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我的文革十年（11）初为人父，摸着石头过河
1972年4月14日晚上，我和周良钧正在隔壁陈斌宿舍打扑克牌，住在四楼的舒鼎英老师跑进来大声说：“李培永！快点快点！聂静仪要生了！”原来，我们住的教学楼男厕所在三楼，女厕所在四楼。静仪睡觉前去上厕所，蹲在那里感觉尿不尽，刚好舒老师进去上厕所，就问：“舒老师，我怎么这么多尿啊！感觉拉不完啊！”已经养育两个孩子的她，马上说：“羊水破了！赶快去医院生孩子！”
我立即下楼找食堂保管员借了一辆三轮车，在舒老师和年轻的体育老师常仁兆的帮助下，急急忙忙送静仪到了离学校最近的武汉市十医院妇产科。一直在妇产科门外焦急地等到第二天下午五点多，静仪才生下我们的大女儿。
护士抱着我的女儿，对站在外面的我说：“五斤二两，母子平安！”
初为人父，护士抱出女儿给我看时，真是百感交集！
我们这代人，从小到大所受教育最大的缺失，就是“性”知识。谈恋爱是凭感觉，还有受教育程度比我们更低的，连感觉都谈不上。没有婚前教育，更没有婚后辅导。如果不是在厕所遇到有亲身经历的舒老师，真难设想后果有多严重啊！总之，一切的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此时此刻，看到女儿那么健康地来到这个世界，实在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心中的喜悦。
初为人父，总有一种掩饰不住的笑意，与所有认识和不认识的人，分享那油然而生的幸福感。
女儿一天天长大，无数个第一次走进我们和她的生命中。
好多第一次记不住了，好多第一次却永远难忘！
她第一次哭，我没有听到，那时不许丈夫进产房。这也是我们这代人做丈夫的终生遗憾吧！
女儿还是几个月大的时候，她的小叔叔，特地去乡下钓了许多“喜头鱼”送来，熬的那个鱼汤，白白的，特别香！我们第一次喂她喝鱼汤。先用奶瓶喂她一点，尝一尝，我们两人四眼盯着看，她竟然一口气喝完了。于是，立即装了满满一奶瓶，她竟然全喝了！我们好高兴。
没想到乐极生悲！大约一个小时后，她居然大泄不止，喷射而出的竟然与她吸进去的鱼汤颜色一样！把我们夫妻俩吓得不轻！急急忙忙到医院看急诊。我们被儿科医生好好教训了一顿，也学到了一点点育儿常识！
特别令我终生难忘的是她第一次喊爸爸，是那样特别而又好听：“大！大大！”。
女儿一声“大大”，让我忘了一年来为她健康成长付出的所有辛劳：她妈妈的奶水不够她吃，夜晚要起来为她热牛奶；她能吃粥了，我变着花样做鸡蛋粥、瘦肉粥、时令青菜粥；她会吃饭了，不仅每餐要做可口的菜，还要煨增加钙质的骨头汤。那时，我们这样的低薪家庭没有冰箱，只能按每天的需要买一点。还记得，我每天去菜场找卖肉的学生家长，买两毛钱的瘦肉。一周买两根“筒子骨”，7分钱一斤，二三毛钱。我一生都难忘学生刘汉生的父亲——我们学校隔壁菜场卖肉的刘师傅！如果没有刘师傅理解、照顾低薪收入的我们，哪里能每天买两毛钱的肉啊！更不必说当年价廉物美的紧俏食品“筒子骨”了！
那时，武汉市场没有儿童玩具卖。听说上海有儿童三轮车，我托一位在长航客轮上工作的家长，帮我卖回来了。三岁不到的她，视车如宝，第一次骑车后，就爱不释手，每天都要骑车在学校篮球场上转几圈。
三岁时，送她上幼儿园。在老师的培养和训练下，她特别擅长拍皮球，参加比赛得了第一名！荣获了她人生的第一张奖状。
我原本想从小培养她下围棋，看看那张下棋的照片，小小右手中指在上，食指在下，有模有样、标准的围棋持子手势，两眼聚精会神，好像在思考，这颗子下在哪里呢？
