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拓宇有日记记下他和班里同学进入大四时热衷于校内外社会活动的浪漫情怀：
“１９８２年１０月１３日 晴 我是文学79的文体委员，五四文学社的诗歌编辑，燕园通讯社的内参总编，另外，我还是个爱写写诗和小说的排球队主扣和足球队的左前卫。我喜欢智力和体魄的角逐，也爱和自然对话。”
“１９８２年１０月２８日 阴 中午中央台记者进行录音采访，我为对台广播谈了业余体育生活。回到宿舍，弟兄们已经按捺不住了，大队人马直扑北航。”“ 到六点多，景强、一禾、老赵、宝明、阿贵、老熊、家旺、石冰、老胡汇齐，然后就是风卷残云之下的细水长流，从祖国到朋友，从近卫军到山楂树……十二个小时里我们穿越了历史。”
“早晨了，我们安静下来，听着提琴曲，窗上凝着冰雾，融化了的水滴流出了树林般的纹影，这些音乐也流出了一些纹影，使我想到一大群孩子从一个晶莹的林子里各自奔向家园，手里握着两个小拳头，把束阳光也带回家，而阳光也永不消散。 后来，我们一路喷着暖雾，大声歌唱着：白兰鸽在不灭的灯光里飞……睡眼惺忪的路人们远远就睁大了眼睛。”
７９１０文学班同学中秋游园合影。右起：同宿舍的骆一禾、赵仕仁、李景强、雷荣贵；班主任曹文轩、雪汉卿、王郑生
赵仕仁鞍前马后为北大团委卖力多年，那时已熬到学生干部，大概是团委宣传部副部长头衔，正部长则须由留校的毕业生担任。他多次透露想毕业后能被北大团委留下，担任专职团干部，从而走上仕途。
恰在此时北大校团委承接了一个上面交给的任务，要在北大这样的高校，举办题为《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的展览。这个题目一看就是被称为“左王”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宣传部部长邓力群，大力推出的用马列教条洗脑年轻人的东西。
文革后恢复高考得以入学的７７、７８、７９这波大学生，号称“新三届”。４９年后中共政权大搞共产主义，大跃进、文革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毁灭性灾难，我们都是亲身经历过，耳闻目睹，不堪回首，还有谁会真心相信中共当局宣传的共产主义哪一套说教？北大尤其如此，在改革开放大潮冲击下，旧的马列说教早已分崩离析，在邓力群这些老一代左派眼里，自由化新思潮泛滥成灾，急须匡正，北大团组织既然叫共产主义青年团，就必须高举共产主义大旗，对北大学生进行“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教育。
新任团委书记李克强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北大团委宣传部，让中文系出身的赵仕仁负责筹办。
赵仕仁对李克强亲自委以的重任，非常兴奋，立即回到宿舍向我们发布，让我们一起帮他完成这个重任，一鸣惊人，打一个漂亮仗。
我一听北大团委一心想拍掌权中共元老马屁的《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这个展名，就非常反感，当下同赵仕仁争论起来。
在自由化风气最盛的八十年代北大，还向同学扯什么五六十年代、文革其间的共产主义口号，脱离实际到了荒唐可笑地步！最使我恼火的是，赵仕仁明明知道那是年轻人不会再上当受骗的官方宣传，他自己也根本不信，前些天还孜孜不倦地研读西方存在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希冀取而代之；现在为了自己的仕途，却曲学阿世，违背良心迎合官方，宣传北大学生积极向党组织靠拢，一心向往共产主义的假象，已构成个人品质问题了。
