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人语：始于上世纪末的流动人口迁移，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农村青壮劳力。受到体制性因素等的制约，他们的孩子被留在乡下，荒草一样生长，终于在本世纪初以成为社会问题的方式，提醒主流人群：在中国城市化与现代化转型的成本计算中，至少已经漏算了一代人的成长。

在充斥着各种数据、来自各个层面的留守儿童调查报告中，多是简单的问卷与局部扫描，全面而严谨的研究付之阙如。在媒体已有的报道中，极端的负面个案与戴红花的榜样少年让想要理性认清问题现状的人们，需要付出格外的努力，在主流人群对边缘故事的讲述方式中进行信息的甄别与还原。

这一转型路上的衍生问题，其解决之道本质上取决于更根本的制度变迁。一个阶层的上升通道如果因为太多“结石”而产生梗堵，痛感迟早要传递出来被社会的每个部分感知。

在深入采访的过程中，记者们不仅惊讶于留守孩儿的现状，同样惊讶于这一群体背后更为广大的整个农村儿童教育的困境甚至农村发展的困境。农民的确拥有了越来越多的选择的自由，在贫穷的阴影与制度的夹缝之下，这种自由的质量体现在哪里？此时我们才醒悟，“留守”与“非留守”的区别如此脆弱。

“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你要相信我，再不用多久，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过。”这是时代的流行歌手献给农民工父母的歌。在时代的大背景下，“新农村建设”未来可以预见的成就，将让他们走，还是让他们留？——刘 阳

交腊村的孩子

杨芝艳，一个人的黑夜

交腊村在2003年以前只有学校有一部电话，村民们要和远在浙江、上海和广东等地的打工者联系，只有靠这部电话。2003年校长配了一部手机后，学校电话的压力才减小。

杨芝艳是交腊小学六年级的学生，爸爸很早就离开人世。她两岁的时候，妈妈改嫁了，现在她和哥哥住在一起。

哥哥叫杨富贤，今年18岁，在黔东南州首府凯里技校读书，放假的时候才回家。平时家里只有杨芝艳一个人，他们的田自己种不了，就只有给叔叔种，收谷子时一家一半。能够送到杨芝艳手中的谷子有200多斤。他们全家还要买米600多斤。她自己喂了两只羊，已经有20多公斤了，正在等待新学期的时候把羊卖了挣学费。另外，她还上山采薇菜去卖，一斤15元左右。如果实在不够，就只有去借，如果借的是叔叔的就不用还了，他们饭不够吃时就到叔叔家去吃。

“我看到别的孩子和自己的父母在一起的时候，感到很伤心。有时候我在家觉得害怕，就和隔壁家的女孩一起睡，有时候还梦见我哥哥，还有我的同学。” 据介绍，她小学阶段的书费和学杂费都已经得到滋根基金会的支持，滋根还给杨富贤支付了学杂费和生活费。

杨胜芬，蹲在家里

见到杨胜芬的时候，她正蹲在她家的一个柜子下面，眼巴巴地看着人。她12岁，瘦得只有皮包骨头。正在读二年级，能够听懂普通话。记者问她有什么希望的时候，她说：“还想读书。”

1997年到1998年，她生了一场大病，治疗花了一万多元，现在已经没有钱治疗，吃饭也吃不到两碗。现在她的父母都出去打工了，只有妹妹和哥哥在家里陪她，上学的时候都是妹妹或者哥哥背她到学校去，她自己走不了。但是她在班上的学习成绩一直都是第一或者第二名。

杨玉梅，哭过之后慢慢坚强起来

杨玉梅，三年级，12岁，爸爸妈妈出去打工了。她开始寄住在舅舅家，但从舅舅家到学校有10公里。舅舅家没有女孩，怕她孤单，就把她转伯伯家来，她在伯伯家呆了快一年了。

玉梅的父母外出打工六七年了，每年回来一次，在家呆上几天就走了，最多在家呆一周。他们在广州搞装修，也不知道每月能挣多少钱。对玉梅来说，父母挣钱了自己就有新衣裳穿。玉梅平时很想念爸爸妈妈，在记者采访她之前，她刚接到父母打来的电话，还没说话就哭了，后来她才慢慢坚强起来，不哭了。

玉梅的伯伯承担了家里所有的重担，在他的名下只有一个人的田，好的时候一年能收1000多斤谷子，不好的时候有可能一颗谷子都收不进家，他们租了别人家的5 亩田种，收益对半分，每年能够收入2800斤左右；还要养鸡、猪，这些都要拿出去卖，增加一点收入，根本就不敢吃肉。他还要去做木工，这样，一家年收入有 2000多元到3000元左右。他还有一个男孩，已经外出打工去了，自己的女孩在雷山读初中。

伯伯说，他会尽量照顾好孩子，即使“没有滋根的资助，我们一样照顾孩子，少吃一点，少穿一点就是了”。

“外逃大军”成就沙县小吃

女法官写出的160封信

从沙县采访回来，才知道遍及全国的“沙县小吃”背后还隐藏着两种“隐情”。

其一，沙县24万人，5万多人外出经营小吃。这份小吃已成当地的品牌和经济支柱之一。县委书记池秋娜称，经营小吃占农民收入的40%。

上世纪90年代初，沙县赌博和民间标会盛行。一时间，标会像病疫爆发一样纷纷倒会，众人外出躲债。因小吃手艺祖辈相传，外逃者就地经营，一二十年过去，“外逃大军”成就了沙县的“小吃产业”，可谓无心插柳柳成荫。

其二，很多父母并没有把自家孩子带在身边，而是留在老家托付老人照看。如此一来，这支庞大的外出经营队伍后面，就有一支数量不小的留守儿童特殊群体。

而留守孩儿童的成长令人担忧。来自沙县法院的数据显示，十多年来，该院少年庭共审结未成年犯罪案件199件，判处未成年被告人388人，其中留守儿童占43%，主要罪行是盗窃、抢劫和故意伤害等。

当留守儿童脱离学校之后，流入社会而又尚未就业，游弋于家庭、社会、学校“三不管”地带。他们知识有限，缺乏阅历，是非难辨，稍有引诱教唆或一时冲动，就可能走上犯罪道路。在外父母通常只给他们生活费用而忽视其心理变化，等到孩子受外界不良影响沦为少年犯时，父母后悔不迭。

基于这样的实情，1992年10月，沙县法院在福建省成立首家“青少年审判庭”，2003年12月，组建“沙县‘留守孩’维权工作站”。因其成效突出，2004年6月，沙县法院被最高人民法院评为全国少年法庭先进集体。

张岳是这家法院少年庭的庭长。10年前，她还是当地一所职业学校的教师。考入法院系统之后，她就一直呆在少年庭，从书记员一直做到庭长。

而张岳的角色似乎也从起点回到了原点。“当我在庭上，面对被告席都是十五六岁的孩子，与他们交流时，这些失足少年泣不成声，惊恐而又无知地问我，审判完我可以回家吗？我会被判死刑吗？此时，我心里总被触动，想到以前自己从事过的教师职业。教师的职责是教书育人，少年庭的法官就像一名‘特殊教师’。”

倪志强的缓刑判决

父母在厦门开小吃店的倪志强，因一场争强好胜的斗殴而在沙县“一夜成名”。

倪志强原是当地某职业中专学校的住校生。一回与社会上一帮人发生口角，双方约定以武决斗。两伙人手持铁棍、刀具和剑，交锋城郊麻公岭。倪志强这伙把对方一人砍成重伤。这场斗殴震动全县。倪志强这边9人，6人是其同学，均为在校生。事后，这所学校即被县委政法委列入重点整治对象。致人重伤者虽非倪志强，可他惊恐万分逃往厦门，躲进父母的店里。

