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最早的甜味记忆来自母乳中的乳糖，其次就是各种果实根茎中所含的葡萄糖。人类早年并没有提炼出单纯糖类物质的技术，当时人类可以从自然界中获得的最甜美的东西就是蜂蜜。
中国是最早开始人工制糖的国家，我们的先民在酿酒的过程中，发明了饴糖的制作工艺，具体时间在西周时期。《诗经·大雅》篇中就用“周原膴（wǔ）膴，堇荼如饴”来形容周人占据的渭河平原土地肥沃、出产丰富，显然当时的周人是会制作饴糖的。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礼记》、《楚辞》、《山海经》等著作中都出现了“饴糖”的字样。在当时，饴糖是孝敬长者的礼物。至汉代，中国的饴糖制作工艺已非常成熟，汉文帝曾将饴糖制作技术传授给匈奴。大规模生产饴糖的人家也是当时著名的富豪人家。
公元前5 世纪，印度人发明了制作蔗糖的工艺。在印度3 世纪末的佛经《本生经》中，就出现了“蔗汁”“糖汁”“糖粒” 的字样。一个多世纪后的亚历山大东征时，蔗糖开始为西方人熟知，他们称之为“不是用蜂蜜制造的固体糖蜜”。
1549 年葡萄牙人正式在巴西建立殖民地，修筑了海岸防御体系和大量的蔗糖种植园。巴西的蔗糖产量在17 世纪初达到每年两万吨，占据了欧洲蔗糖市场的百分之八十。16 世纪末17 世纪初，丧失了香料垄断地位的葡萄牙人却成了蔗糖贸易的大赢家，蔗糖贸易收入竟占葡萄牙政府收入的四成。葡萄牙人的成功让西班牙人和荷兰人也争先恐后地加入到蔗糖贸易中来。同时扩张东亚蔗糖贸易的还有中国海商集团，16世纪时，广东、福建的移民已经在菲律宾的吕宋岛推广了甘蔗生产。用中国的蔗糖换回吕宋岛的金银是中国海商的传统生意。
1571 年西班牙人占领吕宋岛，用西班牙国王“菲利普”的名字将吕宋岛和周边岛屿命名为“菲律宾”。西班牙人和中国海商集团关于蔗糖生意的纷争正式展开。西班牙商团并非良商，他们奉行的原则就是用武力彻底独占市场，中国海商的商业利益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当然，那时的中国海商也不是善男信女，在有利可图时，中国的海商也当过海盗。
而到17 世纪后期， 驻扎在菲律宾的西班牙殖民军队达到三千多人的规模，为了更好地独占菲律宾的各种资源，西班牙殖民当局分别在1603 年、1639 年、1662 年、1762 年对菲律宾的华人、华侨进行了四场大屠杀，华人、华侨在菲律宾的蔗糖生意也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中国商团还将蔗糖生意拓展到了荷兰东印度公司占据的巴达维亚（印度尼西亚城市）。顺治五年（公元1648 年），华侨潘明岩在巴达维亚设立糖厂，开创了印尼制糖业的先河，到1710 年，华人糖厂高达125 家。当时印尼记录在案的糖厂有130 家， 除一家为官办外，荷兰人的糖厂只有4 家。华人制糖厂的产品不但出口东南亚各国及欧洲，甚至还打入了蔗糖故乡印度市场。印度甚至承认白砂糖是中国的特产，这在他们的名词中有所反映。随着华人数目的不断增加及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荷兰人开始担心他们会反客为主。于是，在1740 年， 荷兰人将屠刀对准了华人，遇害华人达数万人之多，这就是东南亚历史上著名的“红河惨案”。
荷兰人修建的热兰遮城
