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不起，大教堂

对不起科隆大教堂

1991年，我受人之邀前往柏林，临行前的一个月，经人介绍跑到德国中部边界不远的一家荷兰中餐馆干了一个月，餐馆老板答应，我去柏林的那天，他会开车把我送到科隆。想到做跑堂的，我很兴奋，拿着菜单请客人目览，然后再手端胳膊架的，把七盆八碗的菜肴送到客人面前，像小时候过家家似的，但结账时收的可都是真正的钱！结果是白做了一场梦，因为没有跑堂的经历，老板娘根本不让我上桌，只是兑兑酒水而已。因为是夏季，餐馆的生意不是很好，我没有许多事情要做，觉得怪无聊的，老板娘和老板当时正在闹婚变，两人都把我当成了谈心的对象，我坐在酒巴台后，每天和他们俩轮流做庄，洗耳恭听，因势利导，好言相劝，我同情他们的境遇，更可怜他们的三个孩子，可任凭我三寸不烂之舌，也挡不住人鬼迷心窍难度，闹得我头都大了。更有甚者，他们几乎天天半夜收工后开始吵架，吵得谁也休想入睡，餐馆里的工人出来劝架，往往是越劝越糟，有一天居然大打出手，哭喊叫骂声把楼顶都要掀开了。我实在听不下去，气得推门而出，厉声大喊了几句，万万没想到，他们听了之后居然偃旗息鼓各自回屋了,大厨一脸敬佩地对我说:“我们越劝，他们打得越凶，你简单两句话，他们就散了，还是得有学问的人出来说话才行啊！”

我心说，我哪里是有学问的人，不过多识几个字而已，我是替他们的孩子难过呀！从此以后，我就掉入深渊了，成了调解专业户，不分昼夜，不论场合，随时都会被餐馆工人——不过大部分是他们的女儿——火急火撩地找回去，因为胡传奎和阿庆嫂又打起来啦，要不是当时都事先排好了计划，我真想一走了事了。不过说实在的，除了老板两口子打架让人心烦，我日子过得也算愉快，和厨房里的工人们关系和睦，没事时聊聊家常，他们大都是老婆孩子在国内，自己出来打算挣大钱的，一谈起自己的家人，都是泪眼汪汪的一脸忧伤，为此我还自以为是地劝道：“实在难挨的话，就豁出来花钱买张机票回去看看，人活钱死，可以再挣嘛。”后来我才知道，自己的主意有多么愚蠢。一天馆子刚刚开张，从外面走进两个西服革履，掖下夹着公事皮包的男人，很有礼貌地请问老板娘，是否可以和饭店的业主谈话，老板娘的荷兰语不好，急忙叫女儿去找我，见到我后神色紧张地说：“你快问问他们找老板什么事？别告诉他们我是老板娘！”

我不明白为什么老板娘如此不安，也不便发问，只好先过去和两位荷兰先生周旋，老板娘的强烈不安也莫名其妙地影响了我，我一只半眼望着他们，用英文向他们询问找老板何事，另外半只眼不时地瞄着老板娘，希望她控制自己，别把不安写在脸上，就算她有什么亏心事，也不能这么容易就被人识破吧。

“我们是想问问老板在本地开店的情况，政府想了解一下在荷兰生活的外国人对荷兰政府的看法和意见，以便完善改进政府对外国人的政策。”

我把政府先生的意思转达给老板娘，她大大地松了口气，然后我们俩不约而同地对政府派来的人肃然起敬，荷兰政府对外国人的友好政策我早有耳闻，而今亲临其境，果然名不虚传，送走了政府先生，我仍旧迟迟地掉在感动之中，对荷兰的印象好极了，身为在异国他乡的人，没有被排斥忽视，反而被郑重其事地征求意见，好像偏远山区里，来了省里的干部，嘘寒问暖的，叫人感激涕零。在国外的许多经历，丰富了我的生活感受，以前只是读过听过的事，现在却发生在自己身上，才明白过去自已是多么地自以为是，不过那时还没有许多外国人蜂拥而来，现在的荷兰肯定变脸了。

“你别傻站着了，快把厨房的人找回来干活啦！”