倪父原是名乡村教师，本想外出挣钱为儿子上学所用，可脱离父母管教的儿子却犯下伤害罪。倪父即刻把小店转让，带着儿子回沙县公安局投案自首。

由于案情复杂，从侦查到起诉几乎花了一年时间，到了张岳手上进行审判的时候，有8个被告、4项罪名、28页的判决书。

倪志强所为显然构成了故意伤害，按正常量刑，致重伤害者，可判3年以上10年以下徒刑。作为主审法官的张岳，在庭审合议之后，判倪志强为缓刑。

“这个结果当时是有争议的，我们也顶着压力，万一倪志强在缓刑期间重新犯罪怎么办？”

张岳告知记者，少年庭对于留守儿童的判决，要考虑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他们远离父母，跌倒了，我们要扶一把，不能判完了事。而判缓刑，我们就要做更多的帮教工作。难怪，有个失足留守儿童的母亲在给张岳的信中说：“你们的判决给了孩子重新做人的机会，而不会让他们产生破罐子破摔的心态。”

为了养家，倪父还是回到了厦门“重操旧业”，并经公安机关的批准，把儿子带到厦门监管。现在，倪志强已在厦门一家公司找到工作。

3年160封信

同样因故意伤害罪入狱的陈毅斌此前已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5次，在法庭上听到法官4年6个月的判决表现出一脸的不在乎，“我五进五出看守所，今天的判决书就算是我进出看守所的毕业证吧。”

陈的父亲同样在外忙于生意。而对眼前的陈毅斌，张岳决定用疏导的方式与他交朋友。

张岳与失足留守儿童的书信往来，3年就有160多封。

下面是张岳与陈毅斌的书信“对话”。

——2003年4月30日。张岳姐姐，我想拜托您一件事，不知道您可不可以帮我去找我爸爸一下，因为现在天气冷，这边没毛衣穿，我没有钱买毛衣。如果我老爸不来看我，叫他可不可以寄点钱给我。我长这么大，除了我叔叔奶奶外，就你对我很好！我想要你做我姐姐行吗？

张岳回信：你说没有毛衣御寒，我心里很担心，马上联系你父亲，但还是没法找到。我希望你别太伤心，我会给你寄去毛衣、毛巾，还有一些食品。春节来了，希望你快乐，也希望听到你受嘉奖或减刑的消息。

——5月3日。在少管所的日子，我觉得自己真的变了许多，不会再像以前那样爱打架了，而且有了自己改造的方向。现在我已经有6个嘉奖了。

张岳回信：这是一个好的开始，从你获得6个嘉奖也可以看出你正在积极努力改造，真心希望下次再去帮教时，你已经获得了减刑，加油！努力！告诉你一个小秘密，我到法院工作之前当过老师，所以今后你可以称我为“张老师”，老师总是要教育学生成材的，你愿意当一个特殊的学生吗？

——5月8日。也许你回忆童年，是件美好的事，但对于我来说，我不敢想，因为我的童年给我心中带来了极大的伤害。我觉得要找一个朋友很难，我希望你能教导我。

张岳回信：交朋友特别是最可信任的朋友肯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现在处的环境特殊，交往的人也有限，等将来改造好了回归社会，会有更大的接触面，我们以后还可以面对面来谈论这个问题，好吗？

几年来，张岳的周末差不多都是在办公室度过，那是她给这些失足“留守孩”回信的时间，也是与她的这些“特殊朋友”谈心的时候。

顾及敏感的心灵

在张岳看来，失足留守儿童的心理反应格外敏感，因此沙县法院少年庭的“圆桌审判”就充分体现了人性化的设计。

普通的法庭布局均有三个落差，审判席最高，公诉人和辩护人其次，被告最低。而沙县“圆桌审判”的结构是，被告、辩护、公诉和法官的位置是平行的，并且连成一体，呈半圆状，象征母亲张开双臂拥抱改过自新的孩子。被告席的桌子设计成翻开的书本，意寓未年成人在接受审判时，就像在课堂一样，做错事了，要学会改错。而法庭的主色调是乳白色的，含义是洗刷过去，重新书写人生。

张岳告知记者，在这样的环境下审判，有助于消除未成年人在法庭上的紧张情绪，避免他们的两个极端：或者法官问什么，就盲目认罪；或者什么都不说。

不仅如此，张岳还要求主审法官在每个案件的《判决书》后面附加“法官寄语”，针对留守儿童的敏感心态，因势利导地给予开导和鼓励。

曾有一回，当张岳主审的一个案件的《判决书》送达看守所之后，七八名同号在押的犯人传阅她写的“法官寄语”后，推荐了一名“代表”给沙县法院写来一封信。

他们说：我们多数都是“留守孩”，我们的父母在外面，我们是多么想念自己的亲人，多么渴望有自由的生活，但是，悲惨的命运降临到我们头上。看到“法官寄语”，我们想到的是，你们都有一颗善良慈母般的心，希望你们能给我们一点改过自新的机会。

留给政府的责任

沙县仅夏茂镇的“留守孩”就有1200多人，这部分人群因缺少家庭的教育和看管逐渐成为社会治安的一个隐患，单纯依靠张岳们的“青少年审判庭”和“沙县‘留守孩’维权工作站”，确有力所不及之处。单靠法院而没有配套制度，许多帮教工作就有可能前功尽弃。

该院副院长余其兴对记者说，“留守孩”问题应该纳入社会的综合治理，现在他们走的是两条线，一条是司法系统的，包括公检法司，另一条是社会的，包括工青妇，关工委、街道社区等等。而司法系统内部因为涉及财力、人力反而不好弄，比如少年犯和成年犯关押在一起容易“交叉感染”，我们提出分押，但没钱解决不了。我们的询问、起诉，都需要懂得少年犯罪心理方面的专家，但我们的人才还不够。

社会那条线，目前在沙县做得相当活跃。就在记者采访的时候，沙县方面正在召开有关“留守孩”成长的专题会议，县委副书记潘峰、副县长邱华英协调教育、公安、计生、法院等等众多政府部门，明确提出要形成政府合力解决留守儿童问题。

现在，他们专门为留守儿童创办了全日制学校，建立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调查制度，与失足留守儿童父母建立“监管保证书”和“成长新生书”制度，在街道社区设立“留守孩爱心矫正劳动教育基地”等等。各种迹象表明，这个县在继续拓展小吃产业的同时，也正在对留守儿童负起责任。

过去半年，他们的生活就像电视剧

谭海美在城市，谭海美在乡村

2005年前后，她的经历像是一场梦。之前，她在城市的垃圾堆上艰难求生，在巢湖边上的小山村里寂寞读书；之后，她成了全国留守儿童的楷模，在人民大会堂发言，被电视台、报纸不停地采访。

爷爷给她取的名字叫谭海美，意为“像大海一样美丽”。在她艰难的生存故事背后，确实有着美丽的品格，但社会的苦难与功利也在其中暴露无遗。

3 月15日，记者去安徽寻访这个13岁的小女孩时，恰好碰到合肥市团委一行人也去找她。“我们找她拍宣传画。”团委少儿部主任尹玲说。团委要成立一个扶助留守儿童的基金会，打算找谭海美做代言人，他们带去了扮演老师的模特以及新华社的摄影师，加上碰巧凑在一起的本刊记者，我们一行进入巢湖边的小村时，俨然一个庞大的采访团。

