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冰问道集

第四章 李大钊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历史地位

　　1979年10月29日，是李大钊同志的九十诞辰。

　　李大钊同志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先驱。他在中国近代政治舞台上积极活动的年代，正是中国历史从旧民主主义阶段进入新民主主义阶段、人民空前觉醒、斗争风起云涌的伟大年代。处在这样一个大转变的时期，李大钊同志站在历史的前锋，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和党的创始人之一，作为一个著名学者和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作为参加领导了五四运动和第一次大革命的无畏的共产主义战士，在中国革命的各条战线上，进行过英勇的斗争，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

　　李大钊同志和北京大学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他从1918年1月进入北大，直到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才被迫离开，前后将近九年。在这期间，他所进行的广泛的革命活动，是以北京大学为基地的。今天，我们隆重纪念李大钊同志九十诞辰，感到分外亲切，无尚光荣。

　　一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的。马克思主义从产生到传入中国，其间经过了整整七十年。中国人民和它的先进分子，为了寻找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先进思想武器，曾进行过长期的探索和艰苦的斗争，直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才找到马克思主义这个真理。从这时起，马克思主义才传入中国。而李大钊同志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这时传入中国，李大钊同志成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呢？这决不是偶然的。第一，从根本上说，是因为这时的中国已有了一个由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所组成的壮大了的进步阵营。站在这个阵营最前头的工人阶级正在日趋觉醒，它迫切要求新的理论武装，以完成历史所赋予的使命。第二，从思想发展的历史行程来说，到了20世纪20年代，不仅中国固有的封建文化思想已被证明是毫无出路的了，中国人民已下决心要坚决摒弃之，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证实了这一点。就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由于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夺国柄，上演帝制丑剧，共和倾覆，南北对立，它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特别是在先进分子的心目中，也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动摇以至破产了。这就是说，不论是中国固有的古老文明，还是从西方输入的资本主义文明，都不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找到一条正确的出路，惟一有可能为中国人民指明前途的就只有社会主义思想了。第三，也就在这个时候，爆发了俄国十月革命，社会主义在俄国取得了伟大胜利。这个胜利震动了世界，其中也包括中国。这真是一种少见的历史巧合，难得的历史机运，正当中国人民摒弃旧的思想武装，迫切需要新的先进的思想武装时，马克思列宁主义胜利的十月光辉，照亮了中国的沉沉大地，无怪乎中国的先进分子立即把自己的目光从西方转向了东方，从欧美转向了俄国，从民主主义转向了社会主义。在这个大转向中，李大钊同志是一位最杰出的代表。

　　李大钊同志对中国的封建文化思想是深恶痛绝的。十月革命前，他在我国新文化运动勃起的前几年中，就曾发表过一系列极富战斗性的文章，抨击孔教是“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号召青年要“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表现了很强的彻底决裂的精神。对资产阶级共和制度，他曾哀叹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并说代议政治虽今犹在试验之中，其良其否，难以确知，其存其易，亦未可测”，表示了极大的怀疑与保留。他并认为，如果代议政治要废除，“其起而代之者，度亦必为校代议政治益能通民彝于国法之制，决非退于专制政治，可以笃信而无疑焉”。可见他是考虑过要用一种新制度来代替资产阶级共和制度。正因为他具有这样一种认识基础，加以他于1913年至1916年在日本学习期间，早就接触过社会主义思潮，喜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所以当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一旦传入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为历史发展所证实，他就毫不踌躇，猛着先鞭，捷足高登，无条件地转向十月革命，成为我国最早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

　　李大钊同志代表我国无产阶级及其先进分子最早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标志，是他到北大后不久，于1918年先后发表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等三篇著名论文。这三篇文章热情讴歌十月革命，集中阐述了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及其时代精神，批驳了认为第一次大战是“公理战胜强权”的谬论，指出第一次大战所产生的一个重要结果是爆发了俄国十月革命，这是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回答了当时由于爆发十月革命和德奥联盟被战败这两件世界性的大事，人们普遍存在的如何看待十月革命和如何看待第一次大战的胜利这两个最基本的问题，因而具有重要的意义。

