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冰问道集

第六章 永恒的思想价值

　　在多年来持续出现的“毛泽东热”的激动人心的氛围中，迎来了这位历史巨人的百年诞辰。这种形似自发实为自觉的群众行动，虽然有不同的动机、层次和表现形式的区别，但就其主流来说，确是因为毛泽东的名字是同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同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因而也是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无疑是人们对他历史功绩的不灭的缅怀，也是对他著作的思想价值的深刻认同。当然，在当今世界风云变幻的年代，也不乏某些恶意的诽谤者尽量向他泼撒脏水，而究其原因，也由于他的事业和思想的深远的影响力，不能不仍然是他们妄图实现其终极目的的最大障碍。尽管有过如晦风雨，但人民群众仍然作出了自己的判断和选择。在毛泽东离世后的十数年间，“毛泽东热”仍有这样旺盛的生命力和持久性，这决不是偶然的历史现象。

　　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拨乱反正，党中央对毛泽东的历史功绩作出了全面的评价，对他晚年的错误进行了公开的纠正，曾经一度被神化了的毛泽东终于走下了“神坛”。这一切，都为我们对这位历史伟人进行更加深入的、客观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的和学术的环境。应当肯定，毛泽东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诗人，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的一位最杰出代表，他对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巨大的。这一点，就连社会主义的敌视者也不能不承认。近年来许多同志在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功绩时，常常把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和开始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概括为他一生对中国革命事业作出的两大贡献。这无疑是正确的。正是这两大事件，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从而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创造了最基本、最重要的条件。当然，这是就其主要的、成功的方面而言的，而不是指他事业的全部。这里应当指出，他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所进行的理论工作，则是他留给我们的巨大的精神财富。特别是他着力倡导和确立的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培育了保证党取得胜利的良好学风，应该说在这方面的思想价值是具有更普遍、更重要，因而也更久远的意义，是值得我们认真继承和发扬的。

　　近代中国的历史经验表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指导中国人民革命惟一正确的思想武器；而党的斗争经验又告诉我们，仅仅有马克思主义还是不够的，从一定意义上说，重要的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化。由于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特定的历史条件和中国国情的极大特殊性，使中国革命面临着需要依靠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独立解决的各种复杂问题。同时，又由于中国是一个小生产者占多数的国度，与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主观性、片面性和绝对化的思想方法，也不能不影响党的队伍。长期以来存在的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就是这种思想方法影响的突出表现。这不能不极大地增加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化的难度。党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所经历的艰难曲折和为此而付出的沉痛代价，都多少同这种主观主义的思想根源相联系。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紧紧抓住党内思想方法上两条路线的对立，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以教条主义来对待马克思主义原理。这对于确立党的正确的思想原则，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如果说，从李大钊最早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到大革命时期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反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开始认识并实践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那么，毛泽东在1930年5月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则是更自觉、更深刻地阐述并倡导了这一思想原则。这篇文章的重要价值在于：第一，鲜明地反对了教条主义思想，提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重要观点。虽然这时王明的错误还未出现，但党内已经存在依靠共产国际给我们写决议，给我们写纲领，向我们作指示等等问题。中国革命是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形，还是依靠外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形？这确是关系到党和革命的命运与前途问题。毛泽东这个观点的提出及其实践，有着特殊的意义，它实际上蕴涵了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和群众路线这样丰富的内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告诉我们，要把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付诸实践，就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和群众路线，三者是密切相关的、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可以说，作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在这篇文章中已有了较深刻的体现。在1961年3月的广州会议上，毛泽东在解释这篇文章的第六点即上引的观点时曾说：第六段我看现在还用处不少，将来也用得着。这个看法是极为正确而深刻的，也是我们今天所应该坚持的。第二，把调查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的桥梁和中间环节提了出来。实事求是即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也就是要从中国社会实际和革命与建设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调查研究则是达到实事求是的根本方法。毛泽东不仅把调查研究看作是党必须遵循的工作路线和工作方法，而且把调查研究提到洗刷唯心精神、防止一切机会主义盲动主义错误出现的哲学高度来认识。他强调要“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所以能够把握正确的发展方向和制定正确的策略，是同他始终以一种“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恭敬勤奋地向群众学习、向社会作调查，紧密相关的。他曾说他自己认识农村，就是经过六七年时间的调查工夫才获得的。调查研究作为认识世界（自然的和社会的）的惟一正确的途径，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这对于我们做好今天的工作仍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的重要意义，在于第一次从理论上深刻阐述了共产党人应当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指明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这个问题，在党内曾有过长期的争论。毛泽东曾称这篇文章是经过一番大斗争写出来的，即指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但是，当时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并没有就此结束，后来还发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更加严重的“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在这期间，毛泽东不仅在政治上、组织上反对教条主义，而且还十分重视要在思想上分清是非。他的许多理论著述，从《实践论》、《矛盾论》到整风期间发表的一系列重要文章，都反映了他在这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这邱重要著述，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已经提出的问题，从而为我们党奠定了一条更加系统完备、生动深刻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其重要价值与作用已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全部历史所证明，在今后更加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还将继续证明这一点。

　　诚然，毛泽东晚年的严重错误，曾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像毛泽东这样伟大的人物，一旦离开了他自己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同样会把我们的事业引入迷途。这是一个极为深刻的教训，它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的极端重要性。但是，应当指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是他在探求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出现的迷误。在50年代中期，毛泽东以极大的理论和实践的勇气，以苏联经验为鉴戒，提出了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任务，并取得了在今天仍然值得称道的积极成果。但令人遗憾的是，历史并没有按这条正确的道路笔直发展下去，而是由于被急于求成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指导思想导入了歧途，走了一个很大的之字形的曲折道路。这既反映了毛泽东晚年脱离实际造成的严重后果，同时也说明要找到一条符合中国特点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是一个多么艰巨的任务。应当说，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是严重的，但他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中国情况走自己道路的思想及其探索又具有深远的开拓意义。因而，我们既要坚决地从理论和实践上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又要善于坚持和发展他提出的要探索自己的建设路线这一正确命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领导的拨乱反正、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是反映了这一历史的要求。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正如邓小平所说的：“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

　　（《高校理论战线》，1994《2》；收入《纪念毛泽东百年诞辰文集》，当代中国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