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期间，人民日报记者手持横幅上街声援学生
社长总编 先后请假
六月三日凌晨二点半左右，我在海外版夜班编辑部看完最后一遍大样，送车间付印。按照惯例，还应送一张样子给国内版值班的总编辑审阅。海外版和国内版同在一幢大楼里（编称五号楼）。我从四层下到二层的总编室，顺便看一下国内版当夜版面如何安排。那天夜里，总编室似乎人不多。一些“夜猫子记者”近来几乎天天在这个时候往天安门广场跑，转一圈回来再睡觉。版面上没什么更吸引人的东西，比较注目的是北京市委宣传部关于“动乱”实质的文章。该文傍晚时送来，明令要登。
主持夜班的是第一副总编辑辑陆超琪，脸色凝重，盯着那篇长文似乎在发楞。看我送版样来，勉强有一丝苦笑。昨天下午（二日），学运以来一直主持工作的社长钱李仁，临时召集编委会（报社最高权力机构），拿出医生开具的病情报告，宣布即时开始休假。总编辑谭文瑞在戒严前突然吐血住院。钱交代，报社一切工作暂时由陆超琪主管，同时嘱咐，各位自己保重，务必不要去他家看望。已届离休年龄的陆超琪，似乎有所知料，并无惊异之感。
从胡耀邦团中央系统升上的钱李仁是中央委员，作为人民日报社长，经常列席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会议。他的突然离避，引起众人敏感。因此，下午四时，在每天例行的编前会上，当陆超琪向各版主编宣布这个消息时，我发现许多人顿感愕然，颇有不祥之兆的感觉。
这次“狼真的来了！”
陆超琪随便看了一下我送的版样，没提什么。我随即下楼准备回家。这时已近三日凌晨三时，刚走出五号楼大门，一位稍先下班的校对人员，骑自行车从外飞奔而来：看见我说，军队又进城了，没人阻拦。我问，带武器吗？答，没有，一律白衬衫，绿军裤，由东往西。人民日报十年前从王府井迁出，一直在这个位于东郊的大院里。由于连日来，天天夜里传出军队进城的消息，象“狼来了”的故事一样，我并不放在心上。但不知怎么，我又折回办公室，电话铃声大作。一位记者打电话告诉我，他此刻正在王府井北京饭店附近，军人和市民已发生冲突。我感到，不再是玩笑了。
我立即拨通北京饭店的电话，叫醒香港的《百姓》杂志女记者张结凤。可怜她连日来也被“狼来了”弄得精疲力尽。六月一日前，她和人民日报几位朋友，在我家里讨论过局势发展。大家都认为学运呈胶着状态，她也似乎有打道回府之意。在电话中我告诉她，我已订好座位，五日（星期一）下午六时在西单鸿宾楼请她吃饭，作为我在香港工作期间她请我吃饭的回酬。她答应了。同时，我又告诉她，这回不再是“狼来了”，作为记者应该目睹的新闻事件，就在她的楼下。她决定下楼去看。设想到，她这一下去，再也没有回北京饭店。
四时半，我回家睡觉。每天这时下班总是一片寂静的夜空，似乎隐约传来嘈杂声。这儿离长安街最东头的八王坟仅一公里。
最坏的事尚未发生
将近十一时起床，匆匆煮了一袋方便面吃，接着，给张结凤打电话，问有何新闻，铃响，却没人接电话。又直奔报社，得知东部军队确实进城，一部分被市民阻拦撤退，另一部分则已进入市中心。
这天是星期六，海外版星期天无报，当天不上班。我因刚从香港归来，急需探访一些久违的朋友。先到司法部一位朋友处小坐，然后便去国谊宾馆。香港《亚洲周刊》记者王业隆住在那里，和他约好，今天我请客，也是对他在香港的关照的回酬。国谊宾馆是原国务院第一招待所。我问他怎么住这儿，他说是统一安排的，好在北京看来并无大事，过几天也就回去了。说起时局，他说，还好，最坏的事情没有发生。我问什么是最坏的事，他说，就是香港人说的“挤提”银行，大家都去银行提款，最后经济崩溃——我们两人，似乎都没有想到杀人的事会发生。其实，这个时候，西单六部口已经发射了学运以来第一批催泪瓦斯。
