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冰问道集

第三十七章 李子洲的革命一生

　　李子洲，是五四时期北京大学的一位活跃的学生。在李大钊的引导下，他确立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仰，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作为陕西党组织的主要创建人之一，他为中国革命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

　　一

　　李子洲，名登瀛，字子洲。1892年12月23日，他出生在陕北绥德县城关镇的一个贫民家庭里，父辈两代都以银匠手艺营生，父亲李元贞靠小本经营维持一家八口生计，艰辛度日。由于家境贫寒，无力送儿上学，李子洲直至十五六岁始入县城一家私塾读书。他成了班里年龄最大、个头最高的学生，常因此受到一些富家子弟的讥讽。李子洲少年时代就生性聪颖，穷困的生活又促使他早熟，懂得惜时苦读，勤于劳作，考试时往往名列前茅，因而深得小伙伴的敬重和老师的赞许。

　　1912年，李子洲20岁那年考入了西安三秦公学中学班。三秦公学当时是陕西很有名望的一所学校。校长和许多教师都是孙中山先生的积极追随者，不少人是同盟会会员。这些思想进步、学识渊博的新派人物，对李子洲的思想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校期间，李子洲在同学中结识了刘天章、魏野畴、杨钟健、杨明轩等人。他们志同道合，常常在一起阅读介绍新思想的进步书刊，纵论天下大事，思索国家和民族的出路。这时西北地区虽然还很闭塞，但西安学界已经强烈感受到民主主义思想的震荡。1915年5月，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激起全国人民的同声声讨？肖息传到西安古城，李子洲悲愤已极，奔走呼号，联络同学在校内外散发传单，发表演说，积极参加到陕西民众反日反袁驱陆（袁世凯的爪牙，陕西督军陆建章）的斗争中去。从这时起，李子洲开始在学生运动中崭露头角，成为陕西学生领袖人物。他不仅有很高的斗争勇气和组织能力，而且有一副乐于助人的热心旸，因而在广大学生以至群众中很有名气和威信。及至后来，李子洲到北京学习之后，“不少学生家长们在打发孩子进京时，大都这样嘱咐：到了北京，找你子洲大哥，他会关照的！”

　　1917年夏，李子洲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两年后升入哲学系。他的好友刘天章、杨钟健也相继进入北大，杨明轩、媿野畴则亦先后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这时的北京大学经过民主革命家、教育家蔡元培校长的革新，特别是先后引进了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一批新派人物，已经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中心。李子洲这位来自西北高原的青年，对这里的一切都很新鲜，更加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经常聆听李大钊等新派教授的讲演，积极参加校内各种进步社团活动。他对政治的兴趣更加浓烈了。他以自己特有的淳朴、正直和耐劳肯干的品格，成为北大学生进步运动的一名健将。

　　五四运动爆发前夕，北大校内新旧思潮展开了激烈的搏斗，预示着革命风暴的即将来临。在这场新旧思潮的激战中，李子洲始终以极大的热情站在新派一边。1919年5月初，当中国在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李子洲和他的同学被深深地激怒了。他立即投身到这场爱国斗争的洪流中去。5月3日晚，在有北京十二所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代表应邀参加的北大全体学生大会上，李子洲和同学一起慷慨陈词，在热烈悲愤的气氛中，大家共同决定了第二天向曹、章、陆三个卖国贼示威的行动。5月4日下午，三千多爱国学生集会天安门，并举行了震撼中外的游行。李子洲在行进的队伍中，振臂高呼，情绪激昂。据人们回忆，在火烧赵家楼这场斗争中，李子洲是“一员勇敢的闯将”。在整个五四运动过程中，李子洲积极协助李大钊等做了大量具体、细致的工作。他满腔热情，精力充沛，常常忙得饭顾不上吃，脸顾不上洗。他和同学一起到处发动组织“救国十人团”，大规模地开展讲演活动。随着斗争的深入，参加讲演的学生越来越多，单是北大就有八百多名同学参加。李子洲和他的同学们深入到北京城内外的大街小巷以至家庭院落，向市民、军警宣讲爱国反日的道理，有许多同学讲到激动处，声泪俱下，情景十分感人。在6月3日开始的大逮捕中，监狱人满为患，连北大三院（法科校舍）也被反动当局强行作为临时监狱。这一天夜里，李子洲也被捕关到这里。

　　屈武同志在1982年写的《我的启蒙老师李子洲》一文中，对李子洲在这场反帝爱国斗争中的英勇表现曾作了这样感人的回忆。

　　“李子洲平日里给人的印象，似乎有点儿文质彬彬的样子。但他演说起来，感情非常激昂，嗓子特别宏亮，很有鼓动性。在新华门外的场地上，李子洲是个引人注目的活跃人物。当年有人评论说，李子洲的演说有‘气壮山河之势’，这话并不过奖。事过六十三年之久，李子洲同志高大魁伟的身影，振臂高呼口号和发表演说时慷慨激昂的英姿，以及他那鼓舞人心的宏亮的声音，还是那样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里”。

