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8日，马航失联事件满周年，失踪机组与乘客的家属们痛心不已期盼真相。资料图片（AFP/Getty Images)-
3月6日正值中国的元宵节，北京的鞭炮声持续到近深夜两点。烟花散尽，春节已过，但对MH370失联乘客家属而言，这是一个百味杂陈的年关。他们中的许多人远赴马来西亚，露宿马航门前草坪，欺瞒与冷落，悲伤与绝望反复蹂躏着他们。
他们依旧在等待真相和亲人归来。这一年，年龄、身份、教育经历各不相同的他们，身心俱疲，抱团取暖，从未放弃过希望。
他们沉默行走一条漫长的道路上，道路起点从天而降，道路终点不知何地。他们只求，在行走过程中不被遗忘。
1 露宿马航门外
人生地不熟的家属们，曾试图前往马航总部。但负责带路的马航工作人员，第一次将他们带到马航的员工培训学校，第二次带到了马航下属的某机修工厂。直到下午5点多钟，才到达真正的目的地。戴淑琴至今仍怀疑，对方是故意的。当晚，没有住处的他们，露宿在马路边的草坪上……
2015年3月7日上午，位于马来西亚吉隆坡西郊的马航总部大门外，迎来一批中国的“不速之客”。
几个小时过去了，包括山东老人文万成在内的4位马航370乘客家属，被拒之门外。门卫和随后赶到的马来警方，态度客气地拦住了他们。
当地气温30多度，他们只得蹲在树荫下等待——空旷的大门外，几人的身影略显孤寂。临近中午，马航方面并未派代表出面接待，一行人只好离去。近一个月，类似的情况他们已经遭遇多次。
3月6日正值中国的元宵节，北京的鞭炮声持续到近深夜两点。但自一年前开始，春节成为家属们最难熬的日子。整个羊年春节，有 20余名家属都在马来西亚度过，没能吃上年三十儿的饺子。
2015年1月29日，马来西亚政府在一份声明中，宣布飞机失事，并推定机上239名乘客和机组人员无人生还。而一些未经确认的消息称，搜索工作也将逐渐减少并终止。
“我们不接受这个宣告，并且不会放弃希望，直到我们得到飞机失事的确凿证据和确切地点，哪怕仅仅是一片碎片。”马航家属互助会“VOICE 370”做出回应。为此，以中老年人为主20多名家属，于2月11日前往马来西亚，与各方交涉、进行抗议至今。其中很多人都是 “这辈子头一次坐飞机”。
此行并不顺利，用一位家属的话说，从一开始便是“令人失望的”。
一位居住在马来西亚的家属，安排好了接机的出租车，并提前支付了车费。但在司机的要求下，不了解情况的家属，又多支付了约160元的车费。
“这是欺骗。”戴淑琴回忆此事，依然不满。自妹妹一家五口在飞机上失联后，她的嗓子总感觉“塞下一个篮球”似得，嘶哑如男声。第一次坐飞机，她在上升的颠簸期紧张得几乎喘不上气，心情五味杂陈。
人生地不熟的家属们，曾试图前往马航总部。但负责带路的马航工作人员，第一次将他们带到马航的员工培训学校，第二次带到了马航下属的某机修工厂。直到下午5点多钟，才到达真正的目的地。戴淑琴至今仍怀疑，对方是故意的。当晚，没有住处的他们，露宿在马路边的草坪上。
这似乎隐约预示了申诉过程的困难程度。
“他们还曾耍滑头。”随行的北京家属，42岁的姜辉说。他是马航家属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因学习通讯专业，他更了解马航解释卫星信号、人为关闭等问题的可信程度。多位家属称，在签署一份他们递交的文件（包含提供飞机失事依据、具体搜救方案和家属经济救助、抚恤等诉求）时，马航方面曾以培训学校的公章代替总部，并抹去了章上的地址，试图“蒙混过关”。被家属发现并指出后，“面子上挂不住”的马航CEO叶海亚只得在文件上留下亲笔签字。
3月2日下午，部分家属马来西亚交通部外，要求部长廖中莱出面，对家属此前的致信进行回复。因为身患糖尿病，又是急脾气，挂念独子心切的文万成一直硬扛着。
