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智英与《苹果日报》的案子，不过是这顶帽子最新一次被重重地扣在某个人头上而已。真正值得玩味的，并不是这顶帽子如何被使用，而是——谁最早戴过它、谁戴得最久、谁戴得最理直气壮。如果“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真是一项严肃、可供历史检验的罪名，那么放眼近代史，自称“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那一方，恰恰是案情最诡秘的地方。
如果这是罪，中共从第一天起就是“重犯”。假设“串谋勾结外国势力”是一个跨时空、跨制度、标准统一的罪名，那么，中共成立那一天，就已经犯案。原因很简单：思想来源是外国的，理论体系是外国的，组织模式是外国的，资金、培训、路线指导，长期来自外国。马克思不是中国人，恩格斯不是中国人，《共产党宣言》写于伦敦；列宁不是中国人，十月革命发生在彼得格勒；共产国际设在莫斯科，早期中共的路线、干部培训、组织原则，几乎全套来自苏联。
这不是抹黑，这是教科书。中共早期领导人赴苏联学习，被称为“留苏干部”；党内路线之争，常常以“是否忠于共产国际”为裁判标准；经费、指示、战略方向，长期与苏联高度捆绑。若按今日“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的逻辑推演，作为“马克思主义信徒”的中共，简直是思想勾结、组织勾结、路线勾结、资金勾结的全套示范案例。
但问题不在于历史，而在于——为什么当年的“勾结”，今天成了“光荣传统”；而今天的“交流”，却成了“滔天大罪”？
从法律角度看，一个罪名，至少应当具备三个要素：对象清晰、行为明确、后果可证。而“外国势力”这四个字，恰恰在这三点上全部模糊。它不是一个国家清单；不是一个组织目录；不是一个可供核对的实体。它更像是一种情绪词，一种政治修辞，一种“只要我不喜欢，你就可能是”的身份标签。
今天你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是勾结；明天你引用外国学者观点，是勾结；后天你转发国际新闻，是勾结；再后天，你只要“价值观不够同步”，就已经涉嫌“串谋勾结外国势力”。至于证据？在这种语境下，“立场本身”就是证据。
《苹果日报》的“罪”，从来不在于它勾结了什么具体的“外国势力”，而在于——它长期保留了一个本不该存在的东西：不被统一调校的公共舆论空间。它转载国际报道，因为国际新闻本就存在；它采访外国政要，因为香港曾是国际城市；它使用西方话语，因为新闻专业本就全球通用。如果这些行为构成“串谋”，那全球所有新闻机构，恐怕都要集体入狱。
真正的“危险”，并不在于《苹果日报》说了什么，而在于——它让人意识到：世界并不只有一种叙事方式。“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并不是一句情绪化的牢骚，而是一句极为冷静的政治总结。当一个权力系统不再需要解释自己时，它就开始需要罪名；当一个制度不再接受质疑时，它就开始制造“敌人”；当一个社会不再允许讨论时，它就开始发明模糊的恐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之所以好用，正因为它无需精确定义，也无需具体证明，更无需接受反驳。它不是为了定罪某种行为，而是为了预防某种思想。
于是，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场景出现了——一个曾经全面依赖外国思想、外国路线、外国组织的政治体系，正在审判别人“思想上、信息上、交流上”与外国世界发生联系。这不是法律的严肃性，这是历史的冷笑话。就像一个曾经靠走私起家的人，如今站在法庭上，指责别人“看了进口商品的广告”；又像一个曾经靠外援打天下的政权，突然宣称“闭关锁国才是爱国”。历史不会发言，但逻辑会。
说到底，“外国势力”这个词真正指向的，并不是某个国家、某个组织，而是——不受控制的信息、不被驯化的思想、不被垄断的世界观。当世界被允许存在，“外国势力”就失效；当信息自由流通，“勾结”的指控就失去意义。于是，只能反其道而行之：把世界本身，定性为危险，除了我，世界上所有的他人都是“外国势力”，或者“外国势力”的同谋。
《苹果日报》，早已成为历史“遗迹”。黎智英的案子，或许会有一个法律意义上的裁决；但“串谋勾结外国势力”这个罪名，本身，已经在逻辑与历史面前完成了自我审判。一个连定义都不敢写清楚的罪名，一个可以无限延展的指控工具，一个被用来对付思想而非行为的标签——它最大的讽刺，不在于它审判了谁，而在于：它让人看清了，谁最害怕这个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