　　大家知道，中国人民认识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是通过俄国十月革命介绍的。因此，如何对待十月革命，就成为检验是否真正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志。李大钊同志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等文章时，正是全世界各国的反动派对十月革命大肆攻击、污蔑，进行舆论围剿的时候。十月革命的真相，其时并不为国人所了解。只要翻一翻当时国内的报章，就可以看到诸如“过激派阴谋”、“布尔扎维克之阴谋”、“过激派侵入之危险”等类标题报道，充斥版面。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被视为异端、“新毒”，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被看做洪水猛兽。思想舆论界毒雾迷漫。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李大钊同志冲破桎梏，异军突起，旗帜鲜明地表示了对于十月革命的拥护。他正确地区分了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20世纪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不同性质，指出：“俄罗斯之革命是20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他把十月革命比喻为“惊秋之桐叶”，“知运之鹃声”，认为正是这个革命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时代。对于这“世界新文明之曙光”，“惟有翘首以迎”。他预言：“20世纪初叶以后之文明，必将起绝大之变动，其萌芽即茁发于今日俄国革命血潮之中”。对十月革命的时代精神和历史意义，论述得是何等透彻，何等深刻呀！四个月后，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人们普遍迷惑于英美等协约国战胜了德奥联盟的现象，大肆庆祝胜利，宣传什么这是“公理战胜强权”，是“正义”、“平等”、“互助”的胜利的时候，李大钊同志在北京大学11月15日、16日两天召开的天安门讲演大会上，又作了题为《庶民的胜利》的不同凡响的演说。他扫除思想迷雾，尖锐地指出：“我们庆祝，不是为那一国或那一国的一部分人庆祝，是为全世界的庶民庆祝。”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揭示了战争爆发的真正原因，指出：“原来这回战争的真因，乃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的界限以内，不能涵容他的生产力，所以资本家的政府想靠着大战，把国家界限打破，拿自己的国家做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国，成一个经济组织，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这就从经济的和阶级的根源上揭示了第一次大战中两个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矛盾，表明他对帝国主义的本质已开始有了明确的认识。毛泽东同志曾说过，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实质达到理性的认识阶段，“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毫无疑问，李大钊同志就是最早具有这种认识的一个杰出代表。他对帝国主义本质的深刻认识，正是他这时转向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前提。

　　与此同时，李大钊同志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上发表了《Bolshe-vism的胜利》的著名论文。这篇文章是他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明白的、公开的宣言。比较上述两篇文章，他的思想认识是更前进更明确了。他公开提出和宣传布尔什维主义，即列宁主义，把第一次大战后人民的广泛觉醒和俄国十月革命突破帝国主义统治的链条而取得胜利的事实，明确地归结为社会主义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这是他批判帝国主义制度、赞扬十月革命的思想认识合乎逻辑的表现。他把当时被资产阶级捧为领袖的美国总统威尔逊抛在一旁，却突出赞扬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马克思和列宁，声称这件功业，与其说是威尔逊（Wilson）等的功业，毋宁说是列宁……的功业；是马客士（Marx）的功业。坚定地站在马克思和列宁一边。他进一步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对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充满了必胜的信念。李大钊同志的这三篇文章，虽然还有一些唯心的表述，但基本倾向是唯物的，马克思主义的。其笔锋之犀利，文字之流畅，气势之磅礴，思想之敏锐、深刻，在当时国内都是仅见的。它代表了当时国内思想认识的最高水平。

　　1919年5月，李大钊同志发表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并指出：阶级斗争学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这表明他已有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两个月后，在从五峰山发出的致胡适的公开信《再论问题与主义》中，李大钊同志对胡适非难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反马克思主义的实用主义观点，进行了公开的论战和批判，这表明他已不仅在理论上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且在行动上能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进行作战了。从这以后，李大钊同志以北京大学为中心，展开了广泛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活动。

