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获诺贝尔奖，得到西方世界的肯定，和他遇到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这样的翻译家不无关系。葛浩文是一个杰出的翻译家：他采用巧妙的方式把小说翻成英文。他不是逐字、逐句、逐段翻译，而是将原文以整体的形式作大意翻译，这是欧洲大约从18世纪以来流行的翻译方法，去掉了很多不必要的部分，正好规避了原作者的写作弱点。从翻译理论的角度来看，作为译者不能翻译作家的错误，葛浩文的这种做法没有问题。也就是说，葛浩文对作者的弱点知道得一清二楚。他把一切都整理好，然后翻成英文，语言比原来的中文更好。总的来说，莫言的作品比他的译作逊色。葛浩文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其实，他（莫言）的小说里多有重复的地方，出版社经常跟我说，要删掉，我们不能让美国读者以为这是个不懂得写作的人写的书。”
2012年11月，老牌文学季刊《凯尼恩评论》 (Kenyon Review) 发表了华人学者和小说家孙笑冬的题为《莫言的病态语言》( The Diseased Language of Mo Yan) 的文章，提出相同看法。她认为，“莫言的语言是‘病态的’，而且是与伟大的中国文学传统割裂的；这种语言的病态体现在它杂糅了多种不同的语言种类（旧的、新的、粗鲁的、优雅的以及革命化的），而他的主要翻译者葛浩文为莫言作品创造出的翻译文体在艺术上其实比原作要强”。
汉学家，现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林培瑞说，莫言的语言不能和最好的中国作家相比，他写得太快，他自己也承认有时候写得太快，比喻不太恰当，有时候显得粗鲁，粗糙。他想用山东高密的地域文化作为文学背景。很多作家从五四以来，想追求乡土色彩，这是对的。有些也做得很成功，比如三十年代的沈从文，还有老舍，都掌握了"土"的文学。莫言有很好的机会，应该这么写，可是他不，他的文字有点规范化，有人说是翻译体。比如他描写晚清时代的《檀香刑》里，人物说出了60，70年代共产党的那种语言，什么"领导者"之类的词，他也没有掌握乡土对话，这也是一个缺陷。因此从语言和人生视野两方面，他不是一个顶尖的作家。当然他写得很多，讲故事很好玩，读者也很多，所以也不是一个非常次的作家。
莫言的写作是极为任性恣纵的，他放纵自己的想象，习惯于根据自己的主观感觉来写人物，常常把自己的感觉强加给人物，让人物说作者的话，而不是人物说自己的话；让人物做作者一意孤行要他们做的事，而不是他们根据自己的处境、性格和心理可能做或愿意做的事。他写人物毫无规矩，甚至胡闹，写他们在酒缸里头撒尿，在娶亲路上颠轿，在高粱地里睡觉，好像中国人的生活就是这样，那些崇高而诗意的生活，高尚而美好的情感，与中国人是无缘的。正是通过一种简单化的、游戏化的叙事，莫言将中国人写成了心智残缺、情感粗糙、行为幼稚的人，写成了一群对暴力、性、乳房、污秽等充满病态畸恋的人。无疑莫言用西方人熟悉的技巧，来写符合西方人想象的中国经验。
莫言的作品被指责为芜杂、虚假、夸张、悖理，没有中国文学的含蓄、内敛、精微、优雅的品质，缺乏那种以人物为中心、从人物出发的叙事自觉。中国当代小说家的作品总是很冗长，可能是因为多写多赚钱的关系。莫言也不例外，一写就是几十号人物。而且他写得太快，写作是件严肃的事，需要认真对待，不能图快。 他被人诟病的当然不只是这些，批评他的学者还说他从“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传承的并不多，有的也只是皮毛。
《生死疲劳》运用明清小说的章回形式写成，但章回体只存在文本表面，小说的结构并无“各章回自成段落”的特点，叙述者也无“说书人”的特质，把章回回目换成西方小说式的章节标题并无分别。这是创新还是推陈而没有出新？要是只是披着古装照相，就很难说他是如瑞典文学院在颁奖词所说的，“向中国古典小说和民间叙事的伟大传统致敬”，甚至会给人有点不伦不类的感觉。
虽然古典文学对莫言的影响有限，但在写法上他也不是没有传承。在莫言的小说里，有从《山海经》、《搜神记》、《聊斋志异》、志怪小说继承下来的文学精神，甚至有地方戏曲和民间艺术的诸多元素，这是他的中国性所在。
莫言自己就公开说过，一个作家不需要思想，他只需要描写。在写作技巧上，莫言从中国和世界现代作家那里学到的更多，在现代作家里，从西方作家身上学到的更多。莫言自己说了，他的写作主要受到马尔克斯和福克纳的影响。莫言文学作品中既有批判现实主义也有现代派，艺术手法上的夸张带着后现代印记，他学习借鉴了福克纳的意识流和地域色彩（其实鲁迅的鲁镇，沈从文的湘西都有地域色彩），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卡夫卡的荒诞，以及美国的黑色幽默等等，特别是前期作品明显有模仿他人创作方法的痕迹。他一直在努力走出这种阴影，寻求自己个人的、民族的、乡土的小说形式和小说语言。他在这方面的努力应该得到肯定。
他喜欢讲荒诞离奇的故事，用的是18世纪末的写作风格。莫言小说有陈旧的一面，但也注重长篇叙事在艺术形式上“推陈出新”，每一部小说都在努力突破自己，例如前面提到的《生死疲劳》运用生命六道轮回的观念，小说的叙述者不断经历轮回，一世为驴、一世为牛、一世为猪、一世为狗、一世为猴，最终又转生为一个带着先天性不可治愈疾病的大头婴儿，从这七个不同角度透视和展现中国乡村社会充满苦难的蜕变中的历史。这种结构在中国，甚至世界小说中也前所未有。这就是瑞典文学院在颁奖词所说的，能将“梦幻现实主义和民间故事、历史记载及当代社会现实融合在一起” 。
德国当代著名作家马丁•瓦尔泽这样评论莫言：“他的小说有一种紧迫感和厚重感，无法用寥寥数语来描述。所有代表性的小说都讲述了人类在情感受到世俗规则压迫时陷入的冲突。莫言用一种足以让人头晕目眩的方式叙述了人们如何饮食，如何忍饥，如何受渴，如何交谈，如何被爱，如何杀害。一位优秀的小说家热爱他笔下所有的人物，全身心地投入到他的人物里，也包括那些在小说里将要或者必须犯下罪行的人物。任何人要是想谈论中国，都应该先去读莫言的书，我认为他可以和福克纳平起平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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