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为何不纪念伍子胥？

又是一年端午，粽叶飘香，龙舟竞渡。

屈原的名字又一次被郑重提起，“伟大的爱国诗人”的称颂在神州回荡。然而翻开历史书页，另一位同样死于五月初五的英魂伍子胥，却沉寂在时光的角落，只余江浙一带零星的“涛神”祭奠。

为何伍子胥身后两百余年的屈原，反成了端午唯一主角？历史深处，早有答案。

屈原与伍子胥，血脉里都流淌着楚国芈姓王族的血。屈原在楚国担任三闾大夫，一个掌管宗族祭祀的闲职；而伍子胥在吴国官至相国公，位极人臣。

然而命运的分野，不在官职高低，而在面对君王昏聩时的抉择。

楚怀王听信谗言，放逐了忠贞的屈原。屈原行吟泽畔，形容枯槁，却始终抱着一腔孤忠，最终怀沙沉江。

而伍子胥面对楚平王的灭门之祸，选择了一条荆棘之路：逃亡异国，忍辱负重，最终借吴国之力攻破郢都，掘开楚平王墓，鞭尸三百以雪家仇。

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感叹伍子胥乃“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的“烈丈夫”。

然而这份刚烈，却成了后世帝王心头的一根刺。

时间到了宋神宗元丰三年。一道诏书从天而降，追封屈原为“清烈公”，明令五月初五为“端午节”，谕令天下以龙舟竞渡等仪典纪念屈原。从此，屈原在官方叙事中光芒万丈，而伍子胥的祭奠，却在“非正祀”的名义下屡遭打压。

这并非偶然。当神宗皇帝面对王安石变法引发的激烈党争，朝廷急需一面凝聚人心的旗帜。

屈原“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忠君形象，恰如一方温润而安全的玉璧。它无声地诉说着：放下私怨，忠于君上，即使蒙冤受屈，亦不可动摇根本。这无形中为动荡的朝局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也悄然为新旧党人套上了“忠”的金箍。

反观伍子胥，他那惊心动魄的复仇与“孝大于忠”的激烈反抗，却如一把双刃剑。

它固然闪耀着人性的刚烈光辉，却也可能刺破“君权神授”的帷幕，成为点燃“伐无道”星火的引信。

帝王们需要的是安全的忠臣样板，而非一个可能唤醒血性反抗的复仇之神。

文人墨客的笔端，亦为这尊忠君偶像镀上了金身。屈原的《离骚》《九歌》，被郑重收入《文选》《四库全书》，成为科举士子案头必备的经典。历代文人端午怀古，必引屈子辞章，将“忠君”与“诗魂”编织成一张牢不可破的华丽锦缎。

于是，帝王的统治需求与知识精英的话语霸权在屈原身上奇妙合流，他便成了端午节的唯一标准答案。

谁掌握塑造记忆的犬力，谁便能决定哪些身影被奉上神坛，哪些姓名被投入忘川。

伍子胥的“潮神”之位，是历史选择后的幸存碎片；而屈原的巍峨塑像，则是犬力与文笔共同浇筑的丰碑。

今天，当我们剥开清香的粽子，眺望竞发的龙舟，除了感念屈子留下的瑰丽诗篇与三日闲暇，或许更应保持一份清醒：历史长河中的英雄形象，常被看不见的手精心雕琢。

那些被我们代代传颂的名字，有时并非因事迹更壮烈，而是因其精神骨骼更贴合犬力的模具。

端午安康，愿智慧如菖蒲，助我们穿透华丽辞藻的迷雾，看清那沉默于时光深处的另一种忠勇。

当我们在岸边遥祭屈子，也当听见千年江涛中，伍子胥那未被驯服的灵魂仍在隐隐咆哮，那是一个不肯被庙堂叙事完全驯化的魂魄，在历史深处固执地提醒着：忠义的面孔，原不止一副。

作者： 难得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