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民要起诉权贵时是网暴文革吗

网民要起诉权贵时是网暴文革吗

 

 

网民要起诉权贵时就要说是网暴文革吗？总之权贵不能起诉！权贵不能妄议？此时不讲“言论自由“了？而要和走资派特色政府保持一致了？

反之，证实了文革中是有言论自由的。文革中的《四大武器》被写入宪法之中。“四大”者，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也。大鸣大放是政策框架，大辩论大字报是运作形态。

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后改革开放初期就从宪法中抹掉。以致如今中国特色政府就不准网民要起诉权贵。一听说网民要起诉权贵时立马引来一群牛鬼蛇神砖家叫兽马户又鸟们的攻击，什么网暴、文革、世界疯了，影响和蟹等大幅子扣来。

文革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的最有力的政治武器就是落实到每一个公民头上的四大自由，她是老百姓民主权、话语权的最好体现，是大众民主监督权最好的实现途径，是工农群体主人翁政治地位的有力保证。

作为经验总结，她写进了1975年宪法，这是防止中国红色政权陷于“历史轮回周期律”的一个有力措施，也是中国政治由官僚体系垄断走向民间广泛参与的一个跨越式的大进步。仅此一点，文革就功在千秋。

“四大”武器直指垄断政治资源的党内走资派和今天资改派的软肋，因此文革后的五届人大即通过宪法修改案而取缔了人民群众的“四大”自由包括罢工的权利。

其借口无非是“无序”“混乱”而已，其实只要假以时日，“四大”存在的一些欠缺之处是不难完善解决的。文革真正的欠缺之处就在于七十年代中期以后群众组织逐步消亡，从那时起，就缺少了组织起来的群众力量去监督、鞭策、质询党的政策及各级领导。

因此当那些走资派政变上台以后，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由于没有自己独立的组织，也就无法和复辟势力进行有效的斗争。所以尽管罢工权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已经写入宪法，但这些权力都可以被走资派一夜之间轻易地剥夺。

今天，信息革命促成了网络舆论的兴起，成为超越政治权力掌控的新的“四大”形式。

如今，得益于网络媒介的力量，中国的草根阶层实际上已经开始能够与官僚集团在舆论上对抗，而党内健康力量也巧妙地利用网络争取民意，为唱红打黑造势，形成了新形势下上层和人民的互动。

事实上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已经在网络上复活，而且比四五十年前更有效率，传播面也不可同日而语。

今天亿万博客的闪亮登场，正是广大群众有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层面表达自身话语迫切需求的写照。以“乌有之家”“毛泽东旗帜”“民族复兴网”为代表的数百家左翼网站，以张宏良、孔庆东等名博为代表的千千万万心向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左翼博客，以遗少博客加入的红色圈子为代表的网上千千万万左翼圈子，代表了亿万草根的政治取向，汇成了今天中国人民义无反顾地回归毛泽东道路的历史潮流，不正从各个方面佐证了文革和“四大”持久、旺盛的生命力吗？

文革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由千古伟人发动的一场空前绝后的社会革命，其运作样式和运行轨迹注定成为千古绝唱，再也无法复制。

但是文革大众民主的原则和革命“造反”的精神是永存的，并且不经意间已经在网络世界百花盛开，再现芳菲。

今天重访西柏坡，走太祖指明的人民民主之路，有意褫夺党内“既得利益集团”的特权，都是符合民意之举。“得民心者得天下”，相信党内健康力量会得到越来越多的民意支持及体系内的拥趸。

“四大”这一文革遗产是当今主政者“维稳”和因势利导转轨定向的极好工具。所谓“礼失求诸野”，在现有政治环境下通过各方能够接受的改良方式，对网络左翼民意因势利导，加以整合。

恢复被特殊利益集团强行取缔的左翼纸媒刊物《中流》和《真理的追求》并准予全国公开发行;推广重庆唱红打黑做法，逐步壮大左翼声音，给受剥削受压迫的草根带来希望;对既得利益阶层不当得利予以调整;允许对精蝇话语砖家的资改言论在主流传媒进行批评性辩论，营造一种左中右各种声音民主鸣放辩论的平等氛围，逐步恢复大部分草根人群的话语权限，并以此作为以后政治改革的基础和出发点。

“四大”权力与造反有理（罢工、集会、示威游行等等）相结合的形式，她弘扬并完善文革遗产的精华部分，将是今后推动社会民主进步的主要形式。这种“还话语于草根”的大众民主是对继承封建传统并披上资产阶级“民主”外衣的精英政治的反动，在这种大众民主的完美组合面前，一切反人民、反人类的资本独裁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近代以降，鸦片战争一声炮响，轰开了闭关锁国的帝国门户。从此，国家和民族的危机激愤了世代有知青年，故名“愤青”，呵呵，于史有徵的啊。大清时期，每年钦点进士（大约相当于现时大本毕业文凭？）不过百十余名，民间有个秀才头衔就可以见官不拜，免缴田粮，也算进入特权阶层底端了的，知识分子稀缺啊！尽管如此，甲午国耻还是激起了入京赶考的千名举子“公车上书”，要皇帝奋而革新，“明定国是”。放着即刻到手的特权（殿试完毕，所有考中的进士即以七品任用，或内点翰林，或外放知县，均相当于今天正县处级哟），要去做这种罢考犯禁的事情，只有愤青才做的出来呢。每天想着开个小店、办个公司、做个白领，管他资本洪水滔天，我自靠羊皮卷小舟创业捞金的人肯定是没有这个觉悟的。

正是愤青的举动促成了老大帝国的戊戌变法。百日维新失败，六君子血洒菜市口，“我以我血荐轩辕”，这就是愤青精神，其实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民族脊梁里面的脊髓，国家和民族的精华呵，正解“精英”即应如此。六君子中有我山西闻喜人士杨深秀一名，自豪一个!口舔资本滴下的一点残汤剩水，口吐白沫为资本剥削工农评功叫好的那只能称作“精蝇”，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而已，不足为道的。

变法失败，愤青失色。农民也是要反对侵略反对剥削反对压迫的，但那就是上个世纪之交的义和团行为了。没有知识和理论的引导，农民运动或称“群体事件”那就是事出有因但于事无补啦，压迫愈甚反抗愈烈破坏就愈大。史上黄巢李闯太平军都是典型的例子。所以后世国共两党就以平均地权、人民公社来治理三农，成功的政治操盘手都懂得，在中国这个农耕文化和小富即安的农民思想至今占据主导的社会，对三农问题必须要以组织+疏导的办法来治理，而不是靠专政工具去“严防死守”。“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的最高指示至今没有失效呢。

进入民国，教育普及，民智渐开，愤青又开始对国家大事有了一定的发言权，成为现代大众民主的催生者——1919年的五四，否定了北洋政府的卖国协定，其后诞生了中国共产党;1935年的一二九，否定了“华北自治”的分裂国家及降日行为，其后形成了国共两党在民族大义下的二度合作;1947年开始的国统区学生“争民主自由”运动，否定了国民党独裁政治，其后直接配合我党我军的第二条战线，催生了今天的人民共和国。遗少发现，所有这些，背后都有北京大学的校旗在前头飘扬，北大红楼，作为现代中国民主思想诞生的象征，值得今人朝拜，那是走出我党开宗立万三元勋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的真正圣地呵。后世各方神圣有提“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者，有提“资本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原动力”者，还有提“房地产是带动经济的火车头”等等不同高论者。但是纵观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只有愤青对历史的推动才是有迹可循的常态，而愤青的背后，则是五四倡导的“德谟克拉西”精神，逐步形成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大众民主”。

眼下似乎进入建设年代和经济社会了，青年人上大学都捡着金融贸易、通信电子、医药化工、行管政法等实务类专业报考，文史哲一时成为冷背学科，中国大学的领航者也由“北大清华”悄悄演变为“清华北大”。哲学，本是一切领域的方法论学科，这一重要学科居然成为青年报考志愿的弃儿，不能不说是今天中国社会太过于急功近利的悲哀。相信国家和民族再度回归人民民主正确路径之日，即是北大的民主大旗再度高扬之时。

1957年毛主席第二次访苏时，在莫斯科大学接见了中国留苏学生，发表了这段被广泛引用、家喻户晓的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他的话，不但使在场的留学生们激动万分，更成为后来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年向往祖国献身革命的动力，也成为一段寄希望于青年、寄重任于红色知识青年的经典语录。

正是在毛主席的人民民主思想引导下，新中国一代愤青继承前人“以天下为己任”的愤青传统，弘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愤青精神，掀起了1966年八一八红卫兵大潮，否定了走资派派去的工作组，成为引发文革高潮的响亮前奏，也使红卫兵成为文革最具代表性和独占性的特色遗产。当然，他们也是中国近代以来知识愤青的最正统的承前启后的传人。

红卫兵的产生，既是历史愤青精神的薪火相传，也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官僚体制压制的副产品。1960年代中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渡过重重险滩，各级领导干部的执政生涯渐入佳境——旧社会过来、跻身于民主党派的知识分子被反右斗争搞得失去领军人物，已经无力向执政党提出挑战意见;新一代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党培养起来的一代，一些敢于逆“龙鳞”者已被反右斗争打了下去;工农大众则随着经济好转、生活改善，成了坚决拥趸执政党的社会主流。国家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得到空前稳固。农民出身为主体的各级领导干部难免暗生骄纵之心，堕入黄炎培先生所说的“周期律”怪圈，“朕既是党”的思想在每一级领导干部中滋生成长壮大起来，在基层有人对领导提意见，往往就被领导本人和一些群众认为是“反对党的领导”，七届二中全会倡导的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渐行渐远。物极必反，官僚体系的压制带来了人民大众的强烈反弹，导师点火，知识愤青组成的红卫兵冲锋陷阵，工农大众随风景从，终于在华夏大地演绎了一场20世纪的东方巴黎公社运动，给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革遗产。