爷爷对此似乎早就习惯了，“从北京回来之后，已经记不得有几批人来看望我们了。”他拿出了一叠包括中央电视台记者在内的名片，甚至把需要回答的问题已经准备好了一个书面材料。

这个小镇从来没有如此热闹过，尽管这里是一位国家领导人的故乡。爷爷说，过去的这半年，他们一家人的生活就像电视剧。而其实，之前的10多年，他们的生活更像一部关于苦难的记录片，平淡而真实地记录着时代转型中的个体境遇。

在一次又一次地被慰问和采访后，爷爷现在学会了一句话，并想当然地认为这是一切变化的根源：我们海美现在是全国留守儿童的代表了，上了电视，全国人民都看着她呢，(虽然，电视台的采访已经播放好多次了，但是没有电视的一家人从来没有看过电视上的海美是什么样)，她的未来，不仅仅是我家的事情，也是政府的大事情。

村民们都说，自打去年上电视后，爷爷就把这些话放在嘴边，听起来有些夸张。但这似乎并没有错，谭海美确实因为额外增加的一个身份“留守儿童”，而改变着命运。

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去城市打工的潮流席卷整个中国农村，持续至今。见识了城市的繁华后，这股潮流中的大多数人再也没有心思返回乡村，但他们无力将整个家庭搬迁到城市，他们留在乡下读书、成长的孩子被社会学家们命名为“留守儿童”。在谭海美就读的学校，这样的孩子占60%，在全中国，据不完全统计，有 2000万左右。

幸运的是，谭海美一家平淡的苦难有了这样一个机会被社会记录下来。

垃圾山上曾是家

上世纪90年代，打工潮正炽，和中西部大部分村庄一样，安徽省肥东县六家畈镇湖光村的大多数劳力纷纷外出打工，谭国平就是其中一员。1993年，谭国平一家悲喜交加，女儿谭海美出生，自己却在一次事故中，被坍塌的广告架砸掉一只手，丧失了劳动能力，换来的是700多元的赔偿。无法面对苦难的妈妈，在生下谭海美6个月之后，悄悄地跑了。“据说跑去了新疆，10多年了，再也没有回来过，是生是死都不知道。”

谭国平只好带着女儿投奔在合肥市拣垃圾的奶奶，奶奶在城里的垃圾山上有个“家”。垃圾山位于合肥最大的钢铁厂附近，钢厂以及全市很大一部分生活垃圾都堆积在这里。日积月累，垃圾堆成了山，有10多米高，山上长出了花草，加上奶奶种的菜，光秃秃的垃圾堆有了几分生命的气象。

钢厂里，信佛的老人特别多，但一直没有一个固定的佛堂，最终大家出主意，在垃圾山顶辟出一块平整的土地，用厂里的废旧砖瓦盖了两间平房，一间做佛堂，一间就做看堂人的住处，信佛的奶奶一直承担着这个差事，这里也就成了谭海美的家。

随后的10年时间，中国的城市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所在的合肥也不例外，但那个垃圾山没有任何改变，他们一家的生活也没有改变，只是简单地重复，即使谭海美已经进入了当地小学读书，一家人仍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可供回忆。像她这样在城市郊区学校借读的孩子在合肥市多得很，在整个中国的城市边缘更是不计其数，没有人会注意到一个借读的小女孩以及垃圾山上顽强生存着的这家人。

在合肥市郊的漕冲小学，谭海美和城里的孩子没有太大不同，穿得干干净净，扎着小辫子，蹦蹦跳跳地去上学、游戏；在课堂上讲普通话，成绩中等；放学后，跟在奶奶身后拣垃圾，像很多借读的孩子跟在爸妈身后卖菜、烧煤球卖炒面一样。

信佛的奶奶一直是这个小女孩最大的依赖，“我们吃自己的，喝自己的，不丢人。”跟在奶奶身后拣了近10年垃圾，这样的话，谭海美不知道从奶奶那里听了多少次。对他们好的人，奶奶都让谭海美记在心里。“有一次，我打电话找她，奶奶接过电话后大声喊‘海美，妈妈的电话’，这让我大吃一惊。”尹玲说，后来她才知道，凡是对她们有一丁点帮助的人，年龄和妈妈差不多的话，奶奶都会让谭海美叫妈妈。

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家人的创收能力越来越弱，但上学需要缴纳的费用却越来越高。直到2003年，一家人拣垃圾所得终于没能凑齐580元的借读费，谭海美不得不返回老家的小学读书，奶奶和爸爸留在城里拣垃圾，她跟着爷爷回到了乡下，老房子早已坍塌无法居住，爷爷帮打工在外的邻居照看小孩，正好可以寄居在别人的房子里，70多岁的老人担负起3个孩子的衣食住行，还包括教育，这里也就成了谭海美的新家。

新学校跟以前的学校也完全不同了，老师管得松，学习要求一点都不严，班里56个同学，其中54个家长在外地打工。对于这些新同学，谭海美的第一印象并不好，“他们不讲普通话，非常凶，不懂礼貌，我跟同桌天天吵架”。她的普通话腔也总是惹起同学们的嘲笑。

新伙伴们的现状大都一样：父母在城里打工，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在乡下。他们的未来也几乎可以预见：读完中学，去城市跟着父母一起流浪。能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只是极少数，而且，越来越高的读书费用和大学毕业后越来越难找到工作的现状，让村里相信读书改变命运的人越来越少。

虽然一开始有隔膜，但城里读书的经历，让谭海美有了一种性格和学习上的相对优势，很快她便成了“孩子王”，组织了自己的新伙伴群。由于学校离家很远，伙伴们就先在她家集合，然后一起骑自行车去上学，放学后一起在她家里做作业。

新伙伴里，有个叫蔡青青的让谭海美记忆深刻，他性格孤僻，爷爷和爸爸都去世了，妈妈在北京打工，家里只有奶奶，而且听力很差，整天没有几句话讲。每年都是烧好了年夜饭，才能等到妈妈回来。

从小村到京城

在六家畈镇养正中心小学读书的两年里，周围的同学都和自己一样，爸爸妈妈不在身边，这让谭海美很快有了一种归属感。一次家长会时，她看到全班同学要么家长没来，要么来的是爷爷奶奶，这让她萌发了组织一个“打工者儿女之家”的想法，并很快得到了孩子们的响应。

在老师的帮助下，她的组织更换了正式的名字，制定了有模有样的队规，成员很快发展到28人，随后又在学校推广，增加到117人，她“孩子王”的身份变得正规化了。

“其实，主要就是可以一起做作业，一起玩。”在垃圾山上长大的谭海美，最了解孤独的感受，她只是比其他孩子多了点组织才能。但她没想到，这个简单的行为给她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变化。

在谭海美的生命中，2005年是另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共青团中央、教育部和中央电视台等5家单位组织评选全国十佳少先队员。她的故事被老师写成材料，逐层上报，一直到团中央。在她被称为“留守儿童的楷模”，她组织的“打工者儿女之家”被命名为“留守儿童之家”后，通过了层层筛选的她，得以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住宾馆，第一次去北京，生活开始了戏剧性的改变。

