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360)
2018 (398)
2019 (358)
2020 (353)
2021 (347)
2022 (360)
2023 (339)
马英九是台湾国派来议和使节吗
马英九是台湾国派来议和使节吗？这题目中的《台湾国》不是笔误也不是口误。是根据习近平接见马英九时的做法和说法得出的结果。
首先是做法：习近平接见马英九时的地方是国与国之间的来使接见的大厅。这显然是把马英九当作台湾国派来的议和使节来接待的。各国来使来大陆国朝拜习皇时，都有专职大臣陪同参观访问，马英九也享受同等之外国来使的待遇。这说明习皇己心中默认《台湾国》。
至以是否叫《台湾国》？或是《台湾中华民国》都行。
中国历史上的《中华民国》己亡。
马英九口中的《中华民国》是在篡改中国历史。是在说大话。是在淏导年轻人。
马英九口中的《中华民国》是《台湾中华民国》。
那么，马英九是台湾国派来议和使节吗？显然不是。
台湾国执政的蔡英文当局给了马英九使节符了吗？
马英九不是台湾国派来议和使节，谈什么两岸和平不就是说大话。
马英九执政八年无作为，如今下台了有作为吗？
2015年，快下台时见了，九年过去了，两岸和平了吗？统一了吗？
这次两人在北京再次会面时，“友好解决台湾未来问题“的前景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遥远。
现在，越来越少的台湾人认同马英九的观点，即台湾必须视自己为大中华的一部分。
习近平在开场致辞中称赞马英九是一位推动了台海“和平发展”的爱国人士，并强调了北京的立场，即台湾必须接受自己是中国的一部分。
习近平又在说大话。马英九的爱国是《爱中华民国》，又或是《爱台湾中华民国》。马英九的“和平发展”是台湾的和平发展。
马英九执政时放过来大陆的资本家，都是来剥削大陆农民工的。
“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习近平说。“制度的不同改变不了两岸同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客观事实。”
又是走资派习近平的单相思一厢情愿。台湾的各个党派和人民认同“制度的不同改变不了两岸同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客观事实。”？？？
“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又能怎样？亲兄弟们还独立成家的。被习近平抓起来的人不都是中国人。贪穷的一千元以下的几亿人不都是中国人？两个被台杀死的两个福建渔民不是中国人？台湾民进党也是中国人，但台湾民进党不愿接受你统治。
“两岸同胞一家亲“？又是自作多情说梦话。台当局杀了多少大陆渔民？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国民文化素质的要求是不言而喻的。毛泽东在赋予农村人民公社的《五位一体》综合功能中，十分重视《学》，即《公社办学》。
在毛泽东看来，在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奠定了新中国发展所必需的政治秩序和经济基础之后，接着必须要进行的是技术和文化方面的《革命》。
农村人民公社大办文化教育，以《能者为师》，开展识字扫盲，办业余红专学校，办幼儿园、小学、中学特别是农业中学，乃至办农业大学等，使人人有书念，不仅提高了广大农民科学知识水平和文化素养，而且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
农村人民公社办学的内容与形式。
首先，开展识字、扫盲运动。
为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农村发展的需要，毛泽东提出要组织农民学文化，在农村开展扫盲工作，并要求在教学内容、形式和时间上都要切合农民的实际。农业“四十条”提出：从1956年开始，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在12年内，基本上扫除青年和壮年中的文盲。
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了在三年到五年时间内，全国基本完成扫除文盲的任务。据此，各农村人民公社号召在校学生和一切识字的人都参加扫盲工作，培训民师，组织志愿扫盲工作队，突击编写、印刷、出版扫盲识字课本，大力开展扫盲运动。
1951年至1961年的十年间，山东省共扫除青壮年文盲370万人，1965年全省共有扫盲班学员261.5万人，摘掉文盲帽的有21.3万人。尽管当时存在急于求成、浮夸等问题，但扫盲力度之大，普及面之广，可以说是达到了教育下移、教育平民化的目的，几乎让所有农民，无论青少年文盲，还是中老年文盲，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受教育机会。
其次，开办幼儿园，普及小学，举办初中。
毛泽东强调．：农村办学应当采取多种形式，除了国家办学以外，必须大力提倡群众集体办学，允许私人办学，以便逐步普及小学教育。据此，人民公社开办了大批农村小学、幼儿园和托儿所，并尽可能举办初级中学，使农村人口受教育机会大大增加，适龄儿童大都被送进学校接受教育。
