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８３年８月底，我告别父母兄姊，从无锡乘火车到南京，再转公共汽车，顶着烈日，提着行李到毕业分配派遣证所规定的南京市人事局报道。
报道地点设在鼓楼附近市人事局院子里临时搭起的大棚中，规定报道期限日人很多，排队鱼贯经过人事局干部的一个个桌子前，呈递派遣证，核对姓名，然后领取分配到具体工作单位的介绍信。报到的人均为名不见经传的江苏省本地大专院校的毕业生，分配去的地方都是南京市下属的工矿企业、区街道基层单位。
轮到我，人事局的一位中年女干部看了我的派遣证，兴奋地叫道：“你就是我们期待的那个北京大学高材生啊！”，满脸笑容地说:：“请你去市委宣传部报到。”旁边排队等待分配的人，都露出惊羡的眼神。
最终分配到党务机关工作，让我十分意外，不由皱起眉头，抗议分配的“专业不对口”，要求另行分配。
她大吃一惊，不敢相信我竟不满意分配，困惑不解地盯着我说：“这可是我们南京市最好的工作啊！”我提出能否将我调配到一个文化单位，做我专业对口的文学编辑工作，她连忙摇手说：“这个我们可做不了主。市委宣传部看了你的档案，特别调你去的。他们是市委领导，我们哪里有人事权调动他们要的人呀！你还是先去他们那里报个到，有什么想法同他们商量。他们怎么决定，我们绝对服从。”
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在没几步远的鸡鸣寺，提着行李坐上一两站公开汽车即可直达梧桐树荫路旁黄色围墙的大院门口。
我向传达室的看门人递上南京市人事局的报到介绍信，就坐在椅子上静等他打电话通报相关部门。不一会儿，一位头髪斑白的干部急奔进来，径直紧握我的手说：“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我们一直等你来报到，今天早上部长还问起呢！”
他自我介绍说是市委宣传部的办公室主任，把我直接领进宣传部长的办公室。在外屋等部长和组织处长接见时，我夸赞宣传部所在的小洋楼很典雅、精致，他得意地介绍说，这栋楼三十多年前是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相当于我们的国务院。”提醒我说：“你做的沙发，是地道的美国货，这么多年了，皮革面跟新的一样鋥亮，坐上去人一下就陷在里面，舒适得不得了!”
满头白髪的宣传部长，里屋通完了电话，笑呵呵地推门迎出来，在紧挨着我一个单人沙发坐下，关切地问我什么时候到的，是否习惯。我说我就出生在南京，小时住在离此很近的丁家桥路二号，八岁时才离开去北京。他笑着说：“那时南京军区政治部的宿舍大院。你可是地道的老南京人呀！”
宣传部长说：“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这里从来没有分配来正规大学毕业生。我们一直希望有年轻的重点大学毕业生来我们这里，提高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宣传部的理论水平，去年７７、７８级的重点大学毕业生人才，都被省里抢走了，今年来了一个北京大学的高材生，我们一定会精心呵护培养，将来接我们这些老家伙的班！”
我实在不想扫他们的兴，但事关自己的志向和前途，我还是忍不住讲出内心实话：我根本不想从政，对他们的党务宣传工作，毫无兴趣。我迫切希望换一个与我所毕业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对口的工作，去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
他们脸上马上流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人事处长说：“我们市委宣传部是市委的核心机构，不知有多少人想进还进不来呢。目前我们不仅严格考察学历，政审也非常严格。你出身革命军人干部家庭，父亲是抗日战争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党组织是非常信任你，才把你选拔进市委宣传部的。”
我直言告诉他们，我既非党员亦非团员，连申请书都从来没有写过，实在无法胜任党务工作，辜负了他们的希望。
见我如此坚辞，部长、人事处长无言以对，僵在那里气氛尴尬。办公室主任见太不给有心栽培我宣传部领导面子了，就打圆场说：“还是让大学刚毕业的小伙子先给部领导当助手，陪同参加些活动，实践体会一下党的宣传工作再说吧。”
部长、人事处离开后，办公室主任又向我大致介绍了一下市委宣传的情况，问了一些我家庭情况，上北大的经历。我告诉他我有女朋友还在北大读书，我是一定要考研究生回北京的。他听了默默点头。
下班时分，他问我在南京是否有亲朋好友可以投宿，我说没有，他俯首开了一张给鼓楼饭店的介绍信递给我，见我有些迟疑，笑着说：“那是我们南京市委市政府的招待所，对外营业叫鼓楼饭店。你住在那里的费用市委报销，伙食费还可以享有出差补贴！”
鼓楼饭店很近，我提着行李去饭店前台同服务员办理入住手续，他们收下介绍信，给我安排了三楼背街的一个僻静单人房间。