赵仕仁与我激辩了一番，不欢而散。
赵仕仁拉上骆一禾、何拓宇，组成这次北大团委办《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展览活动的领导核心，从北大校方领取了一笔办展经费，招兵买马，弄了一群北大共青团积极分子给他们跑腿、打杂。校方特意安排把刚建好还没有开放作教室的新三教一楼最东头的大厅一百号，作为展览场地。赵仕仁领着这群人刷标语、贴图片，不分昼夜，忙碌布展。
那时北大和全国的政府机关一样，作息时间有午休两个小时的规定。北大上午八点到十二点上四节课，食堂十一点半开饭，一般教师在第四节课时会提起下课，否则早已饥肠辘辘的学生会把随着携带的饭盆拨弄得叮咣乱响。下午的四节课是两点到六点。午饭后全校一片安静，大家都歪在床上睡午觉。海外港台来访者不理解，将大陆人这种睡午觉作息时间，归咎于民众营养不良。
赵仕仁走马上任北大团委共产主义展览召集人后，非常卖力，全职筹办展览，反正大四年级该修的课也都修完了，只剩下写毕业论文。他三教办展业余时间，就把我们宿舍当成他午休时间、晚上睡觉前的办公室，让那些团委的积极分子随时上门找他请示。在北大初尝权力的他，不免飘飘然，对那些混团委的同学，颐指气使，一副大干部的派头。
我那时正在复习考研究生。我平时每天都在图书馆用功读写十五六个小时，只有午休和晚上在宿舍休整养神，中午、晚上的睡眠对我非常重要，如被打搅，整天精神不振。
骆一禾那时与何拓宇跟着忙办展览，与赵仕仁双出双入。宿舍其它四个人李景强、刘宝明、雷荣贵和我，议论起来，都对赵仕仁不断带陌生人来宿舍打搅我们的休息，啧有烦言。雷荣贵说，听到那伙混团委的人装腔作势打官腔就讨厌，实在忍受不了那些假大空的陈词滥调，不得不溜到别的宿舍打牌避难。
有天晚上赵仕仁带着骆一禾回宿舍时，我当面提醒赵仕仁，宿舍是我们六个人学习、休息的空间，不是他个人的办公室，不要在我们午休、晚上带人来高谈阔论。我说，我们宿舍的人议论过此事，其他四人已都是这个意见，你们俩是否也同意呢？骆一禾当即表示也同意。赵仕仁不置可否，表示会他会“向团委部下打招呼”。
几天过去，午休时来敲我们宿舍的人，不少反多。质问他，他支支吾吾地辩解说，他并没有邀请人家来我们宿舍谈公事，可人家要来他也没有办法。我说，那好，我们在门上贴一个条子，写上我们的作息时间，提醒来访同学遵守。
条子贴到门外没几天，反而来了更多不自觉的人，午休时一波又一波敲门，进门与赵仕仁大谈团务，旁若无人，全然不顾屋里其他人是否午觉，弄得大家非常恼火。
我跟宿舍里其他三人提议，既然赵仕仁一意孤行，全然把我们的意见当耳边风，那么我们也不再客气，用大红字写张大告示，贴在门上：“午休时间１２点至２点，严禁敲门打扰。违反者，乃没教养的SON OF A BITCH（狗娘养的）！”大家都说：“好！”雷荣贵自告奋勇，从好书法的同学那里借来笔墨，謄写张贴。
这个措辞严厉的告示贴出后，午休时不时可以听见有脚步声在我们宿舍门口止住，有人小声念告示，然后在楼道里喊“老赵”。赵仕仁听到喊声，只好推门出去，与之小声嘀咕一阵，回来时脸色铁青，一言不发。
一天晚上我晚自习回到宿舍，进门只见赵仕仁气哼哼地向宿舍里的人控诉，说我们中文系７８级刚留校专职任北大校团委副书记的潘维明、宣传部长刘晓峰，陪同法律系７７留校任团委书记的李克强，午饭后特来看望主持操办校团委《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展览的中文系７９级同学，结果走到召集人赵仕仁及骆一禾住的我们４２６号宿舍门前，凝神盯着我们恶语相加的告示看了一阵，过门而不入。
我听了哈哈大笑，说：“这下好了，上行下效，混团委的那帮小兔崽子，再也不会搅醒我们哥几个午觉好梦了！”