山东掖县（今莱州市）西由公社1963年儿童入学率比1958年前增长了30%．基本上普及了小学教育；学生总数由1958年时的88名增至556名。安徽霍丘县夏店公社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两条腿走路的方针，1958年秋办起民办小学32所，吸收了1570名学生入学，普及了当地的小学教育。
湖北省荆州地区高坪、黄龙两个公社通过建立教育网，并“把学校办到了贫下中农的家门口”，在147个生产队都开办了幼儿班，上幼儿班的3-6岁儿童达3040名。
此外，许多地方还兴办了耕读小学。如江苏句容县大卓人民公社，1964年办起了47所耕读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85%。同年，江西南昌县也兴办了许多耕读小学，使90%以上学龄儿童入了学。
再者，兴办农业中学。
1957年3月，毛泽东分别同各省市委宣传部长和七省市教育厅长谈教育工作问题，毛泽东说：中学办在农村是先进经验，农民子弟可以就近上学，毕业后可以回家生产。
1958年9月，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人民公社办学校，勤工俭学，或者半工半读，学习和劳动就结合起来了。这是一大改革。动员群众力量办农业中学，使不能进普通初中的小学生毕业生都能升学，至今看来仍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农业中学可以把几十万几百万小学毕业生，训练成工农业生产所需要的技术力量”。
由此，大多数农村人民公社都举办了农业中学。如江苏省在1958年春季办起了6000多所农（职）业中学，入学的学生达30多万人。这些农业中学大都是依靠群众解决校舍设备问题，如献工献料，送农具、校具等。农业中学在创办之初，便显示出对于农业生产、推动技术改革方面的促进作用。全省农（职）业中学共种38844亩高额丰产试验田，开办各种小型工厂12340个。学生边学习边劳动，在掌握了某项技术后，马上向社员推广，农业中学成了农村革新农业技术、推广先进经验的重要平台。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肯定了农业中学的重大作用，要求采取各种有效方法培养农业中学的师资、因地制宜学以致用地编写教材，并且明确指m农业中学是一种职业学校，与普通中学担负着不同任务，两者发展并重。
最后，建立业余红专学校和农业大学。
红专学校是为扫盲毕业学员升入高一级学校而设立的一种政治、技术、文化“三合一”的学校，属成人教育、工农业余教育的一种形式，县、公社、大队都办，学制有长短，由学校自行掌握。
学校大致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集中生产、食宿，白天劳动，晚上学习，实际是生产专业队性质；
二是基本上半工半读，学员文化水平不一，办学也不正规；
三是县办的较正规的农业学校，半工半读，多数与县初级农校、农场、拖拉机站合并，学员文化水平多在高小以上。
农村人民公社举办的大学一般为业余大学，如人民公社办业余大学的“开路先锋”——河南省孟津县的翟泉红专大学，吉林省延边朝鲜民族自治州的黎明农业大学等。
据《光明日报》报道，到1958年10月1日，广大农村中的红专学校和红专大学已达34.9万余所，有2000余万人在这些学校里学习。山西省办起业余红专学校和文化技术学校共23653所，入学人数达200万人，红专大学7478所，入学人数近129万人。
1959年冬，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强调，“公社要有高等学校，培养自己所需要的高级知识分子”，以适应农业机械化的要求。诚然，在办学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如不顾客观条件限制一哄而起、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等，但从效果看，当时的红专学校和业余大学在提高群众文化和思想水平、推动农业生产方面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特别是其既劳动又生产、就地取材、能者为师的做法是适合当时实际和需要的。
农村人民公社办学负载的价值。
首先，“靠文盲建设不起社会主义”。
新中国成立之初，文化教育十分落后，“文盲占人口的百分之八十”。据统计，各级各类学校在校生仅占全国人口的5.6%，学龄儿童入学率只有20%左右。
毛泽东在会见斯诺时谈到：我们的基本情况就是一穷二白。所谓“白”，就是文盲还没有完全消灭，不但是识字的问题，还有提高科学水平的问题。
毛泽东借用列宁的话说： “列宁说过：‘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内，是建成不了共产主义社会的。’我国现在文盲这样多，而社会主义的建设又不能等到消灭了文盲以后才去开始进行”。
因此，普及和加强文化教育，是社会主义建设大业当中刻不容缓的重要工作，也是人民公社的题中之意。各人民公社的章程或简章中，对于文化教育都作出相关规定，如七里营人民公社章程草案第五十四条规定：16岁以下的男女儿童必须在学校学习，要使社员普遍受到中等教育。喳岈山公社试行简章也作了类似的规定。