一家人都闹不明白这一切变化因何而来，10多年在城市与乡村之间艰难讨生活而无人关注，2005年何以发生如此大的变化？爷爷还是在中央电视台记者的提醒下，才知道自己的孙女是全国留守儿童的代表，虽然，他并不十分清楚“留守儿童”的准确内涵。

但是，团中央、教育部以及一拨一拨去采访的记者们都知道，2005年有些新的变化。这一年，人们都在提“新农村建设”，农村的一切变得重要起来，农民的孩子也得以进入主流社会的视野，就像20多年前，人们大范围关注城里的孩子，担心过分溺爱使他们成为“垮掉的一代”，并为他们制造了一个名词：小皇帝。

如今，当国家终于把目光投向农村时，人们发现，农民工这些留在家乡的孩子，面临的不是过分溺爱，而是缺乏教育，缺乏关爱，急剧上升的犯罪率让他们有了成为“毁掉的一代”的危险，他们是乡村的未来，是阻断贫穷代际转移的希望。

2005 年10月12日，谭海美第一次来到人民大会堂香港厅时，她被眼前的金碧辉煌刺得目眩，虽然已经经过了好几天培训，老师反复教她如何站立、如何发言、如何答礼等等。但她上台发言时，却感到“心里特别难受”，依然很长一段时间都紧张得无法开口。当她在大脑经历一片空白后，终于克服障碍时，人生仿佛上了一个境界，后来回到安徽，所有人都说，谭海美像变了一个人。

“蔡青青也在北京”，在北京的几天，应接不暇的荣誉和接见中，她想起了蔡青青。她知道，小学毕业后，他就被妈妈带到了北京，帮着卖菜，再也不回老家了。但她没办法找到那个性格孤僻的小伙伴，也许永远都联系不上了。北京比合肥还漂亮，谭海美说，她也想留在那里。

可是，这个13岁的小姑娘终究还是要回到老家去读书，许多年后，她也许有机会再来叩开北京的大门，而她的小伙伴已经留在那个金碧辉煌的北京了，但也许很多年后，却依然叩不开这座城市的那扇门。

害怕被社会遗忘

回到安徽，谭海美被评为“安徽省十大新闻人物”。进入2006年，她又有了新的荣誉，在中宣部、团中央联合举办的“全国青少年身边最让我感动的人”评选中，当选为10个“感动人物”之一。如今，在搜索网站上输入“谭海美”三字，5000多条目录显示的全都是与这个苦难的小女孩有关的故事。

虽然一家人仍然在贫苦中挣扎着，但2005年发生的一切，让老师和家人都乐观地相信，谭海美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奶奶花了一大笔积蓄，做了一堆镜框，把她在北京的照片一张一张地裱起来，挂在垃圾山的小屋子里最显著的位置。

很长一段时间，爷爷都认为，他们是活在全国人民的目光下，而不是被人遗忘的垃圾堆里。中央电视台的节目播出后，每天都会有几十封信从全国各地飞来，嘘寒问暖让习惯于被遗忘的一家人不知所措。

3月14日，和团委的尹阿姨约时间拍照片时，谭海美还在北京返回安徽的火车上。原来，3天前，北京一个自称中央电视台的节目组打电话约她去北京做节目，并通过县里有关部门把电话打到了学校，学校只好赶紧让班主任陪着她赶到北京参加节目。

五年级最坚强的同学

高岩小学是雷公山腹地方祥乡的一所比较大的小学，这个学校的五年级一共有25个学生，记者和志愿者一起在这个班做了一项活动——评选最坚强的同学。

在我们的鼓励下，全班评选出金剑平、金贵、金权、贺秀花、金丽美、金丽华6位同学为最坚强的同学，然后，我们到他们家里去家访。

金秀花：希望自己到广州去

2005年6月1日，我们来到金秀花家。金秀花16岁，她家居住在距离高岩有一个半小时路程的水溪村。我们进门，问到她害怕不害怕的时候，她和另外一个女孩抱着头哭了起来。

她出生之后不久，父亲就去广东打工，妈妈3年以前也去了。爸爸两三年回来一次，一个月打一次电话回来，都嘱咐她看好家，不要乱跑。爸爸妈妈在一起打工，打电话回来的时候是一起打的，每次秀花都哭，爸爸妈妈只是鼓励她加油读书，说没有知识在外边很苦。

金秀花的父母外出打工的原因是他们家地少，全家只有一个人的地，5分5，种地连一个人都养不活。

从爸妈出去打工的时候起，金秀花就和哥哥一起生活，后来哥哥到县城读初中，家里就只有金秀花一人了。晚上她就把灯全部打开，一个人看电视，想睡觉的时候全部关掉。

2005年春节的时候，爸妈不回家，让她去广州过年，她第一次看到了城市的高楼大厦。现在，她不希望爸妈回来，她希望自己到广州去，和他们在一起。如果他们都回家的话，饭就不够吃了。

金权，看到总理讨工钱就想到爸爸

金权15岁，在记者采访的所有孩子当中，他家的条件算最好了。木楼上装上了蓝色的玻璃，家里电视机、影碟机都有。这在当地一般的农村家庭，已经算是难得。

金权的爸爸妈妈都40岁了。20年前他们刚刚结婚，爸爸就去了广州打工，5年后妈妈也跟着到了广州。

金权出生以后，爸爸又去打工，搞建筑。有一次去了4年才回来，“我想爸爸，想他好好工作，他也在想我们，希望我们好好读书。”

他平时和父亲的联系都是打电话，前几年两三个月打一次电话，这几年电话费便宜了，他们不到一个月就能打一次电话。金权很少跟爸爸说话，都是妈妈去接的，有时候妈妈哭了，说是在外边工作很苦，回来吧，爸爸就说为了我们能够继续读书，他只能呆在外面。

“我看到温家宝总理为民工讨工钱的新闻，就想到爸爸很苦，希望他们好好工作，我好好读书。爸爸没有文化，读书只读到二年级。我有时候梦见他被别人欺负，有时候大吼一声，要伸手去打欺负他的人，但一伸手就醒来了。他希望我们不像他，要我们一定要做一个有知识的人，以后有工作了，一定要好好挣钱。”

金贵，姐姐说读书为了不受欺负

金贵是记者采访中年龄最大的孩子，已经18岁了，按照国家的标准已经算是青年了。在高岩小学五年级的教室里，他个头最大。当同学们把他推选为“最坚强的同学”时，他朴实的面孔挂上了泪花。

金贵住在水溪村，家里的房屋只有一间是完整的，那是姐姐金燕的卧室。姐姐金燕19岁，在三中读初三，一个星期或者几个星期回来一次。姐弟俩在家的时候，不管谁做错事了，都会相互批评。“姐姐特别关心我，我也会关心姐姐，她对我说要好好读书，不要调皮，不要和其他孩子一样，没有知识去打工，就会被人欺负。”

小时候金权经常生病，流鼻血、发高烧，因此他上学比较晚，18岁了才上五年级，但他的成绩在班上一直处于中上等的水平。

金贵父母去浙江打工已经两年了，他们做的是修建高速公路，每个月能有400到500元的收入。“我看见别人和爸爸妈妈在一起高兴的样子，就想到我在家里一个人太孤单了，他们在家的时候，说好话我就听，说不好的话我就睡觉，现在想让他们骂我、打我都没有机会了。”

“我读书是为了以后建设我的家乡，我们这里没有通公路，我要好好建设，把家乡变成旅游区，让全世界的人都到我们家乡来。”

