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冰问道集

第三十三章 常青的智慧之树

　　即将过去的20世纪，是中国社会发生极具意义的剧烈变动的一个世纪。在这社会政治、经济的巨变中，文化思想的冲突较量和创新发展往往成为这种历史巨变的先导。本世纪初北京大学在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地位，及由此形成的传统力量，显示了这所百年上庠在中国世纪性变动中不同凡响的作用。究本溯源，北大所以能在新文化中执牛耳者，当首推蔡元培革新之功。这里应当提到，蔡元培的进步文化观，不仅对当年的新文化运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且在今天也是弥足珍贵的思想财富。

　　诚然，一国的文化，总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而创新。文化的发展和创新固然是十分复杂的问题，但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如何对待“古今中外”的关系问题。五四以来新旧文化的争论，其实也就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在这方面，长期以来存在着全盘保存国粹和全盘输入欧化这样两种截然相反的主张，他们之间的激烈论争实际上反映了迥然不同的政治立场。蔡元培曾指出这两种主张的弊端，“主张保存国粹的，说西洋科学破产；主张输入欧化的，说中国旧文明没有价值。这是两极端的主张”。他既反对那种拒绝外来文化、故步自封的国粹派，也不赞同消亡民族个性的全盘欧化论，而主张中西兼容、融汇创新。这确是正确对待民族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文化观。这不仅反映了新文化运动进步的发展方向，而且对他在北京大学革新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学方法以至教员的选聘等方面，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蔡元培中西文化观中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就是反对专己守残之陋见，对中西文化要兼收并蓄，择善而从，融汇贯通。他在1922年北大成立25周年纪念会的讲话中，曾剀切剖析了清末流行的所谓“中体西用”的思想对我国学术发展的严重束缚。他指出在民元之前，“北京环境多是为顽固派所包围，办学的人不敢过违社会上倾向，所以，当时学校的方针叫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故教者、学者都偏重旧学一方面；西学方面不容易请到好的教习，学的人也不很热心，很有点看作装饰品的样子”。这就严重阻碍了科学的发展。而民国建立之后，由于“国体初更，百事务新”，一些人又“大有完全弃旧之概”。他认为这些都是片面的，不足取的，因而在文化学术和课程建设的取向上，主张“贯通中西”。他在这方面确有一些非常卓越的见解和做法。

　　在对待外来文化问题上，蔡元培积极主张广泛吸收外国先进的科学文化，提出大学教学内容要对“世界的科学取最新的学说”。他把善于继承前人成果，学习先进文化，视为人类进化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原因。他认为各民族间互相师法才能有进步和发展，在世界历史上，一个民族文化的进步，都包含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吸收和消化。他举例说，希腊民族吸收埃及、腓尼基诸国的文明而消化之，创造了灿烂的古希腊文明；高卢日耳曼诸民族吸收了希腊、罗马和阿拉伯之文化，才有了今日欧洲各国的文明。而中国自汉至宋吸收了印度文明，在哲学、文学及美术方面，“得此而放一异彩”。但自元以来的六百多年间，与欧洲文明虽有接触，然未尝有大量的吸收，只是墨守前人已有的成就，有如冬蛰之动物“日趣羸瘠”。他痛感近世中国由于封闭、隔绝，在学术文化发展上大大落后于西方，因而再不能继续在“固有的范围内、固有的特色上进化”，主张广泛地学习外国的先进文化和先进经验。他在谈到中国画也要吸收西洋画的优点时特别指出：“今世为东西文化融和时代，西洋之所长，吾国自当采用。抑有人谓西洋昔时已采用中国画法者，……彼西方美术家能采用我人之长，我人独不能采用西人之长乎？”他从上述思想出发，在北大广泛容纳西方的新文化新思潮，允许不同学派的观点自由讨论，使学生通过广泛接触加以比较、吸收和创新。同时他还把对东西文化兼容的主张，作为学校课程改革和建设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这时理科的一些课程教材亦多采用各国的科学新成果，包括居里夫人在巴黎大学讲授的最新材料。1921年蔡元培赴欧美考察期间，还亲自邀请居里夫人和爱因斯坦到北大讲学，后虽因故没有实现，但推动了相对论学说等在中国的传播。