其次，农民“迫切地要求学文化”。
正如毛泽东所分析的：在过去长期的封建制生产关系当中，地主阶级不仅掌握主要的生产资料，而且还垄断了教育与文化。因此，被剥削被压迫的农民阶级要在文化教育方面翻身，要自己办学校，学文化，受教育。
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就有这种可能了。而现在农民有了合作组织，有了农村人民公社，就更“因为经济上的需要，迫切地要求学文化。”这种经济上的需要诸如：要合理建立生产队账册、搞好集体经济的财务，就要懂簿记、会计；有了电，就要有人会操作和掌控；要消灭农作物的病虫害，就要有人会使用农药，等等。并且，由于公社是多业同展的较大规模组织，其经营管理需要各类人才。
再者，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
农村人民公社的建立，为农业机器的使用提供了组织条件。而农业机械化的实施需要大量的技术人员。抽水机、拖拉机、运输和加工机器等等，从这些农业机械的操作、维修到改进和研制，都需要掌握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
并且，在人民公社组织当中，要提高管理水平、实现科学种田以及实施农村计划生育、移风易俗、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等，都需要文化。而文化的普及和提高，教育是基础，这就对教育提出了迫切要求。因此，农村人民公社办“草根教育”，是毛泽东思考农村问题的十分重要一环。
再次，教育事业是公社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毛泽东不仅对公社办学寄予厚望，并对公社的教育发展作了规划：“在教育方面来说，每个基层单位将有自己的初等学校、中等学校和高等学校”。
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推荐的《楂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对公社的教育发展作出了更详尽的设计。简章草案指出，人民公社的任务是管理本社范围内的一切工农业生产、交换、文化教育和政治事务。
为此，必须多快好省地发展农业、工业生产和文化教育事业，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逐步缩小乡村和城市的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对发展教育的规划是：公社实行与劳动密切结合的普遍义务教育。要普遍地设立小学和业余的补习学校，逐步做到所有的学龄儿童都能够入学，所有的青壮年都能够补习到高小程度。要逐步做到每一个大队建立一个业余农业中学，使所有的青壮年都能够补习到高中程度。在条件具备的时候，建立适合公社需要的专科学校或者大学。
农村人民公社办学的成就。
人民公社的“草根文化教育”在扫除文盲、提高广大农村人口的文化技术水平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方面获得了很多宝贵经验。
农村人民公社时期中国的教育水平，或者说是农村教育水平达到了同等经济水平国家中少见的高水平。
据统计，1980年中国小学入学率为94%，初中入学率为73%。同期印度小学入学率为83%，初中入学率为30%。73%的初中入学率大约低于发达国家（通常在93-80%之间，但意大利当年为70%），低于同期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通常与西方发达国家接近或者更高些，比如苏联达到96%居世界第一，其次是日本93%）。但除了韩国(78%)，中国高于所有现在所谓新兴市场国家（大约在30-50%之间），更高于一般发展中国家(15 -30%)。
可见，中国在人均GDP并不高的时候，教育水平是超前的。与印度相比较，印度的高等教育优于中国，但民众受教育程度远远落后于中国，中国有着识字率较高的民众群体。在有着庞大农村人口且受教育水平相当低的国度取得这样的成绩，这不能不说与当年人民公社办学紧密相关。
高戈里 | 重论国共抗战英雄之比较 作者：高戈里
这些年来对抗战的史学研究、媒体报道、影视宣传中的历史观问题越来越严重，突出表现为：无度美化国民党军队及国民党将领，无故掩盖广大国民党士兵所遭受的残酷虐待，无端淡化代表广大敌后抗战军民的草根英雄。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甚至已经泛滥成灾为了反击在抗战史上的历史虚无主义，笔者将8年前的三篇博文合并重新撰写如下。
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最高荣誉是获得“国光勋章”和“青天白日勋章”，共产党抗日武装最高荣誉是获得英模称号。
在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获得最高荣誉的有172人，其中职衔基本明确的将校以上文武官员占96.51%，将军及省部级以上官员又占83.72%;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获得最高荣誉的有183人，除4名营团职干部外，占97.81%的是基层指战员、民兵和普通老百姓。