就在这时，她的妹妹来跟她做伴了。
1975年2月13日，大年初三，小女儿出生在武汉市同济医院。
虽然离预产期还差几天，但我们有经验了。2月13日中饭后，静仪有点要生的感觉，我们立即把大女儿托付给同事照看，我陪静仪去武汉同济医院。二点左右进产房，快五点了还没有生。我打电话请韩宪伟来医院守候，我回家给大女儿做饭，吃完饭，一手抱着大女儿一手提着一罐鸡汤，急急忙忙乘公交车赶到医院。
宪伟高兴地告诉我：“六点多生的，护士抱出来给我看了！六斤四两，母子平安!”他当时还是单身，接着说：“好好玩啊！肉嘟嘟的！”
小女儿出生，我不仅又没有听到她的第一声哭，而且第一眼还没有看到她！
当母女俩从医院回家后，大女儿迫不及待地爬上床去亲亲她的妹妹。从此俩姐妹就形影不离，直到大女儿去上大学。
那时，我们上班就把姐妹俩交给学校一楼托儿室的阿姨，有同事喜欢逗大女儿，抱起小女儿说：“好可爱呀！我抱走啊！”大女儿见状，立即跑过去，抱着那个同事的腿，哭着喊：“你不能抱走我的妹妹呀！”
大女儿每天从幼儿园回家，第一时间就是去亲亲小妹妹。
小妹两岁多了。一天早上起来，一定要跟姐姐去上幼儿园。于是，我左手抱着她，右手牵着姐姐，一起去幼儿园。我对姐姐的老师说“她的妹妹想跟姐姐一起上幼儿园，您可不可以让她来玩一天啊？”老师摸着小妹红扑扑的脸蛋，笑着对她说：“好漂亮的小姑娘！只能玩一天啊，好不好？”她笑着点了点头。
等她上幼儿园时，姐姐已经读小学了。
有一天晚饭后，姐姐问我作文怎么写人。读幼儿园大班的小妹马上说她会写，我就鼓励她说：“你说，我帮你记，看你的作文水平可以打多少分？”小妹躺在床上口头作文一篇《我的奶奶》。她说得很好，语句基本通顺，事情也说得有头有尾。我们三人听后，都笑起来，说：“你说得很好呀！说的就像你的奶奶！”。
两姐妹从小一起上同一个小学，放学结伴回家；中学都就读于华师一附中。1990年，姐妹两跟随我们到了海南，姐姐第二年就考上大学了，小妹就读农垦中学高中，在我当班主任和执教语文的班上读了三年。两姐妹在家共用一间卧室，一张大床，两人每天睡下后，还要说说悄悄话。
姐姐大学毕业后，回海南工作时，妹妹去大连东北财大读书，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硕士毕业留美工作。小妹不甘心与姐姐从此“参商两曜斗西东”，于2001年9月邀请姐姐去美国看一看，两姐妹在纽约见证了轰动世界的“911”恐怖事件，但是，没有动摇她们相聚在北美的决心。在小妹的尽心尽力的帮助下，又赶上当时加拿大的好政策，姐姐和姐夫在不到三年时间，就“技术移民”抵达加拿大温莎市了。
姐妹情深，终于相聚在北美了。从温莎过底特律河，去底特律机场乘飞机到纽约，只要一个半小时左右的航程就到了。两姐妹经常往返在底特律和纽约之间。在时代广场、大都会博物馆、中央公园、洛克菲勒溜冰场、自由塔、自由女神岛都留下姐妹两的倩影，小妹与姐姐一家的合影，还有小姨与两个外甥女的亮丽照片。
从结婚到大女儿出生之前，学校生活没有什么变化，那个年代学校年轻老师月薪才三十几元，最富裕的就是不缺时间。我们这些年轻教师没事还是聚在一起打牌下棋。孩子出生之后，除了初为人父的喜悦和自豪外，就是自己玩的时间比过去少多了，每天心里总是想着回家陪伴女儿，每天都有做不完的家务事。没有想到是歪打正着，在孩子们最需要陪伴时，我们一直在她们身边，无论去哪里，我们家都是“一个也不能少！”
