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胡兰
常识告诉我们：所有杀戮都有动机，没有无动机的杀戮。
阎锡山的军队为什么要杀刘胡兰？传统史书在这方面，一直采取了吞吞吐吐的态度。关于刘胡兰就义的课文原文，也没有提及阎锡山的部队杀害刘胡兰的原因，而采用了放大刘胡兰红色身份的做法、有意引导中小学生认为：刘胡兰死于她的党派身份。
事实上，这种遮遮掩掩的做法，起到了欲盖弥彰的作用。
那么，阎锡山的部队当年到底是为了什么、非要杀死这个年仅14岁的小女孩呢？其实，一些资料还是模模糊糊地有所提及、因而还是有迹可寻的——因为刘胡兰参与杀死了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的村长——石佩怀。
中国内地的一些公开材料，对于刘胡兰参与谋杀案件的这个记录，例如以下：
例一：山西省政治协商会议所编的《山西文史：少女刘胡兰之死前后》，对于刘胡兰被杀的原因，持的是这样的公开说法：
“…….云周西村伪村长石佩怀，为阎匪派粮派款、递送情报，是人民群众的死对头。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被刘胡兰配合区长陈德照和武工队员处死。消息传开，驻扎在大象镇的阎匪七十二师二一五团一营的头目恼羞成怒，决定实施报复行动。于是，刘胡兰等七位烈士惨遭杀害……..”
文字很显浅，记录很清楚，不需要我注释了——是刘胡兰参与杀死村长石佩怀在先，阎锡山部队捕杀刘胡兰在后——国民党部队杀刘胡兰，并非是无缘无故的。
例二：河北省政治协商会议主办的《文史精华》2011年第10期，刊登了石耘的一篇文章《杀害刘胡兰的凶手伏法记》，文章在这一点上，说法也是相同的，原文照录如下：
“……1946年12月21日，刘胡兰积极配合武工队，将云周西村反动村长石佩怀处死。阎锡山所部国民党军队恼羞成怒，决定实施报复行动……”
记录吻合——是刘胡兰杀村长在先，国民党杀刘胡兰在后。
例三：人民日报社主办的人民网“党史频道”下辖的栏目“永远的丰碑”，于2013年1月12日刊登的《刘胡兰生平简介》一文，说法也是基本相同的，原文如下：
“……云周西村的反动村长石佩怀，为阎锡山军派粮派款、递送情报，成为当地一害。1946年12月的一天，刘胡兰配合武工队员将其处死，阎锡山匪军恼羞成怒，决定实施报复行动…….”
可见，尽管吞吞吐吐，中国内地的各种公开资料，其实也并没有绝然否认这个事实——是刘胡兰杀人在先，因而被杀在后。
尽管上述各种公开资料，对于刘胡兰参与谋杀村长石佩怀一案，用了诸如“伪村长”、“人民群众的死对头”、“反动村长”、“当地一害”.......等等各种政治化的词汇为她开脱，但是，无论如何修辞，真相仍然是铁板一块：刘胡兰参与谋杀了村长——村长石佩怀的思想表现反动不反动，那是另一回事，有一点是肯定的：村长石佩怀也是一个人，也是中华民国的一个公民，他和刘胡兰一样，都是中华民国的一名合法公民。
那么，既然如此，问题就来了：一个年仅14岁的少女，她懂政治吗？她了解自己的利益所在吗？她确切地知道什么叫做“革命”吗？她真的明白什么是对这个国家和民族有利的吗？而她又是否知道——革命最终能带来什么吗？又是谁，将一个年仅14岁的、不谙世事的幼小女孩子，拖进了国内革命斗争的战壕里？
OK，退一步，我们假设这个女孩子尽管年仅14岁，但是却有着一颗70岁的政治头脑、老成谋国、懂得“救国救民”之道，那么，即便如此，一个年仅14岁的女孩子参与谋杀一个立场倾向于国民政府的村长，是否正当？说到这里，我们必须引入两个概念——“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
即便我们假设这场内战正当，那么杀一个村长，仍然有必要区分——这个村长，算不算一个战斗人员？如果他不算战斗人员，那么我们杀死这个村长，和当年滥杀中国平民的日本鬼子，又有什么区别？
抓住要点了——区分“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成了在本案中辨别是非的一个铁标准。
那么，这个村长石佩怀，是不是一个“战斗人员”？关键在于“派粮派款、递送情报”这两条指控，能否使村长石佩怀的“战斗人员”身份得到确立。
首先，刘胡兰案件材料指控的石佩怀为阎锡山“派粮派款、递送情报”等“罪状”，未必属实，但是，为了探讨这些事情的性质，笔者在此，权当它们是属实的。
首先看“派粮派款”这一条。笔者认为，这一条不足以使石佩怀成为“战斗人员”。理由是：所谓“派粮派款”，其实就是正常的税收工作，石佩怀作为一村之长，无论在战时还是非战时，为政府征收税款，是合法的、正常的、份内的行为，无可厚非。石佩怀在这一点上，并没有做错。
其次看“递送情报”这一条。“情报”又可以分为“军事情报”和“非军事情报”——如果石佩怀给阎锡山递送的是非军事情报，则当然是份内之事，无可厚非。而就算它是军事情报，恐怕石佩怀也罪不至死——试问：一个小山村的军事情报，能有多大的价值？
再退一步而言，就算石佩怀是为国民党搜集了军事情报，那么石佩怀也应该由“人民军队”逮捕、并由“人民军队”的军事法庭予以审判…….总之，无论如何，处决石佩怀一事，也轮不到一个年仅14岁的乡野少女下手。
不要说一个在内战中给国民党军队递送情报的村长，就算是国民党的警察，都不能算是战斗人员。1950年前后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绝大部分的国民党警察，都被免于追究，并都接受了新政权的改编、只是换了一套新制服、照旧上班、照领工资。
试问，在整场内战的过程中，给国民党军队提供情报的，又何止石佩怀村长一人？如果细究起来，国民政府各地大大小小的官吏、警察、保长、乡绅、检察院、法院、新闻记者…….甚至不少人民群众，恐怕都干过这一类的事情。如果他们全部都该死的话，那么恐怕得来一场旷日持久大屠杀，才能杀得完。
讲到这里，诸位恐怕应该明白了，刘胡兰一案的真相是：一个未成年的农村少女，不幸涉足内战、而且参与了谋杀村长的命案，并最终因此而被国民党军队报复杀死。
但是，话说两边，那么阎锡山部队这一边，又有没有做错？答案也是很明显的：阎锡山这一边，也是做错了。因为尽管刘胡兰犯下了杀人大罪，但她毕竟是一个年仅14岁的小女孩，未成年人，罪不至死，而退一步来说，就算是要处决，恐怕也犯不着对一个小女孩动用“铡刀”这种极度恐怖、凶残至极的刑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