　　五四运动的洗礼，使李子洲在政治上更加关注国家的命运。他和同时代的先进知识分子一样，通过这次斗争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因而促使他把目光转向十月革命后的俄国。他认真阅读《新青年》、《每周评论》以及《国民》、《新潮》等进步刊物，从中汲取养料，受到鼓舞。这时他已是北大哲学系的一名学生，经常在哲学会等社团活动中抒发自己的见解。经过五四运动，他也有了更多机会直接向李大钊求教，成为围绕在李大钊周围的进步青年群体的一员。

　　李子洲在积极参加北大学生进步运动的同时，还十分关心家乡陕西的学生运动和社会改造运动。还在五四运动进行的时候，屈武和李伍亭等作为陕西省学生联合会的代表到京声援北京学生爱国斗争，李子洲曾组织旅京陕籍同学一百多人在北大集会欢迎，并陪同屈武等拜访李大钊，一起畅谈了陕西学运的现状和今后发展的意见。这时，已有一批陕籍进步青年在北京求学，李子洲认为应当很好地组织并发挥他们的作用，把外界的新思想传播到陕西去，促进陕西的社会改造。1919年秋，李子洲联合魏野畴、杨钟健等人，将原有的陕西旅京学生团改造成为陕西旅京学生联合会，他被推举负责会务工作。1920年1月20日，在李子洲等的努力下，联合会主办的《秦钟》月刊创刊。其宗旨为：“第一是唤起陕人自觉心；第二是介绍新知识于陕西；第三是宣布陕西社会状况于外界”。刊物辟有讲演、论坛、学海、社会调查等栏目；提倡新思想、新道德；调查陕西社会状况，揭露军阀统治下陕西人民的痛苦生活。李子洲为创办这个刊物倾注了很大精力，亲自担任发行工作。《秦钟》在向陕西传播新思想，反对陕西封建势力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后因各校代表意见分歧和当时陕西军阀势力的阻挠，月刊出至第六期后停刊。

　　1921年10月，李子洲和刘天章、杨钟健等人又创办了陕西旅京学生的“共进半月刊社”，出版《共进》半月刊。他仍负责发行工作，并是主要撰稿人之一。该刊初期的宗旨为“提倡桑梓文化，改造陕西社会”，地方色彩比较浓厚。刊物以宣传新文化和反对陕西的军阀统治为主要内容。翌年10月，“共进半月刊社”改称“共进社”，成为陕籍进步青年组织，该刊也就成为“共进社”的机关刊物。从这时起，刊物转而注意世界的革命潮流和国内的政治局势，逐步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曾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口号，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并积极探讨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各种问题。李子洲为刊物的出版发行和社务的发展做了大量工作，社员最多时达到三四百人。由于他的出色工作，社员把他誉为“共进社”的“大脑”。

　　李子洲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同学们称他具有冰与火两大特点的性格。他对封建官僚、军阀势力象块坚冰，冷若冰霜，斗争勇敢坚决；但对友人，对同志，则满腔热情。在同学的记忆中，他生活极为节俭，不吸烟，不喝酒，不进饭馆，花一个铜板都要掂一掂重量；而他又是秉性豪爽，当同学们遇到经济困难，急需资助的时候，热心关照，慷慨解囊。为了便于陕籍来京报考学生的复习，“共进半月刊”社专门办了一个补习班。李子洲对这项工作十分热心，他负责指导国文、史地等多门课程的复习。他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在指导复习中要求学生一律写白话文，废止八股腔，要求文章写得有血有肉，切中时弊。经过他的悉心帮助，大家都有明显的进步。屈武在回忆中曾提到：“那一年，我在北大文科考试中，得了第二名，主要得力于李子洲同志的指导和帮助”。当时，北京有一座由延安、绥德等县共同筹款兴建的延安会馆，供旅京同乡住宿，但长期却被陕籍官绅霸占，旅京学生常苦无住处。李子洲对此十分不满，于是联合旅京陕北同学成立了会馆管理委员会，制定管理条例，并经过说理斗争，迫使长期占据的官绅眷属迁走，为旅京学生解了燃眉之急。

　　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北大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发起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当时译为马克斯，现通用思），经过一年多的酝酿和准备，于1921年11月，由邓中夏等19人发起知登启事，公开征求会员。这是我国最早成立的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之一。李子洲很快就成为这个研究会的成员，积极参加研究会组织的各种活动，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1923年初，由李大钊、刘天章介绍，李子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

