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5月18日下午，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杨尚昆主持召开了中央军委会议，针对北京部分地区实施戒严进行兵力部署。中央军委的组成人员除了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赵紫阳之外，洪学智上将、刘华清上将、秦基伟上将、杨白冰上将（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迟浩田上将（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部总参谋长）、赵南起上将（时任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全都出席了会议，并纷纷表示坚决拥护并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共中央、邓小平对北京部分地区实施戒严的决定。
会议决定：第一、对北京部分地区实施戒严的主要任务由北京军区、沈阳军区、济南军区承担，其他军区予以配合；第二、成立解放军戒严部队指挥部，解放军戒严部队指挥部由刘华清、迟浩田和周衣冰中将（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为首组成，刘华清担任总指挥，迟浩田、周衣冰担任副总指挥，直接对中央军委负责；兵力部署由中央军委统一指挥。
中共当局历来提倡“党指挥枪”，通常所说的“中央军委”，指的是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仅仅是对外悬挂的一块牌子而已。中共中央军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其组成人员完全相同。当时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的主席都是鄧小平，第一副主席都是趙紫阳，常务副主席和秘书长都是楊尚昆，副秘书长都是洪学智和刘华清，委员都是洪学智、刘华清、秦基伟、迟浩田、杨白冰、赵南起。
中央军委会议一结束，杨尚昆即带领刘华清、迟浩田赶赴邓小平家中，详细汇报中央军委会议有关北京戒严的军队部署情况。听完汇报，邓小平询问：“戒严以后北京市区有多少解放军呀？”杨尚昆回答说：“解放军和武装警察的全部兵力为18万人。”
在邓小平过目审议了中央军委关于解放军戒严部队兵力部署的报告以后，杨尚昆递上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的名义所拟定的中央军委调兵命令，让邓小平签署。这份调兵命令的内容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89条第16项的规定，国务院决定，自1989年5月21日起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为配合完成这次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任务，兹命令北京军区的北京卫戍区、第24集团军、第27集团军、第28集团军、第38集团军、第63集团军、第65集团军，沈阳军区的第39集团军、第40集团军，济南军区的第54集团军、第67集团军的有关部队分别于5月19日、5月20日自驻地进驻北京地区的有关目的地。”
调兵命令中所称的“北京市部分地区”，包括了东城区、西城区、崇文区、宣武区、朝阳区、丰台区、石景山区、海淀区，几乎涵盖了整个北京市区，只有门头沟区不在戒严范围内。当时北京市行政区划还包括9个郊区县，即房山县（现为房山区）、通县（现为通州区）、顺义县（现为顺义区）、昌平县（现为昌平区）、大兴县（现为大兴区）、怀柔县（现为怀柔区）、平谷县（现为平谷区）、密云县、延庆县。
离开邓家，杨尚昆马不停蹄赶回中央军委办公厅落实调兵命令。指示解放军总参谋长迟浩田立即与北京军区、沈阳军区、济南军区的司令员磋商，“确定每一个陆军集团军的有关师、团进京名单，进军时间，到达目的地时间，戒严主要事项等实施细则”；命令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杨白冰立即以解放军总政治部的名义向各大军区发布政治动员令，要求“在党和国家面临严峻形势的情况下，各大军区必须纪律严明，随时做好准备，绝对服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统一行动和指挥”；命令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赵南起“调集好戒严必须的一切军用战备物资粮食，并与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政府磋商，尽可能地解决好解放军戒严部队的食宿给养问题”。
中央军委办公厅作为中央军委的办事机构，马上紧张运作起来。当时的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是刘凯中将，副主任是王瑞林中将（同时兼任鄧小平办公室主任）、李际均中将和程建宁少将。秘书有王福中少将、陈荫华少将、赵家顺少将和王士斌少将，助理员有王海珍少将，研究员有俞源少将。