老板娘一声令下把我从沉思中唤醒，可我却不明白她说的是什么。

“他们不是在厨房干活吗？”

打那以后我才知道，厨房里的几个工人都是没有居留权的黑户，一有风吹草动，就立即从后门消失得无影无踪，难怪他们提起家乡就眼泪汪汪，我还不识时务地开导人家别舍不得钱，回家去看看，唉！我觉得自己在他们面前无地自容。不过从那以后，我们之间的谈话就自然多了，不用再小心谨慎地回避什么，时不时地就开个忆苦会，无可奈何地发泄一通在家的好处，出门的难处，盼望着早点攒够钱，还上偷渡时的费用，然后衣锦还乡。一个从南方来的小伙子也经常来店里做工，他在国内本是读政治的大学生，长得一表人才，十分俊美，脸上文人气质浓重，神韵聪慧，只是如此清秀的眉宇间，那挥之不去的愁闷打成了结，锁住了一张本应朝气蓬勃的脸。问他为什么也走上这条路，回答是，办理偷渡的人说得天花乱坠，一不留神就上了贼船。我很可惜他的处境，只是爱莫能助，不过他若是坚持到今天，也一定熬了过来，入了籍，成了家，或许还有了自己的买卖，人这一辈子总会有走背字的时候，为什么就不能在荷兰走呢。我以为，不管你在国外哪个国家，不管你遭遇到了什么倒霉的事，只要你咬牙挺过来，再去看那些所谓的不堪回首的经历时，不怨天尤人咬牙切齿，也不小肚鸡肠耿耿于怀，就证明你是个聪明人，没有白白在劫一场，上天会为此奖你一温馨小屋加金童玉女，或奖你一红火买卖带两头奶牛，信不信由你。

去柏林的日子近在咫尺，老板突然告诉我，他不能按原定的时间送我去科隆，恐怕要提前，夜里就出发，为什么呢？他严肃而又神秘，不解释给我听，当天夜里他就不见了。因为吵架的人走了一个，那天晚上很安静，老板娘只是告诉我老板是去某处接某人，说得虽然轻描淡写，眼神却忧虑不安，听到外面有响动，就立刻跑到门口张望。第二天上午，老板没有露面，下午仍旧不见踪影，我和老板娘都不由得心怀焦虑，我是怕老板误了我的行程，老板娘怕什么我闹不清。一直到傍晚时分，老板才终于跚跚来迟，同来的还有几个高矮胖瘦不等的男男女女。老板娘松了口气，很信任地透露给我一点情报，才知道老板也参与了世界人民大融合的运动，先去了某个欧洲国家接来还没有能落上户口的同胞，然后再把他们送到欧洲某个有可能落上户口的国家，虽然能从中挣到钱，可风险也大，没有点胆量是干不下来的。打那以后我对老板就另眼相看了，一个有着如此胆魄的男人，怎么会满足于一亩三分地，老婆孩子热炕头儿的平庸日子呢，闹婚变情在理中，再说偷渡这事本是两厢情愿，人穷思变，富思淫，无聊生闹事之心，如果资本主义国家只容学子而拒非学子，当然就会产生阳关道与独木桥，想到外面闯荡的人，很自然就踏上合法与非法之路，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谁也不怕谁，此时不闹更待何时呢。

老板接来的几个人干什么的都有，一位仪表堂堂的高大汉子甚至来自公安局。其中唯一的女性小巧玲珑却其貌不扬，我一见她就止不住为她担心，怕她会因容貌问题遇到困难，老板娘告诉我，她却是最不成问题的一个，因为她要被送到法国，在那里有她过得硬的亲戚，前程早已被安排妥当了。他们来得非常之辛苦，在进入目标的最后一站，被蛇头刮走了最后的一分钱，而带路的向导拿了钱后居然昧着良心把他们独自甩在山中，任凭他们靠运气在山间密林里转悠，居然还就真转过了西欧的边境，那女孩的鞋子都走烂了，要不是同行的几位强拉着她，鼓励着她，她是到不了荷兰的。我对偷渡来国外的人们一向非常敬佩，自愧不如，凭他们的勇气与胆量，本是可以成就大事业的，这些人只在餐馆住了一夜，第二天就各奔东西了。第二天夜里，老板带着我和其他几个要去德国的人上了路，准备夜闯边境，目标科隆。