　　从这时起，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李子洲以崭新的姿态，更自觉地投入到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去。他先后在《共进》刊物上发表了十多篇笔锋犀利、切中时弊的文章。如他在《澄清内政运动中的外交问题》一文中，猛烈地揭露了帝国主义与军阀势力相勾结的罪行，尖锐地指出祸国殃民的北洋军阀政府，已是“恶声四扬，丑态百出”，“内外都是一塌糊涂”。他剖析了中国外交屡屡失败的原因，指出：“内政不良，外交难望胜利”。文章呼吁国人立即行动起来，改造现存政治，澄清内政。在声援“二七”罢工惨案的斗争中，他悲愤挥笔写下《施、林二七被害诸烈士追悼会感》的诗篇，沉痛悼念死难烈士，同时也表露了自己的心扉。他写道：

　　阶级战争开始了，

　　我们平民阶级的先锋已被敌人残害了！

　　我们站在后线的人呵！

　　鼓舞起奋斗的精神，

　　拿定牺牲的决心，

　　手枪、炸弹，

　　前仆、后继，

　　争我们最后的胜利！

　　那才对得起我们牺牲的诸烈士。

　　李子洲以他坚毅的革命精神和较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以及对同志的满腔热情，使许多人从他那里得到鼓舞和力量，不少人在他的具体帮助下走上了革命道路。从1919至1923年曾与李子洲亲密相处的屈武在回忆中写道：“在我的心目中，革命先烈李子洲同志，也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人物。他是我的启蒙老师和引路人，曾经对我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大革命时期在陕北从事兵运工作的李象九也回忆了这个时期受到李子洲的教育和影响，他说为了寻找真理，我于1921年借故请假回家，去北京游历。到北京后，我结识了陕西旅京学生李子洲、魏野畴、刘天章、刘含初、耿炳光、呼延震东等人。他们都是思想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对我的思想影响很大。特别是李子洲、魏野畴、刘天章，对我影响尤为深刻。当时，我和李子洲在陕西会馆的一个房间里同住，他唤起我读马列主义书籍和秘密书籍的兴趣，使我对革命开始有了初步认识。1922年，我参加了陕西学生革命社团‘共进社’，社内成员大半是陕西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的学生。此年，李子洲勉励我回陕北工作。

　　1923年夏，李子洲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从此，他告别了学习、生活和战斗了六年的北京大学。

　　二

　　李子洲从北大毕业后，受中共北京区委和李大钊的委托，决定回陕西从事革命运动。离京前，他曾满怀激情地向陕籍同学屈武等表示：“我就要回陕西参加实际工作去了，希望你们继续完成学业，为参加革命工作做好理论和知识技能的准备。我们青年一代，要做中华民族的柱石，做中国革命的中流砥柱。”他正是怀着这种崇高的革命激情返回家乡的。这时，他应陕西三原渭北中学校长、“共进社”社员郝梦九的聘请，到该校担任训育主任兼国文教员。1924年春，时任陕北榆林中学校长的杜斌丞又慕名邀他到榆中任教务主任兼国文教员。这一年暑假后，他应聘回到家乡绥德，出任设在这里的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长。

　　陕西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以下简称“绥德四师”）创设于1923年，校政控制在陕北军阀井岳秀的爪牙手里，校风保守落后，学生不问政治。1924年春，学生因不满校方无理压制学生正当要求而发生罢课风潮。这次罢课迫使教育厅在暑假撤了原校长的职务，同时委任李子洲来绥德四师主持校务。李子洲到任后，决心改造这所学校，使之成为在陕北开展革命工作的一个基地。他从整顿教职员队伍入手，设法引进进步分子，取代原来的保守势力和不称职的教职员。他离开北大后仍一直保持同李大钊的联系，取得党组织的领导；出任绥德四师校长后，又专程去北京邀集人才。他通过李大钊的关系，从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聘请了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起人之一的王濡廷（发起署名王复生）及其弟王懋廷、田伯英，随后又陆续聘请杨明轩、韩叔勋、李瑞阳、常汉三等。由杨明轩任教务主任，常汉三任训育主任。由于教师实行了大换班，其中一部分是“共进社”社员，其他也多是思想进步的志同道合者，因而学校的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

　　李子洲办学认真，注重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并且实行民主办学，改革旧的教育方法。他在学生中有很高的威信。当时的学生杜嗣尧曾回忆说：李子洲出任校长后，“第一次讲话就表明他的办学态度，一百多名学生，便被他的话慑住了”。他在校内组织“共进社分社”，积极发展社员，向学生推荐阅读《向导》、《中国青年》、《政治周刊》和《共进》等进步书刊，并且在图书馆陈列和借阅这些书刊。在他的指导和支持下，学校组织了学生会，举行各种演讲会、辩论会和文艺演习会等活动。学生还成立了陕北青年社等社团组织，出版《陕北青年》等刊物。他还吸收学生代表参加有关的校务会议，听取同学的意见，共同商讨和改进教务。这样，就把原来死气沉沉的学校，办得虎虎有生气。