今天物欲横流的社会风气和“剥削有功”的价值观念，产生了贪腐官员、话语精蝇、新兴资本构成的“铁三角”反动逆流，草根阶层在政治权利、经济生活、社会地位三方面所遭的不公和所受的压迫早已远远超过当年。既有逆流出现，就会有勇立潮头的反潮流勇士，正是“铁三角”吞噬改开财富的疯狂，从反面激活了理想主义的一代新人，激怒了青年白领中一批愤世嫉俗、忧国忧民的愤青，今天在网络各大论坛、在各家博客呼吁社会公平，呼唤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回归者犹如百川归海，浩浩荡荡，这就是今天的愤青群体的代表人物。网络上的当代愤青也可以细分为“老中青”三代人。

当年红卫兵的这批人，迭经三十年的红色教育和三十年改开时代的大浪淘沙，一些头脑中充斥“三十亩地一头牛”小生产意识者已被历史淘汰，余者以天安门朝圣为起始，经历了千山万水，勘破了层云迷雾，面对资本主义血淋淋的复辟。

更大的群体正在和已经接受毕高等教育的新一代青年。他们从认识社会、走向社会开始，就深深感觉到了新“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就业、职场中严重的社会不公。他们在茫然的徘徊中接受到了以网络为主体的红色媒介的影响，开始学习、了解、探讨、思考伟人毛泽东及其发动的文革运动，并且找到了基本正确的答案。现实告诉他们，只有毛主席的真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8090作为新生代潜在的红卫兵队伍，正在迅速成长起来。

有伟人创造的红色事业，必定就会有献身于这一崇高事业的红卫兵队伍。这是平凡中的崇高，是超越世俗社会的理想和情感，是时代愤青红色思潮+大众民主理念的完美境界，正如一位山西大学学子在南街村参观留言簿所写的“共产不是乌托邦”那样——从信仰角度看，他们是共产主义理想在当代的践行者；用宗教角度看，他们就是一群先知先觉的圣徒。毫无疑义地表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才是中国人民永久的选项，才是能够跨越时空间隔，产生一代又一代红卫兵的不竭源泉。这，就是社会马鞍形发展和时代进步的真理。

[yongbing1993]

在阶级社会人权只能靠斗争取得






毛泽东很早就认识到人权必须靠争取得来。毛泽东“人赋人权”思想既带有鲜明的阶级性，又体现出鲜明的群众性。人权内容涉及面很广，但作为一个以改造社会为己任、信奉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家和政治家，毛泽东特别强调人的个性解放与全面发展。

众所周知，青年毛泽东曾接受过当时中国流行的许多西方政治思想，在人权观上一度还深受“天赋人权”思想的影响，但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他就转而树立了“人赋人权”的思想，以后有过许多相关的精辟论述。认真研究毛泽东“人赋人权”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

“人赋人权”表明，人权的取得在人不在“天”。

作为一种理论，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观由来已久，系针对神授王权而言的，它在历史上起到过巨大进步意义。但是，它的世界观是唯心主义的，其理论基础是抽象的人性论，理论内核是“自然权利说”。

“天赋人权”说，仅从常识上来说都是不可能的。

一方面，如果说“天”是上帝，常识告诉我们，时空中根本不存在上帝这个实体，当然就不可能存在上帝赋予的权利。

另一方面，如果说“天”是自然，常识同样告诉我们，自然虽然是一种客观存在，但它却不是自觉的主体，因而同样也不可能赋任何人予任何权利。

因此，“天赋人权”说，不管这个“天”是上帝还是自然，都是不能成立的。

卢梭堪称“天赋人权”说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其有关的基本论点具见《社会契约论》一书的第一卷。这些基本论点并未展开深入的发挥，而且本质上全属形而上学的先天观念，根本就没有什么事实的佐证。比如，该书开宗明义就说：“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所以人就应该打碎自己的枷锁，夺回来自己已被剥夺了的权利。即使是卢梭本人都承认，所有这一切观点全都是想当然耳，是一种无须加以实证的唯心想象。所以他声明：“我是探讨权利和理性，而不是争论事实。”而这恰恰是“自然权利说”的致命理论缺陷所在。

与资产阶级的人权观不同，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提出了“人赋人权”思想。

关于“人赋人权”思想，毛泽东曾有过许多的精辟论述。

1945年8月毛泽东说：“去年有个美国记者问我：‘你们办事，是谁给的权力呢?’我说：‘人民给的。’如果不是人民给的，还有谁呢?”

1965年12月毛泽东又说：“什么‘天赋人权’? 还不是‘人赋人权’。我们这些人的权是天赋的吗? 我们的权是老百姓赋予的，首先是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赋予的。”

毛泽东批判“天赋人权”，认为人权的取得在人不在“天”，从理论上讲理由在于：

第一，这一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基础的。人的权利虽则是天然的，但是国家、政权、社会、风尚、秩序等等却不是天然的，而是人为的。这一点是天赋人权和人赋人权的基本区别所在。凡是人为的东西，就必须经过人的同意，而这里的人只能是“人民群众”。所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这一群众史观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提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既然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那么在历史中所形成的财富、民主、自由和权利理应由人民群众享有。这一点，在毛泽东很多著述中都有所涉及。

第二，这一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的人权理论为基础的。人权既然是人的权利，就只能从人自身寻找存在的根据。人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认为，现实人的本质实际上就是人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活动，而且这种活动最基础最原初地表现为人的社会劳动。个人是社会的产物，人的本质决定人权，最基础地可能理解为，人权决定于人的社会劳动。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4年在《神圣家族》中就充分肯定了黑格尔关于人权是历史的产物的观点，他们说：“黑格尔曾经说过，‘人权’不是天赋的，而是历史地产生的。”他们进而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说进行了批判，指出人权是由人的本质决定，是历史的产物、社会的产物。“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任何权利都不可能脱离现实社会而孤立地存在。

第三，这一思想是中国人民追求现实人权的体现。“人赋人权”的出发点和现实目的，就是为了唤起中国广大人民不要再做奴隶、不要再当牛马，而要挺起腰杆做人，维护自己的尊严、捍卫自己的权利。正如1938年7月，毛泽东在同世界学联代表团谈话时所说的那样：“共产党的主要任务，一句话是建立一个自由平等民主的国家。”“在这个国家内，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的完全自由，各种优秀人物的天才都能发展，科学与一般文化都能提高，全国没有文盲。”这也是毛泽东一生都在奋斗和追求的最终动力。

“人赋人权”表明，在阶级社会人权只能靠斗争取得。

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从抽象的人性论出发，提出“天赋人权”，鼓吹他们的人权是“普遍的人权”、“超阶级的人权”。

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为资本家所占有，资产阶级以“天赋人权”、“个性解放”为主要口号，其实质是为了确保资本主义私有制发展的权利。事实上，就是宣扬“天赋人权”的资产阶级，他们所享有的一切人权既不是上天所赋予的，也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经过与封建统治阶级进行艰苦的斗争所争来的。

美国的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的艰辛、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多次反复、英国的君主立宪制——资产阶级向封建势力妥协的见证物，这一切无不说明人权的来之不易。

人权既然是“人赋”而非“天赋”，那么，是不是人人都可以自然而然地得到自由和权利呢?对此，恩格斯曾经指出：“没有抽象的超阶级的人权、平等、自由、民主，它们都是具体的，属于一定阶级的。”

毛泽东则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英国这一类型的政府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向人民实行专政的政府。他的一切都和人民政府相反，对于资产阶级内部是有所谓民主的，对于人民则是独裁的。”

所以，毛泽东认为，在阶级社会中，人权不可能天赋，要靠斗争得来。

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说：“自由是人民争来的，不是什么人恩赐的。中国解放区的人民已经争得了自由，其他地方的人民也可能和应该争得这种自由。”“权利是争来的，不是送来的，这世界上有一个‘争’字，我们的同志不要忘记。”

毛泽东很早就认识到人权必须靠争取得来。

在《民众的大联合》中，毛泽东已经意识到，被压迫被剥削阶级只能自己去争取属于自己的权利。“我们种田人的利益，是要我们种田人自己去求，别人不种田的，他和我们的利益不同，决不会帮我们去求。”向强权求人权的方法有两种：一是激烈的; 二是温和的。

毛泽东最初也有过“爱的呓语”，主张“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以无血的革命，减少权利实现的代价。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毛泽东领导了湖南人民的“驱张运动”。

驱张等人权实验失败以及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更多的接触之后，毛泽东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时他认为和平的主张，在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却不能有效地为人民争来人权。“共产党人非取政权，且不能安息于其宇下，更安能握得其教育权?”

温和的方法行不通，就应该采取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手段。

革命时期，在城市，毛泽东告诉工人们学会使用“阶级斗争”这个武器，争取自己的应有权利，并为安源煤矿工人提出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罢工口号。

在乡村，毛泽东发动农民及农村妇女起来反对封建主义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带领农民提出“一切权力归农会”、“平均地权”等口号。

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思想，带领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颁布各种法律、法规，一面不断扩大人权，一面保障已得的人权。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努力建立、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不愿意当亡国奴的所有中国人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维护民族的人权和国家的主权。

抗战胜利后，为了避免中国人民再次陷入战争的灾难之中，保护人民的生命权和财产权，毛泽东力争用和平的办法建立新中国，在和平的方法不能达到的前提下，提出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法，不放弃用战争的方法去争取真正的和平、民主、统一。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更加直接地提出了“人赋人权”的命题，依靠巩固的政权来保障和改善人权。

文革中，毛泽东要求共产党人坚持继续革命，因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必须用阶级斗争来防止共产党内的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

然而，许多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不到这一严重危机，自以为工农兵们掌权了，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了？

当毛泽东逝世后，没有人“看老百姓群众的脸色行事了“。不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了。这些掌权的共产党内的走资派伙同右派分子要自己“先富了“。于是工人下岗了。农民成农民工了。走资派伙同右派分子们都成资本家权贵阶级了。

走资派四十多年的社会实践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内的走资派是要复辟资本主义。更证实了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存在的，而且阶级和阶级斗争间的贪富差距越来越大，阶级斗争越来越激烈。反证了当年《文革》是对的，是必须的。《文革》的正面教育，走资派右派分子们的反面教育，对工农兵及其一切有共产主义信仰的后来者们都是经验教训。

在阶级社会中，低层人士如工农兵和人民群众的人权只能靠自己去斗争中才能取得自己应有的人权。

[yongbing1993]