住宿暂时安顿下来，第一件事情就是给家里写信，告知我的工作下落，以免老父慈母挂念。我的派遣证上分配单位只写“南京市人事局报到”，并无具体具体工作单位，父亲担心我毕业时得罪了北大中文系党总支的人，不知他们会在我的档案里留下什么组织鉴定，把我整到南京下属的什么基层单位去。我同父母大致讲了一下我毕业时考研究生的不公遭遇，父亲听后毫无责备之意，只是叮嘱我吃一堑长一智，被社会的复杂性教训一下也好，会学聪明一些。听说我计划考比北大更具学术权威性的中国最高研究机构社科院的研究生，父亲点头赞许，大加鼓励。
我信中提到，我被分配到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在平常人眼里，在这样一个有权有势、党务工作核心枢纽地方工作，政治前途十分看好，但我苦读那么多年书，最大的志向是从事学术研究，对仕途绝无兴趣。我会努力同南京市位宣传部的领导沟通，说服他们批准我辞去党务部门工作，另行分配到其他文教单位工作。
第二天一大早去市委宣传部上班，顺路想到鼓楼广场的邮局投寄给父母的信，惊诧地见到主要交通要道的路口，均由全副武装的解放军士兵把守，他们三人一组，双肩交叉挎着冲锋枪、军用水壶，胸前子弹带鼓鼓的，站成丁字型，警惕的眼神戒备过往的行人。市民交头接耳，风传全国大规模通缉的特大持枪杀人犯东北二王王宗????、王宗玮兄弟，流窜到了江苏。
到了宣传部，见人们都聚集在楼道里，议论纷纷，说是昨天午夜时分，中央统一部属的全国“严打”实施，各地公安机关按事先掌握的名单，同一时间大规模逮捕刑事犯罪分子，为防范他们狗急跳墙暴动，出动军队占领交通要道、重点保护目标，以防万一。
办公室主任安排我先跟随部领导，参加机关里的会议，做笔记熟悉一下宣传部的党务工作。去市委的路上，几次遇见鸣叫着警笛的囚车呼啸而过，里面塞满被捕的犯人。他们议论说，昨晚按事前掌握的严打犯罪分子名单，抓捕了上万人，监狱里根本装不下，都关押在五台上体育场馆，由配备冲锋枪、机关枪的解放军看守。
宣传部的会议，发言没有不冗长的，基本上是假大空的党八股，提不起我半点兴趣。文山会海，没有哪次会议不超时的，错过午饭、晚饭时间，正好去外面下馆子，好吃好喝，倒省了我饭票。
一个星期下来，部长带着人事处长、办公室主任约我到小会议时，询问我一周来工作的感受。我直言说我的志向是继续我大学就非常有兴趣的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想利用北京大学接受的专业教育，考研究生继续升造，将来进高校、科研机构搞研究。宣传部的党务工作，同我的志向没有多少交集，会耗费我很多时间，影响我考研究生的复习。我希望能到一个从事文化工作的单位，搞同业务相关的文字编辑工作。
他们对我的这个表态，非常失望。
他们咬耳朵商量了一会儿，办公室主任对我说：“我们部机关是没有什么同你专业对口的工作，你可以报一下南京市管辖范围内你想去的地方。”我说：“南京市文联办的《青春》杂志、《南京晚报》就可以呀。要我去找这些用人单位联系吗？”他们说：“不用，我们给他们打招呼就行了。”我好奇说：“它们也是宣传部的下属单位？”部长哈哈大笑，说：“小同志太书生气。我们国家，党是领导一切的。党的宣传部，主管政府部门的宣传口，包括所有的文教单位，如同党的政法委，领导正法口的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党的经委，领导工交口轻重工业局、交通局……”
坐了几天冷板凳，我忍不住找办公室主任问调工作的结果，他见我来，冷冷地说：“我们把你推荐给这几个单位，都表示他们的庙太小，恐怕留不住北大毕业的高材生，高攀不起呀！”我说：“既然如此，就干脆把我退回到南京市人事局，让我自己寻求从新分配好了。”他说：“这事要同部领导商量，得他们同意放人才行。”
办公室主任下午就让人通知我，说我可以离开，回南京市人事局另行分配了。
第二天一大早到市人事局，接待人员听到我的名字，生气地说：“你不服从分配的事，局里领导知道了很生气，说从来没有见到一个分配到人人想去的市委核心部门的，居然拒绝！”
他引我去会客室坐等上级接见。等了半个多小时，他领来了主管高校毕业生分配的一位中年女科长。那人见到我一年怒气，批头盖脸地训斥了我一通，那意思是他们一直想拍市委领导机关的马屁，好不容易献上了宣传部一直想要的名牌大学毕业的笔杆子，却因为我不识抬举，给搞黄了，让领导非常失望，显得人事局没有把工作做到家。
我辩解说：“我只不过是不愿意搞党务工作，绝意仕途，找一个专业对口的编辑工作而已……”她马上高声打断：“党把你培养成大学生，就是为了让你毕业后成为党的事业这台大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拧到哪里就在哪里发挥作用！”说罢她起身终止我的上访，抛下话来：“我们南京市人事局可没有分配你什么专业不对口的单位。给你分配了工作，你不服从，后果自负！食宿自理！”然后既似自言自语，又像说给我和其他工作人员听的：“他得罪了市委宣传部，不会有市委市政府的机关会要他的！想从事编辑工作，可以去江苏省出版局，有本事让省人事厅下调令给我们南京市人事局调配！”
我回到鼓楼饭店，一进门就被前台叫住，说市委宣传部来电话已经通知说，我与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即日起食宿自理。我为难说，我在南京人生地不熟，工作单位一时落实不了，同他们大致讲了我目前的困境，他们挺同情我这个大学生，通融给我换一个与人合住的房间，费用便宜很多。我急忙道谢，反正也没有什么行李，就按他们的指点，搬进楼梯旁的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