　　李子洲除主持校务外，还亲自给学生讲课，他曾给学生讲解过《马克思主义浅说》、《社会主义浅说》、《资本论概要》和《共产党宣言》等革命内容的课程。他还十分注意对学生进行时事教育，他自己和教员一起向学生讲解如直奉战争、北京政变和俄国革命等国内外重大事件。在他的提倡下，教师也十分注意改进教学方法，他们不仅要在课堂上讲好文化课，而且还主动在课下接触学生，了解学生的身世和思想行为。他还指导各班成立各科学习讨论会，养成学生研究新知识的风气。有的教师还利用假期指导学生调查社会情况，指定阅读书籍，开学后作调查和读书报告。李子洲在绥德四师还大力提倡平民教育和社会教育，大力吸收贫家子弟入学，并组织学生走出校门，从事平民教育。当时绥德教育落后，又多被地方士绅把持，在李子洲的努力下，地方当局不得不把原来的劝学所改为教育局，撒换了把持教育经费的劣绅，将这些经费用来开办简易师范学校、平民学校和成人补习学校，使一些工农及其子弟有机会受到教育。平民学校校址紧靠绥德四师，李子洲进行建党工作时，党的活动多在这里举行，后来工会、农会和脚户自保会的成立大会也都在这里召开的。平民学校成了在绥德开展革命工作的一个重要基地。

　　1924年李子洲来绥德时，当时陕北还没有建立党组织。李子洲很重视建党工作，他到北京聘请教员时，就向李大钊报告了在绥德工作的情况，商定了秘密通信的方法和地址。李大钊还代表北京区委批准李子洲、王懋廷暂以区委直属特别通讯党员身份建立党组织，条件成熟后再成立支部，受北京区委直接领导。不久，经李子洲、王懋廷介绍，首先发展田伯英入党。在李子洲、王懋廷、王复生等的努力下，暗地建立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学生中发展青年团员。到1924年冬，经过考察在学生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小组。1925年初，李大钊派中共党员耿炳光以于右任代表的身份来陕西向陕北镇守使井岳秀宣传孙中山的国民革命，并带有秘密发展中共组织的使命。他到绥德四师，认为这里政治条件较成熟，便与李子洲商定秘密建党。1925年春成立了党支部，直接归北京区委领导，不久扩建为中共绥德四师特别支部。初期入党的有韩叔勋、李瑞阳、白明善、乔国桢、马明方、杜嗣尧、马瑞昌等人。绥德四师党团工作基础扎实，发展工作比较顺利迅速，据当事人回忆，到1926年冬全校400多学生，百分之八十以上都加入了党团组织。杨明轩曾深情回忆这时李子洲对他的影响，他说，原来自己有浓厚的超阶级、超政治的观点，“在绥德四师期间，我深受李子洲、王懋廷同志（他们都是陕北党的创始者）的影响和启发，逐渐认识了自己脱离政治的自由主义思想的错误，并且向他们表示一定用实际行动改正错误，积极参加政治活动”。这时他积极参加反对军阀统治和国民党右派的斗争，并于1926年经李子洲等介绍加入党组织。李子洲还十分重视以绥德四师为基地，派党员向外发展党团员和建立党组织，1925年春夏之间，在他的主持下，分别在榆林中学、榆林女子师范学校和榆林街道建立党的支部或小组。刘志丹就是在榆林中学加入党团组织的。延安的省立第四中学成立后，李子洲随即协助校长呼延震东聘请王超北、刘尚达等到四中任教，通过他们的工作发展了一批党团员，并建立了党团支部，使这时的延安四中成为当地革命活动的中心。

　　随着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的逐步深入，陕北地区的革命运动也有了新的发展。李子洲以很大精力领导绥德和陕北地区的革命斗争，但由于他担任校长职务，一般不公开出面，主要在幕后指挥。他曾表示：我以校长身份办理交际，铲除环境障碍，修平活动道路，明轩办理内部计划，叔勋办理庶务（布置工作），以推动我们的工作。由于党团力量得到了加强，各项工作进展顺利。这时，李子洲以绥德四师学生会为依托，在各校各地组织学生会，并成立陕北学生联合会，明确提出学生运动的方针是：（1）推进新文化运动；（2）到民间去，开展农民运动；（3）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进行文化侵略；（4）建立青年的各种团体组织；（5）鼓动学校风潮，反对封建教育。随着革命活动的开展，绥德四师等校朝气蓬勃，每逢星期天、假期，分期分批地组织学生到各村镇去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并组织群众开展斗争。1924年冬，当孙中山北上，全国开展国民会议运动时，李子洲领导绥德四师学生举行拥护孙中山的国民大会，反对段祺瑞的善后会议，开展了陕北地区的国民促进会运动。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消息传来，绥德四师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除师生外，还有当地的农民、地方士绅、高小、平民学校和女校的学生参加，约数千人。李子洲在会上作了激昂而沉痛的讲话，号召继承中山遗志，积极投身到国民革命中去。国民会议运动的开展，曾引起陕北军阀井岳秀对李子洲等人的注意，叫嚷什么：“年轻人办学校、教书，怎么欢迎起江洋大盗孙文来了？孙文叫青年学生欢迎，将置我干何地？！”但这只能是无可奈何的哀叹。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李子洲立即发动学生响应、声援上海工人斗争，在绥德举行了悲壮的示威游行。学生还组织讲演队分赴各县扩大反帝宣传，开展援沪募捐活动。通过他们的发动，各县都开展了学生的示威运动，促进了陕北地区革命群众运动的深入发展。