莫斯科餐厅离这儿不远，我们步行而去，虽是周末，人却不多，很容易找到了位子。吃完饭出来，发现天色还早，一看手表，七时刚过，平时在家也就看电视新闻了。我建议，今晚不上班，也难得看看晚间京城，不妨从西直门坐地铁去天安门，王业隆欣然答应。
地铁里的便衣军人
西直门地铁站是二环路上的一站，乘客并不太多。但到复兴门时，从西郊苹果园开来的地铁列车在这儿疏换乘客，大批人涌进车厢，估计许多人是到天安门去的。但是，我突然发现，在这人丛中，分布着三三两两穿白衬衫、绿裤的农村青年，虽然没带武器，但每人拿着一个统一式样的行李包，绝对是军人！我推了一下王业隆，示意那些便衣军人，他笑了笑，也不知看出来没有。这时，我仔细观察了同车乘客，也都在注意这些人，有人使劲盯眼看。我感到奇怪的是，在整个地铁运行过程中，竟然没有一个乘客发问。否则，只要有人说一句话，整个车厢就是另一番情景了。
这些稚气未脱的士兵看来都是第一次进城，对地铁各站甚不熟悉，一听报前门站到了，手忙脚乱背起行李往外跑。外面就是天安门广场。
就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这些军人背起行李，走出前门站，溶入天安门——勇敢的北京市民，此时显得何等宽容甚或漫不经心！
恐惧莫名的不祥暮夜
出前门站，直接进入天安广场。由于实行夏令时，虽已是七时半了，但天色仍明。学运开始以来，每逢周末，这里人山人海。今日却似乎不多。王业隆一直想上纪念碑的指挥部那儿去，始终没机会。于是，我带他过了第一道纠察线，然后我出示记者证，王业隆忘了带证，我跟学生纠察讲，香港记者，自己人，竟欣然放行。到了纪念碑最高层，不知怎么，没见着柴玲等学生领袖。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在这儿全天候值班的两位记者，是我的朋友，此刻也找不到（后来才知去了西边）。几位我不认识的中外记者，正围着一个帐篷，探脑袋往里采访——这是侯德健等“四君子”绝食之地。就在这时，旁边一阵骚动，一个学生气喘吁吁跑来报告，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通告，要市民今晚不要上街。西边军队大院人满为患，正在整装待发。
谁都不怀疑，今晚要动真的了。但我们仍然没想到会杀人。一位似乎是临时指挥的女学生，立即要广播站通知，让人回各大学召集人马来“保卫天安门”。我们两人刚走下纪念碑，喇叭已经开始响起来了。其实，为时已晚。
我和王业隆在广场转了一圈，朝长安街走去。在天安门正中，朝东西方向了望了一会，不知怎么，都决定往东走。可能是听说装甲车被堵在建国门立交桥上。这个方向正好是与开枪地点相反。此时，已是八时多了，长安街华灯初放，人群渐多，尤其骑自行车者，似乎比早晨上班还急。他们难道听到了什么？
穿过东单，擦过国际饭店，步行将近半个小时，才来到建国门立交桥。这里确实人多，站在桥下，我没有看见军车（其实，军车就在最上层桥面）。我突然着急要回报社，王业隆兴致未尽，说要上桥看。我告诉他回去如何走法后，就此分手，约定明日通电话。
我坐了一站地铁，在朝阳门下车，想换乘公共汽车，但交通已经中断，只好以步当车。暮色暗了下来，但与长安街不同，平时亮如白昼的朝阳大街，竟是一片漆黑，路灯全灭。每隔一个路口，都有几辆空车横卧，路人行色匆匆，慌张异常。我脑子里顿时出现一幅大地震前灵感动物大搬家的画面。我很奇怪会有这幅图画。虽然我没想到今夜开杀戒，但无论如何，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感，笼罩了心头，这是一个难忘的不祥暮夜。