担心父母挂念，我连夜写信给他们，讲述我想分配到一个专业对口的文化单位，比如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天天同书打交道，有利于我复习考研究生。我是一定要考回北京的，绝不想让女朋友为我离开北京到外地工作。南京市太小，确实没有出版社这样的独立文化单位，只能想办法调配到省里才有的出版社单位，比如江苏省出版事业管理局。但我同江苏省级单位，从未打过交道，无任何关系可找。我分配到了南京市人事局，要想进省级机关，必须有江苏省人事厅的调令，他们才可能放行。
长信写到半夜才写完，竟然没有旅客入住打搅，大概这间犄角旮旯的房间，没有来江苏省会机关出差的干部，看得上吧。
一早特意将给无锡军队干休所离休父亲的信，拿到市中心鼓楼的大邮局寄出，估计父亲第二天即可收到。然后去市人事局问自己要求重新分配的申请的进展，枯坐了一天，得到的回复仍是“我们南京市人事局没有觉得你分配的单位专业不对口，需要另行分配。我们南京就那么大，爱莫能助……”，连续几天都是如此干耗着。
过了几天，收到父亲挂号寄来的大信封和两百元汇款。父亲信中说，看情况你只能向南京市的上级江苏省级单位求助了，他附了一封写给当年老战友的信，让我持信去找他，请他帮忙。
信是写给时任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的。信没有封口，我看了一下，大意是老战友多年未见，有一事相求：吾儿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需找一专业对口单位，南京市有困难，能否帮他上调江苏省，协调到省出版界工作？来日面谢！
南京军区的辖区，涵盖江苏、浙江、安徽、上海三省一市的驻军。
第二天是星期天，正好去父亲老战友的家拜访。信上没有地址，向路人打听南京军区怎么走，马上有人指点坐哪路公共汽车可达。
战士持枪站岗的军区大院，门禁森严。我进到传达室，递上父亲的信，请传达室的值班干事通报政治部主任的住宅，说有老战友的儿子来访。那个干事见政治部主任大名，马上打电话通报，然后把听筒递给我，我赶紧叫“叔叔好！”主任说他非常意外，热烈欢迎，让我在传达室等着，他会叫儿媳妇来接我来家，“你们小时是邻居，见面肯定认识。”
过了十来分钟，一位秀丽的少妇进传达室，自我介绍说她是我小时邻居的二女儿小银。我八岁离开南京去北京，对邻居家的玩伴记忆还是少女时代，大女儿叫小金，二女儿小银，自幼模样倩丽。
到了她家的独栋洋楼，主任亲自开门迎接，把我带入会客室，笑着说：“我同你父亲是地道的老战友，当年一起随华东军区从上海移驻南京，组建南京军区政治部。那时我们都是单身，吃、住、玩，天天在一起。你父亲既有才，又英俊，是咱南京军区的三大美男子之一呀！”他打量着我，说：“长大变化不小。你小时就很有名。你爸爸象棋下得极好，同我们下得让子，让个车、马、炮什么的。他有次带你来同我们下象棋，你那时才六、七岁，把我们全杀败了，你爸乐得哈哈大笑！”我说：“他离休后，军队无对手，参加了无锡市老干部棋牌俱乐部，经常代表无锡出战全国各地老干部，赢回很多奖杯、奖品呢！”
寒暄后我赶紧办正事，递上父亲的信。主任阅罢，感叹到：“你父亲的字还是那么漂亮！”他说：“你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毕业，要求专业对口，而不是索求干部职位，组织上给予分配调整，天经地义！你中文系毕业，想从事编辑工作，现成单位不就有江苏省出版事业管理局嘛！”我说：“我非常想从我大学毕业分配到的南京市人事局，调配到省出版局。”他想了一下，说：“那必须先把你从南京市调动到省里。我们南京军区每年都有一批团以上干部转业到江苏地方工作，负责军区干部的我们政治部，经常同江苏省人事厅打交道，请他们协助，关系融洽。这样吧，我给江苏省人事厅厅长写一封信，请她帮一个忙，处理我老战友北京大学高材生儿子的工作调配事宜。”
第二天一大早，我带着他的信赶赴江苏省人事厅，传达室的人听说我要找厅领导，就把我引进接待室坐等。一个多小时后，来了一个工作人员来巡视，见我问有什么事要上访，我说我想约见厅长。他听了冷笑一声就想走开，我站起来拦住他说，我有一份重要信件需要转交给她，说罢把并未封口的信封递给他。他见信封上写着厅长的大名，落款是南京军区政治部，并不接信，说了句“请稍坐，我这就进去通报”，便匆匆离开。
不一会儿进来一个头髪斑白的五十来岁干部，自我介绍是省人事厅兼管大学生分配的处长，对我说：“厅长是不会接待来上访的人的。”我说只请他转交一封给厅长的信，说罢双手呈递。他瘦黄的手从信封里抽出那封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写给厅长的信，上衣口袋里摸出老花镜带上阅读，然后又口袋里掏出一包香烟，问我是否也要，见我谢绝后他点上烟，一边抽一边好像仔细琢磨这封信。抽完一支烟后，他打破沉寂，起身说：“我把这封信拿上楼去，当面请示厅长。”
