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冰问道集

第二十三章 试论新时期党的建设

　　中国共产党走过了光荣的七十年。在这近四分之三的世纪里，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历史发生了空前深刻的变化；而与此同时，党也由原来被压迫的地位上升为执政的党，由原来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进入到担负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的历史使命。历史经验表明，党的队伍及其建设的状况，直接关系到能否正确有效地实施党的领导作用这一决定中国革命和建设成败的根本问题。今天，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加强执政党的建设，对于实现新时期的历史任务更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

　　一

　　无产阶级政党具有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历史使命。它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的。党的性质和使命决定了它必须严格地对待自身的建设和发展问题。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曾把党的建设与人民军队、统一战线一起，概括为中国革命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并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个概括及其经验在今天也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全国解放后，党所处的地位和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面临着执政的严峻考验。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执政时期的党的建设，比起处在被压迫的、非法状态的党的建设，更加复杂和艰巨。新中国诞生前夕，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要警惕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以及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的滋长，要警惕资产阶级的捧场和糖衣炮弹的攻击，就是预见到党执政后的新环境和党的建设面临的新课题。1951年在党的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就针对执政后的新情况，指出党从过去的极端残酷斗争的战争环境转到和平环境，客观的自然的限制没有了，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在主观上加强限制，提出更高更严的要求，否则，对于我们党就是一种严重的危险。1956年党的八大总结了执政以来的经验，深刻指出，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的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滋长骄傲自满的情绪，因而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比过去增长了。邓小平同志曾就这个问题尖锐地指出：“我们党是执政的党，威信很高。我们大量的干部居于领导地位。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因此，我们党应该特别警惕。”问题就是这样尖锐地提到党的面前。

　　建国以来，我们党经受了执政的考验，党的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同时又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对党的严重破坏，近些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对党的肌体的侵蚀，都充分说明执政党建设面临着多么艰巨、复杂的任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党不仅面临执政的考验，而且还要经受改革开放的考验，严格地说，我们还缺乏在改革开放中加强执政党建设的成熟经验。因而，认真研究执政党建设的规律，切实做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执政党自身的建设，就显得十分重要和突出。

　　应当指出，当前我们党和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的确立，已经初步显示了它固有的优越性，这已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但是，作为一个新的社会制度，仍不可避免地表现了它还不够成熟以及某些具体制度存在的弊端。目前正在进行的这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它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是具有关键性的一步，同时也直接影响着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我们党的建设是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也就是执政和改革开放的条件下进行的，因而所面临的外部和内部环境也就不能不具有新的特点。

　　就外部条件而言，从总体上说，国际形势是有利于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但同时两种根本不同的社会制度的对立和斗争又长期存在，来自外部的消极影响和威胁将长期存在。这首先表现在，国际形势的缓和趋势和国际反动势力力图颠覆、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一贯性同时存在。应当着重看到，自从50年代初期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提出，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政权的第三代、第四代领导人身上以来，这就成为战后历届美国政府对付社会主义国家的一项根本性战略。在这个基本点上他们是没有淡化和退让的。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确是欢迎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这固然有从世界政治格局考虑的一面，希望保持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但就其终极的目的来说，则是要利用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时机，促使这场改革朝着所谓政治多元化、自由市场经济和接受西方价值观念的方向发展。对于这一点，许多西方政要及其智囊人物都是毫不隐讳的。近些年来，由于种种原因，西方一些国家推行“和平演变”这一手越来越猖狂，而且在一些地区也频频得手。东欧一些国家的剧变是值得我们严重注意的。帝国主义是决不会就此止步的，它们的这种策略是会对社会主义国家产生长期的影响，也不能不增加我们执政党建设的复杂性。应该看到，这种状况的存在，会对党内的一些人发生作用，那些不坚定分子是有可能屈服于国际的这种压力的。极少数挂着共产党员招牌的“知识精英”，在资产阶级自由化中的鼓噪及其在那场政治风波中的恶劣表演，就是适应西方的需要，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例证；其次，改革开放促进了我国与世界各国的交往，这是必要的，也有利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但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西方意识形态和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影响，会对我们党的某些肌体产生消极作用；同时，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繁荣景象与我国现状的反差，也有可能使一些人不能历史地本质地分析问题，不是因此而增强自己的民族奋进感，甚至反而产生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错觉，动摇了自己的信念。