（小女儿上幼儿园时，跟着姐姐，与她妈妈的学生一起游览东湖时，一位外宾见到可爱的她，弯腰给她别上一枚纪念章。似乎那时就欢迎她去西方世界一样。）
那时还没有流行使用儿童的“尿不湿”，即使有卖的，我们也买不起。每天最繁琐的任务就是给孩子洗尿布，天气暖和要拿到窗外晒干；寒冬腊月，要放在炉子上烘干。现在说起来都不轻松，可想当年……，但是，心甘情愿，无怨无悔。看到女儿健健康康成长，一天一个样，高兴都来不及！而且，当时学校也没有多少教学任务，只要没有课，我们就回家陪孩子。学校也挺照顾我们，错开排课，保证家里时刻有人照看孩子。孩子没有满月前，她奶奶来带过一段时间，满月后，她外婆从武穴带着孙子来帮我们照看孩子。暑假还好办，对面的教室，白天就成了我们家的客厅、饭厅兼厨房，晚上就是我们的卧室。开学就麻烦了，六口人挤在一间狭窄的屋里，没办法动弹。
好在刘政秀书记急我们年轻老师之急，很快就建成了“水中”教师宿舍，我们住上了套房。关上房门，一家四口其乐融融。
当年我在水厂路中学工作时，年轻教师结婚后，都是住在学校原来老师的办公室。得亏我们学校的刘政秀书记。她真是一个关心年轻教师的好书记，看到老师们住在办公室，对面就是学生的教室，连个做饭的地方都没有。她不知道通过什么方式，找有关部门，在学校院墙旁边要到一块空地，也不知道她是如何弄到建房款项的，只知道她的先生当时在银行工作。他们夫妇俩非常喜欢我们这批年轻教师，经常请我们去他们家吃饭、聚会。我第一次领工资后，请我中学同学来学校吃饭，刘书记为我们主厨；我结婚时她是主婚人；我们两个女儿的名字都是她起的。总之，她是学校的书记，更是我们年轻人的贴心人！当我们在那动乱年代无所事事，成天打牌下棋时，是她多次找我谈心，反复劝导我要多读点书，以后才能教好书！而且把她年轻时订阅的语文教学杂志全都送给我，让我看看以前的老师们是怎么教书的。
在刘书记的不懈努力之下，在她领导的那一班人及全体老师的共同奋斗之下，一个普通的一般中学，为年轻教师盖了一栋三层的教工宿舍，解决了十八家的住房问题。让其他许多学校的老师们羡慕不已。而且，全部分给老师了，没有一位学校领导与老师争房，尽管也有干部家的住房非常小！
那栋三层楼，每层两个单元门对开，每个单元里面有二间大房、一间套房和一间小房，共用一间厨房和一间厕所。因为我对学校建房有贡献，分到二楼的一大一小两间房。
住我们那个单元进门第一间的是一对刚结婚不久的年轻教师，第二间是我们一家四口住的大房，和一间小房。中间是一间套房，住的是史老师一家四口。他的两个女儿跟我的两个女儿差不多大，她是华师毕业的大学生，工资比我们高许多，家境优越，家里有一台电视机。孩子们放学回家都挤到他们家去看电视。毋庸讳言，在那个年代，家里有一台黑白电视机，都是令人非常羡慕的！特别是对正在上小学和幼儿园的小孩子来说，那简直是天大的吸引力！
他们家刚买回电视机时，孩子们进他们家去看看电视还热情相待，天长日久就不怎么的了，而且是住的那么近的邻居，也不必讲什么客气了。我每次看到两个女儿站在他们家门口，眼睛盯着那电视机的画面时，心里真是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怎么办呢？
当时一台武汉产的14寸黑白电视机都要一二百块钱呐，我们夫妇二人每个月的工资也只够一家人吃饭。当时哪里有什么分期付款一说呀！而且，所有商品都必须付现金才能拿回来。但是，看着两个女儿那么喜欢看电视，总是站在别人家门口看别人想看的电视，却看不到自己想看的电视，我下决心一定要给他们买一台电视机！
我们水厂路中学当年是建在居民区里，老师走出学校门，随时都可以遇到学生家长。我当班主任深受学生欢迎，平时经常走访学生家长，与家长的关系非常融洽。