　　这一时期，上海、北京等地进步学生针对帝国主义以宗教为外衣的文化侵略活动，发起组织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发动了非宗教运动。陕北虽地处偏远地区，但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同样渗透穷乡僻壤，而洋教堂常与官府勾结，为非作歹，为人民群众所痛恨。李子洲因势利导，也在陕北发动了非基督教运动。学生们组织讲演队、宣传队，深入农村，进行宣传。各县也都开展了非基督教运动，一时间许多教堂门口冷冷清清。延安天主教堂的西班牙籍教士易兴化竟勾结地方当局，逮捕了正在进行非基督教宣传的省立四中师生三十余人。消息传来，李子洲即召集党团会议商讨对策，决定以绥德四师学生会名义发布《为援助省立四中被难学生宣言》，强烈要求延安当局立即释放被捕同学，驱逐易兴化出境。《宣言》发出后，全国各地学生纷纷函电声援，谴责当局勾结外人压迫学生的罪行。慑于舆论压力，反动当局被迫释放了被捕师生，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在李子洲等人的领导下，绥德和整个陕北地区的群众革命运动日益高涨。工会、农会、脚户自保会、天足会和小学教师教习会等各种群众组织相继成立，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越来越多的群众组织起来了。

　　陕北地区土地贫瘠，封建势力对农民的盘剥和欺压极为严重；境内军阀割据，横行无忌，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百姓苦不堪言。李子洲十分注意发动和组织农民工作，亲自调查农村的阶级状况和组织状况，派出学生讲演队深入农村宣传，当时提出的口号有：“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反对苛捐杂税”、“抗粮抗税”、“农民自己管理自己”等。他们还帮助农民建立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绥德等地农民为维持生计，常贩运煤炭和食盐，受到“骡柜”的残酷剥削。为了维护贩运工的利益，许多地方建立了脚户自保会，并于1925年秋在脚户自保会基础上建立了绥德县工会。在群众性的斗争中，一批有觉悟的工农分子加入了党组织。当时在绥德四师当校工的王进峰曾回忆李子洲等分派他从事工农运动的情景：“入党不久，组织派我搞工运，李仰旭搞农运，实际上我俩经常合办。接受任务后，我们有机会就跑出去，背上话匣子宣传，内容多是群众所受的压迫、组织起来的好处、减租减息等等，群众很愿听。时间一长，发现谁可以就把他发展成党员。还建立村农民协会，选出主任、副主任、会计等。”由于工作有了实际效果，学生的宣传受到了农民的欢迎，如一位学生党员被派到清涧成立县农会，“本来计划几百人的大会，结果来了一万多人。我们讲完了话，闭了会群众还不走，农民说农协是为穷人办事的机关，‘好得很’”。

　　在这一时期，李子洲已开始注意军事工作。1925年夏，冯玉祥所部国民军入陕，协助驱逐军阀吴新田。国民军将领杨虎城曾率部途经绥德，李子洲利用过去与杨的私交宴请他，向他宣传革命道理，并就形势的发展和军事问题交换了意见。他还派一枇党团员和学生到杨虎城在耀县创办的军官学校学习军事。李子洲重视在有条件的军队中建党和派党员掌握部队。如当时驻扎在陕北一带的石谦部倾向革命，共产党员李象九、谢子长就在这里任连长等职。李子洲利用这个关系，先后派一批党团员到石部任文化教员等职，开展党的工作。同时还积极向官兵做宣传工作，物色和发展党员。李子洲还多次应邀来部队讲演，宣传革命思想和党的主张。如当时在石部任排长的呼延震东回忆道在绥德期间，我常去绥德师范，和李子洲、白乐亭（明善）等共产党员经常接触，接受了革命思想的影响。经白乐亭同志的介绍，我参加了共产党。到1926年底，石部（团）有近百名官兵加入党团组织，李象九所在的连则有一半是共产党员。由于争取了石谦团（后改为旅）赞助革命，对陕北地区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在李子洲等的领导下，绥德四师成为陕北地区革命运动的一个重要基地，当时被人们誉为陕北的“上海大学”。