　　就国内环境而言，同过去战争年代残酷的、恶劣的环境相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过去在战争年代做一名共产党员，意味着要随时准备为革命献身，而在执政的情况下做一个共产党员，则不仅意味着献身，而且还在实际上意味着一定的权利。这就是说，执政党的地位，是会使一些党员和党的干部不像过去那样容易体现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精神。如果共产党员，特别是担负领导职务的共产党员对此不谨慎、不警惕，缺乏必要的纪律约束和监督，就有可能在群众面前作威作福，严重脱离群众；就有可能利用手中的权力谋一己私利，以至蜕化变质。同时还应该看到，自从党的战略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以来，改革开放搞活的新环境，也给党的建设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例如，我们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在这种情况下，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就会在经济生活中起作用，这对于那些抵制诱惑能力不强的党员来说，就有可能滋长“金钱万能”、“一切向钱看”的思想，忽视以至背离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又如，在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的新环境中，在党的某些薄弱环节，商品等价交换原则有可能侵入政治生活领域，使严肃的政治生活庸俗化、商品化；同时在这种新环境中，加上来自西方的消极影响的因素，个人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有可能腐蚀某些党员、干部的思想，这就可能从根本上动摇他们对社会主义现实的看法，等等。这些情况表明，在改革开放的新环境中，执政党的建设确是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同时也给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复杂的环境和艰巨的任务，决定了必须不断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列宁在领导俄国人民击退14国武装干涉之后，曾敏锐地看到在流血战争取胜之后，还会有不流血的战争，这就是帝国主义要用商业和投机倒把来进行这种战争，“把和平的经济建设变成和平地瓦解苏维埃政权”。列宁满怀信心地指出，依靠“无产阶级的坚决性和统一的意志”，就一定能够战胜帝国主义发动的这场不流血的战争。这段话今天读来，仍然极富启发和教益。我们在新时期党的建设的主旨，也同样是要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

　　二

　　近几年来，党风问题成为人们的一个热门话题。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风波，“动乱精英”就是以反腐败为借口，行颠覆社会主义制度之实。在他们那里，反腐败只是一个陪衬，这已为大量事实所证明，然而这样一个很容易揭穿的作为陪衬的口号，当时却迷惑了那么多群众，这是值得我们深而思之。这里，除了长期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影响这个根本原因外，还应当看到，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引起广大群众不满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也从反面提示我们，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党风问题确实是党的建设面临的一个十分突出和重要的问题。

　　我们党是历来重视党风建设的。诚然，过去讲党风问题还主要是指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的问题，而现在的党风问题，则是一个关系到人心向背，决定党的生死存亡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的问题。历史经验表明，敌人要从外部搞垮我们这个党，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但如果党内出现的腐败现象蔓延开来而不加以制止的话，那么，这种来自内部的危险就可能对党构成直接的威胁。毛泽东曾多次讲过，敌人是打不倒我们的，可是共产党可以把共产党打倒。这就是指堡垒是有可能从内部被攻破的。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对当时党和国家机构中严重存在并日益发展的官僚主义现象，即主要表现为机构重叠，办事拖拉，人浮于事，工作效率低下，文牍主义盛行，漠视群众疾苦，营私舞弊等等，表示了极大的愤怒和忧虑，他把这种官僚主义者斥之为“我们内部最可恶的敌人”。并指出：“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列宁曾以极大热情同官僚主义现象进行斗争，并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发动人民群众管理监督国家，切实反对和杜绝官僚主义，作为执政党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同时，及时强调了搞好党风的重要性。1979年3月，邓小平同志就指出：“在目前的历史转变时期，问题堆积成山，工作百端待举，加强党的领导，端正党的作风，具有决定的意义。”随后，陈云同志也多次尖锐地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但是，这些年，由于种种原因，反对腐败，整顿党风的斗争不一贯、不坚决，成效不大，群众不满意。