莫言笔下的《八路》是胡耀邦吗






胡耀邦是有名的小八路。莫言笔下的《八路》是胡耀邦吗？胡耀邦的后人们都不《起诉莫言书中污篾八路军》，祖上没有八路的后人们《起诉莫言书中污篾八路军》，走资派特色政府法院一定不受理。

毛星火与《起诉莫言书中污篾八路军》的案件没有直接利害关系，所以走资派特色政府的法院不接案。这是意料之中的事。网民祖上没人当八路军的，属多管闲事。那么莫言笔下的《八路》是胡耀邦吗？是习近平的祖父辈吗？不管了。《八路》的亲人后代都不管，就任其自然吧。不过还在庙堂里的《八路》的亲人后代们心甘情愿就行。

近日出了一件大事《起诉莫言》，先是法院不受理，推到检察院，后者虽接受了材料，但并不能确认受理了案件……

但在网上支持毛星火和支持莫言的，却开始激烈厮杀，暗战涌动，烽火连天。这一切隐喻了罗刹国现实的某种诡异?法律表现了“缺位”，有关部门也不出来干预，在涉及重大社会问题的时候，社会陷入无政府状态。

首先，这件事就本质而言是个政治问题，而且是长久未根本解决的大问题，关系到国家的路线和未来，因为从起诉内容到双方辩论的内容无不涉及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的重大历史。

这件事也绝不是简单的法律问题，而是一场意识形态的暗中阶级较量。这件事的发生背景，是长期以来，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右派政客，贪官污吏，官僚，买办，资本家，富豪，房地产奸商以及雇佣的操纵意识形态的砖家叫兽反动文人，这些窃取立法，司法，行政，媒体社会公器，霸占大部分公权力的改格右派既得利益集团的封资修意识形态，与渐已觉醒的广大中国人民大众左派强烈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危机意识斗争精神之间的矛盾，尖锐碰撞的结果，这是迟早要来的事。

莫言，贵为中国作协副主席，论行政级别应属副部级高官之列，共产党员，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经常到大学讲课，其作品被改编为电影、戏曲，结交的都是达官显贵，社会名流，被捧成带领中国融入西方先进文化中国文化界的“旗手”，文学权威大师。莫言是右派权贵阶级一员，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了。毛星火的对手并不只是莫言，而是上图所示的“右派既得利益集团”，他们与其说是在维护莫言，倒不如说是在维护他们自身所处的阶级利益。起诉莫言引起了整个右派的恐慌，也是很自然的了。

右派虽然嘴上讳言阶级斗争，但右派都是天生的阶级斗争动物，阶级觉悟都是与生俱来的，一切达官贵人富人都要结交，一切社畜都要敲骨吸髓地压榨，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分的很清。这比因为被分田单干企业私有化改制原子化为孤立的个体“乌合之众“”愚昧的一群“，丧失了工薪阶级的阶级意识，经常混沌与易受忽悠要敏感得多。

总结了一下，右派在这场意识形态的暗中阶级较量种表现出以下特色：

第一个特色：莫言抹黑侮辱英烈，丑化人民公社集体化经济是“扼杀自由”，谄媚洋人窥私心理，丑化中华民族的罪行，白纸黑字，证据确凿，铁证如山，不容抵赖。但右派并没有象个斯文人一样，“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就莫言的文学内容进行实质性地只言片语的辩论，说清是非。赞同莫言的人，一个都不敢贴莫言的原文。而是避实击虚，胡搅蛮缠：由胡锡进率一群小喽啰，大帽子，大棍子，铺天盖地，对毛星火展开批斗大会，人身攻击，除了一味地谩骂和抹黑，神马毛星火是“混混”，起诉莫言是中国文化界的“悲哀”，是一场“闹剧”，是“民粹的狂欢”，是中国文化界的“悲哀”，是“自我炒作”??

那气势飞沙走石，几乎遮天蔽日，大有炸平庐山，毁灭地球之势。非要把毛星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不可。一群搅屎棍子街头流氓混混寻衅滋事，一副不把水搅混誓不休架势。不由让人一下子就回忆起文哥中“保爹保娘保省委”的保皇派“联动红卫兵”。

毛星火这可是走法律程序啊!右派居然管这叫民粹?你们是真不懂民粹，还是不愿意接受“法治”?奇了怪了，骂别人是顺民不敢反抗权威的是你们右派，骂别人起诉权威的也是你们右派。

真是好笑。中国任何人都有起诉莫言的自由。这才刚刚要起诉，还没开始打官司呢，这就一片哀嚎，各种批斗帽子都扣上来了。我真的很惊讶，也很破防，原来你们“自由派”竟是如此地恐惧害怕自由啊!竟然是一只披着“自由派”外衣的封建官权资本专制的狼?

按常理来说，对于毛星火依法走程序起诉莫言这件普通的民事诉讼案件，一贯鼓吹“法治社会，秩序”的右派，应该感到欣慰才对，然后就搬个小凳子安静坐等 “青天大老爷”法官判决，法槌落下，然后欢呼“法治对民粹的胜利”激动人心时刻到来……

但右派们偏偏逆天，在 “青天大老爷”法官尚未受理之际，就对毛星火大家挞伐……这却恰恰暴露了右派一贯鬼吹的“法治”是假的 ，是骗人的鬼蜮伎俩糊弄人的魔法而已，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

第二个特色：这些为莫言辩护的言论有一个总的特点，就是在极力回避实质正义所在，回避正邪善恶黑白是非的界限，而是单纯从虚伪的“程序正义”法律层面为其诡辩。

右派拿出的第一个“程序正义”，就是说毛星火：当事人与案件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不具有民事诉讼主体资格。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公益诉讼通常由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提起，主要是检察院作为公诉人。个人并不具备直接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资格。

首先，毛星火“与案件没有直接利害关系”吗?右派对法律的曲解是非常荒谬肤浅的，其偏见比愚昧离真理更远。莫言利用小说丑化新中国，造成集体公有经济被走资派破坏殆尽，每一个新中国的主人，都沦为雇佣劳动者，沦为牛马社畜，深受其害至深。怎么能说“当事人与案件没有直接利害关系”?

联想到“私有化官有化改制”中的下岗失业6000万工人阶级，起诉改制抢劫人民公有财富的诉讼，均遭法院 “改制案件不受理” 。而检察院作为法定公诉人，却对下岗失业6000万工人阶级这种明目张胆破坏社会主义宪法的社会性犯罪行为，竟然不发一语?尸位素餐，不提起公诉?

2015年暴雷的云南政府支持背书的泛亚金融诈骗大案，受害人涉及全国30万人，金额400亿。本来是受害人自诉案件，却被检察院剥夺了诉讼权，变成检察院公诉案件。银监局急匆匆炮制了一部恶法，把刑法的“合同诈骗受害人”诬为“非法集资参与人，损失责任自负”。把一桩惊天金融合同诈骗案性质，篡改成非法集资案，完全无视全国30万受害人遭受的430亿巨大损失利益主张，最后抓了几个人了事。包括银行，央视，云南政府，诈骗资金卖货人，一干同案罪犯，全部都变成了“善意所得的市场行为者”。这一系列颠倒黑白，戕害正义，庇护犯罪团伙的骚操作，不由人想起马克思关于“法律就是统治阶级任意玩弄的妓女”的历史宣判。

在右派鼓噪的“程序正义”指导下，复杂繁琐自相矛盾漏洞百出的程序性规定迷宫和高额诉讼费用。法官专注于程序的严格执行而丧失了追求事实真相与实质公正的热情，而律师则抱着对雇佣他的当事人负责的态度，竭力从法律中寻找有利于其当事人的条款甚至利用其中的漏洞，同样不关心事实真相与实质公正。结果，法庭变成了诉讼技巧的竞技场，实际上成了维护犯罪的法律工具，而“程序正义”则成了罪恶渊薮，犯罪的遮羞布。

如果右派借此阻挠毛星火起诉行为，也证明所谓“程序正义”的反动性反人民性，因为江平法律党徒们制定的现行法律，基本不具有“集体约法”性质，是非法，不合法的，应该全部废除。

我很赞成美国的案例法系，以毛星火起诉案作为案例，秉持真理越辩越明的态度，通过全民辩论，起到全民教育，全民网络大讨论，大辩论，大鸣大放，确立涉及公益起诉的全体公民参与，代表民意的正确案例法援引法系，废除四十年来江平法律党徒贩卖的，一小撮法律党徒暗箱操纵的，起源于古罗马的落后僵化大陆法成文系。推进中国的法律建设新起点。把中国人民的思想，从江平法律党徒贩卖的源于古罗马的落后僵化大陆法成文系中解放出来。

但恐怕这又要被某些“左派”反美人士骂成“美狗”了。令人讶异的是，当走资派“搞一段资本主义”的时候，“与美国接轨搞私有化贫富悬殊”的时候，这些“左派”反美人士不反美;但一谈美国案例法或民主制度的时候，他们就立即嗷嗷叫“反美”了?这种选择性反美，其形左实右的维护封建官权的极右本质是掩盖不住的，一撅尾巴就露馅。

第三个特色：也是在极力回避政治思想意识形态的正邪善恶是非，而是从纯文学方面为其诡辩。

有的说莫言小说里的人物是文学创作的一种虚构，法律无法针对具体对象判决。这就奇怪了，不是还在吹捧他写的是历史的真相吗?怎么又变成魔幻虚构文学创作了呢?

小说里的人名地名故事情节都可以是虚构，日军，国军，还乡团，地主，外国人，解放军，八路军，游击队，土改队，村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等等他们各自干了什么好事坏事也都是虚构的吗?政治如果也可以虚构，那虚构的目的是什么?仅仅是要说明领悟到了那高深莫测的人性还是对毛主席时代新中国的咬牙切齿地憎恨?难道设立侮辱先烈法不涉及被侮辱地群体?还是以小说文字来侮辱先烈就不算侮辱?可是外国的颁奖词不明明是写着因为他侮辱了我党我军及带领的人民才给他这份荣誉的吗?