赵仕仁听罢，声嘶力竭地吵嚷了一番，见我懒得搭理，神情轻蔑，他恼羞成怒，竟激动地拍起了桌子，手舞足蹈，带动桌子推挤向我这边。我与刘宝明的上下铺，他与骆一禾上下铺，两床之间的桌子紧挨床铺，他这一推挤桌子，撞到我的床，被我视作公然挑衅，顿时大怒，飞起一脚，把桌子猛踹回去，把他一下撞得坐到床上。他大叫起身，挥拳要与我隔桌理论，结果被我揪住领子，反手将他胳膊柠到背后，推搡到其床角窗台之间，饱以老拳。没打几下，就被扑过来拉架的刘宝明、李景强背后抱住两臂，分解开了。
宿舍里的六个人同屋三年多了，快毕业了却发生打架，颇为震惊。检讨了半夜，唯有骆一禾说“今天是橡溪不好”，其他四人将我和赵仕仁各大五十大板。
我见赵仕仁似乎委屈地泣不成声，也就不再吭声了。
第二天直到半夜，赵仕仁和骆一禾也没有现身宿舍。过了两天晚上睡觉时，雷荣贵报告说，白天见到他俩回宿舍匆匆取走一些东西。有过了几天，李景强晚上睡觉时通报说：“赵仕仁带着骆一禾，借口布展忙得日以继夜，占据了团委驻学生宿舍３７楼的１３７办公室，与何拓宇白天同团委办展的人在那里聚会，晚上住在那里过夜，实在睡不下就分流回何拓宇宿舍。他们支起了煤油炉子，锅碗瓢盆俱全，食堂打饭外，自行加餐，小日子过得挺滋润。”
北大团委书记李克强、副书记潘维明大概觉得赵仕仁他们三人中文系出身，办这样的展览，尽管文采有余，还需加强理论修养，就推荐正在北京大学外国哲学所读硕士研究生朱正琳做顾问，帮忙具体指导。那时中国大学尚无自己培养的博士。
朱正琳是贵州人，比赵仕仁他们大十五岁左右。他六十年代初考入一所机械学校。文革中因参加民间自发的读书小组，被疑为反革命，在监狱里关押了四年多。１９８０年他３３岁，报考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外国现代哲学专业研究生，成绩名列榜首。导师张世英最初对只有中专学历的他能否考出这样的成绩有怀疑，派了两名教师，到贵阳面试，并外调。知道他确有真才实学，决定录取，而校方却因他填表时没填文革中的经历不予录取。他决心背水一战，去北京申诉。在雷祯孝等朋友的帮助下，《中国青年报》记者王永丽为他发了内参，并找北大交涉。北大党委同意重新考虑。《中国青年报》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４日头版发表报道《正确看待从困境中自学出来的青年——北大撤销原决定重新录取朱正琳为研究生》，并配发社论《打破形而上学的框框——三论青年人才问题》，同时将朱正琳的申述以《考分第一，榜上无名，道理不公》为标题发表。一时间朱正琳名满全国。
朱正琳曾撰《北大中文系“三剑客”》一文回忆：“最初一次见面只有仕仁和我两个人。说事务只用了干净利索的几句话，就算是意向已然达成。正欲抽身告辞，仕仁却劈头盖脸地就和我谈论起‘中国历史今后的走向’（题目是我事后给加的）。在当年的北大，有人张口就和你谈大问题，本也不足为怪。你要在校园里散散步，耳里飘过来的词语就很少有形而下的。不过，我当时还是有几分惊奇。这样的话题，我的同龄人倒是关切已久，一度被表述为‘中国向何处去’。他充满激情地在说着，没有注意到我的惊奇。看得出他有才华，但其实却有些讷于言辞。我望着他那张憧憬多于探索的脸，心里忽然有点明白了，他的问题包裹着一个核心，那就是：我们的历史使命何在？我早就有感觉，北大有一种似乎用手都能摸得着的传统，你可以称之为‘以天下为己任’，我则更喜欢将之表述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北大的匹夫尤其有责。眼前的仕仁自然也在此传统之中。我自以为理解了仕仁的激情，于是开始附和着，满心以为他说的‘我们’也捎带着我。殊不知他话锋一转，突然来了一句：‘在我们看来，你们这代人已属过去了的一代，只能起到铺路石的作用了。’我心里一惊，再看他却是满脸的诚恳。我知道，北大的学生都狂，但仕仁在说这话时却不像是狂。他说的显然是自己思考过的看法，并且认为他这个论断也可讨论，如果我愿意的话。我敢说，他半点也没想过这话有可能会伤到我。”