　　从表面上看，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党风问题，诸如近几年恶性膨胀起来的贪污盗窃、索贿受贿、营私舞弊、倒买倒卖、见利忘义、索取强要等等腐败现象，主要表现在经济领域中的问题，但就其实质上说，这是一个极为严肃的政治问题。因为在这些腐败现象的背后，隐藏着一个肮脏的权力与金钱的交易，是一些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力来捞取私利。这种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是剥削阶级特有的现象，也是党内腐败现象的主要特点和实质性表现。应当肯定，在我们党内，绝大多数党员和党员干部是廉洁清正的，是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党内的腐败分子只是少数。但同时也必须看到，这少数人的所作所为，无法无天，其危害之烈，影响之大，给党的事业所造成的损失，是决不能低估的。首先，它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和威望，破坏了党群关系。我们党所以能赢得亿万群众衷心的爱戴和拥护，根本的原因在于党是坚定地代表人民的利益，为群众谋福利的。因而人民群众对党的期望很高，不能容忍党内的腐败现象。共产党员如若背弃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也就便失去了群众。古人所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同样是值得我们记取的；其次，严重破坏党的组织纪律，损害党的肌体，使党有失去应有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危险。凡是腐败现象严重存在的地方，必定组织涣散，纪律松弛，组织与组织之间、人与人之间的正当关系，变成相互利用的利害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又从何谈起？如若允许这种状况存在和蔓延，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便有被破坏、被改变的可能；再次，党内腐败现象的存在，必然助长社会上的不正之风恶性发展，毒化整个社会空气。这不仅影响、破坏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而且归根结底也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建设；再其次，还应该看到，党内的腐败现象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一对孪生兄弟，是天然的盟友。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严重地腐蚀了人们的灵魂，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的价值导向，使一些党员和党员干部的党性逐渐泯灭，热衷于“争名于朝，争利于市”，走上了不择手段地以权谋私的腐败道路。而党内腐败现象的严重存在，也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造成了一种适宜的土壤和成熟的气候，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动乱中，那些官倒私倒、暴利获得者同所谓“知识精英”一拍即合，紧密勾结，疯狂地进行颠覆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活动，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两者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从上述可知，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执政党的党风问题，已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而是确确实实地重接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实际问题。因而根治腐败，搞好党风，已成为新时期执政党建设面临的一个刻不容缓的、必须认真加以解决的问题。

　　诚然，近几年来党内腐败现象滋长、蔓延的原因是很复杂的。它既有社会历史方面的原因，也有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方面的原因；既有个人主观意识方面的原因，也有党内生活不健全、党的建设放松的原因。因而根治腐败需要综合治理，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党在指导思想上是如何认识和对待这种腐败现象，是否始终一贯地采取坚决有效的措施，刹住党内腐败风。虽然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在改革开放中坚持反腐败斗争有过多次明确的深刻的论述，然而，在赵紫阳同志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期间，却反其道而行之。在党内存在如此严重问题的情况下，却出现了党的总书记不管党这种在党的历史上少有的局面。赵紫阳同志针对党内存在的腐败问题提出的种种违背党性原则的言论，诸如“腐败不可避免论”、“干部子弟经商平等论”、“经济发展腐败自然消失论”等等，曾在实际工作中产生了十分恶劣的影响。一时间，什么发展商品经济的起始阶段，出现腐败现象是难免的；什么人均国民收入达到800美元时，腐败现象就将自然消失等等奇谈怪论，甚嚣尘上。这种“腐败不可避免论”的要害，主要还不在于这个命题本身，而在于利用这种不可避免论，对腐败现象采取辩护、纵容的错误态度。这不仅为这股腐败风提供了“理论根据”，而且势必在实际工作中削弱以至取消对腐败现象的斗争。正因为有赵紫阳同志这个大保护伞，使前几年腐畋现象愈演愈烈，也就真正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应当看到，在改革开放，广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条件下，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必然会在经济领域中起作用，会带来某种盲目性，产生一些消极的影响，腐败现象的滋生确有它难以避免的一面。但是，这决不能成为为党内腐败现象开脱、辩护的理由，更不能因此而得出党必然腐败的荒谬结论。因为第一，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目的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为提高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水平创造条件，这同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以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为目的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存在着本质的区别。恩格斯曾指出，资本主义文明时代的完成它是用激起人们的最卑劣的动机和情欲，并且以损害人们的其他一切秉赋为代价而使之变本加厉的办法来完成这些事情的。而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的、途径和应当采取的相应措施，则完全可以避免也不需要采取这种“恶”的形式，同时也能够防止和避免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社会道德沦丧、社会犯罪剧增以及两极分化等弊端的发生，使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同步实现；第二，腐败是同党的性质和宗旨，同共产党员的党性原则根本对立的，党有必要也有能力抵制和克服腐败现象。事实证明，我们党的主流是好的，党内健康力量是占主导地位的，在新的历史时期，只要党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腐败现象保持清醒的认识，加强党的建设，严格党规、党法，从严治党；只要我们重视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不断提高党员的素质，增强拒腐蚀、反腐败的能力；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坚持“两手抓”，克服“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完善民主监督制度，我们就完全能够限制和克服腐败现象的滋长和蔓延。党在夺取政权的斗争年代，有许多共产党人战斗在敌人的龙潭虎穴里，有的身处纸醉金迷的花花世界中，却始终保持了一个共产党人的本色。建国后的一个时期，党面对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革命队伍中少数人出现严重的蜕化变质倾向，通过“三反”、整党等的斗争，保持了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信任。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之后，中央为坚决惩治腐败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推进廉政建设，取得了初步成效，广大人民群众也从中看到了希望。这一切表明，我们党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战胜客观环境的消极影响，清除自身的污垢，永远保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毫无疑问，在改革开放、广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过程中，党的建设将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我们必须树立持久作战的思想，把拒腐蚀、反腐败，端正党风的斗争贯串于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之中。如同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改革开放搞多久，同党内腐败现象的斗争就要进行多久。

