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的大饥荒，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这个问题，引起了中国批毛派和拥毛派的长期大辩论。海外对此提出的数字，从二千万到四、五千万，而中国内部披露的数字，也至少有几百万。
最近，曾撰写文章大力呼应邓小平南巡改革说法的前《人民日报》副总编周瑞金撰文披露“大跃进”时期饿死3千多万人，海外有报道说，这是中共核心媒体负责人首次公开承认这一有争议的数据。
周瑞金15日在财经杂志上发表题为《何以解忧，唯有改革》的文章，文章中提到“想一想1958年我们为1070万吨钢，动员了9000万人土法炼钢，炼出400万吨是铁疙瘩，更严重的是让丰收的粮食烂在地里，造成后来的大饥荒，饿死3000多万人。”
有不少媒体转载了周瑞金的说法。在周瑞金发表这个观点之前，中国几乎没有高级官员公开承认大饥荒饿死人的情况，更鲜有相关的数字披露出来。不少学者研究得出结论，发生在上世纪60年前后的大饥荒，起码饿死了“成千上万”。
上海交大曹树基教授的研究结论是940万；2009年4月8日，《广州日报》采访袁隆平时，这位中国“水稻之父”表示“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几千万人啊。“大跃进把树都砍了去炼钢铁，把生态破坏了，1959年大干旱，一年基本上没有收成，饿死了四五千万人啊。”
海外学人曹长青说，另一位中国学者金辉从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年度人口升降及调查推算出，当年那场大饥荒的死亡数字在4,040到4,319万之间。
而周瑞金的这个数字，是第一位中共高级干部第一次公开发表的。周瑞金的数字，没有任何调查过程和结论来支撑，仅仅是一个数字而已。
对大跃进时代各种数据进行过一手调查的前新华社资深记者、现《炎黄春秋》杂志的副主编杨继绳认为，周瑞金透露的数据并不是他的研究调查，影响力有限。
杨继绳说：“我觉得他不可能有自己的研究，有很多地位比他还高的人也都讲这个数字，但没有说数字是从哪里来的，他们也都是听别人说的估计。周瑞金是一个退休了的副部级干部，他的话的份量也是有限的，不能代表官方观点，只是个人看法，就是一般知识分子的文章吧。”
杨继绳花了10余年时间进行一手调查，于2008年写成《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一书，在香港出版，书中公布大饥荒饿死3600万人。
周瑞金在邓小平92年南巡讲话前一年曾以“皇甫平”的名字发表系列评论文章，首次提出“何以解忧，唯有改革”，为邓推进改革开放造势，引发国内外强烈反响。邓南巡谈话20周年之际，周瑞金重提改革，呼吁应当“重振改革勇气，再造改革动力”。周瑞金在文中指出，中国当前面临着一些迫切的“发展以后的问题”，其中包括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事业滞后、公众幸福感下降、环境污染加剧、以及社会腐败纵深发展。
中国新闻工作者高瑜认为，周瑞金所拥护的邓小平南巡时的改革模式坚决不可取。她认为，邓改革的后果是使权力直接进入市场，而人民没有权力也没有监督。
高瑜说：“你们想想南巡讲话给中国带来的是什么，就是停止政治改革。(邓小平)指的的改革基本上就是经济改革，经济改革的利益、改革的资源，基本上就是被政府垄断，也就是被中国共产党垄断，还用邓小平那个方法能解决吗？邓小平已经造成了这五个方面，你还用他的方法来解决？历史不会再给你20年机会。”
高瑜说，周瑞金现在所指的改革也并非政治改革。而若非政改，什么改革也救不了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