五号楼里一片沸腾
五号楼，人民日报的中枢神经部位。由于当晚海外版不出报，所以，许多人都聚集在二楼。见到我刚上楼梯口，一位同仁阴沉着脸问我：你知道不？开枪了！我一楞，但马上想到开空枪也是开枪。但似乎另一位见我有此心思，补上一句：杀人啦，朝人群里开！木樨地已成血海了！
我似雷击一般，绝快醒悟，刚才一切异常现象，全在木樨地揭开了谜！我马上吼了一句：事情过后，一定起诉李鹏！同仁冷笑了一下：去你的吧，没人再听你的法律了！（我是从事法律报导的。）
二楼走廊上一片沸腾。这时，有人上来说，楼下也能听到枪声了。我转身往楼下冲出，站在院子中间，西边象放鞭炮似的出现闪烁，并有枪声时而传来。奇怪的是，这枪声并不似电影电视里那么清脆（北京很少听见枪声），从枪声判断距离，仍在军事博物馆和木樨地一带。
转身返回二楼，许多人已涌进了编辑室。时已近十一时，平日此刻，要闻版（包括头版）的稿件都已确定，但今天值班的陆超琪和另一位年轻的副总编辑却站在那儿沉思。稿件只有一篇是定下来的，就是后来见报的题为“孙巨同志的一封信”。下午我没参加编前会，听说曾宣读了这封信的全文，由中宣部转来，对人民日报一个时期以来利用“春秋笔法”、“顽固地站在中央决策对立面，给动乱制造者撑腰打气，给北京市人民政府戒严令抹黑的恶毒文字”进行了批判。据悉，孙巨是已故中共元老李井泉儿子的化名。全文不但上纲上线，而且充斥了咒骂、攻击、威胁的语言。因此，中宣部明令要适当修改后才登出。但是，许多人在编前会上坚决主张，一字不删，连错别字也不改，全文刊出，加上花边。但老总迫于上面压力，仍对文字作了适当修改，成为一篇八百字的花边文章。除了这篇文章，还有李鹏当晚就世界环保日发表的电视讲话，其他再也没有准备稿件，大家等着最新消息。在纪念碑值班的那个记者，已经联系不上，大家既担心，又着急。
第一次直话直说
电话铃声一直不断，都是北京和外地读者询问军队情况的，说美国之音已经报导开枪镇压。总编室在没有掌握确切情况以前，一般不轻易回答。将近十二时，终于，我们的一个记者打电话回来报告，他此刻正在木樨地附近，亲眼看到军队先是朝空中鸣枪，接下去便对路人平射了。记者带着泣声说，木樨地伤亡严重。
这时，另一部电话响起，海外版一个记者打电话来，与他同行的三个记者，其中一个女的，在电话大楼附近被冲散，下落不明。陆超琪马上让接电话者告诉：凡是能见的本报记者，请立即撤离现场，千万不要发生任何意外。
电话铃声继续不断，其中一个从香港打来的，询问北京发生的事情，接电话者正犹豫如何作答，一位编辑主任怒不可遏地喊道：告诉他，已经杀人了，全世界都知道了！于是，从这时起，凡来电话询问，一律如实证实。外人也许不知，这种作法是人民日报历史上第一次。
只能玩些“春秋笔法”
大约过了半小时，一位记者从民族文化宫附近的赵登禹路电话报告：军队已开进西单附近。他从五颗松一直跟军车推进，只要一开枪，就立即卧地，每次爬起来重新前进时，总会发现有人已经不能再站起而永远躺下了。西单一带武警挥舞警棍开道，不管是谁，见了就打，后面接着全副武装的解放军跟进。
印刷车间主任来催要版样，无稿可发，但有两块版可付排。一块是第三版国际新闻，一块是第四版的社会体育新闻。第四版已出样，都是一些旧稿，编辑起的题目颇具匠心，一条是“法官却枉法，诬告反被告，某法院院长被判刑四年半”，另一条是，“四川一服刑罪犯竟当上人大代表”。体育栏有一条报导残疾人运动会的，标题却是：“不能被征服的人”。大家想起桌上那篇孙巨的稿子，又是“春秋笔法”，人民日报的编辑、记者，能够做到的，也就这些了。
机关报里洒满悲愤泪