　　三

　　新时期的党的建设，不仅要坚持我们党的历史上形成的比较完备的、成熟的关于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基本理论和原则，同时还要善于发现和研究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探索和完善党的建设，特别是执政党建设的理论，把党的自身建设的学说推向前进。

　　新时期党的建设涉及的方面很广，有许多理论问题需要深入的探讨。诸如：关于坚持和完善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作用；关于健全和完善党的民主集中制；关于党风建设；关于正确开展党内斗争，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进行专门的研究和论述。这里，仅就与党风建设有关的几个问题作一些探讨。

　　第一，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路线，是搞好党风建设和整个党的建设的根本保证。早在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就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指明党的建设是同党的政治路线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党的政治路线正确，党的建设、党的事业就前进；反过来说，党的建设愈前进，党就愈能更正确地处理党的政治路线。而作为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的党风问题，也就自然同党的政治路线紧密相关。这是党的建设的一条重要规律。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要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的党风，不仅要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作为指导，而且在实际工作中还要始终不渝地把这条正确路线贯彻下去。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党的政治路线和指导思想的错误，导致了党的建设遭受严重挫折，党风也遭到极大的摧残，而极端利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泛滥就是它的明显表现。文革十年为我们提供了党的政治路线错误会导致党的建设和党风何等严重的破坏的深刻教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形成了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中心内容的党在新时期的基本路线。这条基本路线，总结了一百多年来中国革命最重要的历史经验，确定了以四项基本原则为立国之本；总结了建国以来的基本经验，以改革开放作为强国之路。无疑地，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不仅能够正确地指导和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且也为党的建设、端正党风提供了根本保证。十多年来党在各条战线取得的巨大成就已对此作出了有力的证明。但不能否认，这十年来党的工作也出现了一些严重的失误，就党内来说，党的思想、组织和作风严重不纯的问题长期得不到根治，这就不能不影响党的战斗力的发挥。为什么在路线正确的情况下却出现了这样严重的问题呢？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一个时期以来，党的主要领导人割裂了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的关系，只讲四化，不讲社会主义，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压制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声音，在问题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仍一个劲地要求“淡化”党的领导作用，“淡化党风”，削弱以至取消思想政治工作。这就必然造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和腐败现象蔓延的这样一种恶性循环的严重局面。应该说，这是党风不正问题长期得不到根本扭转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也为我们提供了在正确路线确定之后，如果不能全面地、一贯地贯彻执行，党风建设也会受到损害的深刻教训。