一位现场的家属于微信中描述，在大厅外苦守许久无人回应后，文万成因情绪激动晕倒。被家属急救苏醒后，他拒绝去医院，怕“错过见部长的机会”， 但部长最终没有出现。
3月7下午，再次来到马来交通部时，气氛已经颇为紧张。现场出现了佩戴枪支，维护秩序的警察。一位家属向搜狐记者表示，大家在马来期间一直保持平静克制的态度，“我们不希望被当成上访者对待”。
不久前，马来西亚一个传统节日的庆典上，家属们距离总统纳吉布也就十多米的距离。但保镖和警察阻隔着拥挤的人群，他们无法靠近。总统的汽车即将离开之际，激动的戴淑琴跳下马路，但很快被其他家属抱住劝了下来。“我们甚至没能看清总统的模样”。
不满、愤怒、悲痛、失望——似乎所有情绪都软软打在一块棉花墙上，甚至连这堵墙都是一个模糊的影子。
2 “也算过个年”
前往宾馆的路上，她抱着电饭锅小心翼翼生怕粥洒出来。这些食物是被二十多人抢着吃完的——怕别人不够吃，很多家属只乘了半碗粥……
身处异国他乡，他们一度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
住宿的宾馆价格一天大约300元人民币（已属吉隆坡较低廉的价格），四个人挤在一间屋子里。当地的餐费也令他们难以承受，“一碗面条折合人民币要花38元”。为了省钱，不少家属选择不吃中午饭和晚饭，而是尽量多吃宾馆提供的免费早餐（多为当地的米粉）并努力“吃到撑”，并带走一些饼干、面包作为一天的干粮——这个时候，他们会饱受宾馆工作人员投来的“奇怪目光”。
与儿子失联的江苏妇女谢修萃和丈夫，为凑足此行的机票费用和护照手续费，拿出一年来积攒的、好心人零散捐赠的一千多元钱，又跟亲戚借了三千多块钱。在马来的每一天，这位文化程度只有小学三年级的母亲都在精打细算，有时晚归抗不住饿，才会买方便面充饥。
后来国内的家属们，自发募捐了一笔月7万元左右的费用，吃饭和住宿的艰难状况情况才稍有好转。
过了许久，水土不服，吃不惯马来西亚“又甜又辣”食物的他们，才终于尝到故乡的味道。在家属温燕位于马来西亚的家中，戴淑琴和了8斤面，烙了3 个小时的荷叶饼（一种老北京食物），炒了16个鸡蛋、一颗洋白菜和两盘葱头，煮了一锅白米粥。前往宾馆的路上，她抱着电饭锅小心翼翼生怕粥洒出来。这些食物是被二十多人抢着吃完的——怕别人不够吃，很多家属只乘了半碗粥。
腊月二十九，戴淑琴和其他几位家属提前包好了饺子，本想在年三十儿那天大家忙完煮着吃，“也算过个年”。但不想冰箱坏了，第二天饺子已经变质，没吃成。
逃避春节，是不少家属来到马来西亚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徐京红叶没有留在天津老家陪父亲过年——哥哥劝诫她，不能在父亲面前哭，她怕过年的时候绷不住情绪。她67岁的父亲已经是肝癌晚期，身体每况愈下，却一直不愿意去医院复查。
往年春节，都是母亲刘凤英操持一大家子过年的各项事务。“我平时总在外面忙，母亲最盼着过年，她喜欢一家人热热闹闹的。”她说。今年，徐京红的父亲主动代替失联的妻子，走亲访友、张罗饭菜。3月初，徐京红从马来西亚归来，父亲讲起过年期间自己的忙碌经历，听着听着她便起身去了隔壁，哭了起来。
自2013年至今，谢修萃一家一直没过上团圆年。21岁的儿子冯栋从16岁外出打工。当时他的姐姐正在读大学，家中经济拮据，他开玩笑说“自己不是读书的料”，便跟着父亲跑工地。后来他又前往新加坡成为劳务派遣人员，忙得春节都没回来。2014年3月，乘马航370回国的他本想与久别的家人团聚。
“我害怕国内（过年）的气氛，我得给自己找些事情做，不然总是胡思乱想。”44岁的谢修萃说，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她一直在抽泣。