关于莫言小说，从没看过，只是在各网友截取的内容和评论上基本有个判断，再看替他辩护的各路大神的文章，着实感觉双方主要都不是蹭热点，而是一场争夺话语权的阶级斗争较量。有人一开始企图把毛星火起诉莫言一事，说成是一个不知名小网民，为搏取流量打着爱国旗帜煽动网民碰瓷知名作家的一场闹剧。可是，当我们看到莫言小说的诸多文字不断暴露出来时，我们才发现任何一个朴素的社会主义者都无法对其小说所要表达的极端反动思想邪恶价值观采取容忍和漠视，法院似乎冷处理诡异，又让莫言的支持者开始得意忘形。直到现在愈演愈烈地與情，连部队里都有人出来发文批判莫言，这就让支持莫言的一帮文化人坐卧不安，纷纷冒出来为其长篇大论辩护。

为莫言辩护的又说，“文学小说创作内容应该与作者分开，法律不能干涉创作的自由，否则文学就死了’。这话不等于就是说，用文学小说来造谣歪曲抹黑历史也是创作的自由，应该允许。如果真是这样，那是不是应该把所有历史文献都烧掉，反正历史真相没什么重要，考古也不要进行，影视剧想怎么拍都行，照着他们多年以来就给我们灌输的：“历史是任人打扮地小姑娘”去做就是了。

为莫言辩护的又说“莫言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唯一的中国人，这是中国人的骄傲。他是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家，是一个少有的有良心的中国人，甚至可以和古今中外无数伟大的文学家比肩"。这些吹捧简直是空洞无物，浮夸成风，批评莫言就被说成不懂文学，读不懂莫言，奇怪了!难道莫言是老虎屁股摸不得?右派不是一直“反权威，反极权主义”吗?怎么变叶公好龙了?

莫言的辩护者又说：他们要维护的不仅仅是莫言，而且是要维护所有敢于讲真话的人，如果这次让起诉莫言得逞，那以后所有人都不敢讲真话了”，难道莫言的“丰乳肥臀，抛乳，滥交。八路军是流氓，对酷刑的窥阴心理”体现了文学的真实吗?

莫言的辩护者又说：莫言小说几十年前就发表了，国内还得过无数大奖，以及他的军龄党龄作协副主席身份，说明国家是认可他的"。是的，国家过去也是认可许家印的，给了许家印各种耀眼光环，难道他犯罪就可以“不捕不判”吗?人民有监督国家一切的权力，这话可不是说着玩的。

莫言的辩护者又说：起诉莫言会影响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顺力进行，还会让外资企业望而却步，起诉莫言影响了中国营商环境。”这其中的逻辑着实怪异，起诉莫言竟吓坏了官商勾结的封建官权资本家?以至于影响了官商勾结的中国营商环境?这不等于不打自招地确认了“莫言是右派既得利益集团资本家的代言人乏走狗”，与他们是一伙的吗?

其实起诉莫言最终是什么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恰恰是民意的一次最真实的展示。这个民意的背景前面说过，还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近年来层出不穷的砖家叫兽挑战国人底线的事件发生，毫无底线的对策误导舆论，一切政策仿佛都有这一小撮人捣乱掣肘。

[yongbing1993]

《十条诫令》分裂中国人很成功



　　



在意识形态领域，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一直没有放松过他们的“渗透”“演变”和“颠覆活动。请认识一下美国中央情报局《十条诫令》：

一、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条。替他们制造对色情奔放的兴趣和机会，进而鼓励他们进行性的滥交。让他们不以肤浅、虚荣为羞耻。一定要毁掉他们强调过的刻苦耐劳精神。

二、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传播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和新式的宗教传播。只要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的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

三、一定要把他们青年的注意力，从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引开来。让他们的头脑集中于：体育表演、色情书籍、享乐、游戏、犯罪性的电影，以及宗教迷信。

四、时常制造一些无事之事，让他们的人民公开讨论。这样就在他们的潜意识中种下了分裂的种子。特别要在他们的少数民族里找好机会，分裂他们地区，分裂他们的民族，分裂他们的感情，在他们之间制造新仇旧恨，这是完全不能忽视的策略。

五、要不断制造消息，丑化他们的领导。我们的记者应该找机会采访他们，然后组织他们自己的言辞来攻击他们自己。

六、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宣扬民主。一有机会，不管是大型小型，有形无形，都要抓紧发动民主运动。无论在什么场合，什么情况下，我们都要不断对他们(政府)要求民主和人权。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断地说同样的话，他们的人民就一定会相信我们所说的是真理。我们抓住一个人是一个人，我们占住一个地盘是一个地盘。

七、要尽量鼓励他们(政府)花费，鼓励他们向我们借贷。这样我们就有十足的把握来摧毁他们的信用，使他们的货币贬值，通货膨胀。只要他们对物价失去了控制，他们在人民心目中就会完全垮台。

八、要以我们的经济和技术优势，有形无形地打击他们的工业。只要他们的工业在不知不觉中瘫痪下去，我们就可以鼓励社会动乱。不过我们必须表面上非常慈爱地去帮助和援助他们，这样他们(政府)就显得疲软。一个疲软的政府，就会带来更大的动乱。

九、要利用所有的资源，甚至举手投足，一言一笑，都足以破坏他们的传统价值。我们要利用一切来毁灭他们的道德人心。摧毁他们的自尊自信的钥匙，就是尽量打击他们刻苦耐劳的精神。

十、暗地运送各种武器，装备他们的一切敌人，以及可能成为他们敌人的人们。

中央情报局西化、分化中国的险恶用心，在《十条诫令》中暴露无遗。

在美苏争斗得你死我活、对苏情报活动牵涉了中情局主要精力时，尚且出台这样的对中国秘密情报活动纲领，那么，在现在美国已日益明显地把中国当作了“竞争对手”的情况下，中情局又会有什么样的对中国行动纲领呢？

根据美国政府决策有着强大影响的智囊库兰德公司于1999年6月份向美国政府提出的建议报告：美国的对华战略应该分三步走：

第一步是西化、分化中国，使中国的意识形态西方化，从而失去与美国对抗的可能性。

第二步是在第一步失效或成效不大时，对中国进行全面的遏制，并形成对中国战略上的合围。

第三步就是在前两招都不能得逞时，不惜与中国一战，当然作战的最好形式不是美国的直接参战，而是支持中国内部谋求独立的地区或与中国有重大利益冲突的周边国家。

树欲静而风不止。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中国的种种秘密情报活动，过去没有停止过，现在也没有停止，将来还会继续下去。只要中国按照自己的道路走下去，变得越来越强大，就将是美国挥之不去的一个“心病”，就仍将是中央情报局秘密情报活动的重点对象之一。

美国中情局这《十条诫令》是根据形势需要不断修改、经过深思熟虑的、语言极其准确、严密的，必须经过分析研究，才能掌握它的实质。这《十条诫令》是极好的反面教材，读懂了它，你才真正认识到莫言的作品是什么货色？你读懂了莫言的作品，你才真正知道《十条诫令》是干什么的玩意儿？二者联系得就是如此紧密、相得益彰！

过去和现在批判莫言的文章是相当深刻的。

第一，莫言对毛主席抱有刻骨的仇恨。他的小说丑化抹黑共产党、八路军、革命群众、社会主义以及党的土改政策等，其根本目的是反毛泽东、毛泽东思想。这一点必须认识清楚。莫言曾急不可耐地写道：“毛主席不死，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不大可能改变，阶级斗争就不可能取消，如果有文学，也不会是现在这样子的文学，而那样子的文学我是不会写的，如果毛主席活到现在，我肯定不会当上所谓的‘作家’。”，”如果毛主席活着，就不可能有我家那头牛。”，“毛主席死了，天并没有塌下来，老百姓也没有因为他死了而活不下去，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活得不赖。”欢呼毛主席去世，从莫言这儿开始。掀起反毛恶浪，莫言难辞其咎。直到现在还砸毁毛主席塑像的人必定与莫言同流合污。莫言模范地履行了《十条诫令》第五条。

第二，莫言是分裂中国人民思想感情、污染青年们心灵的祸首。由于莫言采用所谓”暴露”的表现手法，抹黑共产党、抹黑八路军、抹黑革命人民、抹黑社会主义，给广大的读者造成极大的情感上的冲击，使不少人对党对领袖离心离德，丧失信赖。文艺作品改变人的感情的作用绝对不能忽视。《十条诫令》把分裂中国人民的感情与分裂中国的地区和民族并举，是有它的深意的。事实是，只要中国人民的感情不被分裂，中国的领土、民族就不会被分裂。感情是和物和人最牢固的纽带。莫言是如何分裂中国人民的感情的？仅举一例，请看下面莫言书中的一段描写：

莫言：“黝黑的乡村夜晚，一所深宅大院的尽头的破烂房间里，挂着几盏汽灯；摆着皮鞭、棍棒、藤条、铁索、麻绳、水桶、扫帚；一群捆人吊人的行家里手，把白发苍苍、脸肿得透明的老母亲和她的儿孙们，反剪着胳膊高高地吊在房梁上；他们难耐刺骨的疼痛，挣扎、哭嚎、哀鸣， 汗水从们的身上涌出，杂乱的头发里蒸发着雪白的雾气，死了，瘫痪了，才放下，用凉水泼醒......“

这是八路军和民兵拷问、吊打老母亲和她的儿孙们的描写。什么叫”暴露”？这就叫莫言对八路军的“暴露”。写得何等“惊心动魄”、“骇人听闻”？请问：那些新中国才出生的青年读者们，读了这段描写有何感想呢？你们的感情是否受到极大的冲击，是否发生分裂呢？

莫言写色情肆无忌惮，无所不用其极。看他的描写：

莫言：“我”（金童）不分长幼亲疏摸弄哑咬一切女人的乳房，几个亲姐姐也不放过。我在六姐招弟结婚时，兽性大发，想冲上去，用刀子划破她的裙子，然后贴着底盘利索地把她的乳房旋下来。

在所谓‘雪集’上，‘我’装扮雪公子，一次摸过120个女人的乳房，以后我奸淫女尸被判了15年。出狱后，仍然恶性不改，没有乳房摸就大病，在母亲帮助下，上了比她大得多的‘独乳老金‘’’的床，以后又靠外甥的资助，每天招来三拨21个胖的、瘦的、大的、小的、白的、黑的、黄的、红的女人，亮出胸膛让“我”“检查”，摸到最后一天，“我”的手脖子已经软弱无力，手指上磨起了血泡。“

　　......

