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多年的发展，分子人类学可以完美的解释人类过去的历史，尤其是中国历史，或改写或修正。
总之，东亚人从北往南一波又一波的迁移。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10036388
The impacts of bronze age in the gene pool of Chinese: Insights from phylogeographics of Y-chromosomal haplogroup N1a2a-F1101
青铜时代对中国人基因库的影响：Y染色体单倍群N1a2a-F1101系统发育地理学的见解
摘要
目的：以往的考古学和历史研究表明，东亚青铜时代文化的兴起和繁荣对该地区早期国家和文明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从遗传学的角度来看，其影响仍然不明确。此前的遗传学研究表明，Y染色体Q1a1a-M120和N1a2a-F1101可能是中国古代西北青铜时代人中两个最重要的父系谱系。在这里，我们通过修订的系统发育树和空间自相关分析研究了单倍群 N1a2a-F1101 9000 年的历史。
材料和方法：在本研究中，分析了 N1a2a-F1101 的 229 个序列。我们开发了一个经过高度修订的系统发育树，其中包含 N1a2a-F1101 的年龄估计。此外，我们还探讨了N1a2a-F1101亚谱系的地理分布，并对每个亚谱进行了空间自相关分析。
结果：N1a2a-F1101及其最密切相关的分支N1a2b-P43（欧亚大陆北部乌拉尔语人群的主要谱系）的初始分化地点可能是中国东北西部地区。经过~4000年的瓶颈效应期后，单组N1a2a-F1101在中国北方的铜石时代（~4.5kya到4kya）和青铜时代（~4kya到2.5kya）经历了持续扩张。古代DNA证据表明，这个单倍群是中国古代周朝（~3 kya-2.2 kya）统治家族的血统。
讨论：总体而言，我们提出，欧亚东部草原与中国北方边境地区的青铜时代民族不仅对中国的早期国家和文明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而且在中华民族的基因库中留下了重要的痕迹。
介绍
青铜时代的全球化导致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发生了大规模的考古和文化变化（de Barros Damgaard 等，2018；Jeong 等，2018；Jeong 等，2019）。印欧语系及相关人群的广泛传播，伴随着许多地区的强烈的人口更替和混合(Allentoft et al., 2015)，如南西伯利亚(Yu et al., 2020)、中亚(Ning et al., 2020)等人，2019；Zhang 等人，2021；Kumar 等人，2022）、南亚（Narasimhan 等人，2019）、中东（Lazaridis 等人，2016）和欧洲（Haak 等人，2015 年；Damgaard 等人，2018 年；Mathieson 等人，2018 年；Olalde 等人，2018 年）。然而，青铜时代的全球化并不一定会导致人口的大规模更替。我们提出，生存策略可能是关键要素。在欧亚大陆北部、中东和东亚，自然环境可能不利于原来的生存策略。印欧人典型的游牧生活方式。如果印欧人最初的生存策略能够在最初扩散后在某个地区牢固确立，那么该地区可能会发生重大的人口更替，当地人口可能会再次复兴。
在东亚中部的红铜时代和青铜时代，出现了早期国家和早期文明（刘和陈，2017）。然而，生物考古学和古代DNA研究迄今尚未在东亚中部地区观察到明显的印欧语相关遗传成分(Zhao等，2014；Ning等，2020；Yang等，2020；Zhao等，2014；Ning等，2020)。 Mao 等人，2021；Robbeets 等人，2021；Wang 等人，2021；Xue 等人，2022）。相关历史进程的人口背景尚不清楚。
此前的研究为欧亚草原东部地区与东亚中部地区之间的人口交流提供了线索。蒙古高原的青铜时代人群（∼4000–2500 YBP）主要是东亚北部、古代北欧亚人、西伯利亚南部土著和印欧相关人群的混合体（Jeong et al., 2018；Jeong et al., 2020；Robbeets 等人，2021；Wang 等人，2021）。这些人群对古代中国中部人群的遗传贡献是有限的。古代DNA研究表明，中国西北青铜时代人群的遗传成分基本上是本地类型，不存在明显的外来分支，如在石峁（Xue等，2022）、金蝉口（Ning等，2022）中观察到的那样。 ，2020）和夏家店遗址（Li et al.，2011）。另一方面，考古研究证实，蒙古高原是欧亚大陆中部青铜文化向东亚中部传播的中间地带（Новгородова，1989；Liu，2004；Cai et al.，2007；Houle and Board） .，2014；刘和陈，2017）。由此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青铜文化向中原的传播是否纯粹是文化传播？古代人们的哪些活动导致了西北地区青铜文化的产生和繁荣？迄今为止，相关的古代DNA证据还很有限。
对父系Y染色体的研究为上述问题提供了一些线索。中国人群的父系成分具有高度多样性，已发现数十个主要单倍群（Zhong等，2010；Yan等，2014；Lu等，2020）。其中大部分起源于东亚中部地区(Zhong et al., 2011)。然而，其中两个 Q1a1a-M120 和 N1a2a-F1101 的人口统计历史显示出与西伯利亚和欧亚草原东部的联系（Jeong 等，2018；Sun 等，2019；Jeong 等，2020）。单倍群Q-M242有数十个下游分支，只有一个Q1a1a-M120分支在东亚人群中频繁出现(Huang et al., 2018; Wei et al., 2018; Sun et al., 2019)。古代DNA研究表明，单倍群Q1a1a-M120是中国西北地区青铜时代人群的主要父系谱系(Zhao et al., 2014; Sun et al., 2019)，并且该谱系也出现在蒙古高原上(Jeong et al., 2019)。 ，2018；Jeong 等人，2020）。此前，我们发表了一项研究，探讨从西伯利亚南部到东亚的迁徙以及Q1a1a-M120在中国西北青铜文化种群崛起中的作用（Sun et al., 2019）。
此前，古代DNA研究表明，N1a2a-F1101很可能是中国古代第三王朝周朝（公元前1027-256年）皇室的父系谱系（Ma et al., 2021; Wei et al., 2022） ）。周朝是中国中部青铜时代的最后一个王朝。有趣的是，N1a2b-P43 是 N1a2a-F1101 最接近的分支，是欧亚大陆北部乌拉尔族群的创始人父系谱系（Rootsi 等，2007；Karmin 等，2015；Ilumäe 等，2016）。这两个分支的最初分歧应该发生在现代中国北方和西伯利亚之间。单倍群 N1a2a-F1101 是现代中国人，尤其是汉族人的主要父系谱系之一（Liu et al., 2022；Tao et al., 2023）。然而，单倍群N1a2a-F1101（一个可能起源于中国北部边界地区的谱系）如何成为中国中部古代和现代人群的重要父系组成部分仍不清楚。
在本研究中，我们分析了单倍群N1a2a-F1101在中国的序列和分布。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为这个父系谱系构建一个详细的系统发育树，并进行年龄估计。其次，我们分析了这个谱系的人口历史及其在中国古代早期国家和古代文明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具体来说，我们讨论了青铜时代全球化期间东亚的特殊人口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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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王族的DNA信息被推翻了吗？最新的研究结果又出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