过了十来分钟，处长陪着五六十岁的女厅长进来，心宽体胖的她，下楼大概有点急，微喘着同我打招呼，说南京军区政治部领导很关心江苏，工作上很关照，军民关系很好。主任的信她看了，“你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工作分配要求专业对口，合情合理。江苏省出版事业管理局一直打报告给省人事局，要求今年无论如何得分配给他们几个重点大学毕业生，解决他们业务人才青黄不接的危机。这次我们分配给他们两个重点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江苏生源应届毕业生，可是没有见到北京大学的呀，没想到他们把你直接派遣到下面的南京市人事局了，莫名其妙！你想去省出版局从事专业对口的编辑工作，正好，他们正急需你这样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人才呢！我们同他们打一个招呼，马上办理把你从南京市人事局调配到省出版局的人事手续。”
厅长离开后，我问处长，我是不是要赶紧去南京市人事局办手续，因为他们好久都不怎么理睬我，担心他们做梗。处长说：“不用。我们省人事厅会给他们下调令。等我们把你的人事关系从南京市人事局上调到省人事厅，再把你派遣到省出版局。你就静等我们人事厅消息，同我联系即可。”
至此，我每隔一两天都会去省人事厅询问进展情况。每次都是这位处长亲自接待，他告诉我省人事厅的调令当天下午就下发给南京市人事局，第二天他去电话查询，他们说已遵令把我的人事档案寄给省人事厅了。我说：“南京市人事局离江苏省人事厅，公共汽车只有一两站路，走路也就十几分钟，怎么会寄了一个多星期都不见踪影？”他笑着说：“他们不是心里有气嘛！你稍安勿躁，耐心等待吧。”
终于有一天，处长见到我笑眯眯地递上一纸公文，说：“这是省人事厅开给江苏省出版事业管理局的介绍信，手续都已办好了，你拿着它上门报到就行了。”
我当即迫不及待赶去新的工作单位。江苏省出版事业管理局地处不远的高云岭，国民政府时代为法国驻华大使馆，现在同江苏省民政局分享。
我拿着介绍信到出版局人事处报到，五十多岁的女副处长笑脸相迎，交谈之后，直接把我领到四楼的“少儿读物编辑室”，介绍给正副室主任，说：“少儿室读者最小，但编辑人员年龄最大，都快爷爷奶奶辈了，年年打报告给局领导，亟需年轻编辑接班，你来了正好解决他们青黄不接的燃眉之急！”
北大中文系毕业搞古典文学研究的，要编辑少儿读物，这个费了那么大劲争来的文化工作，对我绝非专业对口。可是想想自己反正也要尽快考研究生回北京，这里不过是暂时栖身之地，也就坦然处之了。
折腾了一个多月分配、再分配，工作终于定了下来，总算有了一个单位地址可以通信联系，赶紧给父母、女朋友写信报平安。
最先收到女朋友从北大寄来的信，送信进办公室的女同事，指点说：“我们叫少儿编辑室，不是小儿编辑室！”仔细一看，不知女朋友为何少写了一个点，把“少”写成了“小”。一聊才知道，出版局的人常戏称少儿读物编辑室为小儿科，类如鄙视链的最低端，大犯他们的忌讳。
北大老同学里，最先写给毕业时唯一把我送到北京火车站的石冰，介绍了我毕业分配到南京后的曲折经历。
最先收到老同学的来信，是落款北京市《十月》编辑部的骆一禾、何拓宇寄来的。信比较长，拉拉杂杂，好似他俩一起上班审稿之余，时不时调侃一番，在信纸上写上几句。骆一禾说他们被一群马列主义老太太包围了，正值中央发起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高潮，不得不奉命天天枪毙一批送上门来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耕耘出的毒草文稿，虽被逼迫，但年纪轻轻就做如此缺德事儿，恐折阳寿；领导见他们天天干写退稿信的脏活，情绪不高，诱之以党票，让他们每周列席参加出版社党员的组织生活；发现老编辑个个都是忠贞的共产党员，说起年轻一代成天到晚迷恋穿喇叭裤，听台湾歌星邓丽君的糜糜之音，痛心疾首。
我回信给他们，报告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地方比中央凶多了。我刚上班的少儿编辑室，儿童读物插画多，专门配了一个美术编辑叫李娜，父亲是南京画院的院长，结交了许多出版局和南京美术界人士，中饭后午休时间常来串门，被单位里的人举报，说这些人男长髪披肩，女短裤露臀，奇装异服，有伤风化，是典型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要求局领导对之予以严厉整顿。幸亏局长高斯是老革命，年轻时在新四军里负责刻宣传革命的版画，对局里组织人事部门的人交代说：“那些画画人穿着打扮的事，你们搞不懂，不要去管！”
我告诉他们，现在本人可装孙子了，一身旧军装，每天最早来办公室，手提四个暖瓶，上下楼好多趟，从后院食堂的开水房，给四楼少儿读物编辑室每一个房间都准备好开水，保障他们一天都可泡茶聊天。然后用拖把将整个四楼的水泥地板搽一遍，连男女厕所都不放过。单位的人都感叹说，“哪里来的这么好的大学生！”以致他们纷纷向我同办公室的转业军人徐明打听，能否为女儿介绍这个对象，被徐老太喝止：“小伙子有个漂亮女朋友，人家还在北京大学读书，他会尽快考研究生回北京团聚的！”