凌晨一时后，有记者陆续从现场回来。最早回来的是海外版一位名叫张宝林的版面主编，其岳父是原大公报著名记者高集，一九四六年南京下关事件时，曾被殴打致伤，当时周恩来还亲表慰问。他没想到，四十多年后，自己的女婿会面临另一场更大的血案。张宝林叙述了他在木樨地如何见到军人开枪，市民倒地，血洒长街的惨景。当他撩起裤腿，让大家看上面沾满的血迹时，已低头泣不成声。
这时，另一位记者也回来了，就是我在纪念碑上找他不见的那位，他进门就哭。原来，他离开广场后，直奔西边，一直在军事博物馆附近观察。旋即军队突破前进，他马上躲到旁边的树从里。蹲在一垛墙脚下，抱着脑袋趴着不动。没想到，一名武警仍然冲上来，用警棍朝他的背上狠狠砸去。
这时，众人再也忍不住，起先是抽泣，接着，放声嚎啕大哭。此后，记者一个接一个归来，归来一个，大家痛哭一场，悲愤之泪洒满中国共产党机关报的总编室。
四·二六社论不是我们写的
大约二时半左右，第三版国际新闻已拼好，大样送到陆超琪面前。大家围上去看。头条新闻是报导南韩光州事件的，标题用的是粗黑醒目字体：“汉城学生绝食示威，抗议当局屠杀镇压”。上边居中二条是关于波兰的，肩题是，“波领导人指出选举是和解的伟大尝试”，主题是黑宋大字，“警告任何人都不要玩火”。下面还有一条是关于中东的，题目是，“以军再次入侵黎南部，用飞机坦克对付平民”。陆超琪看完，随手签字付印。
人民日报的编辑和记者，专业素质是相当高的，不乏聪明和文才，当局对这类被他们称为“小动作”的变相抗议防不胜防。但是，当京城大开杀戒以后，他们不再满足这些了。他们从四·二六社论发表以后一直背着黑锅。当人民日报编辑、记者上街游行时，喊出最解恨的口号就是：“四·二六社论不是我们写的！”“我们旗帜鲜明地反对四·二六社论！”（社论题目是：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终于获得了市民的谅解和支持。当然，许多人以后为此付出了代价。
这时，有读者来电话，告知木樨地二十二号楼上，一位老太太在十几层楼的厨房里被子弹击中身亡。一些医院、红十字会人员，也纷纷打电话报告伤亡情况。他们并提出一个问题：你们人民日报准备不准备报导这件事？
这个声音一定要传出去
大家把目光转向陆超琪。事实上，他接替钱李仁临时主持这段时间工作，本身说明他已作好各种思想准备，他决不会为个人患得患失。但是，毕竟这是中共机关报，需要权衡利弊，并考虑后果。新华社这时根本就不发任何电讯稿了。一些记者哭着向陆超琪说：人民日报在历史上犯过多少次错误，大跃进、文革大字报、批林批孔、四·二六社论，哪次不给整个社会、国家带来灾难？今天，人民日报还要继续欺骗人民吗？人民日报的编辑、记者还要背黑锅到什么时候？
陆超琪眼含泪水，他说，记者可以把稿子先写出来，如何安排，我们马上商量决定。
这是一个从共产党队伍里脱胎换骨出来的真正英雄。他和另一位值班副总编以及两位总编室负责人，隔着玻璃墙在他的办公室开会。玻璃墙外，有记者提议，今天报纸用通栏黑框，对死难者表示哀悼。大家纷纷赞同，但有人问，邮局不发怎么办？大家商量，分头准备，报纸印出后，编辑、记者亲自到市民家送报。送多少是多少，这个声音一定要传出去！
关键是核对数字。当两位最先回来的动笔写稿子的时候，大家分别通过电话采访各医院和红十字会。
枪声密集 腥风血雨
我回家取食品，准备天亮以后分发报纸时当早餐。走出五号楼大门，往西看去，已是一片通红，枪声密集，不但有初时感觉到的沉闷声，也有清脆连击的呼啸声。北边，似乎也传来了断续的枪声。唯报社所处的东边，还没有任何动静。但，已感到是腥风血雨了。