　　第一，发起成立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团体。其中最著者为“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前者于1920年3月，在李大钊同志指导下由北大学生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范鸿劼、何孟雄、朱务善、李骏、李梅羹、罗章龙、杨人杞、刘仁静等十九人发起秘密成立，后者由李大钊同志和费觉天、郭梦良、鄢祥提、何恩枢等八名北大学生于同年12月公开成立。这两个研究会，特别是前者，在搜集整理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方面，进行过大量工作，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李大钊同志多次在这两个研究会上宣传马克思主义，像收入《李大钊选集》中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一文，就是他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第一次公开讲演。此外，李大钊同志还和当时积极活动于北大的进步政治学术团体如“少年中国学会”、“国民杂志社”、“新潮社”等保持密切的联系。由于这些团体有很大一部分成员是北大的学生（新潮社的成员几乎全是北大学生），而李大钊同志是北大图书馆主任。1920年7月以后，李大钊兼任经济、政治、史学等系教授并任北大评议会评议员，他的革命思想、渊博学识和高尚情操，足为青年一代的楷模。因此，这些团体都奉他为导师，请他在政治上和学术上进行指导。李大钊同志也常在这些团体内讲演、座谈。与此同时，他还在《新青年》、《每周评论》、《少年中国》、《国民杂志》、《新潮》、《晨报副刊》等报刊上发表了许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阐明历史发展规律和剖析社会重大事件的文章，极大地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第二，正式开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课程。从1920年起，李大钊同志在北大史学系、经济系、政治系和法律系先后开设《唯物史观》等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或讲座。当时的《北大日刊》上还登载着这样的“布告”、“启事”：

　　注册部布告：李大钊先生刻已来校，所授唯物史观，本星期起照常授课。

　　政治学系教授会启事：本星期四之现代政治，仍由李守常先生继续讲演“工人的国际运动”。

　　这是在我国大学里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式列入课程，对学生讲授，因而具有重要的意义。据载，李大钊同志在北大文科各系以及女子师范大学、中国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开设的理论课程共有十门之多，计有“史学思想史”、“史学要论”、“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社会主义”、“唯物史观研究”、“现代政治”、“工人的国际运动与社会主义的将来”、“女权运动史”、“社会学”、“图书馆学”等。学生学了后要进行考核。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1923年北大政治系一位姓贺的学生的“唯物史观”试卷。这份试卷的封面印有“北京大学试卷”六个套红大字，在考试科目栏下印有“唯物史观”四大墨字。试题为“试述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要义并其及于现代史学的影响”。试卷的全部答题用毛笔书写，字迹工整清晰，论述正确，不仅阐述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还对各种唯心史观作了批判，并论述了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的重大意义。试卷写道：“自马克思唯物史观出世后，这些唯心解释的企图都一一失败了，不得不进取于唯物的解释，史学的价值才日日提高，日日昌明。”“自有马氏唯物史观，才把历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意即把历史学变成了科学——引者）。此等功绩实为历史界开一新纪元，也是影响于史学上最大之点”。这份难得的考卷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李大钊同志在北大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的生动效果。

　　李大钊同志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活动，对五四时期的北大以至全国一代青年的思想发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所在的北大图书馆主任办公室和在城内的住宅，常常是北大进步学生和革命青年集会和讨论、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地方。一代革命青年在他的思想的影响和教育下成长起来。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都受过他的影响。从1918年9月到1919年3月，整整有半年时间，毛泽东同志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他管理的报刊阅览室和李大钊同志的办公室同在红楼一层，相距很近，因此能有机会朝夕相处，经常过从。后来毛泽东同志曾回忆说，他就是1918年下半年，于北大图书馆工作学习期间，在李大钊同志的领导下，走上马克思主义之路的气周恩来同志在五四运动的高潮过去后不久，也和李大钊同志有过直接的接触。1919年9月21日，即觉悟社成立后第五天，觉悟社就曾请李大钊同志去天津给他们作学术讲演。在这次活动中，周恩来同志会见了李大钊同志。五四运动过去后一年，1920年8月，周恩来同志又率领觉悟社到北京，和李大钊同志领导的少年中国学会部分会员一起在陶然亭开茶话会，相互学习，交流经验，共同探讨改造旧中国的道路。会上，李大钊同志向觉悟社和其他几个团体建议，有必要“标明主义”。“盖主义不明，对内既不足以齐一全体之心想，对外尤不足与人为联合之行动”。

　　这里所谓标明主义，就是要标明社会主义，标明马克思主义。随后，这几个团体又在北大的图书馆开会，共同商定了“改造联合”的方案，拟定了宣言和约章。也就在这一年的夏秋之间，李大钊同志又帮助天津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五四前后以及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受过李大钊同志革命思想的教育和影响的青年还可以举出许多。像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范鸿劼、何孟雄、杨景山、赵世炎、缪伯英、张太雷、郭隆真等，就是一部分代表。另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毅同志、邓颖超同志也都得到过李大钊同志的帮助。陈毅同志曾回忆说，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他是在李大钊同志的领导下，工作中受过不少教益气完全可以这样说，李大钊同志是五四和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一代革命青年的指路人。