青年读者同志们，你们可能不知道什么叫《十条诫令》说的“替他们（指青年们）制造色情奔放的兴趣”？这就是，这就是莫言按《十条诫令》指示“制造色情奔放的兴趣”。

文学能唤起联想，书中说，“在我十来岁跟着女人们过敌人的封锁沟的哨卡，到尧城赶集时，凡是女的不论老少，都被汉奸逼迫着到站岗的日本兵那儿检查——敞开胸，看看乳房，脱下裤子看看腿裆，然后才放行。“七十多年前，中国妇女被汉奸逼迫着让日本人发泄兽性、寻欢作乐；七十多年后莫言帮助美国人“制造色情奔放的兴趣”，还要污染我们青年人的心灵。是可忍，孰不可忍！

第三，莫言是对党性的叛逆，是对中华民族的叛逆。有评论说，莫言的作品有两个特色：叛逆和审丑。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他们首先有个坚定的立场，就是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莫言作为一个党员作家，他背叛了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他背叛了党，背叛了党性，他把抹黑共产党、抹黑八路军、抹黑革命人民、抹黑前30年的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作为他的文学使命，实际上他连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都糟蹋得不像样子了。

第四，《生死疲劳》《丰乳肥臀》集中地反映了莫言反土改、为地主还乡团扬幡招魂的本质。莫言为什么咬牙切齿地反土改？土改在中国革命中的意义和作用是什么？

中国革命归根到底是土地革命，在国土沦亡的岁月，中国的人民没有生存之地，连公园都写着“华人与狗不准入内”！在地主的剥削和压迫下，土地是农民的血泪和仇恨的代名词。土地是用烈士的鲜血换来的啊，在祖国的大地上，有多少革命先烈长眠于地下，有多少革命的先烈的鲜血洒在这块土地上？

一寸土地一寸金，土地就是江山，守住它，就守住了江山，就能做土地的主人、国家的主人：失掉它，就失去江山，就重新沦为列强的奴隶、地主的奴隶。

土地改革，让我国农民懂得了用鲜血换来土地必须用鲜血来守住它的道理；土地改革，使亿万农民真正懂得了共产党、毛主席带领人民搞革命，是千真万确地为了人民。全中国人民懂得了，没有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土地革命，就不会保住用革命烈士鲜血换来的土地，就不会使全国人民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生生不息地享受着这属于自己的美丽江山、千里沃野、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大自然的恩赐和禀赋。

当前，国内外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非常严峻。莫言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十条诫令》的忠实执行者，与莫言之流的斗争是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的集中反映。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都要行动起来，坚持持久战，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yongbing1993]

伪知识界和伪知识精英的官僚化






伪知识界与伪知识精英

作者： 辛可

中国知识分子都装正人君子，其实很多都是标准的假货和水货。

现在的知识界和知识分子，特别是所谓的知识精英、文化精英，尽管个个装的很斯文，都是正人君子，其实很多都是口是心非，是标准的假货和水货，我把这种现象称为伪知识界与伪知识精英。我写《斯文扫地》，就是要撕下伪知识界和伪知识精英的遮羞布，扒光了给大家看，到底是什么德行。为什么我可以写这本书呢？因为我就是这伪知识界中的一员，精英算不上，我也是个伪知识分子啊。我今天跟同学们交流，就是代表中国的伪知识分子来向各位报告，让大家看看，我们都是些什么东西。

什么是伪知识界和伪知识精英？我把它归结为四化，官僚化、帮派化、货币化、剽客化。我们小时候一直被灌输一种东西，就是要好好学习，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几十年了，中国有没有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不敢说，但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中国的知识界和知识精英，是货真价实的实现四化了，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1. 伪知识界和伪知识精英的官僚化

中国的学界就是官场。中国现在的文化教育界特别好玩，绝对是中国特色。你会发现，在许多专家教授的名片上，写满密密麻麻的各种头衔，实在写不下，就写在反面，最让人惊艳的是，教授、研究员后还来个括弧，写着XX级或相当于XX级，如此等等。虽然“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是中国的传统，可毕竟那时候社会分工不充分，读书人除了走仕途，实在也没有别的体面的饭碗。现在社会分工如此明显，社会为知识分子创造了很多体面的饭碗，但凡有点成就的学者，很快就把学问丢在一边，先弄一个帽子戴上，从此每天琢磨如何让帽子更大、更威风。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很简单，在中国的各种象牙塔里，最威风的莫过于各种“老爷”，学究们只能靠边站，他们真正掌握着大量的公共权利和学术资源。只要能弄到大把的资源，谁还愿意老老实实坐冷板凳呢？

与之相反，官场是另一番景象，官员们喜欢在XX级后边加括弧相当于教授，教授后边加括弧相当于XX级。譬如国内极为有名的作家A，在电视上还动不动自称正局级干部，原来盛名天下尚不及正局级的大帽子唬人。这似乎很符合中国人“学而优则仕”的传统，难怪蒲松龄都71岁了，还要为小科长的位置奋斗不息；国家级风流才子唐伯虎为了名片上能加个括弧，铤而走险高考作弊（有人说是被冤枉的）。风流夫子孟浩然也要跑到长安钻营，见到皇上吓得爬在床下不敢出来，非但不风流，简直斯文扫地。所谓的象牙塔里，各种型号的“老爷”掌握资源分配权力，呼风唤雨、风流潇洒，似乎在为年轻一代的读书人昭示着奋斗的方向，坐冷板凳过时了，搞个乌纱帽才是人间正道。弄成这样，学术的自由与价值也就不用再提了。

2. 伪知识精英的剽客化

首先要澄清一个概念，此剽客非彼嫖客。剽客是偷了人家的，非但一毛不拔，还要贴上自己的标签。眼下的伪知识界，真的有点像是剽客横行的时代。大家上网搜索一下，知识界剽客数量之巨、程度之高，足够让大家叹为观止，其中不乏文化名流、所谓的专家。中国如果指着这些大小剽客来创新技术、振兴文化，甚至获诺贝尔奖，真是千古笑谭。剽客们的作案手段很多，不妨在此列举一二：

一是肆无忌惮抄袭别人的作品。或在原作基础上重新演绎一番，或直接抄来为我所用，把鲁迅的“拿来主义”发挥到了极致。例子太多了，大家到网上搜一下就会了然，一定能大饱眼福。

二是雇人写作，然后署上自己大名。被雇佣的人良莠不齐，水平总是有限，其作品价值可知。

三是找个题目，连哄带骗从国家弄到银子，指挥学生和门人干活，以第一作者自居。据我所知象牙塔里不少就是这样的货色，学生和门人不干也不行啊，除非他不想毕业了。

四是充分发挥新传播技术的功能，七拉八凑，动不动就搞出所谓煌煌巨著。以前编一套辞书或大典，得集合成千上百顶级的知识分子干上好多年，现在洋洋千万字的作品，有几个高中生、几台电脑，几个月就搞定了。倘若国家级大才子纪晓岚地下有知，是不是羞愧地再死上一次？

苏轼说：“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向来以剽窃别人为最大耻辱，为什么现代中国会涌现出如此多的剽客？原因无他，大家都不愿坐冷板凳，不学无术，不做剽客又能如何？再说大家都很忙，没时间料理学问，但为了升官发财、装点门面，又需要学术作品做装饰品、当台阶，剽客横行也就在所难免了。虽然做剽客多少要承担道德压力，可跟名利地位相比，这点压力又算得了什么。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何况当剽客可以换来颜如玉和黄金屋，何乐而不为呢。

3. 伪知识精英的帮派化

欧阳修是宋代的大学问家，个人以为，在所谓的唐宋八大家里，他的文章当拜第一。他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朋党论》，大意是君子结为朋党，是社稷之福。如果欧阳修活到今天，看着正人君子结帮拉派，不知道还有没有兴趣写一篇《帮派论》。现在的伪知识界，在很多方面都借鉴了民间社会一些帮派的弄法，呈现出帮派化倾向。为什么现在的文化思想界这么热闹？就是出现了很多圈子，类似旧社会的帮派，党同伐异，斗得你死我活。不论是非，只要是自己一伙的，就极尽吹捧之能事，各种肉麻的大帽子往上堆，能想到的形容词一个也不放过，丝毫不考虑别人屁股的承受能力。

学术教育界更是这样，出现各种小圈子，为首的说文明点就是学霸，头上顶个官帽子，门生故旧控制着各个关键岗位，各种公共资源和学术资源一把抓，俨然是某个专业某个行业的地头蛇，南霸天。你想在这个学术领域发展，对不起，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拜学霸的码头，加入我们的团伙，否则别想拿到任何资源。就算有点成就，我们也会群起而攻之，把你消灭掉。学霸和团伙控制着大量经费和项目，号令天下，跟民间社会的帮派有什么两样？很多很优秀的学者，包括在国外取得巨大成就的学者，为什么在国内就玩不转、没人待见？很简单，你没拜码头。不是我们一伙的，想在我们锅里分杯羹，没门。

这种现象有没有，我想每个人都心知肚明。我怕说出来以后没法混，就只好到此为止了。如果不打破这种帮派化的学术圈子，合理的分配资源，我对中国学术发展没任何信心。

4. 伪知识界与知识精英的货币化

在《斯文扫地》里，我写了这么一段话：当小人是生意，做君子也是生意；革命是生意，反革命也是生意；骂人是生意，被骂也是生意；标榜爱国是生意，做汉奸也是生意；衣冠楚楚是生意，袒胸露乳其实也是生意；做小鬼是生意，当钟馗也是生意。

总之，一切都是生意，说得文明点，就是一切都被货币化，包括文化、学术、我们的良心都变成了人民币。文化也好，学术也罢，不管嘴上说得多么冠冕堂皇，其实都是为了钱。跟失足妇女一样，我们也是出来卖，卖的东西有所不同而已。儒家讲君子固穷、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些玩意都过时了。职业操守和知识分子的尊严在物质欲望前溃不成军，大家集体向孔方兄投降。当知识分子放弃精神追求，而选择以满足物质欲望为己任的时候，实际上真正的知识界也就轰然垮塌，只留下一个伪知识界来支撑门面。