“第二天一早，仕仁就到２９楼我的宿舍造访。开门迎客，进来的竟是三个人，一禾和小宇也来了。还是没太多寒暄，就又接上了头天的话题。仕仁很清晰地发问，问题都在点子上，表明头天晚上他回去后曾认真想过。一禾、小宇凝神旁听，我当即发现，这又是两个好的倾听者。看上去他们三位像是登门求教，但我的感觉却有几分像是在接受审查。仕仁诚然有引荐两位密友与我认识的意思，但想来也有让他们帮着看看这个老家伙究竟是真有那么两下子，抑或只是花拳绣腿。一禾很沉静，但内在激情的充沛是很容易被觉察到的。小宇很洒脱，却又透着一种大男孩的腼腆。再加上个思想敏锐态度诚恳的仕仁，‘三剑客’这么一齐现身，着实让我那陋室充满了活力和灵气。谈话的气氛渐渐活跃起来，我知道，我大概已通过了考察。告辞前小宇用调侃的语气告诉我说：‘我们常说仕仁是中国的头脑，一禾是中国的良心，剩下一个我不知道是什么，我就说，我是中国的胃。’”
“这以后我和他们之间可谓过从甚密。筹办展览的那两三个月，几乎天天晚上都聚在一起。商量‘公事’通常只需要三言两语，具体事务大都安排到第二天白天分头去执行，晚上剩下的时间就是侃大山，很富裕，常常会通宵达旦，至少要到凌晨一两点。思想交锋的深层也有情感交流，私人间的友谊在悄悄积累。谈话变得更随意了，话题当然变得宽泛起来。有比‘中国历史的走向’更为‘形而上’一些的，直接关联着存在的意义。也有比较轻松的，琴棋书画饮食男女均有涉猎。随后由于张玞、森雨两位女生的加入，气氛自然更加轻松活跃。一个周末的晚上，大伙儿即兴开了一个‘音乐会’，唱歌唱到天光大亮。你一首我一首，一首接一首，居然一直没有冷场。那一晚他们彻底地打动了我。我总觉得，从那以后我们就真正成了朋友。”
筹办展览的这两三个月，骆一禾与新加入的女生张玞谈上恋爱，成了双出双入的情侣。比骆一禾低两级的张玞，81级中文系文学专业班，飒爽英姿，与文静柔弱的他恰成互补，老同学背后谐笑说，骆一禾找了 “丈夫”。
不久传出赵仕仁同那位８１级西语系女朋友分手。张玞回忆：“而老赵呢，突然决定跟森雨分手，回归他考上了武汉大学的青梅竹 马、一个同样学法语的福建女孩林建桦那里。对此，一禾立刻骂他事儿做得损，老朱也是不赞成。我和丁玫倒是同情老赵的，想想说到爱情， 又有什么抵得过青梅竹马呢？毕竟老赵和森雨也没处多久嘛。一禾头一 次冲我发了火，吓得我够呛，也很委屈。老朱和一禾仍旧决定带森雨玩 儿，有时我们就剩下四人了。渐渐地，我就感觉森雨仍留下跟我们在一 起，并不是为了老赵而是为了小宇，可我也不敢说呀。”（《世界是从两个赤裸的年轻恋人开始的 —诗人骆一 禾情书集》序）
后来有一位参观者回忆：“那时北大校团委得到一个任务，要举办一个展览，题为‘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就用那刚建好还没有开放作教室的新三教作场地。那一群人，就是经办那展览的骨干。他们努力了几个月，终于大功告成，那晚要庆祝一场。其中一个年约三十的，名叫潘维明，（好像）时任北大校团委副书记。另有几个年纪比我略大的男生是当时中文系的学生。其中一人，寡言少语，似乎深有城府，名赵仕仁，时任北大校团委宣传部副部长，是‘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展览的具体操办人。另有两人，是赵仕仁的朋友，被他叫去帮忙的，一人叫骆一禾，一人叫何拓宇。后来得知骆一禾和何拓宇都是北大小有名气的诗人， 骆一禾时任北大五四文学社社长。正琳师则是因为是潘维明的朋友，被请去作（义务）顾问。另有两个女生，一个正哭哭啼啼，于是这帮大老爷们都在围着呵哄。原来那哭啼的是赵仕仁的女朋友，说是新年想家了；那没有哭的则是骆一禾的女朋友，看起来颇tough。”（Lucian《“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的一夜与四十年沉浮沧桑》 ）