　　五四运动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日益结合，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逐渐成熟。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华考察中国革命运动的实况，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他以记者的身份来到北京，经北京大学一位俄籍教员的介绍首先访问了李大钊同志；接着在北京的进步知识分子中开了几次座谈会。后经李大钊同志介绍，维氏又去上海访问了陈独秀，并同上海的一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举行了座谈。经过多次讨论，交换意见，大家达到了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中国必须“走俄国人的路”，成立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党。于是陈独秀就在上海发起建立共产主义小组，而李大钊同志则成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发起人。

　　1920年9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北大正式成立。参加者除李大钊同志是教授外，全是北大学生。到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小组已发展到十几人。同年11月，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在北大成立，第一批团员四十多人，其中不少是北大学生。李大钊同志也参加了青年团，并被选为执行委员和出版委员。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是北方党组织的最早基础。党成立后，它发展为党的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1924年以后，又进一步发展为党的北方区执行委员会。在这个过程中，李大钊同志一直是北方党组织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一面在北大教课，一面领导北方的革命斗争。北大也一直设有党的机关。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报《先驱》和北方区委机关刊物《政治生活》的发行通信处都设在北大第一院。在红楼，还设有北方区委秘密接头的地方。在北大三院，北方区委还秘密办过党校训练班，训练党团干部。从1918年到1926年，北大始终是李大钊同志生活、战斗的重要阵地，这确是北大历史上的光荣。

　　二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只需死记硬背和机械复述的教条。它仅仅提供出一般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具体运用，在不同的国家中，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上，在同一发展阶段的不同情况下，是各不相同的。只有从本国革命的实际出发来运用这个理论，才能使这个理论发挥出伟大的威力来。

　　李大钊同志不仅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第一个指明了中国革命为什么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同时，作为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还在中国最早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这一思想原则，第一个指明了应当怎样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

　　众所周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故乡在欧洲。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来运用这个理论，就是要在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社会条件下来运用这个在欧洲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理论；旧中国社会的主要群众是农民，首先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是一个困难而又特殊的任务。这个任务的解决方法，是无论在哪一部现成的共产主义书本里都找不到的。

　　正是利用了这样的情况，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敌人几乎从来就众口一词地宣称：这个理论不适合中国国情。早在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右翼、持改良主义见解的胡适就曾经作过这种鼓吹。由于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使他“看不过了，忍不住了”，1919年7月，他抛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篇文章，公开发难，向马克思主义进攻。胡适所持的一个主要论点，就是认为“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因而否定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革命的指导意义；由此出发，他攻击宣传马克思主义是“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思想懒惰的表现，只起了“鹦鹉和留声机”的作用。

　　面对这种公开的挑战，李大钊同志旗帜鲜明地率先投入了战斗。1919年8月，他发出了致胡适的公开信《再论问题与主义》，给予了这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以及时的、有力的回击。

　　一方面，李大钊同志明确地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们时代的伟大真理，具有普遍的意义。他引证日本《日日新闻》的评论，指出胡适等人的思想运动、文学运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一方要与旧式的顽迷思想奋战，一方要防遏俄国布尔扎维主义的潮流”。但是这种民主主义已经陈旧了；而“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是不可抗御的。他强调说，这个布尔扎维主义即科学社会主义不仅适用于欧洲，也适用于中国；正如在资本主义国家他们可以用社会主义作工具去打倒资本阶级“一样，”我们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驱除这一班不劳而生的官僚强盗。在这里，他坚定不移地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旗帜。

　　另一方面，李大钊同志又明确地指出，“宣传理想的主义”和“研究实际的问题”，这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不应当截然地把它们分割开来。他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正是在于它能够而且必须和各国的实际结合在一起。他说：“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样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所以现代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在他看来，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革命科学，而不是凝固的、僵死的、万古不变的宗教教条。他认为，“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的。他并且告诫人们，不要“偏于纸上空谈”，而应“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在这里，他初步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必须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这一光辉的思想。