有件事我觉着特别好玩，很多人明明跪着、躺着把钱挣了，还标榜自己视金钱如粪土，装得挺像正人君子。我并不反对知识分子发财致富，知识分子就应该过得体面些，但我觉着衡量一个知识分子价值的标准，不应该是站着或躺着挣了多少钱。为什么现在连煤老板都看不起我们，原因无他，跟人家拼谁站着或跪着挣的钱多，人家能看得起我们吗？如果把文化、学术、良心、尊严都货币化了，钱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谁还愿意在象牙塔里，坐在冷板凳上做学问呢？

但需要说明的是，以上种种绝不是中国知识界的全部。我说过，除了这些活宝伪精英，知识界也有很多踏踏实实干活的人，他们是中国的希望。等老百姓厌倦了活宝们的表演，他们的道德才华终将绽放出来，那将是中国知识界另一个光辉的时代。萧伯纳说：“我希望世界在我去世的时候要比我出生的时候更美好。”对中国知识界，我也抱着与萧伯纳先生类似的期待，也充满信心，毕竟我还年轻，有的是时间。

[yongbing1993]

《今日之中国，无处不流氓。》





转《何玉兴：最绝望的堕落——写给中国知识分子》

（二）

鲁迅曾经打过比方：羊分“胡羊”和“山羊”。山羊是带头羊，胡羊大多数的羊。山羊脖子上挂着铃铛走在前面，后面一大群低眉顺目的胡羊挨挨齐齐地跟着。勒庞在《乌合之众》中也比喻：一群人就像温顺的羊群，没有了头羊就会不知所措。山羊脖子上的铃铛就是知识分子的徽章，无论是吃人还是被吃，一切悲喜剧，带头的无不是知识分子。

这里想要明晰的，是堕落的主要标志：终极关怀的缺失，道义立场的摇摆，社会良知的泯灭，忏悔意识的淡漠以及对人的极度冷漠。

于光远有句精辟的话，把几千年的文人全装进去了：封建文人的最大理想是做稳奴隶，说到人的觉醒，只能是“五四”之后，尽管“五四”提出的问题，直到现在还没有解决。

翻阅汗牛充栋的古籍，“进则朝廷庙堂，退而江湖山野”的中国文人，写了那么多狗屁官样文章和无聊失意文字。“士大夫” 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了，思想也不复成为思想，而是意识形态。“学而优则仕”的参与模式，使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能成为社会的守望者，而是既得利益的看家狗。作家张平说，现在的知识分子，在桌子底下说话，在桌子上面沉默。知识分子当中的某些人，已经进入到这个既得利益群体。知识分子的集体沉默，是导致目前道德滑坡或者说是道德产生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知识与权力的结盟导致社会的沦落和腐败。

翻阅回忆反右和文革的图书，知识分子之间的出卖与背叛以及各种丑恶表演，令人感到毛骨悚然。巴金说：“我对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为之吧），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顾准等硕果仅存的几位已不具代表性，应该说知识分子是集体投降、集体堕落。关于集体堕落的原因，朱学勤“终极关怀基因缺陷”的分析是中肯的。社会最大的危机是失去支撑它的精神结构，失去将社会凝结为整体的具有终极关怀的价值系统。

美国当代心理学家里奇拉克《发现自由意志与个人责任》：“烈士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而不愿意肯定与自己相对立的观点。”鲁迅：“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而他的变化没有一定的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做武器的人，都可以通称为流氓。”

遗憾的是，流氓太多，烈士太少；可悲的是，流氓的风光，烈士的寂寥。这些流氓，无论什么风吹草动，都能拿出令上边满意的大作；无论什么观点，都能拿出合理的理论解释。他们不是丧失，而是压根儿就没有过什么道义立场，沦落成为权钱伴唱的夜莺。鲁迅先生骂得痛快：“我宁愿向泼辣的妓女立正，也不要向死样活力的文人打绷。”

缺乏对道德操守的坚守，缺乏对良知的省视，缺乏对诱惑和邪恶的抵制，缺乏犯下罪恶之后忏悔的勇气。在西方文化史上，有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有卢梭的《忏悔录》，我们有什么？朱学勤说：“世界史上的优秀民族在灾难过后，都能从灵魂拷问的深渊中升起一座座文学和哲学颠峰，唯独我们这个民族例外。”

正因如此，才有对人的极度冷漠。北京大学某学者说，堵车让他感到很欣慰，因为堵车是繁荣的标志；某灾难经济学家说，灾难对於经济发展是有利的，可以拉动内需。

亨利·柏格森在《道德与宗教的两个起源》中说：我们的道德的部分包含着责任，责任都是日常实际的事情。面对现实问题，知识分子的沉默就是责任的放弃。杜威《教师和他的世界》：逃避责任是怯懦的选择。《知识分子：萨特与阿隆》：目睹灾难却一言不发，责任感就变为负罪感。爱因斯坦《我的世界观》：保持沉默，就是犯同谋罪。肯尼迪《信仰在风中飘扬》：你能否不同流合污，让自己的勇气在腐烂的中庸泥潭发光？

（三）

堕落，疯狂蔓延，突破底线

媚俗的历史，源远流长。《恩格斯致施密特》：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哲学中始终显现着庸人的面孔。

康德《逻辑学讲义》：矫揉造作的通俗浮华只是力图博得读者的厚爱，这种科学研究的堕落，像哗众取宠的情妇。

王力《龙虫并雕斋琐语》引波德莱尔的诗，翻译的真好：饥肠辘辘佯为饱，热泪汪汪强作欢；沿户违心歌下里，媚人无奈博三餐。

韦伯《以政治为业》：领袖的实际收获，并不由他自己掌握，而是受他的追随者的动机所左右，而从道德角度看，这些动机大都不堪闻问。

钱理群《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

2001年以后，掌握巨大财力的行政权力的控制与干预，出现越来越严重的商业化、行政化、官僚化、体制化倾向，造成思想、文化、教育、学术的全面腐败和对知识分子的整体收编。

侯宁：《大陆经济学家已是一个堕落群体》。皮海洲：《堕落的又岂只是经济学家》。北大教授说：百分之九十九的上访人员都是精神病患者。清华教授说：强奸陪酒女比强奸良家妇女危害性要小。

科学家离实验室渐行渐远，不在开会就在开会路上。科学已经从昔日神学的婢女，堕落成今天资本的帮凶。“科学无禁区”变成“道德、法律无禁区”。 三聚氰胺、瘦肉精、转基因等事件中，哪一桩没有科学家的幽灵？

斯塔佩尔：科学研究在逐渐演变成一种商业行为。资源有限，竞争激烈，为了得到经费不择手段。

雷海宗《君子与伪君子》和林同济《士的蜕变》，考察了“士”从君子到伪君子，从技术到宦术的堕落历程。

鲁迅《流氓的变迁》：“以武犯禁”而“替天行道”的是侠客，打着“替天行道”的大旗却坏事做绝的是强盗；没有做强盗的危险却有做强盗的收益的则是流氓。

中国传统文化培养了有知有道之“士”，这是中华文明五千年而没有夭折的重要原因。陈寅恪：哪个民族把士给打倒了,这个民族就流氓化、卑鄙化了。

《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典型的流氓传奇和流氓教科书。流氓文化、流氓意识、流氓哲学、流氓精神已经内化、渗透到血肉中。

《今日之中国，无处不流氓》：一个坏的制度可以把好人变成坏人。发动流氓起来把贵族消灭，并不会使流氓变得高尚，只会使流氓变得更加流氓，而且诱逼更多的人变成流氓，最终变成流氓社会。

《知识分子的背叛》：他们的浪漫主义已经登峰造极，他们的精神操守已经跌落谷底。

赫连勃勃大王《群氓时代》：浮躁而盲动的奢侈、势利、焦虑、恶俗、虚假、纵欲、跟风是一个“群氓时代”开始的标志。

2014年5月17日，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刊登《野心时代：在新中国追逐财富、真相和信念》的书评：中国正在经历一个“狼吞虎咽的时代”。

堕落，心安理得，理直气壮

奥尔特加·加塞特《大众的反叛》：我们这个时代的典型特征就是，平庸的心智尽管知道自己是平庸的，却理直气壮地要求平庸的权利，并把它强加于自己触角所及的一切地方。虚假的反叛，在荒谬中成长，处心积虑地垮掉。

格里德尔《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冲动的狂热分子如今在舒适的公家办公室里享受安逸，很少出以公心去关注国家的进步和人民的福祉，更多考虑的是自己的仕途和财富。

鲁迅 《伪自由书·文人无文》：借了“文人无行”的幌子，犯着可诟病的恶癖。

朱利安·班达《知识分子的背叛》：在群体激情四溢的状态中，推波助澜，甚至是主动堕落——还有比知识分子更没有骨气，更容易堕落的阶层吗？

旷新年《为什么社会容不下一个善良的人》：中国知识分子是最变态、心理最阴暗、心灵完全被扭曲的一群动物。

钱理群《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到二十一世纪，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自觉、半自觉地履行这“同意和解释、宣传与做戏”职能，开始时还有些心虚，羞羞答答、扭扭捏捏，做到后来，就习以为常，理直气壮，并以此炫耀于世了。

网民：上帝啊！把这些专家带走吧！路费我掏。

堕落，良币隐退，劣币泛滥

钱锺书《七缀集》:有不少古代和近代的作品,读者对它们只能起厌倦的感觉,不敢作厌倦的表示。

《“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证明：名人的劣币甚至假币，也可以成为真币、良币。博尼法斯《造假的知识分子》：他们高举着道德的旗号迫使我们忍气吞声，没人敢指责他们篡改真相的事实。在媒体时代，这些制造知识假币的知识分子已通过电视和互联网，取得了胜利。

学术造假每天都在发生。韩国黄禹锡干细胞数据造假。哈佛大学著名进化生物学家马克·郝泽编造数据。《Blodt，伟大的造假者》：超过90篇羟乙基淀粉临床研究数据是编的。东京大学加藤茂名研究组43篇论文撤稿。