信中我表示很怀念我们几个一起在北大的同窗时光。这次毕业后在南京的曲折调配经历，让我很好地见识了校园外的中国官场，官员普遍素质平庸，颟顸无能之辈居主流，与其让他们掌管运行这个国家，不如换我们北大人！我当时对赵仕仁从政的理想，反感得有些偏激，更不应该动手打他，请带我转告歉意。
骆一禾、何拓宇、赵仕仁与胡迎节（中国大陆经典红歌《同一首歌》词作者）游圆明园
不久收到信封上印着红色国徽，落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赵缄”的长信。赵仕仁用他那堪比硬笔书法字贴工整秀丽的字，细述他的政治理想与人生抱负，以及他分配到政法系统的检察院，其严谨死板抠条文的工作与他以前在北大团委书记李克强领导下的热情鼓动的共青团工作，风格迥异。他还在学习适应中。
我马上回信给赵仕仁，说我们的理想是完全相通的，一片冰心在玉壶，相信我们这几个北大同窗，将来一定是殊途同归。
地方上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比北京凶，严打更是惊心动魄，而且二者总是相提并论。八月底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后，从重从速，南京市严打后第一次贴出的法院公告，名字上打红叉死刑立即执行的罪犯，竟然有一百二十人之多！九月初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及《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其中前者规定对流氓罪等十几种犯罪“可以在刑法规定的最高刑以上处刑，直至判处死刑”，后者规定在程序上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要迅速及时审判，上诉期限也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１０天缩短为３天。不久前发生的流氓劫持一妇女小巷轮奸案件、鼓楼闹市名餐馆聚众斗殴致死案，轰动一时，致使女工不敢上夜班，市民不敢上饭店消费，涉案的几十个青年，通通枪毙，他们有不少就我天天上下班要路过的青云巷居民。
我中秋节去南京市南面江宁镇新建梅山工程去看望我多年未见的表舅，那个地方代号９４２４，别名“小上海“，是上海钢铁厂的备战基地，员工清一色从上海调来，讲上海话，吃的冰棍都是上海的光明牌。因为错过了唯一通往南京的公共汽车，我晚回单位上班一天，结果出版局的领导急得查我档案，联系远在无锡军队干休所的我父亲，怕我出事，“当前严打形势紧张，担心阶级报复……”
少儿编辑室的第一个工作，是副主任交代给我的：过滤来稿，可用的好稿子推荐给他；须退稿的，代表编辑部给投稿者回信。他是名作家邵燕祥的弟弟，老北京，说话一口标准京腔，对我这个北京大学来的，非常客气。
一份落款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儿童文学翻译来稿，引起我注意。投稿人陈圣生，文革前上海复旦大学外文系毕业后，在交通部科技情报所工作，文革结束后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研究所研究生，毕业分配到文学所工作。他结婚有孩子很晚，有感与中国当时儿歌尽是《我爱北京天安门》之类的政治性很强宣传品，他把自己给女儿翻译的西方儿歌选出精品，投稿出版社，希望孩子们可以接触到真正适宜童心的读物，而不是政治宣传品。
我毕业时同北大中文系掌权的党总支闹翻，绝对不会再考那里，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是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比北大更适合我，可我除了同钱锺书互通过一次信件，在那里并不认识任何一个人。我就向少儿读物编辑室的主任推荐出版陈圣生的译稿，代表编辑室给他回了一份热情洋溢的感谢信，挑选了几册本社出版的少儿读物画册，塞进一个大信封，注上“邮资总付”，送到楼下收发室。几番书信来往，我总算同社科院文学所的人有了联系。
江苏省出版局虽为省级机关，却属于没有政治经济实权的文化单位，拿不出房子给新分配来的大学生做集体宿舍。出版局负责总务的办公室，先把我安排到附近的江苏省农业厅招待所的简易房，与外地来农业厅出差的人合住，后来大概嫌按日计算的旅馆费开销太多，又把我同新分配来的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范小天、复旦大学中文系黄小初和一位南京师范学院毕业的美术编辑，塞进出版局附近巷弄里一间没有窗户的小平房，除了四张床，什么也没有，洗漱、上厕所都得去单位，空气恶劣，非人所居。我领着抱怨不断的他们去局领导那里投诉后，办公室又把这批新分配来的大学生安排住进江苏省外文书店在其平顶房顶加盖的仓库，进出得走开在出版局隔壁新华印刷厂院内的简易盘旋铁梯，空间奇大，无窗，仅有两三盏电灯，光线昏暗，洗漱、上厕所要回单位办公楼。
少儿编辑室工作轻松，让我上班时间可以偷闲复习，做考研究生的准备。下班单位食堂吃完晚饭后，我只能回办公室继续复习，可晚八点后窗户正对的隔壁新华印刷厂开始印刷来日的《新华日报》，机器轰鸣，噪音震得玻璃窗都颤动。我生来对噪音十分敏感，机器声吵得我心烦意乱，大大影响我复习读书的效率，苦恼不已。
