃杀的气氛让我们个个紧张、严肃、精神亢奋，准备迎战明天即将到来的战斗。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当时我的心情就有类似的味道。
二十四日上午八时，会议如期召开。为什么开会时间定得那么早？这可能是现在过惯早九晚五的人要奇怪的，所以这里附带说明一下。因为那时候一般机关、单位的作息时间都是早上七点就上班，至十一点下班；下午一点上班至五点下班。中午有二个小时休息，为的是方便大家回家煮饭、吃饭。习惯如此。会场借在聚星街上一家茶馆。此时茶馆的早茶时段刚结束，茶馆的几个职工十分帮忙，他们立刻将茶馆内的桌子都搬到门口的路边垒起来，又弄了许多长凳排在店堂里。最里边原来有一个供说书的高台和一张表演说书桌子。此时桌子上安放了一套扩音设备。高台上方还拉了一幅横幅，上书：彻底批判张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这个会场是谁去联系借来的，又是谁布置的，我一概不清楚。但看到这一些，我暗暗佩服许震彪等人的神通广大，明白另有许多人在默默支持我们。得道多助，我们并不孤单。
那天的会议各公社卫生院和血防组来的代表不少，反而本单位的群众来得不多。什么原因，我想不外乎害怕两字。怕来参加了批判会会被当权派当成我们的支持者。聚星街是县城主要的商业街，来来往往的行人很多，有的路人看到这里在开批判会，好奇之下进来听听的也不少，以至后来会场内坐满了，门口还站了不少人。在血防站的来人中有好几个是一贯反对我们的人。我们担心他们是来捣乱的。果然，当许运灵宣布大会开始，许震彪作主要发言，刚讲了几句话，一个叫陈中全的青年就从会场中跑上台来抢话筒。许运灵立即将他拦住。陈中全抢不到话筒就高声大叫，说这个会是非法的，张宜是革命的好干部，批判张宜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实行阶级报复。此时，台下另有潘阳民、张勇光等几个人也起身走向讲台，也想上台捣乱。会场的秩序顿时乱了。我正担心许震彪和许运灵他们两个人应付不了这几个人，想不到听众抗议了。好几个听众站起身来高声喝令他们滚下去！我一看，其中有几个是公社血防组的人。他们原来都是农民，身体强壮，成分又好，正是那几个捣乱者的克星。此时呵斥声此起彼伏，声势之壮让这几个小丑为之一惊。他们不敢犯众怒，只得尴尬地走下台来，复又灰溜溜地退出了会场。说起这个陈中全，他的父亲就在隔壁装卸队当搬运工，但他嫌父亲的职业丢他的脸，从不在公众面前认他；平时穿着讲究时髦，四清时被站里有些人指为修正主义苗子。驱除了这几个捣乱分子后，会场内的气氛就显得平稳了。许震彪和许运灵两人轮流发言，系统地揭发了张宜在血防站执行资反路线的罪行。他们回顾了血防站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列举了张宜执行资反路线的事实，特别是揭发、批判了张宜在中央关于档案材料的文件下达后仍拒不执行中央文件精神，继续压制群众批判资反路线的种种恶劣行径。过程中张宜被问到一些问题，当张宜的答复有推诿、抵赖之嫌时，台下的听众就自发的起哄，斥责他不老实！这种现象我认为一是公道自在人心，二是反映了当时群众造反的确已渐成风气。会议进行了二个小时，在十时左右胜利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