　　李大钊同志所提倡的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在当时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活动中是有所反映的。比如，研究会曾以“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于中国”为题，在北大举行辩论会。参加辩论会的有北京各大学各专门学校的教员和学生，而李大钊同志则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专家”被邀请为辩论会的评判员。辩论会经过几天的热烈争辩，最后由李大钊同志作结论。他的结论“引起了大多数听众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兴趣”。此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增加的会员达数十人之多”。研究会还进行过诸如“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各弱小民族掠夺之实况——特别注意于中国”这种联系实际的专题研究当然，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正确地、有成效地结合起来，这是一项极其宏伟、艰巨的工程，它不仅有赖于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而且需要有一个在实践的基础上积累经验的过程。但是，李大钊同志遵循着理论联系实际这一正确的方向，在这方面也曾经进行过多方面的、勇敢的探索，并因而在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上作出了自己的重要建树。比如，关于中国民主革命的问题，他就提出过许多卓越的见解：

　　（一）指明了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

　　中国人民看出帝国主义自身的矛盾及其联合中国封建买办阶级压迫中国人民的实质，是在五四运动前后。这个情况首先在李大钊同志的著述中得到了证明。

　　早在1919年1月1日，李大钊同志就写了《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一文，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者鼓吹的大亚细亚主义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它是与民族自决主义直接对立的。“据现在所能看到的当时文章，这是我国第一次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提出‘帝国主义’这个概念，因而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同时，他还深刻地指出了外国驻华使馆集中的地区“东交民巷里有我们的太上政府”，从而揭露了帝国主义是中国封建军阀反动统治的靠山，是中国内政的操纵者。

　　在应该怎样对待帝国主义这个问题上，李大钊同志通过总结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历史经验，在《再论亚细亚主义》一文中，提出了两个互相关联的重要的战略思想。即：一方面，要认清帝国主义的凶恶的本质，对它不应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他说：“挟国际猜忌、利权竞争的私心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不论他是东方的、欧美的，绝讲不出公道话来”。“我们应该信赖民族自决的力量，去解决一切纠纷，不可再蹈从前‘以夷制夷’的覆辙”；另一方面，要认清帝国主义外强中干的本质，敢于同它进行斗争。他说世界上的军国主义、资本主义，都像唐山煤矿坑上的建筑物一样，他的外形尽管华美崇闳，他的基础，已经被下面的工人掘空了，一旦陷落，轰然一声，归于乌有。我们应该在那威势煊赫的中间，看出真理的威权，因而发生一种勇气与确信，敢与他搏战，信他必可摧拉。由于帝国主义惯于用自己的强大来吓唬人们，用各种甜言蜜语来欺骗人们，因此，李大钊同志所揭示的这两个思想，对于处在半殖民地境况下的中国人民的反帝革命斗争，是一种极为重要的精神武装，是一个十分巨大的鼓舞力量。

　　（二）指明了无产阶级是民主革命的先锋。

　　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它是由无产阶级而不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因此，对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具有原则性的意义。

　　在建党初期，李大钊同志就批驳了“中国劳动者与社会无关”的错误论调，指出无产阶级身受的压迫是极为深重的。他们既受本国资本家又受外国资本家的压榨，“他们这种受他国资本家间接压迫的影响，比各国无产阶级者受他们资本家直接压迫的影响还要厉害”因而有着坚强的革命性。他们能够组织起来，同世界各国无产者联合，在本国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1923年京汉路罢工失败后，党内有的人对于工人阶级的力量表示了悲观，对于工人运动采取了消极的态度。与此相反，李大钊同志却从二七罢工斗争中，进一步看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他特地写了《追悼列宁并纪念“二七”》一文，热情地讴歌“为自由而战的劳动同志何等壮烈”；坚定地宣告现在中国是在资本帝国主义压迫之下，试看全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阶级谁能反抗？只有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当先锋的亦只有无产阶级。“正是工人阶级的这种革命精神在”引导吾人向前革命，以打倒军阀并国际帝国主义！在这里，他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表现得何等鲜明！

　　（三）指明了农民是伟大的革命力量。

　　党成立以后，李大钊同志首先着力于领导工人运动。但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他也开始着手研究农民问题。他在1925年至1926年所写的《土地与农民》等文章，就农民运动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意见，是党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重要历史文献。

　　李大钊同志极为重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指出：“在经济落后沦为半殖民地的中国，农民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在全人口中占主要的位置，农业尚为其国民经济之基础。故当估量革命动力时，不能不注意到农民是其重要的成分。”与那种所谓农民“散漫”、“保守”、“难以加入革命”的错误估计相反，他认定农民是一种伟大的革命力量。他说中国的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