很快三个月过去了，出版局人事处叫我去他们那里领取《高等院校毕业生转正定级审批表》，让我预先填写好相关个人信息资料，以备工作满一年后他们办理转正定级用。我趁机探探人事处的口风，提出我明年会申请考研究生深造。
人事处的组长似乎身体不好，长期病休。主事的副处长据说是南京军区后勤部长的夫人。她笑眯眯地对我说：“小橡你来了没几个月，却是我们局里人人注意的对象，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毕业的嘛，全南京城里也没几个。大家对你反映非常好，说你谦虚没名牌大学生的架子，任劳任怨，什么脏活累活都抢做。我个人对你的艰苦朴素作风非常赞赏，你一点没有干部子弟常见的骄奢毛病，给我们军队家庭争了气！我知道你现在编辑儿童读物是大材小用。我当年读苏州丝绸工学院，学的是养桑缫丝，现在不是人事工作搞得很好吗？”
年底时，陈圣生来信向我通报社科院文学所招生信息，说明年古典文学、当代文学和理论研究室，各招一名硕士生研究生。我有兴趣报考的古典文学专业，招生导师为蒋荷生，名字我并不熟悉。我只想考上社科院的研究生回北京，导师何人，无所谓。想到如果考上文学所古代研究室，可以同钱锺书为同事，颇憧憬。
１９８４年元旦时，收到骆一禾、何拓宇合寄的一张印刷精美的贺年卡。卡内附有他们的信。何拓宇信中报告说，他俩入党的事黄了，起因是办公室的老编辑们每天上班头等大事是用开水泡一杯茶，然后等当天的报纸来了，呷着茶水畅谈国家大事。他俩刚分配来时，跟我一样上班第一件是就是拎着暖瓶给老太太打开水，干了没几天心就懒了。同编辑室的老太太等不到开水，就亲切地提示他们：“你俩小伙子还没沏茶吧？要不要尝下我新买的正宗地安门吴肇祥茶庄的茉莉花茶？”两人异口同声谢绝，说：“我们哥俩不喝热茶。”老太惊讶地问:“那你们喝凉开水？”他俩说：“不，我们不喝开水，喝自来水。”说罢，何拓宇拿起茶杯出门，从厕所水管子龙头接满杯，当着编辑室众人的面，咕嘟咕嘟地一饮而尽。老编辑们看得目瞪口呆，从此再也不叫他俩旁听党的组织生活会了。
过了元旦新年，我赶紧去南京大学图书馆去查阅１９８４年全国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得知考试时间是２月１８日至２０日，共三天，考六科，上下午各一科，其中英语和政治是全国统一出题、统一考试、统一阅卷，其余四门专业课，则是由招生院校组织出题、阅卷。我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以研究生院文学系名义招一名古典文学专业硕研究生的信息，索取了全套报名表格。
表格中“工作单位意见”一栏，是我最头疼而又回避不了的难关。去找顶头上司编辑室领导，他们推说这种表格上的单位意见，一定得是人事部门加盖的公章，让我去找出版局人事处。
人事处管事的副处长老太，见到我递上的报考研究生的报名表，顿时拉长了脸，说：“你刚分配来工作才几个月，就想考研究生离开？不行，按规定必须工作两年后，方才允许报考！”我赶紧问是什么上级单位规定的报考研究生工作两年的限制，迫不及待地列举我听到北京一些科研单位工作大学本科毕业生当年即可报考研究生深造的例子。她听了没几句，不耐烦地说，她同领导研究研究再说。
过了两天未见下文，我按捺不住又上门人事处去磨。处长老太被我纠缠得无法，坦承他们并没有查到上级有报考研究生工作两年的限制的硬性规定，应该由各单位具体掌握。她推托说，我们人事处的职责是满足单位的用人需求，我应该先征得我的直接业务领导少儿读物编辑室主任同意放人，方能再找人事处协调。
室主任是位待人热忱的山东大汉。我向他提出报考考研究生申请，不是嫌少儿读物编辑工作太幼稚简单，而是因为我的女朋友在北京，我是一定要回北京与她团聚，在北京安家立业。实现这个日思月想的愿望，靠组织上将来跨省市调动工作，非常不现实的，唯有报考研究生一途。如果我屡试不第，自然认命死心，否则很难在这里安心工作，只会给领导添麻烦。
室主任非常通情达理，说他本人乃至他们这代人，都饱受两地分居之苦，非常理解我的处境。他当然希望我留在这里，让科班出身的年轻人接班，但考虑到我个人恋爱实际情况，这次可以同意我报考研究生，但君子协定，如果考不上，则踏实工作几年；有新来的大学生接班，再调动工作。
谈毕，他亲自领着我到楼下人事处，告知编辑室已同意我报考研究生。副处长老太说，他们人事处要研究研究，然后盯着我，问：“你报考的是什么院校、专业？录取难不难?”我回答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研究专业，全国最高学府，录取率通常是百里挑一。”她听罢哈哈大笑，说:“一个名额上百个考生竞争，哪里可能考得上！今年就破例让你试一次机会，考不上三年之内不许再向我们人事处提考研！”然后转脸对室主任严肃地说：“你同意放走大学生，三年内不得再向我们人事处要人！”
１９８４年的一月中下旬，西伯利亚寒流汹涌，南京下了罕见的大雪，湿重的积雪压断常青松杉的树枝，不少公交汽车站的候车棚都被压塌，运行的公共汽车不得不在车轮上绑上防滑铁链。江苏省规定只有淮河以北的北方办公室可以生煤炉取暖，南京省级机关的土政策是仅有照不着阳光的阴面办公室可以生煤炉取暖。我所在的办公室正好在北面，我就拿出小时在北京生活练就的生煤炉技巧，把办公室的煤炉火烧得旺旺的，既取暖又可以烧开水，结果恨不得全编辑室的人都聚集到我的办公室，搬来椅子围着煤炉烤火聊天，害得我根本无法静心看书复习。