中国广大民众受封建等级观念的愚弄，受等封建级秩序的压迫，有几千年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中国共产党宣传平民抗战英雄，即便基于西方学者“人性论”的角度，也无可否认其解构旧中国等级秩序和等级观念方面的启蒙意义。
然而，这些年来对抗战的史学研究、媒体报道、影视宣传中的历史观问题越来越严重，突出表现为：无度美化国民党军队及国民党将领，无故掩盖广大国民党士兵所遭受的残酷虐待，无端淡化代表广大敌后抗战军民的草根英雄。
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甚至已经泛滥成灾：在共产党执政之下，揭露国民党军队残酷压迫士兵的作品要被主流媒体屡屡封杀，贬损“狼牙山五壮士”等抗战草根英雄的作品及其谬论却能经“名人”“名刊”广为传播，甚至爱国学者郭松民、梅新育痛斥“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不动这帮狗娘养的就是笑话”，竟要被“人民法院”传唤去接受起诉……
为了反击在抗战史上的历史虚无主义，笔者将8年前的三篇博文合并重新撰写如下：
几年前，我的一位朋友赴台湾参加“中华黄埔四海同心会”纪念抗战60周年活动，其间，有幸获得第六任会长(第三任会长蒋纬国)谢元熙中将亲笔签名赠送的一本“中华黄埔四海同心会”编印的《庆祝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纪念特刊》。
《庆祝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纪念特刊》我借阅拜读后，感触良多，其中之一，就是国共两党抗战英雄之比较。
国民党抗战最高荣誉茯得者多为文武高官
据《庆祝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纪念特刊》所刊载的荣鉴光教授《国民革命军抗日将士之功勋——国光勋章 青天白日勋章 人物志》，“国光勋章”为“国家至高荣誉”，于民国二十六年十一月八日《国民政府公报第2505号》修正公布《陆海空军勋奖条例》时制定，“颁授捍御外辱、保卫国家，著有特殊战功之军人”。“国光勋章”在抗战期间国民政府仅授予2人，即特级上将蒋中正委员长和傅作义上将。“青天白日勋章”，系于民国十八年五月十五日由国民政府公布《陆海空军勋章条例》颁行。该条例第四条规定：“青天白日章不分等级，凡陆海空军官佐士兵，于攘御外辱，保卫国家时，立有特殊战功者，得给予之。”
然而，《陆海空军勋奖条例》关于“青天白日章不分等级”的规定，并未落实。
在荣鉴光教授《国民革命军抗日将士之功勋——国光勋章 青天白日勋章人物志》中，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共授予170人“青天白日勋章”，其中将官以上136人(含美军受勋者4 人：陆军元帅马歇尔、陆军上将史迪威、陆军中将魏德迈、空军少将陈纳德)，占80%，校官20人，占11.7%，尉官3人，占1.7%，军士2人，占1.1%，士兵为0，其他9人，占5.2%。
在其他9人中，已知属于非军队系统高级官员的有5人，即航空委员会秘书长蒋宋美龄，国民政府的部长和次长共3人，省主席1人;属于军队系统但军衔不详，在本文中暂按将级军官统计有粤汉铁路车站司令张定世（粤汉铁路车站司令直属铁道运输司令部）：在《国民革命军抗日将士之功勋——国光勋章 青天白日勋章人物志》上职务不详，却能查到其职务和军衔为营、团职校官的有2人，即松山战役期间，远征军第8军103师309团3营营长黄人伟，第8军荣誉第1师3团团长赵发笔;职务和军衔不详的只有1人，即序号为“063”的东北军黄心培。(见附表)
综上所述可见，在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授予 “国光勋章”和“青天白日勋章”的172人中：
将官及地方省部级以上长官144人，占比83.72%
校官22人，占比12.79%
尉官3人，占比1.74%
军士2人，占比1.16%
士兵0人
职级不详1人，占比0.58%
虽然，国民党政府明文规定“青天白日章不分等级”，虽然，国民党军队抗战阵亡者以士兵居多，虽然，国民政府军令部长徐永昌日记明确记载“人人言，我国兵好官不好”，但代表“国家至高荣誉”的“国光勋章”及其次的“青天白日勋章”却96.51%都授予将校以上的文武官员了，其中将军及省部级以上地方官员又占了83.72%。“国家至高荣誉”获得者在各阶层分布的数量与阵亡者在各阶层分布的数量，呈反向金字塔状。面对这样一个战争背谬，人们不能不探究其深层的社会原因，特别是在中国根深蒂固几千年的等级秩序和等级观念。
“强国论坛”上的一位署名“傲雪的红梅”的网友，在其《想起电影〈三毛从军记〉》的帖子中，回放了张乐平先生和电影编剧兼导演张建亚先生源于生活而创作的经典形象：
三毛端掉了鬼子的炮兵阵地，立了功，师长也因此立了功，师长获得了勋章，三毛获得了锦旗，师长要和三毛合影，师长胸配勋章，三毛双手端着锦旗。
记者让三毛把旗举高点，三毛举过胸脯，不行，举过脖子，还不行，直到举过头顶。好，行了，喀嚓!照片见报，师长全副戎装身配勋章神气活现地站着，身旁有一面“抗日英雄”的锦旗，三毛呢?只剩下飘在锦旗顶部的三根头发毛。
蒋委员长的电影画外音：要用千万个无名的岳武穆，造就一个中华民族的岳武穆……