据此人说：“印像里那展览跟别的同类展览没什么区别，唯一特别之处是题头画面中大字‘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之下另有稍小字体的一句格言：‘我们来了，我们看见了，我们胜利了’。那是正琳师的得意之笔，语出普鲁塔克《恺撒传》中凯撒在一战击败庞培之后的名言Veni, vidi, vici。正琳师青少年时代，被‘不许革命’，遂博览群书，所以能作这类惊人之语，非一般搞宣传辈可比肩。”
这类假大空的官方共产主义宣传，在改革开放之初思想解放思潮正盛的北京大学青年学生中，没有任何吸引力。出自同班同屋赵仕仁、骆一禾与何拓宇他们的手笔，真让我倒胃口，决不会捧场观展，接受所谓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他们竭尽全力筹办了跨两个学期的展览，并没有多少人光顾，门可罗雀。
１９８２年秋进入大四，我面临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去向问题。如果做学问，继续读研究生是最好的选择。可是北大自五十年代初院系调整后，不过是另外一个党校，文学研究这个领域，学问好些的老教授，都被五六十年代入校的革命学生拔白旗拔得早已平淡无奇了。八十年代这些老冉冉将至的党务学生，纷纷摇身一变，竟成了研究生招生导师。以之为师，不能不让我垂头丧气。
素来敬仰钱锺书先生，学术追求上也对路子，２１岁正少年气盛的我，就冒然给这位７２岁，已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名气如日中天的老先生写了一封投师信，并随信附寄了几十页自己在大学研究中西文学“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钱语）的心得与研究计划。
没想到他立即回复：“橡溪同学：来信奉到。我因体病事冗，过去谢却指导（研究生）的任务，将来更不会（招生），有辜你的厚望，甚歉。但是我相信你不会缺乏导师，而且也许不很需要导师。专复 即致 敬礼！钱锺书（一九八二年十月）十七日”
钱锺书信里“但是我相信你不会缺乏导师，而且也许不很需要导师” 这句话，极惬余意，对我一生影响很大。
既然钱锺书从不招生，我就只好报考本系古典文学的研究生。因平素对系里掌权的党棍从无恭敬，尽管我研究生考试成绩总分比第二名高一百多分，仍被他们作弊转到山东大学，引发系办公室主事的老职员冯世澄与年轻的办事员刘栋的不平，指点我和另外一个也被做手脚的同班同学高远东，去系主任季镇淮家里告状。这位老先生系当年西南联大闻一多、朱自清高足，闻后大发雷霆，柱杖去北大研究生院，自报中文系系主任大名，特来此叮嘱：北大中文系报上来研究生名单，成绩不过最低分数线的，一个不得录取！
北大研究生院正好求之不得，说北大中文系历来徇私舞弊，破坏北大研究生录取规定，把研究生考试不过分数线的人报上来，死磨硬缠，让研究生院放低录取标准，招上他们想要的人。他们按照主任季镇淮的要求，驳回北大中文系申报的研究生录取名单。一时议论纷纷，满城风雨。