“想到我父亲63岁了还出去打工，我就想哭，为了减轻父亲的负担，我只有努力学习，自己种菜，自己种地，姐姐来了我们俩就一起去种，不来我就一个人去种。以后我要好好读书，找一份好的工作，妈妈53岁了，我担心没有钱去上学，爸爸老了，我怕他不能支持我去上学。”金贵说，“如果父亲不打工，我准备自己先借钱，放假的时候去打一次工，挣钱了再还。听说搞完普九，初中收费就会提高，将会达到300元，现在是250元左右。”

遥远的爸爸妈妈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被发展甩在后面的西部农村出现了大量的打工潮流，人们拥向富庶繁荣的东南沿海地区。在他们走向城市的同时，留下了他们的老人和孩子，渐渐苍老的老人渐渐管束不住渐渐长大的孩子。

1996 年，教育部主管下的“中国滋根乡村教育与发展促进会”成立，在中国的北京、贵州雷山分别设立了办公室，支持上万名女童和孤儿入学、支持乡村医生以及开展农村可持续发展工作。提供资金支持的滋根基金会由海外华人1988年在美国创立，宗旨是促进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人民对人民的援助。2006年3月 24日，中国滋根在贵州雷山召开了大型乡村发展交流会。

雷山县所属的黔东南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的世界十大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旅游胜地之一，在中国，同时获此殊荣的只有西藏。但由于经济的贫困，黔东南也是中国外出打工最彻底的地区之一，除了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民族文化面临消失的危险以外，留守儿童问题也在一天天加深。

2005年6月，记者在贵州雷山滋根基金会的项目点采访时，记录下很多留守孩子的故事。

影像中那些留守孩子

在今年的“两会”上，来自重庆的全国人大代表、西南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刘明华就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做了一个提案，呼吁全社会来关心这些孩子，不要让他们生活在教育的真空下。他还参加了中央电视台一期关于“留守儿童”问题专题节目的录制，节目播出之后，刘明华接到一位导演的电话，邀请他前去观看一部刚刚制作完成的电影，名字就叫做《留守孩子》。

打电话来的是刘君一导演，电影《留守孩子》就是他的作品，他同时也是这部电影的编剧和投资人。在全社会对“留守儿童”这个社会问题的关注逐步升温的时候，刘君一以一个影视工作者的身份加入了这个行列，拍摄出第一部此类题材的作品。

当天的会议结束后，刘明华就去观看了《留守孩子》，看过之后，他给出一个简洁的评语，“很感动”。他还表示同意导演在剧中提出的针对“留守儿童”问题的解决方案，跟他的想法不谋而合。

几天之后，电影于3月17日在拍摄地湖北襄樊举行了首映式，并开始在湖北的一些城市上映。

刻意回避极端的电影

《留守孩子》的拍摄地选在湖北襄樊，刘君一导演的家乡。故事以襄樊的一个小镇为背景，片中人物都讲着一口襄樊话。

小主人公名叫王小福，父母外出打工后，跟奶奶一起生活，奶奶虽然身体不错，但不知道怎么教育孩子，遇事只有着急和哭泣；另一个主人公杜小苇，跟多病的爷爷住在一起，承担着照顾家庭的责任；他们的同学月月在父母外出打工后，跟弟弟一起寄住在婶婶家，放学后一边干着繁重的农活，一边忍受着婶婶的谩骂。他们的生活状态分别代表了“留守儿童”的几种类型。

几个孩子在“野生”的状态下成长，打架、迟到、去网吧玩游戏，在被网吧老板欺负后，产生了报复的念头，在路上的伏击中把网吧老板打得鼻青脸肿，引来了警察的介入。后来，一群孩子因为思念父母，凑钱雇了辆跑长途的汽车奔向广东寻亲。

“留守孩子”的境遇引起了派出所民警孙大阳和长得跟巩俐有几分相像的班主任老师小芹的注意，于是这对情侣决定承担起照顾孩子们的责任，在镇党委书记和其他热心人士的帮助下，建起了“留守孩子之家”(这也就是刘明华代表所说的“解决方案”)。在“留守孩子之家”热热闹闹地开张中，影片结束了。

这部电影全部启用了非职业演员，有20多人是在襄樊本地招考的，小演员中大多就是货真价实的“留守孩子”。影片的一个高潮是“留守孩子”读信，班主任布置作文《给爸爸妈妈的一封信》，让学生在课堂上朗读。面对镜头，孩子们读着读着自己就哭出来了。刚刚被网吧老板打了的王小福口述了他的作文，倾吐了对长期不在身边的父母的怨恨：“爸爸妈妈，你们知道吗，我恨你们，你们一走就是两年，一回来把我打一顿，走时候扔点钱。我学习不好的时候你们在哪？我生病的时候你们在哪？有人欺负我的时候你们在哪？有人打我的时候……我恨你们寄回来的钱，你们出去挣钱，把我变成孤儿、野种，叫我被人打，有爹妈没爹妈一个样，不如靠我自己。爸，妈，我跟没人管的仙人掌一样，混身长满刺，长的难看，扎人！”

记者问刘君一，信是孩子们自己写的，还是他给写的。刘君一立即反问：“你觉得假吗？”说实话，除了王小福的这段倾诉中的个别句子，所有孩子的表现都很真实，对临时学习了一段表演的小演员们来说，实属难得，以至于刘君一自信他们将会在表演上拿到奖项。

由于在题材和演员选用上的特点，《留守孩子》难免要被人拿来与张艺谋的《一个都不能少》作比较。刘君一说，有些看完片子的人认为，《留守孩子》在各方面都要比《一个都不能少》好。

非职业演员们的出色发挥使整部片子远离了记录片风格，但电影在情节上却没有很“故事化”，除了个别场景值得商榷，没有任何耸人听闻的镜头。刘君一表示，他拍的“不是特殊角落里的特殊人群的特殊遭遇，而是转型期农村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所以不但没有对现实进行夸张，而且刻意规避了一些极端的个案。

湖北省文明办未成年人教育处处长罗丹青认为，《留守孩子》表现的并非湖北的特殊情况，而是对全国情况的概括和总结。他说他在同刘君一讨论这部片子时也提出了批评意见，认为结尾显得过于匆忙，提出的解决办法有些草率。罗处长并不认为建设“留守孩子之家”是个好办法，因为这不但需要资金上的投入，而且在人口居住分散的农村，每个村都建也不现实。

广电总局电影局艺术处处长陆亮对影片的评价基本是正面的，他说《留守孩子》真实、朴实，以动人的细节展现了农村孩子的生活状态，而且不仅简单地呈现，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一部成功的片子”，至于会产生多大的社会效果，还要看发行做得如何。

“花钱买个乐意”的电影

刘君一没上过大学，早年是个先锋诗人，现在是北京君一影业公司的老板，但还坚持写诗。《留守孩子》是他的第三部电影作品，他的第二部电影《一百万》曾在纽约国际电影节上获得最佳外语片奖。目前，他执导的一部电视剧刚刚在北京开拍。

刘君一称自己身上有一种老派的中国文人情怀，虽然不再是平民(刘导演并不认同这种说法，他反问记者，为什么我就不是平民了呢，因为有沃尔沃吗？)却有着平民意识，这是他敢于挑战市场规律去拍一部农村儿童题材电影的原因。