荷兰人和蔗糖的缘分最早来自于台湾。1624 年，荷兰人在台湾南部登陆，那时台湾主要出口鹿皮和蔗糖。荷兰人在台湾的蔗糖贸易中获利丰厚。到1650 年，荷兰人出口蔗糖达到4000 吨，获利30 万荷兰盾。蔗糖贸易的丰厚利润也吸引了抗清领袖郑成功。郑成功在厦门岛被清军短暂攻占后，损失了白银两百多万两，清朝还下达了禁海令。郑氏集团本身地盘狭小又不能和往常一样得到内陆的生丝进行海外贸易，陷入困顿中。1662年，郑成功率领两万多名士兵收复台湾。野战中，台湾的荷兰武装力量不敌郑成功的大军，但凭借棱堡的作用，荷兰人还是坚持了数月。围城期间， 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海军试图救援，也遭到了失败，最后不得不投降。占领台湾后，郑成功一方面组织军民屯田生产，一方面大力扶持蔗糖生产，垄断蔗糖贸易。
康熙收复台湾后，也看中了蔗糖贸易的巨大利润。从康熙时代起，清政府便组织商船去日本买铜铸钱，这笔巨额利润成了清朝政府解决巨额军费开支的窍门之一。在了解郑克爽所述的对日交易的情况之后， 康熙于1685 年（也就是收复台湾两年后） 下令福建省筹备蔗糖准备狠宰日本人一笔。这年七月，13 艘清朝政府官船赴日交易， 这笔蔗糖换铜的生意其利润令所有人喜出望外：当时的人们只需到达日本就可获取5 倍暴利，返回中国将铜卖掉便又可以换取一倍的利润，一个来回竟有十倍以上的暴利。对此，清朝政府的官方船只态度积极， 民间得到内务府允许的船只也十分踊跃。仅1685 年一年，清朝就有73 艘官民船只赴日进行贸易，是郑氏集团贸易量的一倍以上。从1685 年到1708 年，共有1694艘中国商船进行此类贸易，平均每年70 艘。
根据日本人的估算，从康熙元年（1661 年） 到康熙四十七年（1708 年），日本因与中国的蔗糖贸易流失了一亿多斤铜，长此以往日本的金银铜贵金属会在几十年内流失殆尽，陷入无铸币材料可用的可悲境地。康熙四十七年，德川幕府终于承受不住每年流失大量铜钱的财政压力，命财务官员仔细核定，并正式向康熙皇帝提出贸易限制的要求，限定每艘中国商船所携带的货物不能超过6000 贯，荷兰人商船不能超过3000 贯。康熙皇帝只得同意，此后每年的交易船只降到三十余艘，每年中国船只带走的日本铜数量也降到了60 万斤。尽管如此，这种交易仍是当时最赚钱的买卖。蔗糖换铜的“铜商”被公认为当时的“财神爷”，各路权贵和豪商费尽心思都想挤进去分一杯羹，康熙也常把贸易资格当成是赏赐亲信、部下的一种手段。苏州织造李煦在1700 年就曾向内务府借款，准备赴日贸易，康熙不但放行，还在两人的密折中暗示李煦可以拉上自己的亲戚江宁织造曹寅一同照此办理。
在幕府时代的蔗糖交易中，日本无疑是“吃亏”的一方，但他们的损失在明治时代找了回来。明治时代，日本的大权掌握在长州和萨摩藩出身的官员手中，萨摩藩出身的官员对于蔗糖贸易的暴利可是念念不忘。他们的祖先在德川幕府时代就有吞并台湾的念头，1870 年日本就迫不及待地派出军队侵袭台湾。甲午战争后，日本正式吞并台湾，“东方甜岛”正式落入日本人之手。日本人在台湾大搞开发，实行专卖政策，想将台湾建设成自己的原料基地，蔗糖产业自然是这其中的重中之重。1909 年到1910 年，台湾蔗糖产量为204241 吨，日本人搜刮走了197580 吨。这些蔗糖又被日本糖厂当作原材料再度加工，卖到中国大陆赚取更大的暴利。1912 年，中国进口洋糖27 万吨，价值银元3725 万。到了1929 年，进口洋糖高达89 万吨，价值银元1.5787 亿。这个数字超过了中国所有民族工业的产值，是荣氏兄弟产业的近5 倍， 可以供中国的军阀进行长时间的战争。中国糖业的兴衰是中国近代的一处缩影，我们祖先对甜味的追求曾一度让中国在制糖工艺和蔗糖贸易方面遥遥领先，而在任人宰割的近代中国，人们却要为品尝甜味付出沉重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