在报社北门宿舍区，一位刚进报社工作不久的青年记者匆匆从天安门回来。他告诉我说，军队已经开到天安门了，南河沿一带军民对峙严重。他说，从未想到北京市民如此勇敢。他与市民都聚集在公安部以东的路段，同军队相隔几十米之距，互相对视。军队坐下，市民也坐下；军队站起，市民也站起，如此反复多次，最后一次，军队在一声口令之下，刷地站立，市民急忙站起，但已见军队平端冲锋枪，那种异常冷酷的表情使人毫不怀疑开火在即。有市民喊，快撤！话音未落，一排冲锋枪子弹扫射过来。他眼见身旁几位市民在血泊中，临时找了辆自行车，回报杜报告。
他哭了。我让他赶快到总编室去。我转身进了自己家。妻子和儿子熟睡着。给北京饭店打了一个电话，张结凤仍然不在。我记得她同亚洲电视台的陈慧儿住在一起，都无回音。
我掩上门出来时，不知道天亮以后，这个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也不知道，我和我的朋友们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
“北京这一夜”
前后不到半小时，我又回到总编室。这时，那两位记者已经把稿子写好了，约有一千多字。另外，除记者自己查询外，友谊医院、红十字急救中心、铁道医院、复兴医院、协和一院和广安门医院等也不断来电话，告知收治病人情况。有些则是陪送伤亡人员到医院后打的。有的破口大骂，有的泣不成声，大多是边哭边说。记者一一记录下来。
这时，早已过了平常报社规定的截稿时间。那篇一千多字的稿子，就摆在桌子上，有人还在往上加字。玻璃门开了，陆超琪等出来，把稿子拿在手里，反复看了几遍，同时，嘱咐将昨夜新华社传来的几篇稿子先发排，一是戒严指挥部的通告，二是戒严指挥部发言人的谈话，同时决定，李鹏就世界环保日发表的谈话放在报眼（第一版右上角），李鹏下面是孙巨的文章。然后，他自己修改稿件，最后压缩成一电讯新闻，言简意赅，并告诉版面编辑。留出六百字的地方，加花边上版。
绝大多数在场的编辑记者都明白，不可能再出通栏黑框的版面了。但是，作为中共机关报的人民日报，能及时传出这样一条新闻，仍然不失为党报的一个突破。稿子改完后，立即交给早已等候在旁的印刷车间工人，飞快地送去排印。不到十五分钟，小样出来了，放在陆超琪的桌子上。我看了一下，题目就是“北京这一夜”。
陆超琪仍然对里面含糊的数字不满，要求记者继续查核。这时，有记者从天安门打来电话，说军队已进广场。大家非常关心广场上的大学生，迫切想知道确切数字。当时，许多人头脑里反应最敏捷的是，天安门广场是这次学运的中心，那么，广场的伤亡也将是最严重的。事后，大家才知道，当时广场上大部分学生赶赴长安街、前门等地，因此，军队对广场的包围，其顺利超乎原来的估计。
接着，记者又从天安门打来电话，说广场突然全部熄灯，一片黑暗，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大家的心，一下子又沉了下去，一阵恐惧而又悲愤的气氛弥漫开来。几位记者自告奋勇要去广场，说那儿还有许多帐蓬，或许学生还睡在里面。但被大家苦苦劝住。
“红机子”下令不准报导
大约在四时左右，陆超琪桌子上那个红色电话机响了起来。一位值班的总编室副主任进去接听。红色电话机，俗称“红机子”，是中央国家机关的专用保密电话，可直通中南海最高层。那位副主任听了一下，立即出来喊陆超琪接电话，这是中宣部王唯纯打来，他负责与人民报保持联系。这是当夜人民日报听到的唯一“中央声音”。他告诉陆超琪，解放军报要发表一篇社论，让新华社给你们传过去。陆超琪回答：新华社早已关机了。王竟蛮不讲理：“不关你们的事”。然后，他又通知：有关今天军队清场的消息，各报一律不报导，谁报导谁负责。陆反问，此事全世界都知道了，不作报导恐怕影响不好吧。王沉思了一下，没说什么，把电话挂了。