去年年初，他筹拍一部名为《看电影》的电影，到农村去搜集素材寻找灵感。在这过程中，他看到了关于“留守儿童”的报道。一个叫栓栓的孩子，母亲去世，父亲外出打工，奶奶下地干活的时候就把他拴在树上。他还遇到一个七八岁独立生活的孩子。这些孩子的故事打动了刘君一，于是他“很冲动地”在一天之内决定，停下正在筹备的片子，转而拍摄一部以“留守孩子”为主题的电影。

《留守孩子》可以说完全是反市场的，没有哪个投资人愿意出钱拍这个故事，因为题材是农村的，导演又不是张艺谋。刘君一曾说，这样题材的影片，如果不是他自己投资的话，把剧本拿到任何一家电影机构，最终的结果一定是被拒之门外。

幸好刘君一自己还有钱，他拿了200多万出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完成了所有的制作环节。刘君一说，在决定拍摄的时候，他就做好了亏本的准备，“这些钱对我们不算什么，拍一部电视剧就有几十万，再拍几个广告就回来了”，“等于花这么多钱买一个乐意，图一个心理表达的痛快，有话想说说出去，就行了”。

刘君一将这部电影归结为是“一种呼吁”，呼吁全社会更多地关心社会转型期出现的这个新的庞大的弱势群体。由于预算紧张，电影在技术指标上达不到更高的要求， “唯一能做到的就是真实”，这对一个纯粹的电影人来讲，不存在任何的挑战和吸引力。推动他去做的是一个善良的愿望，一部电影也许改变不了什么，一个电影人的力量也很有限，但总得去做。

但是，《留守孩子》在发行上的前景却比预计的要乐观，很有希望进入主流院线，只是刘君一现在没有钱继续去做发行了。他指望着刚刚开拍的这部电视剧，赚到几十万，他会把发行继续做下去。

观众的反应也让他开始琢磨另一个问题：掏钱进电影院的观众到底需要什么？“作为一个有良心的艺术家，我们除了赚钱、除了拍摄一些惯常的电影电视剧以外，是不是还需要表达一种关怀？表达一种对田园、对普通百姓、对草根阶层的情愫？”

企图影响社会的电影

“如果说人大代表用文字来做提案，我就是用影像的手段做了一个提案。”在采访中，刘君一这样说。显然，他不仅希望电影可以打动观众，也期待电影所呈现的“留守孩子”的生活能够进入公共话语的讨论范围。

刘君一分两个层次表述：一是希望，让看到《留守孩子》的人都能对这个群体表达一种关注，尽他们的能力去关心这个庞大的群体，关心这一代人思想的培养、人格的形成，促进社会变得更和谐。二是奢望，即引起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出台一些可行的具有操作性的办法，来解决“留守儿童”问题。

一部反映现实社会问题的电影首先要做到影响世道人心，这是作品发挥影响力的根源。虽然《留守孩子》在艺术表现力上算是成功的，但是它要面对的是一个消费性的社会，在这个时代，一切都可以并已经转化为消费，包括苦难和真情。眼泪是可以花钱买到的，渠道不单有《留守孩子》这样的现实题材电影，也包括好莱坞巨制《金刚》这样的科幻片，后者在眼泪之外还附赠视觉和听觉的冲击。

眼泪市场给《留守孩子》留下了空间吗？刘君一个人还是自信的，他说，如果观众真的被感动了，真的买到了眼泪，这个眼泪就不会白流。电影所表现的真实会留在潜意识里，隐隐地牵扯着他，一旦在城里遇到需要帮助的农民工和他们的孩子的时候，这部分潜意识里的感觉可能就会被激发出来，从这个角度说，那些流泪者已经加入到族群的和谐中来了。

就第二个层次而言，政府层面对“留守儿童”问题的关注在某些地区已经有所行动，影片中“留守孩子之家”在襄樊开张虽然只是故事的一部分，但现实中它已经在湖北监利出现，孝感、咸宁等地还推行了“代理家长”制。

电影局艺术处处长陆亮说，按照惯例，电影局对于《留守孩子》这一类有社会意义的影片，会向中宣部、教育部等相关部委发文推荐。如果操作得当，电影《留守孩子》和政府相关部门的举措有可能呈现相得益彰的局面。

政府能做些什么——以江西全南为例

“‘留守儿童’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院长叶敬忠说。

2004 年底，叶敬忠教授主持了一项对中西部农村“留守儿童”的调查研究，并将研究结果结集成书。他作出这样的判断并非悲观——事实上他的团队的研究结果表明， “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之间的差别并不显著——而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留守儿童”群体是转型期间的产物，外出打工的农民不可能全部回家，否则他们就会失去主要的收入来源；进城务工者也不可能将孩子带在身边，城乡二元结构没有给他们的子女提供方便的生活和受教育的机会。

全国到底有多少“留守儿童”？没有人确切知道，根据统计口径(有以父母一方外出为准，有以父母双方都外出为准)的不同，估算出来的数字相差悬殊，但都以千万为单位。如此庞大的群体不容忽视，问题虽然无法解决，但至少可以改善。2001年左右，媒体上开始出现关于留守儿童的报道，多以极端案例为主，引起了社会的关注。2004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革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颁布以来，一些地方政府推出了针对留守儿童的政策和措施。

江西省全南县就是其中之一。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做的“留守儿童”问卷调查，让全南的所作所为被更多人知晓。

真实或表象

全南县位于江西省最南端，与广东接壤。也许由于地理上的便利，留下了数千名留守儿童。全南对“留守儿童”的界定采取父母双方都外出的标准，如果以一方外出务工为准，统计数字将会增大很多。

全南对留守儿童的关爱措施并非首创，而是响应上级号召而开始推行的。2004年下半年，同属赣州市管辖的于都县率先开展了“留守孩关爱工程”，《光明日报》注意到这一现象，用头版头条的位置于当年11月进行了报道，中宣部、中央文明办还将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创新奖”一等奖颁给了于都。次年3月，赣州市在总结于都经验的前提下，将“留守孩关爱工程”在全市范围内推开。

在上级红头文件的指导下，全南成立了工作小组，并制定了相关工作的时间表：2005年3月到5月，为调查摸底阶段；4月到10月，组织实施阶段；11月为检查督导阶段；12月为总结提高阶段。

经过调查走访，全南县总结了留守儿童的几点主要表现：一是人格发展不健全，19%的人从不与同学、父母、监护人谈心，46%的人偶尔与别人谈心。该县竹山小学五年级的一名学生，从小与奶奶生活在一起，性格孤僻，曾跟同学说自己就是课文里那个可怜的“小凡卡”。在奶奶离她而去之后，被寄养在婶婶家，她觉得大家都不要她了，便喝农药自杀，幸好得到及时救治。

二是学习成绩普遍欠佳，47%的人作业完成情况“糟糕”，74%的人在父母外出务工后成绩下降。全南县实验小学校长刘诗年告诉记者，该校在对留守儿童情况进行摸底后发现，留守儿童基本上属于班上学习成绩最差的部分。但学习不好并非留守儿童的共性，叶敬忠教授在他的研究中就发现，“留守儿童”在学习上呈现两个极端，好的特别好，差的特别差，学习好的大多是理解父母的辛苦，而另一部分孩子则早早地接受了“读书无用论”。

三是道德凸现危机，31%的人平时有说谎的习惯，15%有过偷东西、破坏公物等不良行为。他们大多跟祖辈生活在一起，隔代教育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溺爱，刘诗年校长说，他们学校曾有过爷爷奶奶到学校帮孩子做值日的情况。祖辈倾向于在物质上满足孩子，由于文化程度的限制，极少能辅导孩子的功课并在精神上进行引导。