　　为了把广大农民广泛深入地发动起来，李大钊同志认为，应特别注意以下几个问题：首先，要“唤起贫农阶级组织农民协会”。因为只有农民自己的农民协会才能保障其阶级的利益，因此这是在乡村中作农民运动的人们“第一要紧的工作”；其次，要注意武装农民。因为随着帝国主义所造成的军阀土匪扰乱范围的扩大，“一般农民感有组织农民自卫军的必要”。这种武装农民自卫的组织应该是“属于乡村大多数群众而从事于守望相助的”，必须严格防止军阀、土豪、土匪加以利用；最后，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因为水潮似的全国农民破产的潮流正在那里滔滔滚滚地向前涌进而未已，“‘耕地农有’便成了广众的贫农所急切要求的口号”。因此，革命当局应该“按耕地农有的方针，建立一种新土地政策，使耕地尽归农民”。他并且号召革命者应当结合起来，到乡村中去进行工作，以便引导在水深火热的沟洫中倒卧着的广大农民“走出这个陷溺，转入光明的道路”。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这个左右中国革命全局的农民问题上，李大钊同志的主张是和毛泽东同志所坚持的正确方向相一致的。

　　（四）指明了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个正确的命题，是中国共产党人在1924年至1927年的中国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提出来的。而李大钊同志早在这以前就已经对这个思想作过初步的表述了。比如，他在《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一文中指出，十月革命以其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口号唤起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使他们“在世界革命的阵线上联合起来”。作为被压迫的民族国家的中国人民，也“应该赶快的不踌躇的联合一个‘民主的联合阵线’，建设一个人民的政府，抵抗国际的资本主义，这也算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工作”。在大革命时期，他更是不止一次地论述了“中国国民革命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个正确的思想。

　　正是从“中国国民革命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个命题出发，李大钊同志一方面指明了“把中国国民革命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结起来”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个条件；另一方面又指明了“中国革命的成功，将予伟大的影响于欧洲，乃至全世界”，从而充分地估计了中国革命的世界意义。

　　尽管在当时的条件下，李大钊同志没有也不可能系统地解决所有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而且从现时的认识水平来看，他的某些论述，也难免有其不精当之处，或者虽属正确仍然缺少发挥；但是仅从上面所举的事例，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对于促进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事业，对于提高党在理论上的成熟程度，确实作出过极其宝贵的贡献。鲁迅曾说：他的遗文“将永住，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这是完全正确的。

　　认识的来源是实践，而实践的主体是群众。为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最早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知识分子也必须使自己和中国的工农群众结合起来。作为一代青年的导师，李大钊同志在这方面也起过重要的作用。

　　当李大钊同志还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时候，他就曾说过，“光明缉熙之运，唯待吾民之意志造之，唯赖吾民之实力辟之对于人民群众的直接行动是有所期待的。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借助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他更建立了”民众的势力，是现代社会上一切构造的惟一的基础“的坚定的信念。因此，早在五四的前夕，他就发出了”把知识阶级和劳工阶级打成一气“的革命召唤。他教导革命青年要与劳动者同呼吸、共命运，谆谆告诫他们必须在群众之中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地方。他要求青年深入到群众中去，以便了解“痛苦的人，是些什么人？痛苦的事，是些什么事？痛苦的原因，在什么地方？要想解脱他们的痛苦，应该用什么方法？”并进而“把他们提醒，大家一齐消灭这痛苦的原因。他认为，知识分子固然是”民众的先驱，但仅仅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必须把“三五文人的运动”变为“劳工阶级的运动，把”纸面上的笔墨运动“变为”街市上的群众运动，才有意义。