3 被改变的轨迹
有时候，一些家属会聚在一起吃饭。时常发生这样的场景：刚刚还聊得起劲儿、有说有笑的气氛，会因一句诸如“这个菜是我老婆爱吃的”瞬间冷场，随后大家抱在一起，哭声一片……
飞机失联的最初阶段，“航线改变”等信息反复不定、真假难辨。而人的轨迹，却不可逆转。
1年来，原本在江苏的农村老家玩具厂做工的谢修萃，辞掉工作，7月份与丈夫来到北京。她瞒着年事已高的婆婆，称“去北京赚了大钱再回来”——老人至今还不知道孙子的情况。当初得知飞机失联，她也曾瞒着丈夫独自来到北京，却在丽都饭店看到泪流满面的丈夫冯知善。
这位几乎从未离开过村子的妇女，成为了“北漂”。一面在北京寻找工作，一面坚持在每周的一、三、五日前往顺义空港物流园区，向那里的“马航家属沟通与支持中心”了解搜救进展。
两人住在北京南郊亦庄的一处采砂厂边的工棚。这个由石棉瓦围起来、连屋顶都是木板拼凑的十多平米空间，看上去弱不禁风，称其屋子有些勉为其难。他们得用塑料袋和泡沫板塞住墙缝，抵御寒风。黑漆漆的灶台是唯一可供取暖、做饭的地方，要走将近一里地的路程才有水龙头供水。她告诉搜狐记者，就这样一个月的费用也要300元。
为解决在北京的生活开销，她先是做花草修理工，后来又在一家饭店洗碗。双手每天浸在冷水中，原本患有关节炎的她，手指胀痛到晚上睡不着觉。腰间盘突出的老毛病又犯了。
大夫建议她“不能再干体力活了”，因钱没带够，他们谢绝了医院开的近1000多元药方。至今她随身带着几盒便宜的药：缓解头腿痛的布洛芬，治疗乳腺增生的逍遥丸和维生素，以及医治严重便秘的“叫不上名字又难吃的黑色药丸子”。
她不听劝阻，又在北京一处小区做保洁员。近80个楼层，常会清理诸多废弃的装修材料，过度劳累刺激着病灶，她时常会疼得叫出声。
“只有找点事情做，我才能不想儿子。”她解释。但每天晚上，还是会失眠。
每一次去顺义空港，她要转公交、挤地铁，用近一个半天的时间，跨越北京城的南北两端。复杂的路线令她晕头转向、手足无措，时常在汹涌的人流中发愣呆立，并因挡路而遭受过白眼。北京地铁涨价之后，她开始为一天近20元的交通费用发愁。空港的快餐很贵，“要20多块”，她却时常婉拒绝想帮她买一份的其他家属。她总会盯着头顶略过的飞机注视许久。一次还闹出笑话，跟着一个低飞的遥控飞机模型来回地跑圈子。
不久前，她可以熟练地使用微信语音。一年前，因认识的汉字字数有限，这位农村妇女发短信都要吭哧好半天。
她决定从马来西亚回来后，先回趟老家陪陪老人，然后继续在北京坚守，“那里离儿子最近”。他们原本已经盖好新房子，为儿子的婚事做筹备了。她还记得儿子小时候经常问：“什么时候能住上别家那样的二层小楼？”现在，她不敢想这些事儿。
如果马航370航班没有失联——对家属们而言，这是个难以假设的问题。
徐京红至今还在后悔，为何没能多陪陪母亲。十多年来，在国外留学，去日本做翻译工作，往往一年才能回来一次，就连听母亲唠叨的机会都能数得出来。母亲喜欢跳广场舞，并时常出国参与一些类似“黄金投资”的商务讲座。当时徐京红还没意识到，这些都是母亲排解孤独感的表现。2014年3月8日当天，从天津赶往北京的路上，她一直随着手机里的各种消息大喊大叫。9日凌晨四点多钟，她打了个盹，梦见观世音菩萨，却是母亲的面容。从那时起，她便将微信头像改成了观音头像。
她辞掉了工作，重拾戒掉多年的香烟，一年里瘦了20多斤。在2003年自己的结婚典礼上母亲曾穿过一件唐装，十多年后腋下都开线露出了棉花。现在徐京红把衣服改小，一直穿在身上。
有意无意的，她总是远离那些欢声笑语的场合。她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有些心理变态”，“一看见（那样的场合），心里就隐隐作痛，难受”。