我们几个新分配来的大学生所住的外文书店房顶上的铁皮屋仓库，内外温度一样，我们晚上抱着用食堂开水灌满的热水胶袋、医院输液用玻璃瓶，哆哆嗦嗦地钻进湿冷的棉被窝，早晨起来地上流过屋顶的雪水已结冰，晾在绳子上的洗脸毛巾已冻得硬邦邦的。
春节前我收到一个“邮资总付”的邮包，打开一看，是骆一禾、何拓宇寄来他们北京出版社印制精美鼠年挂历，内容北京古建筑摄影，附有何拓宇写的一个小条:“俺们《十月杂志》编辑部是半古建筑，八大胡同旧址，墙缝里不时散发出当年青楼窑姐的脂粉味儿，令人想入非非，发古之幽思……”
我赶紧拿了这份挂历送给了室主任，谢他促成人事处批准我考研。然后给何拓宇回信说，我每天早晚上下简易盘旋铁梯出入宿舍，闻到的都是尿骚味——屋顶上的仓库铁皮房起夜无处撒尿，我们几个大学生就尿在一个桶里，早晨趁人看不见，直接倾倒到盘旋梯下新华印刷厂的院子里！
接近春节，高校都开始放寒假。在北京大学的钱立等几个老同学，惦记在南京孤零零的我，回乡探亲过春节火车路过南京，特地签票来看我，我只好把他们也安排在铁皮屋过夜，冻得他们彻夜难眠，第二天一早就乘火车逃离已成冰窖的南京。同班的蒋卫杰同学，来看从家乡湖南涟源考到南京铁道医学院上学的女朋友，特与我温情聚餐，聊了一些他们在北大继续上研究生的近况。
我北大同学的探访，唤起同铁皮屋其他几个新分配来的大学生回家过春节的愿望，结伴到人事处请探亲假，立刻被驳回：“按规定，新近分配来的大学生，必须工作满一年转正后，方能享受已婚职工探望配偶、未婚职工探望父母的每年两个星期探亲假。”
我们这几个新分配来的大学生，吃饭主要靠单位食堂。出版局很多员工中饭在单位食堂就餐，饭菜比较好；晚饭单位食堂就是给我们这几个住集体宿舍无处开伙，通常就一个菜，由一位单身老师傅打理，因为他自己也就吃这一个菜，通常不会做得太差。他告诉我们，老单身的他，每年一定是要回苏北老家过年的，腊月二十八返乡，过了年初五才回来，单位食堂春节其间会关闭一个星期。
我们一听就炸窝了，想到离家第一个春节，会在饥寒交迫中度过，大家十分沮丧、愤怒，商量着要找局领导情愿，恩特批我们这些新分配来的大学生避寒，春节时期享有职工探亲假期，回乡与家人团聚。
我说，上次人事处已经搬出规定不批假，法理上我们是讲不过他们的。只有打悲情牌，提出我们生活条件太差，如果单位不能解决，春节其间又饿又冷，会生病给组织添麻烦的。
第二天我们上午一起到局里负责总务的办公室主任那里去投诉，说春节食堂关门一星期，我们无处吃饭。办公室主任回答说：“我可以给你们食堂小厨房的钥匙，自己下面条。”我们说住的铁皮屋太冷，室内都结冰，冻得每个人都头痛流鼻涕，办公室主任回答说：“我可以让招待所打借条，让你们每人领一条被子。”我们说夜里睡觉头在被子外面，还不照样挨冻？办公室主任回答说：“局里可以采购解放军棉帽给你们，睡觉时把护耳放下就行了。”我听了大怒，吼道：“你见过有人晚上睡觉带棉帽的吗？！”拉着众人，说：“不跟这家伙说了，直接去找局长评理！”
高斯局长听了我代表新分配来的大学生怒冲冲的控诉，笑眯眯地说：“这个办公室主任前两天还亲自去我家修马桶，趴在地板上捣鼓了半天，细致耐心，工作不至于这么粗糙吧。你们初次离家到外地工作，春节想家探望父母，也是人之常情。今年南京遭遇百年不遇的寒流，情况特殊，破例让你们春节回家休息，也没有什么大不了，我批准了！”
大家喜出望外，对我直翘大拇指，感叹说：“到底是北大的，关键时候挺身而出，敢说话！”
借着高局长开恩圣旨，下午我们到人事处办妥了春节其间两个星期的探亲假。人事处领导特别交代，这是局长考虑到目前南京寒流造成你们的住宿实际困难，照顾你们年轻大学生的身体特批的，下不为例！
１９８４年的春节是２月２日，研究生招生考试是２月１８号至２０号，三天考六科，其中英语和政治是全国统一出题、统一考试、统一阅卷，其余四门专业课，则是由各院校研究单位自行出题、阅卷。
高局长特批给我们这批新分配大学生探亲假，对我考研复习真是雪中送炭。我立即写信告知父母，即使有局领导破例照顾的探亲假，我春节也不打算回无锡与家人团圆过年，而是留在南京抓紧复习考研，做最后的冲刺。
我无锡高中时的一个同学，７９年高考落榜，他母亲是无锡化工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毕竟书香门第，努力复读后，终于考上南京大学外文系。我毕业分配到南京工作后，与他联系上，他知道我要复习考研究生，就主动提出寒假其间，我可以住进他探亲返乡空出的宿舍，这对苦于没有安静环境复习的我，真是济困解危，太及时了！他不光给我提供了铺位，借给我食堂的饭菜票，还把宿舍里私藏的小电炉、锅碗等简单厨具交我使用。
南京大学的教学区与学生宿舍区被一条马路南北分割开。雨雪交加的冬天，踩着防水胶鞋的南大学生，从宿舍区到教学区上课，书包外经常还提着一个塑料袋，里面放着一双替换胶鞋的棉鞋，以便在无暖气的教室里上课、自习时，保暖脚部不生冻疮。间或遇见晴天，学生纷纷在宿舍楼下的铁丝架上晾晒阴冷潮湿的被褥，女士楼更是在窗外悬挂出五颜六色的内外衣裤，色彩缤纷，迎风招展如万国旗。