　　我们要正确理解和处理党的建设同政治路线的关系，就要坚持两条战线的斗争，有“左”反“左”，有右反右。过去有很长一段时间，只许反右不许反“左”，曾使我们吃了很大苦头；而这些年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一些人只片面强调反“左”，否认资产阶级由化的存在，否认反自由化斗争的必要性。这两种片面性的表现形式虽然不同，但它们可能造成的危害却是共同的。在1983年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同志就曾指出：“不少同志片面地总结历史经验，认为一讲思想斗争和严肃处理就是‘左’，只提反‘左’不提反右，这就走到软弱涣散的另一极端。在对错误倾向、坏人坏事作思想斗争和组织处理的问题上，这些年来党内确实滋长了过分容忍、优柔寡断、畏难手软、息事宁人的情绪，这就放松了党的纪律，甚至保护了一些坏人。”这确是一语中的，深刻揭示了近几年党内存在的问题的实质，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第二，关于民主监督问题。建立和健全切实有效的民主监督制度，是执政党建设，也就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一个重要课题，同时也是从根本上扭转党内不正之风的重要保证。1957年邓小平同志在《共产党员要接受监督》一文中就指出：“只要党和党员不脱离群众，只要党和党员接受监督，只要党和党员虚心学习，只要党和党员不断地进行工作，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我们党就一定能同过去领导革命取得胜利一样，顺利地领导国家建设。”深刻地阐明了党必须接受监督同实现党的领导之间的关系，并且把党必须接受监督同党必须依靠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问题联系起来。建国后；我们党就提出了对执政党的监督问题，并相应地制定了许多措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认真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教训，把扩大民主、健全监督体制作为重要的改革措施逐步付诸实施，并取得一定的成效。但是，从已有的监督措施真正实现到监督制度化程序化的建设，从畅通监督渠道到监督意识的普及等方面，仍有很大差距。监督不能得到有效的保证，这不能不是党内诸多问题存在而长期得不到纠正的一个重要原因。

　　监督有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两个方面，而关键是党内监督。作为执政党，如果党内不能实现有效的监督，那么社会的监督包括民主党派的监督也就是难以真正实现的。1989年春夏之交政治动乱的发生，是同对党内那些以“反对派”自居、肆意诋毁党的纲领、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以及党内极少数腐败分子，缺乏必要的监督和处置分不开的。结果，姑息养奸，养痈遗患，酿成大祸。这个教训是很深刻的。它从反面说明建立严格的党内监督制度，并且要真正落到实处的重要性。党对党员的监督要严格一些，对党员领导干部应该更严格一些。在党内应该形成一种规矩和风气，凡是要求全党做到的党规党法，领导干部要首先做到，中央要做出表率，并有切实的制度加以制约和监督。要真正发挥党的监督机关的作用，从制度上保证一级纪检部门既接受同级党委领导又真正对上级领导机关负责，以使它切实地具有对同级党委实行监督的机制。

　　第三，关于增强党性，提高党员素质问题。党员和党的干部在政治、思想和文化专业方面的素质，都要同党的政治任务的要求相适应，这是直接关系到党的性质和党的事业发展前途的。因而增强党性，提高党员素质，是党的建设的基础，也是转变党风的重要一环。

　　列宁曾指出：“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世界上只有我们这样的执政党，即革命工人阶级的党，才不追求党员数量，而注意提高党员质量和清洗‘混进党里来的人同时还采取措施来清洗党内那些只想从执政党党员的地位’捞到好处而不愿肩负共产主义忘我工作的重担的人”；“只让有觉悟的真正忠于共产主义的人留在党内”。保证党员的质量，是列宁建党原则的重要体现，它也为执政党建设指明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我们党的历史同样表明，只有不断提高党员的素质，才能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和旺盛的战斗力，坚持党的优良传统和良好的党风。

　　着重从思想上建党，是毛泽东建党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则。在新的历史时期，更要坚持对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教育，注意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与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加强党员的思想修养、理论修养和组织修养。使党员具有坚强的党性，这是提高党员素质的根本保证。在当前，要加强对党员进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育，使党员真正懂得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也是每个党员必须履行的神圣职责；要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来理解党在现阶段的政策，要用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来指导自己的行动，使党员具有很强的抵制各种腐朽思想以及各种诱惑的能力。

　　要提高党员的素质，还必须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严格党的组织纪律，正确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要严格入党条件，切实防止“不同政见者”和各种腐畋分子混入党内，并坚决把那些挂着共产党员招牌而反对共产党的分子、腐败分子从党内清除出去，纯洁党的组织。

　　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平息之后，邓小平同志曾语重心长地对中央领导同志说常委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这是如实地指明了党内的状况，寄托了老一辈革命家的殷切期望。我们深信，只要全党痛下决心，认真贯彻从严治党的方针，切实加强党的建设，我们党就一定会建设得更加坚强，使党的事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晋阳学刊》，1991〈4〉；收入《胜利的旗帜　光辉的历程》，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