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可有条件接受六四和解

王丹：可有条件接受六四和解今年是“六四事件”20周年纪念，作家戴晴早前表示现在是时候寻求“大和解”，让中共与民运人士放低对立，但当年的学生领袖王丹形容要求事件受害者提出和解实属“可笑”：“打伤了人，还要受伤一方提出和解，哪有这种事情？”他说：“我有我的底线——我可以和解，但绝不可能是由我提出来。当下还未见到任何东西，让我可接受和解。” 去年于美国哈佛取得博士衔的王丹，今年到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作一年的博士后研究。英国时间周五下午，王丹在牛津举行了一场主题围绕六四的演讲。他表示，当年的学生运动主要争取反贪腐，相信透过政治改革寻求民主政体，是达到目的之唯一方法，即使现在回看，他仍然相信当年确是中国展开和平民主演变的契机，但“六四的崩塌，不单只代表极权的胜利，还有贪腐的胜利”。中国留学生：民主保证得了我的学费？演讲会吸引了近300名学生和各地学者，挤满现场座位之余，有人更要坐在梯级，听众一般对中国学生当年表现予以肯定，也有来自内地的学生持不同意见，有年轻的博士生问王丹：“中国为什么需要民主？喂饱13亿人并不容易，若我选了你，你能保证我的父母有能力支付我来这里读书的学费吗？”个别中国学生随即报以掌声，王丹回应说：“人除了吃饭以外还要有尊严，民主就像让你到超市购物可以有选择，我认为中国人配得上选择。” 席上亦讨论到近20年经济上的“中国奇迹”，成为中共领导回避民主改革的借口，被问到目前更复杂的利益关系会否成为政治改革的阻力，王丹说，内地目前的问题比1989年之时还要复杂，一场金融危机令到千万计的民工失去工作，无论在农村或城市都无法维生。他虽然预期未来难以再出现由学生发起的民主运动，但压力有可能会来自老百姓、农民工甚或是退休军人，“他们对政府的诉求是具大的，这问题胡温和中共领导肯定比我更紧张，因为他们比我更掌握问题所在”。不寄望现领导平反六四王丹说，无论对现届领导人或下届领导人，都不旨望他们会平反六四或推动民主改革，“我们把希望放在赵紫阳、朱镕基、胡锦涛和温家宝，但只能换来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中国还未具备民主条件？)你看香港，有稳定和庞大的中产阶级，为何2007年还不肯让他们普选？”他说，现在只对习近平、李克强之后、曾经历六四的一代抱有一点希望。对于另一经历民运的作家戴晴早前接受访问时提出仿效南非模式的大和解方案，通过调查真相让双方放下对立，王丹认为不可能由受害一方提出，“他们(中共)强，我们(民运人士与家属)弱，怎可能要受害的一方先提出和解？”、“我可以接受和解，但不可能由我先提出，亦要有和解的条件，让流亡人士回国，让受难者家属得到赔偿。”他又说，即使现在提出和解，亦不会得到中共实际回应。对于中国民主改革，王丹一再强调要保持“由下而上”的压力，他寄望近年在内地冒起的公民社会能够发挥作用，迫使政府必须变革，呼吁西方社会支持中国民间社会和非政府组织发展。由于香港曾拒绝王丹入境，王丹表示，在牛津完成研究后，计划返回美国求职。特约记者罗永聪英国牛津报道 ■王丹答学生问问：你认为“六四”事件多重意义之中，哪一点最为重要？答：“六四”可算是中国现代公民社会的开端。中国走向民主最大的障碍是我们的政治文化——我们过分把希望寄托在政府身上。1989年，大部分人还是很相信政府，但它突然之间给我们看到了真面目，对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但自此之后，人民懂得和政府保持一定距离，这对发展公民社会和民主都是好事。学运两点错误问：现在回看“六四”，你有没有遗憾？若重头再来，又会有什么不同？答：我没有遗憾，但承认犯了两点错误。第一，我们原来一直坚持那是学生运动，过度重视它的纯粹。即使5月11日开始绝食之后，它遂渐变成了群众运动，但我们还是拒绝了其他人士协助，亦没有与政府内的开明派合作，否则效果可能更好。第二，是选择绝食的时间，当时正值戈尔巴乔夫访华前夕，我们以为两日内政府就会清场，但这不单没有出现，后来各地到天安门加入绝食的人更愈来愈多，令场面更难控制。对中国政府的盼望问：你想像中的中国民主是怎样的？答：我对中国政府的要求真的很低，我不会期望他们做些什么，只会希望他们不做些什么，例如刘晓波，他只是因为打算发表有关维护人权的呈请(按：《零八献章》)就被关起来了，停止这种行为，才算是回到民主的基本——容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