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克鲁格曼 2024年5月16日
Preparing for the Second China Shock - Why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is imposing new tariffs. via @nytimes https://t.co/LbhATHuwsS
— Olav Mitchell Underdal (@omunderdal) May 14, 2024
特朗普是老式的贸易保护主义者，一段时间以来，他一直暗示，如果当选，他将迅速对所有进口商品征收10%或更多的关税——这相当于美国经济的“护颈圈”。
但拜登总统也绝不是自由贸易的纯粹主义者。他的标志性立法成就《减少通货膨胀法案》——实际上主要是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包含了一些民族主义条款，旨在限制对北美生产的制成品的补贴。拜登政府现在对中国出口的电动汽车征收高达100%的关税，并对半导体和电池等其他进口商品征收关税。
这些关税的直接影响很小，因为美国目前从中国进口的受影响商品很少。但拜登的举动不仅仅是一种象征性的姿态。这是一个警告——一个信号，表明美国不会接受第二次所谓的中国冲击，即可能破坏政府议程关键部分的激增进口。
为了理解我所说的，回顾一些经济和思想史是有帮助的。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对美国的制成品出口激增。公平地说，包括我自己在内，大多数经济学家一开始并不太担心这种发展。经济学中有句老话，如果另一个国家想以低价卖给你很多有用的东西，你不应该抗议——如果要做什么的话，你应该给他们写一封感谢信。
好吧，即使是最循规蹈矩的经济学家也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廉价的进口产品可能会使一个国家整体上更加富裕，但它们也会损害大量工人的利益。事实上，在20世纪90年代，关于来自低工资国家的进口是不是美国收入不平等加剧的主要原因，曾有过一场激烈的辩论，大多数经济学家——同样也包括我自己——同意进口是不平等加剧的原因之一，但不是主要原因。
长期以来，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如果经济持续低迷，需求不足，无法产生充分就业，那么贸易逆差可能具有破坏性。在中国进口激增的最初时期，这并不是一个大问题，但在令美国就业状况持续低迷多年的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这确实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不管怎样，在那个时代，我对中国的态度相当强硬，敦促美国政策制定者威胁征收关税，除非中国采取行动，通过让人民币升值来减少其贸易顺差，但没有成功。然而，这种担忧逐渐消失了。
然而，在2013年戴维·奥托、戴维·多恩和戈登·汉森发表题为《中国综合征》的研究报告后，经济讨论发生了变化，该报告后来被更广泛地称为“中国冲击”。作者估计，从1990年到2007年，中国进口已经取代了大约150万美国制造业工人。在一个像我们这样庞大而充满活力的经济体中，这个数字本身并不算大：事实上，在美国，每个月大约有150万工人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被裁员或解雇。
但是奥托等人指出，美国许多行业在地理上是高度本地化的，因此进口造成的就业损失，虽然平均看起来很小，但对许多社区来说是毁灭性的。我喜欢以家具行业为例，该行业可能因中国进口而失去了数十万个工作岗位。在全国范围内，这只是一个零头。但家具行业集中在北卡罗来纳州皮埃蒙特地区，因此进口激增撕裂了当地经济的心脏，比如希科里-勒努瓦-摩根敦大都会地区。
几年后，当人们意识到进口激增对社区造成的破坏可能促成了特朗普总统的当选时，这篇论文的政治意义就变得更加重要了。
因此，第一次中国冲击是一个真正的问题，甚至一般支持自由贸易的经济学家——那些不同情特朗普式粗暴保护主义的经济学家——现在也担心进口快速增长的影响。
但是，等一下：为什么我要说第一次中国冲击？因为现在显然有了第二次中国冲击。
这一新的冲击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的弱点，而不是优势。中国经济陷入困境。消费者支出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非常低，而随着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和技术进步的放缓，导致回报递减，过去推动经济增长的高水平投资支出已经变得不可持续。中国曾在一段时间内用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和膨胀的房地产行业掩盖这些问题，但这个游戏似乎已经结束了。
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是将更多收入转移到家庭，从而增强消费需求。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似乎奇怪地不愿做这些显而易见的事情，他仍然专注于生产而非消费。我想让中国专家来解释这种不情愿——是因为地缘政治吗？还是因为担心中国人会变得懒惰？
无论中国拒绝增加消费支出背后的意识形态或策略是什么，剩下唯一的出路就是维持巨额贸易顺差，将在中国生产但中国不能或不愿消费的东西倾销到其他国家的市场。
但拜登政府基本上是在说：不，你们不能这么做。你们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太大了，你们不能把自己政策失败的结果推给其他国家。
为什么美国不能接受来自中国的廉价商品？人们依然在担忧第一次中国冲击造成的社区混乱。但还有一个新问题：气候变化。被征收新关税或被提高关税的货物主要是与绿色能源过渡有关的产品；电动汽车一直备受关注，但巨型电池——它现在开始在解决可再生能源间歇性问题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因为太阳不总是发光，风不总是吹——是一个更大的问题。
为什么不买便宜的中国电池呢？这是一个政治经济问题。考虑到气候变化带来的生存威胁，绿色能源转型背后的政治联盟不应该是脆弱的，但它确实是脆弱的。拜登政府能够得到这些针对可再生能源的大笔补贴，必需将它们与创造国内制造业就业机会挂钩。如果这些补贴反而被视为在中国创造就业机会，那么我们将失去避免气候灾难的最后、也是最好的机会——这一考虑很容易压倒所有反对关税的常见论点。
因此，在征收这些新关税时，拜登的人正在做他们必须做的事。我看不到其他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