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 ｜2023-06-08
纵观我数十载的报道生涯，最痛苦的经历之一莫过于在1989年的北京亲眼见证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大批手无寸铁的民主抗议者动用战争武器。
因此，当几天前这场全市范围的大屠杀迎来34周年纪念日之时，中国政府的辩护者坚决否认此事令我震惊不已。更糟糕的是，我发现自己成了为他们所引用的目击证人之一。
这一切都说明了中国政府努力想要重写历史，因此有必要做出反驳，说出我在1989年6月3日至4日那个可怕夜晚究竟看到了什么。
6月3日晚，当政府派出至少约20万军队分多路进入首都时，中国的这场民主运动已经持续了七周时间，占领天安门的学生赢得了广泛支持。
军队抵达时我就在天安门广场上，他们向我所在的人群开火。我躲在所能找到的任何掩体，看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其子民进行了长达数小时的杀戮。
政府支持者说抗议者使用了暴力。这并非完全是假的：这场民主运动本来一直是和平的，但在那天晚上，愤怒的平民向部队投掷砖块石头，并对少数走散的军人施以私刑。我还见到两辆装甲运兵车被自制燃烧弹点燃。
但只有军队有枪，所以当晚的情况并非两军对垒，而是一场屠杀。
残酷程度怎么夸大都不为过。一名在日本读研的学生当晚回国，他从机场打上车，但出租车无法通过长安街。他下车后试图走过去，结果背部中弹。我们认识的一家熟人，家里十几岁的孩子在6月4日早上骑自行车去上班，根本没靠近天安门或任何抗议者，结果被士兵开枪打死。
我与妻子（同时也是时报的记者同事）伍洁芳拼命动用一切关系，想要了解北京各医院和太平间的死亡人数。我们当时的估计是，在首都被杀害的人数在400到800人之间，还有数千人受伤。
那时我学到了一些重要的东西：受害者会与加害者一起撒谎。在经历任何极其不公之事后，我们往往不会信任压迫者，同时给被压迫者更多宽容理解。但其实，对各方都持怀疑态度才是谨慎之举，因为当人在暴行中幸存，自然会以愤怒为回应，这种愤怒要么引发更多的怒火，要么会导致他们将道听途说当作亲眼所见。
西方人太容易轻信；当时的英国大使在电报中称，至少有一万人被杀。《纽约时报》转载了一份据称是目击者对学生在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被屠杀的描述。时报随后发表了我的回应，表示在广场的那个位置并没有发生屠杀——在英勇的音乐人侯德健与军官激烈交涉之后，纪念碑附近的学生获准离开。开枪地点位于天安门以北的长安街，军队还在更靠近西边和其他许多地方大开杀戒。
中国政府的支持者否认北京的屠杀，一定程度上是基于我的那篇文章，他们暗示我曾报道称，无论哪里都没有发生过屠杀。我想要确保历史得到准确记录的努力却被用来推动中国政府的虚假捏造，这令人抓狂。
本周，我跟一位在美国的中国记者朋友互相倾诉。他说，社交媒体上的这些否认都是对外的，中国国内一般是不会出现的。
“在国内，这种否认是不被允许的，”他说。“谁知道你否认这件事是不是在玩反讽呢？”中国知识分子非常擅长以讽刺诙谐的口吻复述官方的说辞。
因此在中国国内，政府对这个话题的处理并不是讲述官方版本的历史，而是压制一切讨论。这件事成了谁都不能提的禁忌。香港曾是天安门民主运动的记忆宝库，但中国粉碎了这座城市的精神，囚禁了独立思想者，如出版商和民主活动人士黎智英。
总体而言，中国改写历史的效果不错，部分原因正是在于措辞的选择。在中文里，1949年的共产主义革命被称为“解放”，朝鲜战争是“抗美援朝战争”，1959年到1962年间由毛政策导致的可能是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不过是“三年自然灾害”。
人们曾期望互联网和信息革命能打开中国的大门；伟大的异见人士刘晓波将互联网称为“上帝赐予中国人民的礼物”。但到目前，这一夙愿仍未实现，尽管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刘晓波还是在被囚期间去世。
当然，很多国家都存在扭曲历史的问题。在对罗辛亚人发动种族灭绝前，缅甸否认他们的存在，将其称为非法移民。沙特阿拉伯对我的朋友、《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贾迈勒·卡舒吉被谋杀一案进行粉饰。甚至美国也不例外，关于历史课程和控制历史叙事的文化战争比比皆是。
“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乔治·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写道。
不过，奥威尔可能过于悲观了，因为在波兰、罗马尼亚、蒙古、印度尼西亚、韩国和台湾，我看到被掩埋的历史最终还是重见天日，就像中国成语形容的一样，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在台湾，1947年对抗议者的屠杀一度成为禁忌；现在那里有了一处纪念受害者的公园。
我相信，总有一天中国也会歌颂1989年的那些英雄。与此同时，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努力尊重这个总有混乱和微妙、依然隐藏谜团的真相，从而为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所谓的“记忆与遗忘的斗争”出上自己的一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