和老板娘在一起混了一个月混出了点感情，依依不舍地话了别，老板娘像貌端正，精明能干，就算日后真离了婚，相信她还是能撑得起来。我心里那时已容不下其他任何东西了，满脑子都是闯关的事，万一叫警察拦下，我肯定也被算作同谋，就算警察看我面善不像不法之人也不会轻易放了我，统统送到警察局，照相，按手印，单独提审，眼前一盏大亮灯，不见暗处的警官像貌，只见自己菩萨似地坐在光环里大放异彩，今天审不完就住在小号子里明天接着问，那时德国政府比现在有钱，还负担得起留人在警察局过夜带管饭。如果小号子里还关着个流动诈骗犯，我俩呆着无聊就彻夜长谈，几天后，我的问题澄清了，出了警察局的大门，我也不再是一般的人了，肯定是日后欧洲江湖上有名的中国女骗子！我当时真的把什么都想到了，就是没想到会没事人般、平平安安地进了德国，连警察的影都未见到，甚至边境在哪儿我都稀里糊涂的。老板把我们送到科隆火车站，一摆手掉转车头回荷兰了，他的任务完成了，钱挣到了手，我却无可奈何地成了蛇头了。

老板把我比原定计划早了七八个小时送到了科隆，我舍不得为了这几个小时去住旅馆，背着包四处闲逛，想找个酒馆坐下来慢慢消磨时间。没想到同车来的几个小伙子膘着我不放，我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跟就跟吧，要命的是他们的恐惧心理，夜里街上人迹稀少，只要过来人，在他们看来，不是警察就是便衣。一个胖嘟嘟的小伙子，一见远处有人影就拉住我的袖子，嘴里不由自主、神经兮兮地嘟囔个不停：“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我给他们出主意，到火车站椅子上睡一夜，天一亮就买票去他们准备去的地方，老在街上晃来晃去倒叫人生疑心。我陪着他们往车站走，半路就被慌张赶来的同伙拦住，原来警察正在车站清查，已扣住了一个，其他的趁势溜了。

“不行，车站不能呆了，赶快转移吧！”我和他们掉头就走，并告诫他们不要走得匆匆如漏网之鱼，要保持风度，不让鬼子起疑心。我那时已完全进戏，不知自己何许人也，直到突然想起兜里还揣着一张科隆到柏林的一等厢车票，几个小时后，我将要乘坐的那趟车就要进站，车厢里还有等我上车的老教授，我这才放弃了做江湖女骗子的理想，狠心地把几个没户口的人抛下了。

在科隆大教堂附近，我找到一家小馆子，那真是一家味道十足的小馆子！

不知道你有没有过一种经历，当你来到一个地方，那里的景色也好，人物也好，会恍惚之间让人觉得时光倒流。那是一个典型的火车站小饭馆，铺面不大，却热气腾腾的，虽然已是深夜，仍旧人来人往很热闹，明明是20世纪90年代，可我看到的却是上个世纪的画面，画面里的人物都在各自忙碌着，我可以看见他们说话做事，但听不见声音，最要命的是，我虽然也在其中，却没有人意识到我的存在，他们穿过我，或者说我穿过他们，好像穿过透明的空气，叫我弄不明白到底谁是真正的存在。这种感觉有时会在我身上发生，一般都很短暂，只有一次持续了一星期之久，把我折腾得几乎要疯。那时北大中文系的师生们到我们厂和工人阶级相结合，共同撰写《中国小说史》，我们天天坐在一起讨论，一屋子人在我眼里都变成了穿着衣服的古猿人，他们明明在说话我却听不到声音，只见他们多骨的腮帮在动，奇怪的是这种现象只发生在我们开会的时候，闹得我只好假装沉思，把手放在额头遮住眼睛，一回家就跑到镜子前仔细认真地研究，看看自己是否也变成了山顶洞人，那个星期对二十出头的我来说，很是惊心动魄。