全南县教育局教育股股长缪圣辉谈到这样一个案例，该县陂头镇中心小学有一个学生，忽然间变得很坏，“什么事情坏他就做什么”，老师感到不解，了解后才知道，原来是他的奶奶找人给他算命，算命的说他这辈子注定要被枪毙，当地土话叫“打靶鬼”，于是他开始自暴自弃，并对老师的教育持抵制态度。

四是违规违纪现象多，“留守儿童”待人处事往往带有盲目性、随意性和冲动性，有的甚至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有20%的人经常迟到旷课，22%沉迷于打游戏，30%有过打架斗殴的经历。

对照已有的相关研究，可以发现全南县对留守儿童问题的概括似曾相识，各种研究结果几乎都在围绕这几方面打转。叶敬忠教授在梳理了现有的成果后指出，这些研究在假设上存在片面性，“究竟哪些问题确实是父母外出打工造成的，哪些又是由于其他因素导致的”？全南县对辖区内留守儿童问题的概括也没有超越这个局限。在研究没有从定性分析走向定量分析的时候，得到的结论可能都是表象，甚至是一种可能起反作用的表象，即将留守儿童问题变成“问题儿童”问题。真相是什么？我们只能说，目前仍没有定论。

关爱：有胜于无

按照赣州市的统一要求，“留守孩关爱工程”大致可以概括为“三知、三多、三沟通”和“一组、一员、一中心”。

教师被要求为留守儿童建立信息卡，并对信息卡实行动态管理，要知道他们的基本情况、知道监护人的情况、知道父母的去向及联系方式。各学校要建立“心灵驿站”，有专人在特定时间接待并解答他们的问题，教师要多与其谈心(每半月至少一次)，多开展文体、征文等活动(每周一次)，多家访，了解校外表现(每月一次)。“三沟通”的意思是教师要定期与孩子的父母、代管人、校外辅导员沟通。

全南县实验小学的“心灵驿站”开通了亲情热线，供孩子们与在外务工的父母联系，号码为2639961，取永久的“六一”儿童节之意。刘诗年校长说，起初他曾经担心，将留守儿童作为一个群体独立出来照顾，是否会造成新的歧视，让这些孩子在心理上感到压力，但结果比预估的乐观，这些孩子在学习等各方面均有改善，可是他没有具体的数据支持这个结论，只是一种直观的感觉。

在南迳小学的“心灵驿站”内，墙上挂满了留守儿童的征文和班主任老师与他们的谈话记录。该校五年三班的谭世仕在作文的开头写到：“假如我是一朵小小的云，每天一上完课，我就立即飞到广东去，飞到爸爸妈妈的身边。”

在 2005年9月14日谭晓珊老师与8岁的谭昕的谈心记录里，留下了这样的记载：主题，学习不够专心，喜欢吃零食，帮助其改正不良习惯；过程，通过与监护人沟通，今后少给其零花钱，该生也认识到吃零食是不良习惯，以后一定改正。在与11岁的四年级学生李江婷的谈话记录里可以看到，教师主要针对“厌学情绪”与她进行了沟通。

在教学条件稍艰苦的小慕中心小学，学校没有开辟专门的“心灵驿站”，校长陈乡柱说，他们学校三年级以上的学生都住校过集体生活，“留守”与“非留守”日常感觉不到差别。他要求各班主任建立留守儿童档案，在本班范围内注意可能出现的问题，相当于“把一个专门的心灵驿站分散开来”，当然，如果上级来检查的话，也会做一点表面工作。

“一组”是学校要为“留守儿童”组织校外学习小组，由高年级学生任助长，配备指导教师；“一员”是校外义务辅导员，以教育局、乡镇政府的名义聘请老党员、老教师担任。南迳小学就请原全南党校校长、退休干部谭其心担任了这一职务，每月给留守儿童上一次辅导课；“一中心”是实验小学的“留守儿童托管中心”。

托管中心就设在实验小学校内，学校拨出三间房子作为宿舍，有一间厨房，却没有餐厅，中午吃饭就借用一年级的教室，午休时临时将课桌当作餐桌，急急忙忙吃完，收拾妥当再腾出来上课。

这个托管中心原是由两名下岗女工谢军、陈勤英于1999年创办的，二人下岗后为寻求再就业，接受外出务工者的孩子予以照看，第一年二人只招收到一个孩子，每月收费220元，此后越来越多的人将孩子送给她们照看，到去年已经有50多人。由于物价上涨，费用调整为每月300元。

在 “留守儿童关爱工程”推广之后，实验小学在2005年9月开始与谢军和陈勤英合作，将托管中心搬到校内，成为关爱“留守儿童”的一个主要措施。该托管中心总共聘请了12名工作人员，有的专职负责孩子的饮食起居，文化程度稍好的负责分年级辅导功课。虽然条件艰苦，但有序的管理让家长们放心。谢军说，有些没有外出打工的家长也想把孩子送进来学习生活，但由于硬件条件的限制，托管中心已经无法接纳更多的学生了。

正如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在于减少农民，全南县各级教育工作者在关注留守儿童问题时也在致力于减少留守儿童。在全南县教育局的统计资料里，有两组相差悬殊的数字让记者感到不解，留守儿童总数一种说法是4503人，一种说法是3671人。

教育股股长缪圣辉解释说，前一个数字是2004~2005下半学年的统计数字，后者则是2005~2006上半学年的数字，半年之内，“留守儿童”总数减少近千人。南迳小学教导主任钟君泉的说法似乎可以佐证——在开家长会时，他建议外出务工的家长至少要有一方回来照顾孩子，他的理由让这些家长无法回避：“赚钱还不是为了子女吗？”

随着中国农民工人数的增长，他们留在乡下的子女逐渐形成一个庞大的留守儿童群体。近年来，关于留守儿童的负面新闻频现报端，人们开始以复杂而微妙的心态关注着这个在社会转型中衍生的新群体。

记者为此专访了中国青少年研究会副会长、青年政治学院常务副院长陆士桢教授。

不要高估留守儿童问题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在我国快速的社会转型和城市化过程中，人口迁移流动日益频繁。留守儿童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该群体的增大引发了哪些问题？

陆士桢(以下简称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流动人口开始大规模出现以来，留守儿童就产生了，但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引起关注，应该是在本世纪初。现在从农村出来到城市打工的已经不像早年大都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很多人已经进入婚育年龄，早年出来打工的年轻人也到了婚育年龄。再加上农民工人数增加，留守儿童群体有了一定基数，一些问题随着时间积累开始显得严重。

留守儿童群体除了一般的经济困难之外，更多的是在父母照料、情感发展上和健全农村家庭孩子之间产生区别。留守儿童的监护权和发展权往往没有得到落实，这种有缺陷的幼年生活对他们的价值观和感情发展有一定影响，随着他们年龄增大，幼年时有缺陷的生活带来的问题会凸显。有些人到了一定年龄就会到城市找父母，他们接受教育的程度和连续性也会有问题。

诸如此类的问题，使得留守儿童生理和心理的成长产生了一些危机，犯罪和受到罪犯侵害的可能性就会高于健全家庭的孩子。如果放任这个群体以这样一种生存状态长大，会增加社会潜在的不稳定因素。