　　蔡元培还认为，对外国文化思想应择善而从，重在消化，反对简单模仿和全盘欧化的倾向。他在重视学习外国的同时，还十分重视学习时应取的态度和目的。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有精华和糟粕两个部分。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即学习要择善而从，取分析的态度，为我所需，为我所用。

　　他曾引孔子的话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就是不守旧、不盲从的态度。现在最要紧的工作，就是择善。这反映了他对待文化，包括古代文化和外国文化的正确态度。同时，他还特别强调吸收外国文化应重在消化，吸收是消化的预备，而只有消化才会有益。“消化者，吸收外界适当之食料而制炼之，使物化为本身之分子，以助其发达。”因而在他看来，消化应是以“我”为主体，对于欧美各国的学术文化，“必择其可以消化者而始吸收之”，切忌“浑沧而吞之，致酿成消化不良之疾”。他认为简单模仿、照搬照抄，只是一种稚拙的举动；而全盘欧化，则是消亡自己民族的特性、同化于他人，是完全错误的。他以高度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责任感，勉励我国留学生应具坚强毅力，发奋图强，“能保我性，则所得于外国之思想、言论、学术，吸收而消化之，尽为‘我’之一部，而不为其所同化”。而切勿志行薄弱，“弃损其我同化于外人”。他语重心长地说吾国学生游学他国者，不患其科学程度之不若人，患其模仿太过而消亡其特性，如若这样，则留德者为国内增加几辈德人，留法者、留英者，为国内增加几辈英人法人。这些针贬时弊的金石之言，掷地有声，在今天也仍未失其思想价值和警世作用。

　　蔡元培还认为吸收外国文化，不仅要吸收外国文化的成果，更重要的是要掌握先进的科学方法，并运用这种科学方法来整理中国的旧有文化，以创造新义，求得更进一步的发展。他旧学深沉，重视丰富的文化遗产，曾提出“我们一方面注意西方文明的输入，一方面也应注意我们文明输出”。但他不固守成法，而重视创新。他说贩运传译，固然是文化的助力，但真正文化是要自己创造的。又说：“研究者也，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他认为“欧化优点即在事事以科学为基础”。这里所说的科学主要是指科学的方法。他主张中国不但在“发明的科学”（指自然科学）方面应采用“西洋方法来试验”，而且“就是中国固有的学问”，即传统文化方面，也要用科学的方法来整理他。他在阐述人类文化历史演进的规律时曾说：综观历史，凡不同的文化互相接触，必能产生一种新文化。这种借鉴与创新的统一，表现了蔡元培进步的中西文化观，这对于学术研究和学校课程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综上所述，蔡元培这种借鉴与创新相统一的中西文化观，是适应近代中国发展的需要，反映了新的时代精神。五四新文化运动，生动活泼，在反封建的号角下，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建立了不朽功勖。但其间存在的“好就绝对的好，坏就绝对的坏”的片面性、绝对化的思维方法，以其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使它不仅对中国思想界产生恶劣影响，而且也困扰了尔后诞生的中国共产党。中共党内长期受到教条主义的干扰，就是这种思想方法在党内的表现。因而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即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就成为关系党的兴衰成败的思想路线问题。从这样的历史角度来看，仅就文化的发展而言，蔡元培文化观的进步性和时代精神就更加显示出来了。这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经过蔡元培革新的北京大学，所以能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五四运动的发源地，以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最初基地，就不是历史的偶然了。

　　我们的时代大大向前发展了，今天的中国已处在自觉对外开放，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新时期，但在学习外国和文化发展方面，面临的问题却与历史有某种近似之处。在北大即将走向新的百年辉煌的时候，蔡元培的上述思想也仍是常青的智慧之树，对于今天的文化学术繁荣和发展仍不失其智者的眼光，是值得重视的。

　　（《北京大学学报》，19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