住在我们家隔壁的史红老师的家里买回一台黑白电视机。她们家也是两个女儿，与我的两个女儿差不多大，一放学回来，我的两个女儿就站在他们家门口，看他们家的电视，想看什么节目全由他们的两个女儿控制。看着女儿那么喜欢看电视，总是站在别人家门口看电视，我下决心给他们买一台。那时一台武汉生产的14寸黑白电视机要400多元。我到学生杨云仙家访时，与她在武汉电视机厂负责销售部工作的爸爸，聊完该生在学校的情况后，就问问他们厂电视机的销售情况。那位杨师傅是一个非常精明的武汉人。他更清楚年轻教师工资低，于是，他问我：“李老师，你如果想买电视机，可以一个月拿十块或是二十块钱吗？如果可以的话，我可以先给你一台电视机看着，每个月付十块吧！等你全部付清后，我再把附有保修条款的发票给你。好吗？”杨师傅善解人意的一席话，真是让我感动不已，让我喜出望外啊！
第二天下班后，杨师傅就把一台橙色外壳的“武汉牌”14寸黑白电视机，送到我家，热情帮我调试好后才走。
我当时决心要买电视机，既不是与邻居攀比，更不是为了炫耀，而是为了我的两个女儿！我不能让孩子的心理产生自卑，让她们能做到自己想看什么就看什么，不能从小就看别人的脸色做事！一句话，要让她们的心理健康成长。
【附录】低薪生活，其乐融融
我和静仪结婚时，两人一个月的工资加在一起61元人民币（当年大学毕业生一个月工资是51元）。好在我们两家家里不要我们负担，平时在学校生活开销也不大，我不抽烟、不喝酒，在当时还过得去。大女儿出生之后，我们的工资加起来有72元了。当时的消费水平比较低，女儿每天喝一瓶新鲜牛奶，一个月才3元；一瓶液化气2.7元。反正工资管三人的基本生活是够了。小女儿出生以后，就有点捉襟见肘了。尽管我们非常节俭，仍然入不敷出，家中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但我们生活却非常愉快，一家四口，其乐融融。
当时如果要买超过月薪一半的大件必需品，就“起会”。在那个贫穷时代，大家都缺钱，于是就兴起了“互助会”。如果哪一家急需用钱，那一家主人就作为互助会发起人，“约会”，比如，我想买一只上海牌手表，需要120元，于是，我就约请12位老师，每人每个月出10元。发起人，当时称“起会人”拿第一个月的“会钱”，大家根据各家的需要，协商拿会钱的顺序。起会人负责每个月收齐后交给那个月应收“会钱”的老师。
为了节省买衣服的开支，我们通过那位在长江航运公司工作的家长，从上海买回了一台蝴蝶牌的缝纫机。周末逛街时，经常去布匹专卖店看看，有时可以碰到质量花色都还适中的打折的零头布，就买回来存着。也许现代年轻人还不知道那个年代有专门卖布的商店，更不懂什么“零头布”。顾名思义，就是一整匹布卖到最后实在没有人要的一点点零头。商店根据品种质量、花色、所剩零头的多少决定折扣的多少。而有的花布剩下的一点点，折扣最多，可以做小孩子的短袖上衣，或短裤，还可以将不同花色但质量差不多的零头布买回来，拼接起来做女孩的裙子，也很好看。
缝纫机买回来之后，我买了一本《服装裁剪》书，学会了裁剪，静仪学会了缝纫。从此，我们家大人小孩的衣服全是自己做。那个年代，没有事业可做，家里也没有钱，就是不缺时间。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从有限的无用的时间中挤出了一点一点钱，让我们的两个女儿随着年龄的增长，年年换季穿新衣穿花衣，享受贫而不穷的幸福快乐的童年。