《南》：2004年8月，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年发展研究院对湘鄂赣川豫等地的115个自然村的留守儿童、实际监护人、学校校长、任课教师和在京务工的部分留守儿童的父母进行了调查。根据这个调查和后续研究，您认为留守儿童的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

陆：留守儿童还不是一个完全处于特别困难境地的群体，对问题的严重性不能估计过高。我们的调查显示，有些指标不是那么严重，一些媒体报道是个案性的，可以说这个群体发生问题的机率是高的，但没有任何一项研究表明，这个群体问题发生率高到什么样的比例。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全国的、很准确的研究，基本都是局部的研究。

研究院目前正在做《留守儿童的权利保护与社会综合支持措施的调查和分析》的课题，这是国务院妇儿工委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委托做的。这个课题成果会有助于解决留守儿童问题。

很难采取一刀切的政策

《南》：在农民工问题解决之前，在社会转型和城市化过程中，这个问题有没有可能独立解决？

陆：留守儿童问题是社会转型和发展中的衍生问题，从根本上解决需要很多方面配套发展，但是只要留守儿童群体减少或者发生问题的机率下降，不构成社会潜在的不稳定因素，留守儿童的问题就不成为问题了。从这个意义上说，独立解决是可能的，可以有很多方法缓解这个问题。

从政策层面来说，要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提高教育质量。另外涉及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在江苏、浙江的一些富裕地区，已经有了一些政策。在湖州，企业给那些已经成为技术工人的农民工提供住房，鼓励他们接子女来城里读书，不收高价学费。在义乌等地，规定企业必须给农民工一定社会保障投入。

单纯靠政府拿出很多钱来解决这个问题不太现实，在很多地方，靠农民工创造了大量财富，这些地区应该拿出部分资金用来解决农民工的家庭养老等社会福利及保障问题，这样就可以解决部分留守儿童问题。不能要求全国都这样做，但可以呼吁富的地方和企业有所行动，发展应该惠及农民工。

《南》：其它国家或地区在社会转型阶段，是否也曾面临类似问题？

陆：中国的情况和他们不一样。中国人口基数非常大，留守儿童群体的数量也很大，西方没有一个特殊群体有如此巨大的人数，我们不可能像西方一些国家一样有固定的服务模式和大量资金来支撑。

另外，中国和西方社会很大的不同是，从儿童福利视角看，中国传统的福利体制是不健全的，社会性特征不突出，在农村，个人生存发展权益不能得到完全保障的儿童，是靠家庭和家族力量解决的，这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也是中国社会结构特征之一。但这和现代社会福利制度的理念是相悖的，根据现代理论，社会个体的福利责任主要是国家和社会的，也就是说要用社会和国家的力量解决个人可能遇到的困难。

我们国家享受福利的人只是单位职工，儿童的问题是由家庭承担的，现在国家还没有能力把这些全部负担起来。所以解决留守儿童问题，中国很难完全借鉴西方模式。

《南》：根据我国国情，解决或缓解留守儿童问题可以采取哪些措施？

陆：关键是整合社会力量，推动机制建设。我国有些地方已经做了一些有益尝试，比如江西妇联系统、江苏如皋等，他们的做法给了我们很大启示。一是在学校里以教师为主，一个老师负责几个孩子，临时监护，也有聘请临时、补充监护人的，这是当地组织的一种行为，而不是某个学校的个体行为。二是由共青团、妇联等组成专门机构，抽出部分人专门做留守儿童工作，定期和留守儿童联系。三是政府整合社会力量专门办留守儿童之家。这种机构对留守儿童主要是照料性的，形式不是最好的，但也能解决部分问题。

有的地方还采取一些辅助形式，通过和父母通信等活动加强孩子和父母的联系，减少孩子的孤独感。还有一些地方发动教育部门，利用节假日召开留守儿童家长会。同时，农民工流入地的政府也积极调用资源，为留守儿童创造和父母一起生活的条件。

我认为，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地方还是有一些方法的，也希望政府和有关部门尽可能多提供可选择的模式。就国家来说，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很难用一刀切的政策，要想全面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体制的完善，比如建立留守儿童教育和监护体系。

《南》：您刚才介绍的几种模式都需要一定的资金投入。

陆：资金确实是个问题，完全由政府出资是不现实的。我的建议是，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方，政府多出一点，一般地方，可以发动一些民间组织和社会团体的力量，条件较好的农民工也应该出一点。

制度与意识

《南》：根据《义务教育法》，我国义务教育实行户籍所在地就近入学的原则，适龄儿童少年只有在其户籍所在地才能享受国家所规定的义务教育。外出务工者如果带孩子进城就读，必须缴纳较高的借读费和学杂费。无力负担的农民工只好把孩子送回农村。有关规定是否客观上促进了更多留守儿童的产生？义务教育法有没有修改的必要？

陆：这个规定其实已经在打破。一些城市已经批准成立打工子弟学校，我们也在定期培训他们学校的老师。北京的借读费已经取消了，上海等城市也有类似的做法，绝大多数城市都采取了尽力减收、少收、免收借读费，取得社会资金等多方面的支持。

《义务教育法》以后可能会修改，但它的修改与否不是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根本。

《南》：打工子弟学校是不是政府推行的方向？

陆：不是。一开始这些学校都是不合法的，而且大部分教学质量等相关条件没有达到要求。但是因为一时半会留守儿童的问题还很难解决，政府开始有选择地批准一些条件较好的打工子弟学校。现在单单海淀区就有近20所打工子弟学校，但被批准的只有很少几所。

这只是暂时解决的办法，更重要的，从城市就读政策来讲，是取消借读费，尽最大可能为有条件到城市和父母一起生活的孩子提供方便；从农村教育体制来说，要有好的机制帮助留守儿童建康成长。不管采取什么办法，核心的目的就是让这些孩子接受正规教育。

《南》：是不是应该在法律中明确外来工子女教育的管理主体，并规定对农民工子女随父母异地上学的相关保障机制和法律责任？

陆：理论上讲，教育部门应该不仅管理本地有户口的孩子，还要把没户口的孩子也管理起来，但是实施起来比较复杂，比如大量的流动人口怎么统计？政府投入的市政设施也好，教育资源投入也好，都是根据当地户籍数投入的。有朝一日户籍制度改革到位了，自然可以把农民工及其子女纳入当地政府管理主体。现在在法律上进行硬性规定不太现实，对当地政府部门也不公平。

《南》：1998年，公安部、教育部联合出台政策，要求外出打工人员的子女教育要以流出地为主，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今日留守儿童的问题。这项政策是不是应该取消？

陆：我的理解，当时出台这项政策主要是针对流动儿童，防止他们失学。其实目前我们并没有强调以流出地为主。作为一个衍生问题，其解决不能只看一个视角。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通过多种手段减少留守儿童的群体，并尽可能为他们提供好的环境。

有一点我很想呼吁一下，现在很多农民工经济上还可以，城里的学校也不再收取借读费了，农民工的子女上得起城里的学校，但这些孩子不愿去，因为他们觉得在那里会受到歧视。

60年代初，西方社会 离婚率上升，大量出现离异家庭儿童，在当时这些儿童可以说也是一个特殊群体，而且数量较大，当时西方的做法就是大力宣传进步理念，减少社会对这些儿童的歧视，提高社会对他们的认可程度。

解决留守儿童的问题，除了国家政策、户籍制度等方面的改变，还涉及人们的意识，这一点一定要重视。社会越往前发展，越不是所有问题都是靠政策和钱就能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