陆超琪把电话内容跟大家一讲，总编室又似开了锅。编辑、记者，包括老总在内，感到似乎已被逼到无路可退的地步。两位副总编商量了一下，决定稿子照上。但陆又在小样上删掉了一些文字。这时，解放军报社论传过来了，大家一看，顿时惊住，标题赫然是“坚决镇压反革命暴乱”。这个时候，天安门还在包围之中，但社论已讲了，军报以“勇往直前、勇敢无畏的精神，迅速平息了这场暴乱，取得了伟大胜利”。显然，这一切都是事先策划的。（几个月后，碰见解放军报的一位朋友，被告知，早在六四之前多天，社论已写好，并且严令军报记者和家属。六月三日不要上街。）
过了一会，王唯纯第二次打电话来问：军报社论你们怎么处理？陆答：上版，我专门让印刷厂厂长等着。他问，放什么位置？陆答：由于上面有戒严指挥部通知和李鹏讲话，社论只能放下面。王又问，你们如何报导清场？陆答，简单讲了一下。王想了一下：就这么样吧。
“这一夜”删成200字的短讯
放下电话，陆超琪又把“北京这一夜”看了一遍，在开头加上一句，“解放军报社论说，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这也成为他后来的一条罪状。）然后，他又把几处明显带有感情色彩的文字作了修改。恰巧，记者从天安门打来电话，称军队已全部占领广场。这时，他看了一下手表，五时正，于是，将电头改为：“本报六月四日凌晨五时讯”，并在最后一段加上“到截稿时止，戒严部队已突进天安门广场”。这是中共严密控制下唯一以第一时间向外报导北京惨案的“党报”。
但编辑计算了一下字数，文章仅成为一则二百字左右的简讯。版面编辑按照陆超琪原先的布置，在左上方留了六百字的地方。当时，人民日报还是铅字活版印刷，版面固定后不易调整。陆超琪说，不管空多少地方，就这么登，现在早过了截稿时间。于是，成了后来大家所见到的样子：一个大框，疏落几行文字，唯“北京这一夜”标题醒目。几乎空白，此处无字胜有字。相比其他几篇密密麻麻的稿子，该文似乎更夺人眼目。事后，有人指称人民日报故意开天窗，其实，知情人都明白，此非不为，乃无奈之为也。
轮印机里轰然作响。编辑、记者不用去送报了。后来，大家评估：如果当夜用通栏黑框印报，然后由编辑记者发送，那么，不出半小时，军队将抹平报社大院，人民日报将不复存在。
枪声就是命令
总编室逐渐安静下来，众人离去。正是拂晓时分。五时半左右，我在走廊上突然听到有一种异常的声音，侧耳细听，是从报社东边传过来的。外面脚步声很杂，有些人朝报社南门外跑去。天未全亮，路灯熄灭，朝外大街全然无人，到处是公共汽车做的路障。一种地排山倒海的马达轰隆声继续从东边传过来。
轰隆声越来越近。红庙路口的汽车障碍，轰的一下被冲开一个大缺口。透过缺口看，竟是一望无尾的坦克车队，朝报社这边驶来西去。
报社南门挤满了人。我站在最外层默默看着。坦克车过来了，每辆车顶，各有三名士兵平端冲锋枪，分别盯着三个方向。前面数辆驶过，无甚反应。于是，一些编辑和记者，包括几个老年女记者，开始起哄，嘲笑，尖叫。就在这时，平端冲锋枪的士兵，往上稍一抬，几串子弹喷焰而出，从头顶掠过。人群瞬时静了下来，象死一样。晨曦中，仅几米远的冲锋枪火光耀眼刺目。我顿生恐惧，似乎第一次感到离死亡这么近。我赶忙后撤，躲在人民日报大字招牌后面的水泥柱旁。
从这时开始，似乎枪声就是命令，每驶过三、五辆坦克，就会向报社发射几排子弹。坦克车后面是装甲运兵车，然后是载满士兵的卡车，足足开了二十几分钟，估计有三百多辆。
历史镜头 未来证据
军车过完，大家又聚集到五号前。这时，还有不少记者彻夜不归，下落不明。编辑部各部门负责人和版面主编，着急地探寻着自己辖下的记者。有些记者的妻子急匆匆找到我们，丈夫没消息，我们只能安慰。旁边一位老太太开着袖珍收音机，正播送戒严指挥部通告，听得人烦，大声斥之，让其关闭。