后来买自行车、上海牌手表等，都是一年“约会”一次，逐年慢慢添置的。
我当班主任与学生就是亦师亦友的关系，课堂上是师生，下课后就是朋友，再加上学生都住在学校附近，经常到学生家去走访，与家长也就非常熟悉了，像至今还有联系的刘汉生同学，他的父亲是我们“水中”隔壁菜场卖肉食的师傅，每天只要走到他的摊前，他总是笑眯眯的给我割两毛钱的里脊肉，他知道我们没有冰箱，为了孩子的身体，只能每天去买一点肉。他每周还给我留两根筒子骨，给孩子煨汤喝，大家都说筒子骨煨的汤，可以给小孩补钙。那个年代，筒子骨是非常紧俏的啊！才七分钱一斤！不是有钱就能买得到的！
还有一位煤炭公司的滕师傅，武汉液化气公司成立时，他是第一批液化气站的员工。他特地给我送来煤气灶和一坛液化气，说：“李老师，你住在单元房，有条件使用煤气了，一坛煤气2.7元，你们家才四口人，可以用一个多月，你用完了，让我儿子回家给我说一声，我马上给你送去。既方便又便宜。这个煤气灶有点贵，要27元，你分三个月给我就可以了。”说完就给我装好了煤气灶，教我们正确使用方法，才下楼回家。
住在我们家隔壁的史红老师的家里买回一台黑白电视机。她们家也是两个女儿，与我的两个女儿差不多大，一放学回来，我的两个女儿就站在他们家门口，看他们家的电视，想看什么节目全由他们的两个女儿控制。看着女儿那么喜欢看电视，总是站在别人家门口看电视，我下决心给他们买一台。那时一台武汉生产的14寸黑白电视机要400多元。我到学生杨云仙家访时，与她在武汉电视机厂负责销售部工作的爸爸，聊完该生在学校的情况后，就问问他们厂电视机的销售情况。那位杨师傅是一个非常精明的武汉人。他更清楚年轻教师工资低，于是，他问我：“李老师，你如果想买电视机，可以一个月拿十块或是二十块钱吗？如果可以的话，我可以先给你一台电视机看着，每个月付十块吧！等你全部付清后，我再把附有保修条款的发票给你。好吗？”杨师傅善解人意的一席话，真是让我感动不已，让我喜出望外啊！
第二天下班后，杨师傅就把一台橙色外壳的“武汉牌”14寸黑白电视机，送到我家，热情帮我调试好后才走。
我当时没有任何一点攀比的想法，就是为了两个女儿的心理健康，不能让孩子产生自卑心理，让她们做到自己想看什么就看什么，不能从小就看别人眼色做事。让她们的心理和身体一起健康成长。
我的大女儿在大学四年级临近毕业分配时，给我写了一封信，她在信中说：“我觉得我们家好像是介于传统与开放之间。你们对我和妹妹管教也是如此。不过我真的好感激你们为我们创造的学习和生活环境，正是这些在潜移默化中造就了今天的我。我虽然不能成为名人、伟人，但作为凡人，我们已经生活得很幸福了！”
现在回头看，我的两个女儿真是生逢其时。我们没有钱给他们更多更好的衣食、玩具，但我们有许多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在他们成长过程中，我们这个四口之家，无论在哪里，都是“一个也不能少”！记得有一次，两个女儿回武东奶奶家去玩了一天，到吃晚饭时，三岁多的小女儿就吵着要回家，不吃饭，哭着要回家，要爸爸和妈妈，谁说都不行，大女儿说吃完饭就回家也不行。奶奶只好叫叔叔送她们两回汉口了。
当她们的同龄人为了上一个哪怕是区重点中学而不得时，她们姐妹俩都在湖北省最好的重点中学生活和读书了。感谢我的老师和校长，在恢复全国高考招生之后，不看学历重学力，不仅让我走上了语文教学专业成才的高速路，而且让我的两个女儿在华师一附中受到最好的教育，为她们后来成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