几千年来，中国封建、半封建社会的英雄史，基本上就是这样被知识精英书写成就的。
耐人寻味的是，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三毛从军记》中依仗其话语霸权剥夺“草根”英雄荣誉并专为权贵“打粉”的“记者”继承人，又收复了曾经被逐出一块块“英雄史观”的舆论阵地。
中国共产党内大官们不为人民服务了，怎么办？只有用文化大革命运动来批斗走资派。文化大革命运动是要文斗而不要武斗的，但走资派们不甘心被批斗，就挑动群众斗群众制造矛盾造成混乱，走资派们好蒙混过关。这就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产生的副产品。
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各种矛盾越来越突出地表现出来，武斗现象十分普遍，这是毛泽东不赞成的。八月二十九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说：“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社会上斗批改。要文斗，不要武斗。”林彪一听毛泽东这样说，立刻紧接着说：“全部形势很好，就是要去掉一个打人。不打人，就什么都好了。”
那时红卫兵正在到处揪斗原由各中央机关派去的工作组。被揪斗的工作组成员，通常都要戴高帽，挂牌子，遭到“喷气式”的批斗。
毛泽东说：“工作队员大多数是好的，只有极少数人不好。工作队长也不是个个都坏。派工作组的人要承担责任。国务院各口的负责人，要到群众中作检讨，到工作队员中去作检讨。这样，解放大多数。”
在学生中这时出现了造反派同支持工作组的“保皇派”的尖锐对立。
毛泽东说：“保皇派这个名称要取消。中央下的命令，人家怎么不保?不能怪工作组，现在又怪到工作组底下的学生去了。你们要去传，我也保过六天皇，保的只是张承先，后来不保了。”
毛泽东对红卫兵运动的基本态度，仍是继续主张“放”，而不是“收”。
当李富春在这次常委扩大会议上谈到对中央八个口的文化革命运动规定了十条意见时，毛泽东说：“一条也不要。何必十条?来一个放任自流。有十六条嘛，都不听。让它去搞。”
毛泽东还说：“全国的省委、大市委、中等市委，要垮一批。垮就垮，要准备个别中央局、一部分省委、一部分市委垮台。”
“来一个放任自流”，“全国的省委、大市委、中等市委，要垮一批。”这显示出毛泽东对发动“文化大革命”已下了何等大的决心。
毛泽东认为，这些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最终都可以得到控制。
自由放任，社会上原有的错综复杂的矛盾便会在种种漂亮口号掩盖下来一个集中的大爆发，一些大大小小的野心分子更会乘此活跃起来，为所欲为，充分暴露了坏人。
红卫兵运动的烈焰越烧越猛，冲击到许多走资派右派及牛鬼蛇神。当然也有误伤到好人的。二十九日晚，北京大学经济系一群红卫兵闯入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章士钊家中，肆意进行查抄。章士钊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以钊荒耄不才，在公领导之余，受到本国青少年之督责搜检，此惟罪有应得，亦且情所甘愿。盖此中伏有大革命成功之美好前景，大多数人享受幸福，区区一小撮人沾着屈辱，又算得了什么也。”信中又要求“在可能范围内稍稍转圜一下，当有解铃之望”。毛泽东当天在信上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毛泽东对章士钊来信的批语，手稿，1966年8月30日。）
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立即采取保护措施，并写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名单，包括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蔡廷锴、邵力子、蒋光鼐、沙千里、张奚若、李宗仁等，还写了国家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大常委、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部长、副部长、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人等，要对他们实行保护，努力减轻因红卫兵的无知行为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但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煽动下，一些人仍受到不应有的冲击。
八月下旬起，红卫兵运动已形成全国性“大串连”的浪潮。北京学生分赴各地，向全国播撒“文化大革命”的火种。各地红卫兵也纷纷涌入北京“取经”。到八月二十八日，外地来京学生已达十四万人。三十一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