堕落的程度超出了人们的想像力。王立军等没怎么念过书的官员成为大学的博导，一些明星、主持人当了大学的教授，前铁道部总工程师张曙光2300万贿买院士。

汉字简化，无意中佐证了劣币驱逐良币定律：親不见，愛无心，產不生，厰空空，導无道，鄉无郎。但：魔仍是魔，鬼还是鬼，偷还是偷，骗还是骗, 贪还是贪，毒还是毒，黑还是黑。

绝望中坚守着希望

叔本华《自然界中的意志》：道德是万事万物的支点，是所有体系的试金石。

韦伯《以学术为业》：学者的宗教是对知识理性的伦理追求和使命感，这是世界的基础。

郑也夫《信任论》：系统信任中，最大的两个系统是货币系统和专家系统。

韦伯：黎明将至，长夜漫漫。正因如此，才更凸显社会守夜人的品格，更体现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

罗曼·罗兰：太阳的光明是不够的，必须有心的光明。心里有光，才能使自己的作品放出光辉，照亮大众在黑暗中前行的路。

茨威格：人文主义理想注定是一种理智的和贵族的梦，这样的梦普通的人做不出来，只能由少数人把它作为神圣的遗产继承下来，留给后来人，并代代传下去。

未曾谋面的文友谢小庆《凭借什么坚守价值体系》：不是凭借对某一价值系统的合理性、重要性的阐述来坚守，而是凭借树立“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自身形象来坚守。它被知识精英们以一种心有灵犀的默契、一种不可言传的意会而世代坚守和承传。

谢小庆下乡的村落与张承志毗邻，他完全理解“清洁精神”和“无援思想”的坚守。他和张承志定下相似的人生基调：抗拒蜕变（alienation，一般被译为“异化”，似乎此译好些），抗拒蜕变为资本的奴隶，抗拒蜕变为“摩登时代（现代化）”中机器的奴隶，抗拒蜕变为“房奴”、“车奴”。请听《黑骏马》

谢小庆给毕业生的赠言：不卑不亢。自信但不自负，自知但不自卑。穷时不失自尊，达时不忘笃敬。有勇有谋。勇敢但不鲁莽，谨慎但不怯懦。审时度势敢战，艰难困苦能守。

联想起《狮子王》的经典道白：我们只是在必要的时候才会勇敢,勇敢并不代表你要到处闯祸。

写《鲁滨逊漂流记》的笛福说：个人的怀表坏了，只是耽误个人的事儿。教堂钟楼上的大钟坏了，耽误的可是整个教区的事儿。

钟楼上的大钟，可能坏，也可以坏，但总得有人去修，有人去守啊。

[yongbing1993]

最绝望堕落是某个时代知识分子






转《何玉兴：最绝望的堕落——写给中国知识分子》

最绝望的堕落

（一）

纳粹期间的德国，大部分教授公开表态支持纳粹政府。大师级的哲学家海德格尔在发表校长就职演讲时说：“任何教条和思想，将不再是你们生活的法则。元首本人，而且只有他，才是德国现在和未来的现实中的法则。” 爱因斯坦认为，“德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集体来看——他们的行为并不见得比暴徒好多少。”思想知识界的这种普遍放弃、逃逸、堕落的行为，带给一个民族的影响是致命的。

文革期间的中国，大师级的哲学家冯友兰建议：“秦始皇使用了政治上的威力，焚书坑儒，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实行全面的地主阶级专政，巩固了地主阶级的政权。这个历史经验很可以作为无产阶级的借鉴，这也是古今对照，古为今用。”溯本追源，如李国文《中国文人的活法》中所说：“焚书坑儒这种高智商的杀人方式恐怕不是秦始皇一介武夫所能为”。

萨特的《恶心》，再现了沦陷时期巴黎知识分子群的丑恶表演。在保罗·约翰逊的《知识分子》 中，知识分子们成了世俗道德的违背者，他们行为怪癖，心肠刚硬，撒谎、虚伪、自私自利到了极点。

卢梭靠女人生活，他不断地从养母或者养母兼情人那里榨取钱财，而当这些女人穷困潦倒之时，他却从未想到要帮助一下她们。他把与自己同居多年并为其生子的女人看作仆人和动物，随意加以伤害和侮辱。

雪莱因行为不端被赶出家门之后，经常采取威胁、欺骗、辱骂等各种手段，不断向父亲要钱。他终日周旋于众多女性之间，随意玩弄她们，再将她们抛弃。他四处借钱，却从未还过。

列夫·托尔斯泰立志要用自己宗教般的思想拯救人类，却终日沉迷于赌博和嫖娼，如果不是因为他的小说给他挣了很多钱，他的庄园早就给输掉了。他经常把爱挂在嘴边，摆出一副农奴解放者的架势，却从没实际行动过。在两个哥哥贫病交加之时，他从未资助过他们，他的一个哥哥临死之前要见他，他竟然冷酷地拒绝了。

为什么会这样？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现代社会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之间存在着惊人的分裂。

法国布迪厄说：知识分子是一种悖论的或二维的存在。

韩国崔秀哲《分身人》讲的也是这个道理。

彭加勒《最后的沉思》对偏爱走极端的法国知识分子本身进行了剖析和批判。

齐美尔《社会是如何可能的》：人类是一种双重性生物，无论是作为群体或是个人，生命内部都具有各种对张的二元力量向外发展。作为个人，这种双重性表现在身体和精神都同时需要动感与宁静，作为群体，社会历史是在社会群体与个性提升之间的冲突、妥协和调和之中发展。由于个体性与社会群体的普遍性两种相反的原则并存，齐美尔认为社会生活看起来就像双方寸土必争的战场。人们同时面对个体性与普遍性的原则，必须在冲突的两者之间努力取得平衡，以达成基本人性中的对立统一运作，这种运作要透过“不断地调节比例从而重获不断失去的平衡。”太深刻了。

拉塞尔·雅克比《最后的知识分子》，表达了对美国知识界的更深的忧虑，即真正的危机是知识分子这一群体正在消失，它被专业化程度过高、狭隘的学院专家们取代，如今的专家们的意见只有少数的同行可以理解。哈耶克说，知识分子的真正陷阱是沦入过度专业化与技术化的陷阱，失去了对更广阔世界的好奇心。周国平说：哲学成了办公大楼，在名目繁多的科室里，只见伏案办公的职员，见不到一个真正的哲学家。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技术控制了人。哈贝马斯《走向理性社会》：生命的意义失掉了存在的基础，生命的价值失去了终极依据。海德格尔《人，诗意地安居》：学者消失了，科学堕落为探究。

还有一种情形，那就是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描述的：宫廷乐师、行吟诗人与修道院的僧侣如今变成广告撰稿人、专栏作家与公共形象设计者。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独创的“有机知识分子”一词，勉强把他们归属于知识分子行列，其实他们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克拉芒斯是加缪《堕落》中的主人公，也是二战后巴黎知识界的典型，他一直过着双重的生活：表面上道貌岸然，实际上男盗女娼；表面上气壮如牛，实际上胆小如鼠；表面上乐善好施，实际上刻薄寡恩；表面上豪侠仗义，实际上见死不救；表面上夸夸其谈，实际上蝇营狗苟，表面上宽宏大量，实际上睚眦必报，表面上是忏悔者，实际上是法官……

翻阅黄梵的《第十一诫》，比萨特的《恶心》还让人恶心。主人公齐教授是声名显赫的学术权威，可他利欲熏心，投机钻营，生活腐化堕落，不仅榨取学生的科研成果，而且为了捞到科研经费，获取当权者的认可，不惜修改数据，拿人命关天的炮弹轨道数据当儿戏。在齐教授身上，我们看到走向堕落的知识分子“象征性的背影”，权力正在通过金钱和地位来诱惑知识分子放弃道义与良知。

费振钟的《堕落时代》，与其说它是一本关于晚明文人的书，不如说它是一部旨在人的现代性的书。走近晚明的文人，让我们嗅到了“堕落时代”的酒气，让我们看到了“堕落时代”酒色过度后的回光返照。他们酒后佯狂，装疯作傻，倚疯作邪的病态成为常态。而晚明文人的病，绝不仅仅属于晚明的文人。

王力雄在《渴望堕落》一文中写道：以王朔的小说与贾平凹的《废都》为代表的文学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与其传统观念，已经发生了许多背道而驰的变化，同时却和王朔笔下的痞子，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相似之处”，这就是对于“堕落”的渴望。在当今的文坛，堕落似乎已经成为时髦，文人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堕落并炫耀自己的堕落。

张承志在《以笔为旗》中将文人分为几类：东施抹上魔幻口红，正和西施一起以色售文的人，纠缠在稿纸卷头却意在高官流水账的人，因不逞和无才而小心翼翼但求人和的人，高喊冲锋可是不见流血的人以及种种这棵树上附庸寄生的人。林贤治说：知识分子算什么东西呢？他们不过是些沙石泥料，既能用来筑造辉煌的圣殿,自然也能用来砌做污秽的粪池。够了！关于知识分子堕落的例子，书里成千上万，现实中比书上还多。

一棵被当地居民视为地标的树，多少年来，人们行走在旷野中，凭借它找到自己的家。树死了，许多人从此再也找不到家园。

费希特在《论学者的使命》中说：“你们都是最优秀的分子；如果最优秀的分子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

最绝望的腐败并不是官僚，而是知识分子。官僚的腐败只能误一个党派，一个朝代，而知识分子的腐败却误国误民，流弊深远。最可怕的堕落也并不是匪盗痞，而是知识分子。匪盗痞的堕落都只能贻害一方百姓，坏一家之风气，而知识分子的堕落却败坏的是整个文化，是思想，是道德，是一个民族最宝贵的精神操守。知识分子的堕落才是一个社会和一个民族彻底的和最后的堕落。其他人的堕落好比大江大河局部的浑浊，而知识分子的堕落，则是水源浑了。

[yongbing1993]

充满臆想和偏见下流的莫言小说





一个在民国时代的农村妇女，在本地农村以“母亲“的身份，“她为夫家连生八个女儿，直到最后第九个的时候终于生了对龙凤胎，出了个儿子。这么多儿女，没有一个是跟丈夫上官寿喜生的。“