如今，已经有4名年迈的家属相继离世，其中一位是在马来西亚方面宣布飞机失事的几天后。有一位神情恍惚的母亲，开始每天不断地从单元楼的一层跑到顶层，需要有人看管。家属中有人患上重度抑郁症，还有人曾试图自杀。
有时候，一些家属会聚在一起吃饭。时常发生这样的场景：刚刚还聊得起劲儿、有说有笑的气氛，会因一句诸如“这个菜是我老婆爱吃的”瞬间冷场，随后大家抱在一起，哭声一片。
4 不要遗忘我们
在微信群中，无论多晚，一旦有家属说“睡不着觉”，总会很快出现一行行类似“抱抱”的表情，和安慰的话语。近一年来，家属们通过各种式抱团取暖……
“妹妹告诉我，他们那边只能吃豆芽和芹菜。”戴淑琴回忆最近一次梦境中的相逢。
赶上这种情况，后半夜基本就睡不着了。在微信群中，无论多晚，一旦有家属说“睡不着觉”，总会很快出现一行行类似“抱抱”的表情，和安慰的话语。近一年来，家属们通过各种式抱团取暖。
一年前的3月11日，为提高与马航和律师的沟通效率，大家自发成立了马航家属委员会。随后的几个月内，这种松散的形式又衍生出包括互助群、投票群在内的几个微信群。如今，这些群已是大家精神世界的重要支点。徐京红说，没有这些群，她早已崩溃垮掉。
3月初，戴淑琴也在一些年轻家属的帮助下，注册了微信，名字叫“不屈不挠”。当初在丽都饭店守候消息，这位62岁的老人，没有勇气登上位于二楼的家属联络处，“怕自己受不了那么悲伤的场面”，一度躲在角落、少言寡语。
如今，这位讲究老礼儿的北京人，不再排斥媒体的采访，并希望用自己的厨艺为大家提供支持。几次家属的小型聚会中，做过17年高级保姆的她都是掌勺者，很多人爱吃她做的炸酱面。她家至今还晾着几盆大枣——赶上全国各地的家属都会涌向空港，她便蒸几大锅“枣荷叶”提供干粮。
多亏她接到求救电话后及时赶到，一位在北京独自生活的家属，得以从飙升至230的高血压中脱离危险。另一位家属不甚摔伤，因脑震荡住院后，也是她在忙前忙后的照顾。
“通过大家我获得了安定感，我也应该做些什么。”她解释。
同样开始振作起来的，还有造型师程立平。做武术指导的丈夫鞠坤失联后，她几乎垮掉，停止工作，也很少再打扮自己。今年元宵节那天，看着两个幼子嬉戏花灯下的背影，她决定拾起造型工作，“这是一条很长的路，我必须坚强起来”。
然而有些话题，大家至今仍不愿触碰。他们对媒体的措辞极为敏感，多次强调纪念3月8日的活动是“祈福”，绝非“纪念”。
家属中的大多数人，放弃了领取马航早期提供的5万美元赔偿金。姜辉说：“这意味着他们并不认可这马航如今做出的交代。”
但继续抗争也带有某种风险。一位家属称，因不满自己拒领赔偿金，他的儿媳称，将不再让爷孙俩相见。多重刺激之下，他只能“寄希望于儿子还活着”。
而家属们最大的分歧在于诉讼方式的选择。
据姜辉介绍，如今，有人选择中国方面提供的、“只谈判不起诉”的免费律师团；有人选择中国个体律师，起诉马航但不起诉波音公司；还有人选择美国律所，可以同时起诉波音公司，以逼迫波音公司在法庭上交出重要证据。
包括姜辉在内，约有三分之一的家属，还未选择任何一种法律手段进行交涉。“不到最后期限（蒙特利尔公约规定的诉讼期限为2年，最后期限是2016年3月8日），我就相信家人还活着”。
3月8日即将到来。据姜辉透露，在近期与马航的文件往来中，对方的回复只有一个信息增量——“我们可能会提前或延后3月8日的信息发布”。凭借多次交涉的经验，他认为，信息只可能滞后发布，且没有时间表。
家属们从未放弃对真相的追溯，以及对亲人的坚守。2014年的最后一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年致辞中说：“马航MH370航班失踪，150多名同胞下落不明，我们没有忘记他们，我们一定要持续努力、想方设法找到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