　　三

　　1926年12月，为开拓陕西的国共合作新局面，根据党组织的决定，李子洲调到西安从事统一战线工作。这时，陕西的形势正朝着有利于革命的方面变化。1925年春，在中共陕西党组织的号召下，先后开展了驱逐军阀刘镇华、吴新田的运动，7月间随着国民军入陕占领西安而暂告成功。不久，国民军在直奉军阀压迫下失势，刘镇华在吴佩孚支持下卷土重来，将国民军杨虎城部围困西安达八个月之久。直至1926年11月国民联军二次入陕，在中共发动农民群众的声援下，才驱逐了刘镇华，使陕西出现了有利的革命形势。李子洲到西安后，由组织安排参与筹建国民联军驻陕总部的工作。1927年1月，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推动下，在西安召开国民党陕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共产党人魏野畴、李子洲、刘含初、史可轩、杨明轩等都以国民党员身份出席大会，李子洲被选为省党部执行委员兼青年部部长。这时，在中共的推动和协助下，创办了中山军事政治学校和中山学院两所干部学校，党选派一批优秀党员到这两所学校担任领导职务和教学工作。中山学院院长由共产党员刘含初担任，李子洲任副院长兼总务长，主持日常工作。其他教育长徐梦周，总队长任敬斋，总务科长呼延震东，以及许多学员大队和中队的领导，也都是共产党员。学院下设军事政治运动班、农民运动班、妇女运动班、组党班和教育人员养成班，以“养成指导农民运动，办理党务及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人才”为办学宗旨。学员大都来自陕甘各地党组织保送来的党团员和革命青年，尤以原来基础较好的绥德四师、榆林中学等的学生为多。创办时学员近七百人。在李子洲等人的筹划下，各班都开设专业课、政治课和军事训练。政治理论课程有：《社会进化史》、《政治经济学概论》、《中国政治状况》、《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不平等条约》、《革命的三民主义》和《农民运动》等。男女学员一律过军事生活，进行军事训练。李子洲亲自给学员授课，并经常参加学员的专题讨论会、讲演会等活动。学院还经常邀请一些党内外知名人士来讲课或作政治军事报告，如刘伯坚、邓小平、潘自力、魏野畴、杨明轩以及苏联顾问乌斯曼诺夫、赛福林等都在这里作过报告。中山学院实际上是中共创建和领导的一所新型军政干部学校，为发展西北地区的革命运动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时陕西的共产党员约有400名左右，为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共北方区委和李大钊强调陕西党组织的“工作亦应统一起来”。并决定派耿炳光为临时特派员指挥全陕党的工作。1927年2月，经中共中央决定正式成立了党的陕甘区委，由中央直接管理与指导。耿炳光任书记，李子洲、魏野畴分别负责组织和宣传工作。3月，他们主持召开了中共陕甘区委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陕甘区目前工作计划》，指出过去党的工作存在的缺点，提出“党的工作原则是工作集中”，要求“党到农民中去”。加强了党的领导作用后，陕甘地区的革命形势有了新的发展，党团组织遍及两省的四十多个县市，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在整顿和改造驻陕国民军的工作中也取得了明显成效。

　　正当陕甘地区革命形势向前发展的时刻，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奉系军阀张作霖遥相呼应，在北京杀害了李大钊等革命志士。风云骤变，形势开始逆转。但李子洲和区委同志坚持斗争，冷静应付局面。在党组织的号召下，陕甘地区掀起了声讨蒋介石和奉张的斗争。5月5日，李子洲等领导西安各界数万群众举行纪念“五一”、“五·五”暨声讨蒋介石反革命罪行的大会，并参加会后的群众示威游行，反帝、讨蒋的口号声震西安古城。

　　同年7月，武汉政府追随蒋介石背叛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陕西地区同样弥漫着白色恐怖。原来在国民军、政权机构以及文化教育界工作的共产党人，在“清党”的名义下被驱赶出来，史可轩、刘含初等著名共产党人被杀害，李子洲等被通缉，绥德四师也被军阀井岳秀勒令解散。

　　面对这严重的白色恐怖，李子洲临危不惧，在恶劣的环境下坚持党的工作。1927年7月，中共陕甘区委改组为陕西省委，李子洲仍任常委兼组织部长。由于白色恐怖的到来，省委虽向中央提出当前措施的报告，但未能得到中央的指示，为沟通与中央的联系，决定派李子洲赴武汉向中央请示工作。8月间，李子洲化装成商人，秘密抵达武汉。他与已转入地下的中央接上关系后，代表省委起草了《关于陕西工作开展问题向中央的请示》报告，对大革命失败后陕西的局势和冯玉祥国民军的情况作了详细汇报，对今后的工作方针，报告了省委议定的临时计划，要求中央对陕西今后工作的大方针决定示知，省委将据此研究详细计划；同时根据在陕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已暴露的情况，要求中央派得力干部赴陕工作。在中央与李子洲的谈话中，他还详细报告了陕西的政治、党的组织和农民运动的情况。在这次谈话中，他对陕西农民的生活状况和农民的武装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提出当前发动农民斗争的口号是“打倒土劣贪污，不过斗争要郑重一点，有点胜利即可结束，不要遭大损失”。临时中央指示目前陕西的工作任务是“推翻冯（玉祥）的统治”，“在民众的基础上来形成反冯势力”；要在主要县份组织暴动，为此，要深入到农村中去，要以农民群众为基础；在组织上要“改变党员的质量和成分”，洗刷消极分子，在斗争中吸收积极分子入党，加强党的领导机关等等。这时正值中央召开了“八七”紧急会议，提出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和实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于是，李子洲携带着“八七”会议的文件和中央对陕工作指示的精神返陕。