“老大和老二是母亲和亲姑父生的，老三是和土匪生的，老四是和江湖郎中生的，老五是和一个未娶老婆的光棍生的，老六是和和尚生的，老七是被四个败兵强奸后生的，最后那对龙凤胎（上官金童和上官玉女），是跟一个瑞士牧师生的。书中还强调，只有这个洋人牧师给给她带来了“极致的愉悦”，一九三八年的初夏，在人迹罕至的槐树林里，上官鲁氏和马洛亚两人在一起了，在极致的愉悦中，上官鲁氏的眼睛里“溢出感恩戴德的泪”。

“将绵羊精子射入兔子或强迫某人吃被雕刻成“假驴鸡巴”的萝卜。“

“一个中国妇女脱光了衣服分开双腿等待日军人来操......。“

《丰乳肥臀》不仅政治上近乎反动，而且道德上也近乎反人伦。书中关于男女淫乱关系的描写，不仅触目皆是，而且到了反常的程度。

其中有姑姑怂恿自己的丈夫与侄女通奸的;有侄女向姑父“借种”、向姑父说“肥水不落外人田”的。

有来弟因汉奸丈夫死后为消除性饥渴而戏弄七岁弟弟金童的;有金童受不住诱惑抓住自己六姐乳房加以搓揉的。

有舅舅硬要摸外甥女乳房的。

有母亲为女儿偷情发出浪叫而在门外放哨、敲盆加以掩护的;有母亲为儿子拉皮条的。

有沙枣花脱下衣裙赤条条仰面朝天躺在地毯上大叫表哥来试试她是不是处女的。

还有更糟污的描写：领弟被哑巴强奸后，部队要枪毙哑巴时，她竟然跑去“握住了哑巴双腿间那个造了孽的家伙，对众人哧哧地笑起来”，“厚唇上浮着贪婪的，但极其自然健康的欲望。”

这是在宣扬什么？易文在肯定《丰》是“社会主义文学”作品时,指出它的惟一缺点只是“写得粗野一些”。

所谓粗野，是否就指上述描写呢？

那请读者想想，这是仅一个“粗野”打发得了的么？

莫言有一部非常出名的小说，叫做《红高粱家族》，绝大多数人只看过姜文主演的那部同名电影《红高粱》，实际上那部电影大大提升了这部小说的境界，并且删掉了很多下三滥的东西，原著只是一部充满臆想和偏见的三流小说，莫言对农民、地主一无所知，对抗日更是一无所知，他只是在编造他想象中的那个“旧中国”。

莫言笔下，抗日的是地主民团武装，不是八路军，八路军不但不抗日，还残杀掠夺“抗日百姓”，以至于百姓不欢迎八路军，反而要杀八路军。

不信，看原文吧：爷爷说：“妈的，我全不信你们（指八路军胶东大队），联合，联合，打鬼子汽车队时你们怎么不来联合？鬼子包围村庄时你们怎么不来联合？老子全军覆灭了，百姓血流成河啦，你们来讲联合啦！”

爷爷别别扭扭地掏出枪，瞄得那在万千人头中沉浮的土八路脑袋亲切，勾了一下枪机，子弹正中眉心，两颗绿色的眼球像蛾子产卵般顺畅地从他的眼眶里跳出来。

爷爷觉得，这个人的脸像一条漫长的道路，路上铺满土黄色的傲慢灰尘，灰尘中弥散着狡诈的狐狸气味。这张脸上打着鲜明的土八路的印记，是胶高大队！江小脚的人！土八路！

“同志们！冲上去，抢夺武器！”八路在人群里大喊。

清醒过来的黑眼和铁板会员们对准人群，胡乱开枪，每发子弹都咬肉，每发子弹都连续钻透几个肉体才余兴未消地停留在肉体内或沮丧地划着漂亮弧线落在黑土上。

爷爷看到了，在乱纷纷的人海里，土八路脸上鲜明的特征。他们像溺水的人一样拼命挣扎着，他们脸上那种贪婪凶残的表情令爷爷心如刀绞，往日里慢慢滋生的对八路的好感变成了咬牙切齿的憎恨，爷爷准确地打碎一张又一张这样的脸，他自信没有枉杀一人。

老铁板会员眼里的泪水被愤怒的烈火烧干了，他昂着狰狞可怖的头颅，对着同样被细麻绳反剪了双肩的胶高大队（八路军的队伍）衣衫褴褛的队员们咆哮着：“畜生！你们有本事打日本去！打黄皮子去！打我们铁板会干什么！你们这些汉奸！里通外国的张邦昌！秦桧……”

爷爷和父亲清点了一下子弹，又钻进了高粱地。他们往前走了一里路左右。就听到前面一阵吼：同志们——冲啊——上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口号声过后，军号又嘀嘀哒哒吹起来。好象是两挺重机枪在高粱地里咕咕叫起来。　爷爷和父亲异常兴奋，扑着那重机枪声飞跑过去。到了跟前一看，人影没有一个，只见高粱棵子上拴着两只铁皮洋油桶，桶里有两挂鞭炮正在爆响。军号声和口号声又在旁边的高粱地里响起来。爷爷轻蔑地一笑，说：“土八路，就会来这一套。”

父亲看到一个持枪的八路跪在地上，对着被洋马撞得乱摇摆的高粱棵子开了一枪，枪声破破烂烂，像摔了一个瓦罐。开过枪的八路拉着大栓退弹壳，怎么也拉不动。一匹洋马冲上去，父亲看到马上的日本兵把贼亮的马刀耍了一个花，对着那个八路的脑袋劈下去，那个八路扔下枪就跑，洋马追上了他，日本马刀把他的脑袋一劈两半，脑浆子滋到了高粱叶子上。

父亲在寻找爷爷的过程中碰到了三个八路的尸体，他们都是被马刀砍死的，他们的死脸在晦暗中显得狰狞可怖。

胶高大队采纳了成麻子的计策，趁着暗夜，偷走了我父亲和爷爷钉在村里断壁残墙上的一百多张狗皮，又盗走了爷爷藏在枯井里的几十支钢枪。他们依样画葫芦，四处打狗，补充了营养，恢复了体力，筹齐了避寒衣——每人一张狗皮。那年的漫长寒冷的春天里，高密东北乡广阔的大地上，出现了一支身披狗皮的英雄部队。大队长江小脚身披一张硕大的红狗皮——那一定是我家那条红狗的皮，走在队伍前头，小脚蹀躞，狗毛翻滚，粗大的狗尾巴夹在双腿间，狗尾巴梢尖拂动着地面。成麻子披着一张黑狗皮，胸前挂一个布袋，布袋里装着二十八颗手榴弹。他们披狗皮的方式都是一样的：狗的两条前腿皮用麻绳捆扎，套在人的脖颈下；狗皮的肚腹两侧，穿两个洞，拴两条麻绳，两根麻绳在人的肚脐处打结。胶高大队因为人人身披狗皮，确实像亢奋的狗群一样往敌营冲去.......

在马店战斗中立了大功劳的成麻子竟吊死在村头一棵柳树上。一切迹象都证明他是自杀的。他上吊时也没把那张狗皮解下来，所以从后边看，树上好象吊着一条狗；从前边看，树上吊着一个人......

熟悉莫言文风的人一眼就会看出他的隐喻和褒贬，这甚至已经不是隐喻了，他小说中地主、民团都是正面形象，甚至日本人都是高大、英俊、有礼貌的，只有八路军的“胶东大队”的形象是极其丑陋的，他甚至把他们比成了“狗”。

莫言描写“二奶奶”面对日本兵时候的笔法，更加奇特；

一阵锥心的痛楚、一种无私的比母狼还要凶恶的献身精神，使二奶奶清醒了。她脱掉裤子，脱掉裤头，脱掉上衣，脱得一丝不挂，还把那个塞进裤腰的包袱用力摔到炕下，包袱硬梆梆地打中了一个年纪轻轻、容貌俊俏的日本士兵的脸。包袱掉在地上，那年轻小伙子发呆般地瞪着两只迷惘漂亮的眼睛。二奶奶对着日本兵狂荡地笑着，眼泪汹汹地涌流。她平躺在炕上，大声说：“弄吧！你们弄吧！别动我的孩子！别动我的孩子。”

我现在想，如果那天面对着二奶奶辉煌肉体的不是一个日本兵，二奶奶是否会免遭蹂躏呢？不，不会，当一个雄性兽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由于没有必要猴子戴帽，他会加倍疯狂，他会脱掉那些刺绣着美好文章的楚楚衣冠，像野兽一样扑上去。在一般情况下，强大的道德力量会威逼着生活在人群中的野兽用漂亮的衣服遮掩住它们遍体的硬毛，稳定和平的社会是人类的训练所，正像虎豹豺狼在笼子里关久了也会沾染上部分人性一样。会不会啊？会？不会？会不会？我若不是男人，我若手中握有杀人的刀，我要把天下男人都杀尽！也许那天只有一个日本兵面对着二奶奶的肉体，也许他会想起他的母亲或妻子，想到此他也许会悄然而去，会不会啊？

六个日本兵僵持着，像参拜祭坛上的牺牲一样参拜着赤裸裸的二奶奶。谁也不愿离去，谁也不敢离去。二奶奶直挺挺地躺着，像一条曝晒在炎阳下的大狗鱼。小姑姑哭得嗓音嘶哑，音量减弱，间隔增大。日本兵其实被二奶奶的献身精神镇住了，当她以慈母的姿态躺在儿子们面前时，每个人都在追忆自己走过的道路。

我认为，如果二奶奶能够再坚持一下，也许会赢得胜利。二奶奶，你为什么在躺倒之后又匆匆忙忙爬起来穿衣呢？你刚刚把一条裤腿蹬上，炕下站着的日本兵就骚动不安起来，那个被你咬破了鼻子的日本兵扔掉大枪就往炕上扑......

莫言似乎总结出了一种神奇的“道理”，如果二奶奶不反抗，日本兵或许会被她伟大的慈母精神打动？仓皇退却？

莫言还有一部非常著名的小说，叫做《丰乳肥臀》，这部小说曾经被文坛遗老遗少们吹的天上有地上无，被誉为“伟大的现实主义巨著”，甚至是“史诗一般”的文学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