九月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由于参加“大串连”的学生一律免费乘坐火车，他们的伙食和住宿由当地政府安排，费用由国家财政开支，“大串连”更加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
从八月底开始，毛泽东几乎每隔半个月就要接见一次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九月中旬，当第三次接见红卫兵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时，毛泽东身体不适。他在十三日晚给林彪、周恩来、陶铸写了一封信说：“卧病三天，尚有微温，今天略好。可在明天(十四)或后天(十五)上午十时或下午五时在天安门开七十万人大会。我能起床，即去见见群众，不能起床，则请你主持，我不去了。”②（②毛泽东给林彪、周恩来、陶铸的信，手稿，1966年9月13日。）
十五日下午，病后初愈的毛泽东还是赶到天安门广场，接见了来自各地的上百万师生和红卫兵。到这年十一月下旬止，毛泽东共八次接见北京和来京串连的红卫兵总共一千一百多万人次。
尽管毛泽东多次要求降低对他个人颂扬的调子，并且在七月间就对中央宣传部负责人批示“以后请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的语言”，①（①毛泽东在陶铸送审的新华社电讯稿上的批语，手稿，1966年7月25日。）
而在事实上，八月三十一日，林彪在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中，称毛泽东为“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大量毛泽东的著作、语录、画像、像章等遍布城乡各个角落。赞颂毛泽东的歌曲，包括“毛主席语录”歌，流行大江南北。
毛泽东对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下了很大决心的，不惜付出代价，要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在毛泽东看来，这种来自各个方面、首先是高中级领导干部中对“文化大革命”的抵触情绪，同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打击”、“压制”群众运动的做法是一脉相承的。尽管刘、邓两人实际上已离开中央领导岗位，他们推行的那一条“路线”却依然存在，成为运动前进的主要障碍。
这便是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在十月间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由来。
这年的十月一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人参加的隆重集会和游行。毛泽东出席了庆祝活动。林彪在庆祝大会的讲话中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那些坚持错误路线的人，只是一小撮人，他们脱离人民，反对人民，反对毛泽东思想，这就决定了他们一定要失败。”
当天晚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烟火时同澳大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希尔交谈。毛泽东指着广场上的学生说：“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就是怕这些学生，我们有些干部也是怕他们。”
毛泽东又说：“你不要以为我们的环境那么好。我们有些干部不想革命了，中央委员也有，政治局委员也有，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都有。他们就是怕。他们要调动军队来对付这些学生。解放军他们是调动不了的，他们就调动工人、农民来跟学生作对。”①（①毛泽东同希尔谈话记录，1966年10月1日。）
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红旗》杂志一九六六年第十三期社论。社论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任务，写道：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
“但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采取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形式，去达到他们的目的。”
“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如果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重复压制群众的错误，继续挑动学生斗争学生，不解放过去受打击的革命群众，等等，那就是对抗和破坏十六条。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正确地进行斗批改呢?”