安静的大学校园，毕竟是最佳学习场所，我流连忘返，集中精力复习了差不多整个寒假，除夕夜、大年初一也是不眠不休，书本在手。春节其间南大的食堂职工回家过年，仅开一个窗口，给空荡荡校园里寥寥无几的留守学生，提供最简单的食物。好在我工作单位年前给每位职工发放一份年货福利，南京特产香肠、香肚、板鸭外，还有苹果、柑桔什么的，我一个单身，也领了一大堆，单位里居然有人眼谗，向我同办公室的徐老太吹风，说她家人口多，我一个人也吃不完，能否分她一点？徐老太斥责说：“小橡难道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没有家人可以分享年货？！”多亏这些年货，解决了无肉不欢的我南大春节吃饭大问题。
研究生招生考试的考场，设在南京师范学院。八十年代民国故都南京没有多大，沿着地名按图索骥，同清代吴敬梓《儒林外史》描绘的明代南京城差别不大，我骑自行车东西南北环城一圈，也就个把钟头，与帝都北京之大，不可同日而语。
第一天早晨去考场的路上，看到一条尚未完工的公路，平整无车，就骑车上去，走了一段，被前面骑车的一个穿警服的拦下，教训说：“这是尚未通行的路，在上面骑自行车是违反交通规则！”我说：“你不也在上面骑车吗？”他恼羞成怒地说：“我是人民警察，有这个特权！”接着唠唠叨叨地一通教训。我急着去考场，向他求情：“我因赶着参加研究生招生考试，抄了近路，下不为例。”他说：“考博士后也不行！”我只好掏出省里发给新闻出版单位的记者证，递给他说：“你先把我证件扣下，回头到省级机关找我！”那时记者可以写专门送给各级主管领导看的内参，对官场有一定的震慑力，他见状赶紧把记者证还我，说：“不用，不用。”让我走人。拼命赶到考场，离规定“迟到三十分钟禁止进入考场”，仅差几分钟！
考试我没有觉得有什么难，顺利按时做完所有考题。
考试后一个多月没有任何消息，我忍不住写信给社科院文学所的陈圣生，探问文学所今年研究生招生的进展。三月底收到陈圣生的回信，他信中说因为他本科是复旦大学外文系毕业的，社科院的研究生院邀请他参加今年研究生招生英语考试的阅卷工作，他说今年的英语统考试题首次全部采用美国标准考试所用的选择题，答案差别细微，似是而非，除非英文底子非常扎实，很难答对得分。研究生院参加考试的两千多份答卷，仅有两份过了六十分的及格线。他在信中抄录了这两份考卷上的准考证号码，我一对，其中一个正是我的！不由心中大喜！
四月底的一天下午，出版局人事处来电话传我去一趟。
一进办公室，面带尴尬笑容的副处长老太向我介绍两位干部服严整的中年男士：“这两位同志是从北京中央机关来外调的。”一边忍不住嘟嚷说：“百里挑一，还真被你考上了！”
这两位人事处的客人，一口正宗的京腔，自我介绍一位是社科院文学所人事处处长葛幼立，负责外调我的人事事宜；另一位是科研处长邱建，带来了文学所研究生招生复试考题。葛处长见我第一句话，问有没有对象，对象在哪里？我说有女朋友，在北大念书。他说，哪就好，省得你毕业时闹两地分居，所里留不下。你考研究生的成绩非常好，上千考生你总分第一，这样的好苗子，毕业后文学所一定要把你留在所里，解决青黄不接不接的问题。邱处长则从公文包里取出复试考题交我，副处长老太马上请我到人事处里间的相邻办公室做题，一边招呼社科院的两位处长：“走，我们去吃午饭，请你们品尝最正宗的南京菜！”
复试的三道题并不难，但把答案细致写出，还是要花一些时间。等我写毕复查两遍，他们外出吃馆子也回来了。我们人事处周到地款待了两位北京客人，酒喝得脸通红，直谢南京人热情豪爽。我把复试答卷交给了文学所科研处长邱建，他笑着收好放进公文包，说回社科院让所里的研究员判卷，让我放心，“静侯佳音！”
五月底，我收到社科院研究生院的录取通知书。我马上写信告知一直挂念我前途的父母，让年迈离休的他们分享我的喜悦。
我拿着录取通知书到人事处告知他们我已被社科院录取为研究生，将从江苏省出版局离职，秋季到北京上学，感谢局里的领导和同事一年来的关照。我递上录取通知书附件，说上面列出我报到时需出具户口、粮油关系迁徙证明，而我现在户籍是出版局集体户口，还要请人事处协助办理。处长老太回答说：“我们已接到北京来的公函，你的人事档案，我们会直接寄给社科院。户口、粮油关系户迁徙证明，我们同公安局、街道办理好后，会交给你随身携带。”然后她停顿了片刻，交代说:“你是去年九月底才来我们出版局工作的，离职上学报到是八月底，离工作一年干部转正还差近一个月。按规定，大学毕业生经一年见习期满才能转为正式国家干部，你未满一年，我们不能给你转正。”我问：“这有多达差别？”她说：“如果你转正了，按政策上研究生带干部工资；如果未转正，只能拿助学金。待遇每月相差至少十几块钱哟！”我笑着说：“只要能让我回北京同女朋友团聚，谁在乎那几十块钱！”
我跟人事处说，我还要把手边的工作处理移交一下，需要一些时间，干满六月，我就办妥离职手续。我分配到南京工作后，快一年了，还没有探望过在无锡离休的父母，去北京上研究生前，我要回家探亲，孝敬父母，陪他们住两个月。
然后我写信给骆一禾、何拓宇、赵仕仁，告诉在京老同学：我已经考上社科院的研究生，即日返回北京，同他们再聚！
信尾，我特意抄录了代表我此刻心情的唐诗：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２０２５年６月１０日，作于芝加哥西郊
（图片来同学摄影、网络）
长文分载。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