六时半，海外版二位记者从六部口打来电话。告之平安无事，但道路封锁，无法脱身，而且另有一位女记者在广场上和学生一起坚持到最后撤退，但却走散了。他们和学生从广场南口撤出拐向前门西大街，又至西单，六部口。尽管学生靠路边走，他门仍亲眼看见一辆装甲车疯狂朝人群压来，由于躲避不及，一些人顿时倒下，一大片自行车也在劫难逃，被压得稀烂。大家抱头痛哭，和学生告别。
七时左右，五号楼门口聚集的人越来越多。有些人可能是睡了一夜后才得知天下大变。一记者说，所有的杀人场面，他都拍下来了。其实，并不止一位，据我所知，起码十几个记者手中掌握着当今最珍贵的历史镜头。他们和外国、港澳记者不一样，始终同大学生奋战在一起，许多资料都是第一手的。在后来的整肃中，没有一个人交出照片和录音。可以肯定，他们将不借代价保护这些资料，这既是他们新闻生涯中的宝贵财富，也是未来审判的证据。
至八时左右，大部分外出的记者已安全返回。寻找丈夫的那几个女人也放心了。这时，一个还未结婚的青年记者跌跌撞撞跑回来，不但身上的衣服，而且手里的一根木棍，全沾满鲜血。他是整夜在长安街帮助救护人员抬运伤亡者。他站在五号楼前的台阶上，声泪俱下讲述自己目睹的惨案。
陆超琪请辞 语带哽咽
一夜未合眼，回家。给张结风打电话，没人接。给王业隆打电话，也没人接。小睡片刻，中午前起床，外面还响着枪声，远处似有炮。
下午四时，例行的编前会又开始了。陆超琪简单介绍了一下昨夜版面处理情况。然后，他突然宣布：鉴于社长、总编辑因病休假，自己能力有限，总编辑办公室会议决定向党中央打报告，请中央派人来领导人民日报。然后，他又请在座各位编辑主任、主编，回去转告大家，现在报社未下达采访任务，尽量不要出门，安全为要。说到此处，老人话语哽咽，眼圈发红，大家肃然起敬之余不禁又感到一阵阵悲哀。
从昨天凌晨到今天编前会，人民日报又在历史上挣扎了三十八小时。我知道，这一页即将结束。晚上，在海外版上班时，外面下起了雨，并没有雷电。但家住广场边的最高法院一位朋友来电话说广场上雷电交加，霹雳震耳，极为罕见。他妻子怀孕在家，惊恐不安。我说，不用怕，老天有眼。以后三个月，我发现每月三日或四日，京城总有雨。但没人信，说我迷信。下月四日再一看，果然如此。以后每年六月三日或四日，北京不是阴云小雨，就是太阳下雨，或是暗无天日刮黄沙。这个现象，既使人惊讶，也使人踏实。
人民日报改组 杀尽做绝
六·四晚上，与王业隆的电话接通了，但他已判若两人，话不连气，语不成句，情绪明显反常，我知道事态对他的刺激，劝他及早坐飞机离京，并祝他旅途平安。张结凤还是找不到，一直到六日上午，我在睡梦中被电话惊醒，拿起一听，正是她。原来，六月三日凌晨接我电话后，她一整天在街上，夜里在天安门被子弹击中额头，幸好是橡皮子弹，被人送进一般是高干看病的北京医院。她刚从医院出来，下午就要搭乘香港政府包机回家。她听上去情绪极不稳定。惊讶之余，我告诉她，已无法请她吃饭了。她说，这时候还请什么客呀。她很耽心我几位朋友以后的命运。
以后几天，在高层批来的“指令性”稿件中，时而发现有江泽民的签字或批语，大家估计江可能取代原先胡启立主管意识形态的角色。但在月底召开的中央全会上，他当选为总书记。与此同时，人民日报改组，高狄从党校调任人民日报社长。开始了新一轮整肃，美其名曰“不留隐患”，其实是“杀尽做绝”，其手段之残忍，甚至超过文革。必竟，多行不义必自毙，这个把自己政治生命做睹注的“左王”，终因姓社姓资问题向邓小平发难而遭废黜，狼狈离开报社。
一九八九，对人民日报来说，绝不会成为昨天，他蕴蓄着一代新闻工作者的良知和不灭的希望。
本文选自《世界周刊》（1993年5月28日-6月3日），作者是《人民日报》海外版编辑子夜（笔名），原题为《人民日报：38小时的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