北大中文系副主任、中共中文系总支副书记费正刚，为之来到３２楼，在三楼正中的一间平时用作电视房的大屋，召集７９级文学专业班全班同学开会。费正刚开场白说，最近关于研究生招生录取，有很多传闻、谣言，他代表系领导，向同学们予以澄清。然后冠冕堂皇地讲了一通，说北大招收研究生的目的，是培养社会主义大学的学术接班人，录取标准必须德才兼备，不只是兼顾考试成绩，更看中思想品德，不尊重老师，无视校规经常旷课的学生，成绩再好也不能录取。他说完，底下一片沉默。
他正想宣布散会，不料我站了起来，正色地说：“费老师讲了半天，含沙射影是说我吧？不是要辟谣吗？澄清事实最好的方法就是公布真相，那里把中文系研究生录取的考生成绩、录取标准，张贴出来，让广大师生评议，岂不更公正吗？”他绝对没有料到我一个学生竟敢当众直斥其非，又惊又怒，直呼我的名字，说“橡某，你不要这样！”情急之下，叫我生僻字名字时，照偏旁念白字，犯了三十多年后北大校长把鸿鹄之志念成鸿浩之志的笑话。我反唇相讥说：“费老师是开过两汉文学的课，应该精通古文字，怎么也按偏旁念白字呢？”气得他脸红脖粗，双手直抖。全班同学，见我竟敢如此顶撞他们素来敬畏的系领导，惊骇不已，噤若寒蝉。
这次会议后，班上不少同学惧怕沾嫌疑，对我敬鬼神而远之。
一阵风波后，老教授哪里能斗得过党棍，结果另一位一同抗议的高远东同学继续上研究生，现在已是中文系教授。系里的掌权的党总支领导让班主任曹文轩放下话来，说因为我公然对抗组织，当众破坏领导威信，他们已建议山东大学不要录取我为研究生，并威胁说，要把我分配到西藏，同自愿报名支边的汉语专业的胡春华做伴。
我听完就去朗润园季镇淮家里评理。七十多岁的季先生江苏淮安人，口音同我父亲差不多，与我有同乡之谊。他对自己身为一系之主任，却未能主持公正，被一伙五十年代拔白旗、反右留校，文革中爬上来的当年学生掌控的党总支领导操纵，深感愧疚，反复勉励我不要放弃努力，总会在北大之外找到从事古典文学研究之所，举了不少遭受挫折但不自暴自弃，终有所成历史名人的例子，“你才二十来岁，年轻有为，一定会考上你满意的学术单位的！”让我千万不要因北大招生中的不正之风而从此消沉，到动情处，老泪纵横。
我一边向他保证我绝对会再接再厉，一边告诉党总支领导传话说要把我发配到西藏以示惩罚，说我父母年事已高，希望毕业分配按通常哪来哪去原则，回到江苏父母身边侍奉。季先生闻言大怒，说：“这点我可以想你保证，只要我还是系主任，一定让你毕业分配回江苏！”
学期结束前，北大中文系里公布毕业分配方案，我们７９级文学专业班，五十多人，绝大多数分配到中央部委，其中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最多，小部分分配到北京市政府所属机关单位，如北京日报社、北京电视台。个别几个分配到外地，都是省级机关。在系主任季镇淮的干预下，我倒是分配回江苏省，但并非省级机关，仅写“南京市人事局报到”，尚无具体单位。中文系总支那帮领导，报复我告他们的状，毕业分配故意整我，将我分到省部级以下单位，全班最差，学习成绩多烂的同学，分配到的单位都比我高上一档。
班上北京来的同学议论纷纷，抱怨工农兵学员出身的班主任曹文轩，来自农村，对班上农村来的同学特别照顾，都分配到了中央部委机关，而北京来的同学，尽是分配到北京市机关，心里非常不爽。
中央部委机关与北京市机关，二者在级别、格局上差了一档。中央部委机关，门面华丽堂皇，日夜由解放军北京卫戍区战士（后改武警）把守；而北京市机关，也就收发室大爷看门而已。
那时总书记是胡耀邦，共青团元老，全党上上下下都把团干部做为接班人培养。毕业能留校在北大团委担任专职团干部，是最理想的仕途捷径，但名额极其有限，竞争激烈。
同宿舍的赵仕仁，担任团委宣传副部长，尽管拉着骆一禾、何拓宇等一干人忙乎了大半年，筹办了北大团委《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大型展览活动，好像效绩不佳，并未赢得领导的青睐，留校转正为专职团委宣传部长。他被分配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