　　李子洲于9月初返抵西安后，即投入筹备召开省委扩大会议的工作。9月下旬，由省委书记耿炳光主持召开了陕西省委扩大会议，李子洲在会上传达了“八七”会议的文件和临时中央对陕西工作的指示精神，会议经过讨论通过了《政治形势与工作方针决议案》及关于党的组织工作、农民斗争和军事运动等决议案。会议指出今后陕西党的工作，是“要在土地革命政纲之下，加紧农村中的阶级斗争，准备总暴动”；确定“在西北培植革命的军事基础”，“是党在陕西的特要任务”；指明要“积极地用各种方式武装农民，并予以简单适用的军事训练，保存农民的武装”，并强调“必要时亦可上山”。会议根据“八七”会议精神，提出了“党到农村中去”，“党到军队中去”，作为陕西党组织今后工作发展方向的动员口号。会议总结了大革命时期陕西地区党的工作，联系检查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陕西的影响及其危害，对陕甘区委主要负责人的工作提出了批评意见。李子洲在会上对过去的工作进行了全面客观的分析，既严肃指出陈独秀错误对陕西的影响，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自我批评；同时又实事求是地指出陕西地区党在过去的工作中仍然取得很大成绩，这是应当肯定的。他针对那种因个别领导人犯了错误而全盘否定党组织工作的错误倾向，强调开展批评时应当注意：“第一，须顾及当时当地的事实，就是不要信口批评；第二，须正确，就是不要过火；第三，不可忽视了主观的力量，就是不要以为过去的党等于没有，狗屁不值。”会议仍选举耿炳光任省委书记，李子洲任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军委书记。

　　会后，李子洲和省委大力抓了各地党组织的恢复和整顿工作。他们派干部分赴各地，经过艰苦的工作，如关中的长安、三原、渭南、临潼、蓝田、蒲城和陕北的绥德、米脂、葭县、吴堡、清涧、神木、榆林、三边、安定、延安、延长、延川等县都先后恢复了党的组织。1928年春在绥德召开了陕北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共陕北特委。这就为发动农民武装斗争作了最重要的组织准备。

　　这时，李子洲以主要精力贯彻“八七”会议的决定，策划陕西地区的武装起义。1927年3月间，军阀井岳秀将赞助革命的石谦旅长诱杀，石部官兵情绪激忿，要求复仇。在石旅工作的李象九、谢子长等共产党员听了“八七”会议精神传达后，按照省委部署准备起义。9月间，井岳秀密谋将李象九营从清涧调往延安，谢子长连从安定开赴宜川，以乘机聚而歼之。正在陕北巡视工作的唐澍、白乐亭与李、谢研究了上述紧急情况后，及时向省委作了报告。主持省委军委工作的李子洲获悉后，当即指示：敌人阴谋已经充分暴露，部队决不能坐以待毙，应立即行动，举行暴动。并要求绥德、延安的党组织选派党员到李象九营加强力量。根据省军委的决定，成立了以唐澍为书记的陕北军事委员会，领导武装起义。10月12日，在“为石旅长复仇”的口号下，举行清涧起义，攻下延川、延长，不久占领宜川。由于对敌人可能的增援估计不足，部队对今后行动方针又发生分歧，以致部队滞留宜川，派唐澍向省委汇报。李子洲为援助起义部队，曾代表省委决定派我党掌握的许权中旅和甄寿珊师一部北上，汇合起义部队在延安、宜川一带建立军事根据地，组织革命委员会坚持斗争，但当唐澍离开不久，井岳秀即派大军围攻，起义部队被逼退大南川，损失严重。在内部发生严重分歧的情况下，共产党员和意志坚强的官兵坚持斗争，经过整编，再次举行起义，正式举起革命旗帜，组成西北工农革命军第一游击支队，唐澍为总指挥，转战清涧、安定一带，不久遭强敌袭击，遂告失畋。

