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纯伯伯
华纯伯伯（原名冯廷年），这位与我父母有着深厚革命情谊的老战友，是中国电影史上不可忽视的军旅导演。1937年，胸怀报国之志的他尚未完成初中学业，便毅然加入新四军。1939年任吕梁专署剧团教员，1940年进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深造，系统学习戏剧理论。解放战争时期，他担任第一野战军第三军文工团团长，成为我父母的直接领导。
华纯伯伯
父亲与华纯伯伯的相识始于西北剿匪时期。我在《军旅故事系列（3）离奇失踪中曾记述，父亲完成剿匪侦查任务后，被秘密调往三军政治部，以政工干部身份挂职文工团——这是上级有关部门的有意安排，旨在让他淡出公众视野，为日后更重要的侦查工作做准备（此安排属高度机密，父亲本人当时亦不知情）。时任文工团团长的华纯伯伯，便成为父亲这段特殊经历的见证者。1950年母亲参军后同样分配至三军文工团，华纯伯伯自然也成为父母的领导和亲密战友。
当父亲突然“失踪”时，母亲首先询问的便是华纯团长。令人诧异的是，这位平日事无巨细的领导竟表示毫不知情。母亲转而求助熟识的三军军长黄新庭，得到的同样是困惑与“不知情”的答复。直到父母在朝鲜战场重逢，母亲才得知父亲是奉总参谋部绝密命令，在战争爆发前就已潜入朝鲜执行情报搜集任务。这段经历，构成了华纯伯伯与我父母革命情谊中最富戏剧性的篇章。
1952年，中央军委命令1军与3军合并，整编为入朝作战的唯一重型装备军。3军文工团随之改编为志愿军1军七师文工团。华纯伯伯由此告别战斗部队，调任八一电影制片厂。在这个新舞台上，他的艺术才华得以充分绽放。其代表作《东进序曲》《打击侵略者》等，深深烙印在我们这代人的记忆中。父亲曾告诉我，每次从朝鲜回国，或回天津探亲途经北京，必定要去八一厂探望华纯伯伯。
1973年盛夏，12岁的我随父亲的老战友（贺龙军校同窗，曾同在3军服役，测绘专业；1954年调往中央军委总参谋部测绘局，1956年集体转业至国家测绘总局）及其次子前往八一厂探望华纯伯伯。交谈中，华纯伯伯提到正在为新片《激战无名川》物色一位年轻的通讯员角色。父亲战友那位15岁、相貌俊朗的儿子当即毛遂自荐，表达了强烈的出演愿望。华纯伯伯并未因私废公，而是提出一个挑战：若能模仿《英雄儿女》中王成手握爆破筒与敌人同归于尽的一幕，便考虑让他试镜。从八一厂回来后，这位小哥哥如同着了魔，不知从何处找来一根粗细长短酷似爆破筒的向日葵杆，终日怒睁双眼从床上跃下演练，我则成了他的忠实观众兼“评委”。为精准掌握王成的表情，他不顾北京七月的酷暑，跑遍放映《英雄儿女》的影院，只为反复观摩那关键的一分钟（彼时尚无网络视频）。每跳跃一次，地板便清晰地印上两只湿漉漉的脚印，旁边散落着汗珠。我在京一个多月里，他日日如此勤练不辍，直到我离开后才去接受华纯伯伯的“法眼”审视。
1975年电影《激战无名川》上映，我迫不及待去观影，期盼在银幕上找到小哥哥熟悉的身影，结果却失望而归。他最终未被华纯伯伯选中，这恰恰彰显了华纯伯伯对艺术神圣性的坚守——即便面对战友后代，也绝不降低专业准绳。不久后得知，落选的战友之子当了汽车司机援外，赴伊拉克建设多年，归来后竟意外口吃，令人唏嘘。
1976年底我第二次参军成为坦克兵后，见证了华纯导演在军事题材创作上的转变。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催生的《铁甲008》，虽取材自真实装甲兵事迹，但因过度强调爱情线索和程式化表演，在部队反响平平。这与导演对装甲兵种相对生疏有关，也折射出特定年代艺术创作的局限。相较之下，他早期的《东进序曲》《打击侵略者》等作品，凭借扎实的战场还原和深刻的人性刻画，至今仍被奉为军事电影经典。
2008年某日，在旧金山渔人码头我的店里，遇到一位大陆客人。攀谈中得知他是八一厂的摄影师，我随即提起华纯伯伯。他顿时神情激动，满怀崇敬地历数华纯伯伯导演的电影。原来，作为八一厂的后辈，他曾有幸与华纯伯伯共事。世界之大，有时又如此之小，未曾想在美国竟能与他的战友一同追忆华纯伯伯及其执导的不朽之作。
华纯伯伯用他的人生轨迹证明：真正的艺术品格，经得起战火与时间的双重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