当晚，解放军总参谋部就将中央军委的调兵命令紧急下达到北京军区、沈阳军区、济南军区。也就是说，在北京戒严令颁布之前，解放军部队已经动起来。调兵事宜由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具体规划，当时的总参作战部部长是隗福临少将。
1989年5月19日上午，解放军总政治部向解放军各大军区、解放军各大军兵种总部和解放军驻京各高级机关单位下发了紧急通知，通报了即将在北京实施戒严的消息，要求全军各部队务必正视这次学潮对部队官兵的某些思想影响，以强用力的政治思想工作保证部队的高度稳定和思想统一。
紧急通知指出，在这次学潮中全军各部队始终和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一致，表现出很高的政治素质。但是，也存在一些值得重视的思想倾向，概括起来有4种情绪：一是麻痹情绪，看不到学潮对安定团结大局的严重影响；二是消极情绪，有的官兵对腐败现象、物价上涨不满，认为学生闹一闹也许有好处；三是忧虑情绪，有的官兵担心部队要是站出来，理直气壮地反对动乱，会重犯“文化大革命”中“三支两军”【注释1】的错误；四是无关情绪，有的官兵认为制止社会动乱自有大人物去着急，去收拾场面，咱们这些当兵的操什么心？因而对党和国家的命运不大关心。
紧急通知要求当前要从3个方面加强政治思想工作：
第一、要教育部队官兵正确认识当前的国内政治局势。要很好地学习军委邓小平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的系列指示，注意从“民心”的角度，向部队官兵讲清楚在我们国家的局势中，稳定的因素是占主导地位的。一是讲清楚人心思定，绝大多数人都不赞成也不容许一些人在折腾，重新把我们的国家拉回动乱的深渊；二是讲清楚人心向改革，绝大多数人不愿再回到十年前去，中国改革的潮流不可逆转；三是讲清楚人心向党，绝大多数人能从历史规律中懂得，离开了党的领导，就没有中国的前途和希望。让部队官兵认清这三个“人心所向”，是决定和制约形势发展的最基本的东西，从而坚定信心，去掉怀疑、动摇和担心情绪。
第二、要引导部队官兵对学潮中某些有代表性的口号进行具体剖析，分清哪些纯属反动言论，哪些是不满情绪，哪些是过激言词，哪些是可以理解的合理要求，帮助大家分清是非，端正思想。总之，要通过具体剖析一些口号和思潮，消除部分部队官兵的思想阴影，从而明辨是非，提高觉悟，保证部队在思想一致的情况下的高度稳定。
第三、要教育各级领导干部带头保持政治坚定性。当前部队各级领导干部务必从以下三方面严格要求自己：一是清醒地认识不安定因素，做好为维护国家安定而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部队各级领导干部应当看到，稳定之中包含着许多不稳定的因素，因此，防止动乱，制止动乱，维护部队稳定和国家安定团结，将是一项艰巨的、长期的政治任务。对于可能出现的新的社会局部动乱，部队各级领导至少要有三种思想准备，第一，自己不大惊小怪，惊惶失措；第二，能稳定自己带领的部队；第三，能理直气壮地引导部队反对动乱。二是一定要守好自己的阵地，既要注意对驻地社会情况、社会动向的调查，更要对部队自身的稳定实行严格的责任制，一级抓好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同时要加强对家属、子女和身边同志的教育，以保证我们的机关和所属部队不出问题。三是从党和国家前途的高度自觉保持廉洁。这次学生闹事，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对贪污腐败现象不满。在部队，决不允许因为我们的领导和机关不廉洁，而引起士兵不满，甚至发生其他问题。
1989年5月19日晚上10点钟，中共中央、中国国务院、中央军委在解放军总后勤部机关礼堂召开中央和北京市党政军干部大会，通报对北京实施戒严的情况，中共中央、中国国务院、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央军委、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全国政协和北京市的副部长级以上干部，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国国务院办公厅的司局长参加了大会。由于北京戒严的消息在开会前已经外泄，为了预防不测，临时决定将北京开始实施戒严的时间提前，由1989年5月21日凌晨零点提前到1989年5月20日上午10点钟。杨尚昆曾经解释说，将北京戒严时间提前的原因是由于事态紧迫。
1989年5月19日晚上，解放军戒严部队指挥部向中央军委和邓小平、杨尚昆提交了一份报告，其中提到：“接到赴京执行戒严任务的命令后，北京军区、沈阳军区和济南军区的有关集团军迅速收拢部队，进行政治思想动员。在向北京开进中，各部队采取佯动迂回、隐蔽前进、多路进发、高速开进等多种办法向北京集结。到今晚10点，先遣部队第27集团军、第38集团军、第39集团军、第63集团军的有关部队，已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准时开到北京城区，基本到达预定目的地，为进行戒严做好准备。其中一些部队遭遇不明真相的学生和群众围堵，被围于街头、郊外。戒严部队指挥部将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按由远而近、由外向里、由分散到集中的原则，将被围部队逐步调整到有利位置。”