同宿舍的河北人李景强，既非党员，连班干部都不是，却被北大团委书记安徽人李克强看中，毕业留校，被任命为自己的最核心的下属——团委宣传部长，暴出最大的黑马。光从名字上看，他俩还真像同宗的堂兄弟，缘分非浅。
北大团委工作人员合影。我们７９级中文系文学班不少。第二排右起第二李晓峰、左起第四王郑生；第三排左起第三赵仕仁、第五陈志强。第二排右起第六为团委书记李克强，第一排右起第六为团委副书记刘晓峰。
骆一禾与何拓宇双双被分配到北京市出版事业管理局下属的《十月》杂志编辑部。
毕业时，班长杨全组织弄了一本精致的纪念册：六十四开本，覆膜压纹封面，每人一页篇幅，照片加毕业感言，按每个同学的北大学号编排，人手一册。某人如果想给某同学临别留言，可以书写在该同学那页的背面。我对临别留言没什么兴趣，但同屋的刘宝明说，不妨看看人家同窗四年，对自己都是啥印象。觉得也是，就让毕业告别顺道来我们宿舍同学，在毕业纪念册上给自己留言。
靳玮的留言：“天之骄子，不必他人加冕。”
李景强留言：“我们班上没有几个有出息的人，只有你是我们的希望！”
刘宝明：留言“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雪汉卿——班党支部书记王郑生的恋人、未来妻子——留言：“记住：祸从口出！”
在上次打了赵仕仁后，我就不再同他说话，对维护他的骆一禾、何拓宇，也很少搭理。毕业他们都分配在北京，惟独我被流放到外地，并没见他们有告别相送之意。大家各奔前程，像这种被执政党组织分配到京城外市县单位的北大学生，在当时的中共控制人口流动的严厉户籍体制下，绝无调动回首都北京的可能，一辈子也未必会再见一面，就此永诀。
血气方刚的我，对自己所遭受的不平待遇，愤恨难抑。分配方案公布后，我立马怒气冲冲地奔向我们３２楼隔条马路的青年教师集体宿舍，打算揪出班主任痛打一顿。北大的传统，毕业分配方案公布那天，发配到外地不好单位的学生，“有仇的报仇，有冤的报冤”，反正打了人大不了挨个处分，接收单位因之拒收，赖在北京城里北大宿舍待分配，正求之不得呢！班主任宿舍猛砸了半天门无人应声，最后隔壁的一对青年教师夫妇开门出来，问明事由，怯声地说：“曹老师前几天就回苏北老家探亲去了，我们会带话给他的。”
那时北大校方规定，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必须毕业生办理妥离校手续，方能发放。分配到外地的毕业生，一律邮寄。
离开北大前，我去中文系办公室领派遣费。掌管系里财务的人姓崔，人称崔判官，据说极吝啬，支取系里的公款犹如染指他女儿的嫁妆钱，总是板着长条脸，面露不豫之色，让领歀人如身临阎王店。不想他见到一脸怒色的我，问过姓名后马上笑脸相迎，递上早已准备好的表格让我签字，然后当面点出百把块钱的派遣费奉上。回宿舍同李景强说起，他笑着说，系里巴不得平安送走你这尊瘟神，老崔不过是阎王店的小鬼，哪里敢去挡瘟神的大驾！
从崔判官那里领了派遣费出来，路过系办公室门口时，正碰上一群人围着系总支书记向景洁，倾听他高谈阔论，他身后的墙上挂着一面供系里通知、留言用的小黑板，下面是一个堆放寄到系里信件的桌子。我径直走过去，毫不客气地挥臂把他拨到一旁，众人顿时目瞪口呆，注视看我在黑板上题上大字：“江南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唐杜牧《题乌江亭》诗句），转身扬长而去。
２０２５年６月６日，作于芝加哥西郊
（图片来同学摄影、网络）
长文分载。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