“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衷主义。”②（②《红旗》杂志1966年第13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
这篇社论中第一次出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提法，指明它的主要表现是“压制群众”，并且强调“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的，很复杂的”。这就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放到继续推进“文化大革命”的关键地位，并且要扩大到地方和许多单位去。这一来，对运动中出现的任何过激和不法行为都不能加以约束，否则就是“压制群众”，就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整个混乱局面就更难收拾了。
走资派特色政府的《谎言》从《给四人帮定罪》开始。
四人帮没啥错误，只是政治立场不同而已。给定了非常严重的罪名，这么做是不对的。政治立场不同，不用人家就是了。犯不上对簿公堂。
这是中共开了不好的先河，最终在历史上交代不了，没法交代。一个执政者不单单要对现时代负责，要对历史负责。今天的中国执政者面对的是经济危机，也要面临政治危机。
中国现在很危险，最大的问题就是政府失德，失能，还失职。整个政府机能在空转，政府说话民众不听，也听不进去。民众说话，政府不让说。政府与民众形成了隔离带。
这种官民冲突，对立，敌对趋势，政府，民众硬伤是远久不能修复的。国家执政基础是民众。没有执政基础，政权就是空中楼阁，水中浮萍，没有根基，现在的领导人，在这方面已经意识到了。但是，很不全面，采取的措施，很不得当。
中国现在缺的是人心。四十年中国把老百姓心伤苦了，伤透了。用百姓疾苦拉动经济，这样做很不人性。政府出台好的政策大多针对少部分人，大多数人根本没得到政府给予以政策红利。
中国用特色路线这条政策，一走四十年，也算是人间奇迹了。在任何国家都行不通，一天都行不通。中国将面临新的选择，政府需要勇气，胆识，来带领民众来开辟新的里程。
《永不翻案》的谎言。走资派篡权上台后迫不及待地翻案了。
《四个坚持》的谎言。一个也没有坚持。复辟资本主义了。
《先富带后富》的谎言。先富的资本家们润出国了。
《特色》的谎言。加个《特色》忽悠百姓。
《阶级和阶级斗争不存在》的谎言。每时每刻都存在。
《走资派就是“共产党“》的谎言。走资派是共产党内的叛徒。
《文革动乱》的谎言。文革批走资派。动乱了走资派。
《经济崩溃论》的谎言。文革经济正常进行。走资派有意抹黑。
《住房产业化》的谎言。人人分房？其实要自己去买。
《医疗产业化》的谎言。其实私有化。取消百姓免費医疗。
《教育产业化》的谎言。人人可上大学。取消免費教育。
《高考改变命运》的谎言。如今贪穷人家有钱上大学吗？
《上大学改变命运》的谎言。这么多大学生都能做人上人吗？
《国营工厂养懒人》的谎言。抹黑工人。让工人下岗。私有化。
《饿死几千万》的谎言。抹黑毛泽东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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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口误？)中华民族过去经历了百年屈辱，最近三十年，在两岸中国人的努力之下，一步一步迈向共同振兴中华之路。虽然两岸在不同的体制下发展，但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都是炎黄子孙，应该互助合作，致力振兴中华。】
【中华民国过去经历了百年屈辱，最近三十年，在两岸中国人的努力之下，一步一步迈向共同振兴中华之路。虽然两岸在不同的体制下发展，但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国、都是炎黄子孙，应该互助合作，致力振兴中华。】
蒋介石国民党的中华民国过去经历了百年屈辱？这“百年屈辱“就是被赶到台湾岛上去了。蒋介石国民党败走台湾：中华民国早就灭亡了。到了台湾的蒋介石父子一直想《反攻大陆》，但以失败告终。想不到几十年后的《习马圆了蒋介石国民党想反攻大陆的梦》。
马英九的国民党【最近三十年，在两岸中国人的努力之下，一步一步迈向共同振兴中华之路。】。最近三十年，在大陆走資派和台湾国民党资本家们努力之下，一步一步迈向共同振兴台湾国民党中华民国的复兴之路。然而被台湾民进党取代了台湾国民党执政。
习近平对于马英九口中的台湾国民党《中华民国》一再默认，那就让《中华民国》统一中国好了。然而，双方还要看美西方主子的脸色行事。只能是一中各婊维持现状而己。
《习近平》《马英九》两人均为了自己能“名留青史“，秀相亲。太虚伪造作了。在习近平手上能收回台湾吗？到头来“偷鸡不成蚀把米“。四十多年来的惠台政策，拿大陆农民工的血汗，中国人民的财富，大陆渔民的命，去养肥台湾国民党中的资本家大佬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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