1989年5月20日凌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签署、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命令》，其内容如下：
“鉴于北京市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动乱，破坏了社会安定，破坏了人民的正常生活和社会秩序，为了坚决制止动乱，维护北京市的社会安宁，保障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保障公共财产不受侵犯，保障中央国家机关和北京市政府正常执行公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89条第16项的规定，国务院决定：自1989年5月20日10时起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由北京市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并根据实际需要采取具体戒严措施。”
根据李鹏所签署的戒严令，北京市市长陈希同签署、公布了《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1号、第2号、第3号），宣布：“一、自1989年5月20日10时起对东城区、西城区、崇文区、宣武区、石景山区、海淀区、丰台区、朝阳区实行戒严；二、在戒严期间，严禁游行、请愿、罢课、罢工和其它聚众妨碍正常秩序的活动；三、严禁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制造和散布谣言，进行串连、演讲，散发传单，煽动社会动乱；四、严禁冲击党政军领导机关，严禁冲击广播、电视、通讯等重要单位，严禁破坏重要公共设施，严禁打、砸、抢、烧等一切破坏活动；五、严禁骚扰各国驻华使馆和联合国驻京机构；六、在戒严期间，发生上述应予禁止的活动，公安干警、武警部队和人民解放军执勤人员有权采取一切手段，强行处置。”“在戒严期间，外国人不得介入中国公民违反戒严令的活动。”
1989年5月20日下午，杨尚昆主持召开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与会的有中央军委成员洪学智、刘华清、秦基伟、杨白冰、迟浩田、赵南起，以及解放军戒严部队指挥部的成员，听取关于北京部分地区戒严实施情况的汇报。
当天晚上，杨尚昆通过电话向邓小平汇报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情况。邓小平交代了以下几点：“目前的情势大家都很焦急，我想明天老同志开个会，陈云、先念（李先念）、彭真、邓大姐（邓颖超）、一波（薄一波）、王胡子（王震）和你参加，谈论局势，两位老帅（徐向前、聂荣臻）身体不好就算了；陈云同志建议，你、一波和李鹏、姚依林、乔石要立即安排分头找各省市区主要负责人进京谈话，统一认识；尽快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把大军区的司令、政委统统叫来，通报情况，认清当前形势，维护全国稳定。”
1989年5月24日上午，中央军委再次召开扩大会议，中央军委成员刘华清、秦基伟、迟浩田、杨白冰、赵南起出席了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解放军总参谋部、解放军总政治部、解放军总后勤部的负责人，以及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和国防大学的政治委员、司令员、政治部主任。会议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洪学智主持，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杨尚昆发表了“重要讲话”。这个会议完全是根据邓小平的授意召开的，开会的主要目的，就是通报有关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支持动乱、分裂党”的问题，统一解放军高级将领的认识，以防解放军高层产生思想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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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1】三支两军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军队支左（支持当时所谓的左派群众）、支工（支援工业）、支农（支援农业）、军管（对一些地区、部门和单位实行军事管制）、军训（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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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一书，2009年首发于《中国人权双周刊》
作者电邮：yenhua2000@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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