　　为了进一步推动陕西地区的武装斗争，李子洲和省委精心策划，进行多方面的准备工作。1927年10月，李子洲与省委秘书长刘继曾一道为省委起草《第五号通告》，提出要在农村“恢复农民协会，组织农民，在战争中夺取炮弹武装自己”，发动农民开展“抗粮、抗捐、抗税”，进而“领导农民夺取政权”。在省委内部，李子洲既反对那种认为西北农民落后、反对进行武装斗争的错误观点，同时也反对不顾客观条件、盲目主张普遍举行武装起义的“左”的情绪，主张要积极地做好武装起义的准备，善于利用敌人矛盾，发展自己的力量。1928年1月，省委会议决定改组省委领导机构，撤销思想右倾的耿炳光的书记职务，选举潘自力任省委书记（原任西安市委书记）。2月潘去上海参加中央会议，李子洲代理书记。

　　经陕西省委决定，首先组织渭（南）华（县）起义。李子洲亲自负责筹划工作。当时驻扎渭华附近的商洛山区的许权中旅，是以原来史可轩领导的中山军事政治学校学生为基础的、由我党领导的一支部队，省委先后派刘志丹、谢子长、唐澍等到许旅加强领导力量。3月，潘自力带回中央批准渭华起义的行动计划回陕。这时，陕军李虎臣乘冯玉祥主力部队离陕之机，率部进攻冯军驻西安的宋哲元部，并调许权中旅进攻潼关配合作战。在这种情势下，李子洲与省委决定迅速摆脱李虎臣的控制，立即举行渭华起义。5月初，许权中、刘志丹、唐澍等率领该旅到渭华地区，与当地农民暴动相结合，举行武装起义，将所部改编为西北工农革命军，唐澍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许权中为总顾问兼骑兵分队长。起义部队在渭南地区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国民党随即派重兵“围剿”，经过一个多月的激烈战斗，终因力量悬殊而告失败。唐澍在碾子沟战斗中英勇牺牲。

　　清涧、渭华起义虽然先后失败，但积累了党领导武装斗争的经验，锻炼了一批从事武装斗争的干部，为日后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良好基础。

　　尽管斗争的环境日益险恶，加上李子洲积劳成疾，病痛缠身，但他仍然充满必胜的信心，以无比坚强的毅力，继续抱病战斗。1929年1月底，陕西团省委书记马云藩被捕叛变，省委机关遭到破坏。2月2日深夜，李子洲和党团省委的其他负责人刘继曾、徐梦周、李大章、刘映胜等落入敌手。敌人妄想从这些负责人口中获取我党机密，对李子洲等采取严刑相逼、软硬兼施等等卑劣手段。李子洲英勇不屈，冷眼相对，他把敌人的审讯变成宣传我党宗旨的场所，把敌人的牢狱变成团结、教育难友的学校，使敌人一无所获。

　　时任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的宋哲元曾亲自出马，想“说服”李子洲放弃自己的信仰，在《中共党史人物传》的李子洲篇中曾记载了这次见面的情景：

　　宋哲元装模作样地说：“李先生，你好！我来看望你们了！”子洲怒目而视，冷冷地回答了一句：“谢谢！”宋哲元又问：“李先生，你相信什么主义呀？”子洲昂然答道：“我相信列宁主义！”宋反问：“信仰列宁主义有什么好处？”子洲理直气壮地回答：“列宁奉行共产主义，反对剥削和压迫。他一生为人民谋利益，丝毫不顾自己。他领导俄国革命成功，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宋哲元无言对答，调转话题，又以威胁的口吻问：“李先生你怕死不怕死？”子洲巧妙地回答说：“古人言，死生由命，富贵在天嘛！”宋哲元碰了一鼻子灰，露出一副窘相，继而又说：“我如果把你释放了，你还干不干共产党的事？”子洲坦然地回答：“你们是不会释放我的！”宋哲元束手无策，半响说不出话来。

　　在敌人的折磨和摧残下，李子洲的病体日见衰弱。他时刻以党的事业为重，虑及党的经费极端困难，婉言谢绝组织的照顾。他通过受他人格感动的看守和狱外友好人士的帮助，给在家乡的妹妹登岳写信，坦然表示：“我不怕死，我一个人牺牲了，还有更多的人活着，将来的社会是光明的，不要为我伤心掉泪”。充分表达了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完全彻底为人民的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对祖国的光明未来、共产主义的事业充满了坚定不移的必胜信念。在李子洲生命垂危之际，在狱中难友一再愤怒要求下，敌人才被迫派卫兵要为他卸去沉重的脚镣，李子洲对此只轻蔑地说了声：“不用了！”

　　1929年6月18日，李子洲在狱中不幸病逝，年仅37岁。

　　为了缅怀这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1941年5月，中共绥德地委根据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在烈士家乡绥德县建立了纪念碑。翌年9月，又将绥德县立图书馆更名为子洲图书馆，毛泽东、朱德亲笔题字，高度评价了李子洲的革命功绩。1944年2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划绥德县西部地区为子洲县，并新辟了李子洲烈士陵园，以志纪念。

　　（《北大英烈》第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