这个在科隆教堂与火车站之间的小饭馆，大概是因为夹在神和人之间，免不了会出现错轨的时候，而我正是在交叉的那一刻推开了店门，碰巧掉在那维看不见的空间了。一位有着极为普通面孔、胖胖的中年女人，招呼着几乎没有空桌的一屋客人，不停地兑酒，煮咖啡，上菜，嘴里还不紧不慢地和吧台前的两个男人闲扯着。两个男人鼻头红紫，面孔油亮，双眼发直，表情呆板，已喝得飘飘然也。我在靠窗的一角坐了下来，这是我的爱好之一，坐在一个可以放眼四周的角落里吃喝，像广角镜头似的，屋内形形色色的人们尽收眼底。我旁边桌子坐着的一男一女，很有知识的样子，专心致志地讨论着什么，连说带比划的非常投入，半夜时分在车站酒馆研究课题，一不小心误了车就索性继续谈下去，我这样猜想；再往下是一对年轻人，昏昏沉沉的少言寡语，不是吵了架闹情绪，就是嗑药青年正在梦幻之中；不时地还有两三个穿工作服的男人，进来点份夜饭，吃完后就又匆匆离去，胖胖的女人好像认识每一个人，和谁都熟人似地搭着腔。

我要了杯咖啡后，从包里掏出纸和笔，一边小口嘬着咖啡，一边开始给父母大人写家书。我告诉他们，我是怎样按照在人民内部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的教导，为海外华侨苦口婆心地做思想工作；我告诉他们，中国人民是怎样历尽磨难不远万里来到欧洲，而他们的女儿我，继承革命的衣钵，与同胞同车共济穿过封锁线，深入到敌人的后方……写到兴奋之处，我又进入了角色，握笔的手都不禁抖了起来，从包里掏出万宝路，取出一支点燃，狠狠地吸上一口，又慢慢地轻吐出来，心里琢磨着，世界革命的形势变得比过去复杂多了，用单纯的黑脸白脸、好人坏人的理论已经不能够来判断是非了，我爸读了我的信后，一定会有茫然失措之感，不知道是应该表扬我帮助同胞，还是批评我不守当地政府之法，想到此，我脸上露出得意之色，什么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说白了就是小的难住老的呀！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门外进来了一个年约三十来岁、高高瘦瘦的男人，他环视了一下餐馆的内容后，居然选择了坐在我的旁边，让我很有些受宠若惊，以前在国内总听人们评价我，丑虽不丑，就是缺女人味，缺味不说，还满脸傲慢尖刻，为此我对自己很缺乏信心，可眼前这个长的顺顺当当、身材匀称的欧洲男人，不就冲着我过来了嘛。他坐在我身旁礼貌地问了声好，我点头致意也问候他，那人操的是一口比我还要差的德文，让我心中涌出了一股亲切感，异国他乡遇他乡异国之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呢。

“你要去哪里？”

“我要去柏林。”

“我开一辆大货车，可以把你捎过去。”

“谢谢！我自己有车票，已经买好了的。”

“你地车票地不用，我带你，花钱的不用！”

“我地谢谢，不需要。”

“跟我走，咖啡地有，面包地有，好处大大地有！”

“我地大大地谢谢，我就是不跟你走……”

刚开始我还礼貌地对他解释，后来发现他的德文烂得一塌糊涂不说还软磨硬泡地缠住我不放，就知道他不是良民，我不再理他，又埋头写信了。

胖胖的餐馆服务员走了过来，用手指点着他：“嘿！你！走开！离这女孩远点儿！她不是你要找的那种女孩！喝了你的咖啡就赶快走人！”

我惊讶又感动地看着胖胖的女人，一个普普通通家庭主妇般的女人，她兑酒、煮咖啡、上菜、和客人们周旋的同时，也没有疏忽坐在角落里的一个不起眼的外国女人，她嗅出了什么不地道的味儿，就径直撸胳膊卷袖地走过来，毫不留情地喝斥着她认为不地道的东西，而那位所谓的大货车司机呢，低头不语，一脸倦容地看着杯子里的深色咖啡，好像咖啡犯了错误似的。胖胖的女人回到吧台继续忙碌，我以为那男人也会不好意思地离去，没想到他喝光了咖啡后，眼巴巴地看着我，向我要一根烟，他不声不响地抽完了烟，又垂死挣扎地问了我一遍，真的不肯与他同行，然后才疲惫地离开了小饭馆。他走后我又继续为自己要了点吃喝，善良的女服务员告诫我：

“你可不能跟这样的人走，他们抓住你后就给你一针，”她在自己胳膊静脉处比划着，“然后你就上了瘾，只好按他们的指令行事了！”

“你怎么知道他是干这事的？你认识他？”我好奇地问。

“姑娘啊姑娘，仔细想想，这里是火车站啊！”

她用手指敲敲自己的头，又在眼前晃了几晃后就去忙了，我坐在角落里吃呀喝呀写呀，把刚才发生的事情一字不落地汇报给父母大人，让他们知道虽然阶级敌人无处不在，但善良的人民到处都有，请他们不用为我担心。咖啡喝多了，我起身去上厕所，服务员告诉我，厕所坏了不能使用，让我出门奔右，那里有个地方可以方便。我按她所指方向找去，只见不远处科隆大教堂黑影绰绰，威严耸立，却看不到丝毫的厕所踪影，没办法，又回头来问。

“看见教堂就对了，往教堂的方向走，到那儿一闻就找着啦。”

她看我大惑不解的样子又加上一句：“别担心，大家都去哪儿，这不是特殊情况嘛。”

我心里嘀嘀咕咕的又出门了，在教堂的背影处，还真如她所说，一股子显而易嗅的味道直窜进鼻孔，千真万确就是这里啦，我实在难以相信，虽然我什么信仰都没有，可要在这举世闻名的教堂前行凡人之便，不是大为不恭，亵渎神明，冒天下之大不韪吗？！经强烈而迅速的思想斗争后，我最终还是按服务员的意思办了，人家土生土长的德国人，比我懂行情，我入乡随俗罢了。回餐馆的路上，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我的两只脚一下子变得十分沉重，好像被铁链子锁住了似的迈不动步，耳朵里蜂鸣成一片，头盖骨都要被掀翻了，等我好不容易又坐在自己的角落时，女服务员关切地过来询问是否一切正常，因为我的脸色不大好看。

天终于亮了，我出了待了几个小时的餐馆来到火车站，我要乘的车进了站，长舒一口气登车而去，结束了一个多事的夜晚。

若干年后，我和先生开车路过科隆，我坚持要去看一眼大教堂白天的样子，那天是星期日，灰蒙蒙的天下着小雨，我绕着教堂转了一圈儿，当年的痕迹早已不知去向，我指着一处背阴后山墙对先生说：“如果要是的话，那就只会在这里啦。”然后我又去寻找那个小饭馆，掏尽了回忆，转来转去就是找它不见，难道是我当年遇到鬼不成！我不敢再继续往下想，拉着先生进教堂，不管我是不是教徒，我一定要在主面前忏悔，请他怜悯我，原谅我当年的不恭，请他磨我练我，不要迁怒于我的家人。谁知一进教堂我们俩都傻了眼，教堂内摩肩接踵人头簇动，哪里还是教堂，分明是进了贸易市场。人们有戴红帽的，有带黄帽的，一堆堆的围走在一起，随着导游的喇叭讲解，红帽黄帽一会儿集体向下看，一会儿集体向上看，中间穿行着零散游客，把个硕大的教堂挤得水泄不通，一位穿长袍的教士，一脸不耐烦地站在中央，不断地要求人们往前走，别停留，我见状连忙拉着先生往外走：“人太多，太杂乱，就差没有卖鸡蛋的啦，神肯定不知到哪儿躲清静去了，我忏悔他也听不见。”

就这样我们离开了科隆继续上路，我的心愿仍旧没有了结。

后来，我换一种方法和神沟通，这方法就是你现在正读着的故事，故事写完后，我当夜就做了个奇妙的梦，梦见自己在飞，飞得比哪一次梦都轻快，而且想落谁家的屋顶就落谁家，醒后一琢磨，我悟出了其中的内涵，在自己的胸口上，第一次画了个十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