　　李大钊同志的这种思想，对当时的革命青年是有影响的。这个情况我们从北大学生的活动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比如1920年5月1日，北大中文系学生邓中夏同志组织的“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及“北大工读互助团”在北京城内第一次发起了纪念国际劳动节的活动，他们除在城区举行小型示威外，还以《劳动纪念日与中国劳动界》等为题在街头进行讲演。北大校役夜班同日在北大第二院大讲堂举行大会，有工友、学生五百余人参加。会上有人提出，要把工人阶级“当作一盏指路明灯”，表示“我们要本着劳工神圣的信条，跟着这明灯走向光明的地方去”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更是有计划有组织地推进了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的工作。而向工人群众作马克思主义通俗宣传的《劳动音》周刊在其出版的创刊号上就强调了社会主义运动不仅要作学理的宣传，而且必须“向无产阶级作实际的运动”为了这个目的，1920年冬天，李大钊同志领导下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决定在长辛店创办劳动补习学校。这个学校是与长辛店工人商议后，以“提倡平民教育”的名义，由北大学生会和平民教育团捐款开办的。1921年元旦，学校正式开学了。有将近二十个工人来上学。到四五月间，又进一步发展到四十来个人。几名北大学生被派作学校的常驻教员。邓中夏同志每周来讲课两次。北京小组成员何孟雄、朱务善等轮流来上过课。李大钊同志本人也来学校视察过。年轻的教员们抛开大学的学业，来挤着住在狭窄的房间里，“一月拿七块钱生活费，只吃三块钱饭，还省下几块钱来买茶叶糖果，好招待工人来学校里座谈。他们这份精神真把工人的心打动了，谁也不再把教员当成一般穿长褂儿的先生看待”；“先生也不再讲客气，不再分彼此”。这年的五一节，长辛店工人上千人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大会，北大也有多人前来参加。会场上“一时叫号声唱歌声杂出，几乎把火车汽笛的声音都压住了”。就是在这个中国工人自己召开的第一次庆祝五一的大会上，我国最早的现代工会之一的长辛店工会宣告成立。这年秋天，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补习学校的几位先进工人都入了党，成了我国最早的一批工人党员。很明显，李大钊同志领导的北京小组在长辛店工人中的工作，既帮助革命知识分子学习了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和斗争经验，推动了自身世界观的改造；又帮助工人接受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武装，提高了自己的阶级觉悟。这是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一个生动范例。

　　三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武器。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和优秀理论家的李大钊同志，他是为挽救中国危亡而宣传和研究革命真理并为之奋斗的，因而他不仅是一位渊博的学者，而且首先是一位杰出的战士。在他身上体现了学者和战士这样两种品质的和谐的统一。他无私无畏，勇于实践，认定要“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他曾用诗一般的语言，抒发自己的战斗激情我们应该拿出雄健的精神，高唱着进行的曲调，在这悲壮歌声中，走过这崎岖险阻的道路。

　　灾难深重的旧中国，是一个革命基础极为深厚的国家。我们党成立后，立即投入了实际的革命斗争，肩负起了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重任。从这时起，李大钊同志除继续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和传播以外，开始更多地注意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并积极参与和领导广大群众的实际革命运动。

　　党在成立后的两年间集中力量领导了工人运动。李大钊同志是我们党最早注意并从事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在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中，李大钊同志作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的书记，全力领导了北方的工人运动。他首先以“正太路工业研究会”的名义，在石家庄建立了工会组织。后来，他又利用当时控制北京中央政权的直系军阀和交通系的矛盾，派了何孟雄、张昆弟、安体诚等六位共产党员，以铁路“密查员”的身份，到京奉、津浦、京汉、京绥、正太、陇海等六条铁路线工作。他们在李大钊同志的指导下，在各路工人中扎下根基，帮助工人建立夜校和工会组织。仅京汉路沿线在1922年就建立了16个工人俱乐部。在这次罢工高潮中，由李大钊、邓中夏等同志领导的以铁路工人为中心的北方罢工运动，轰轰烈烈，威震全国。李大钊同志是“二七”大罢工的重要领导者之一。罢工的前几天，他就亲临汉口。这时，京汉铁路总工会已由郑州迁到汉口江岸办公。正是在斗争最紧张的时候，李大钊同志参与了指导。罢工爆发后，他“亲看同志为集会结社自由做很大的运动，又见如狼似虎的军人残杀工人”。李大钊同志对阶级兄弟的牺牲无限悲愤。有同志回忆，他当时“神色大非昔比，面色苍白但他对工人事业的胜利有坚定的信心。”二七罢工失败后，他又立即投入了救济被害烈士家属和失业工人的工作。

　　这时，革命的进程已经把建立统一战线工作提到了重要的地位，它已成为发展革命运动、促进中国革命高潮迅速到来的具有决定性的步骤。于是，李大钊同志也就把自己的主要精力倾注于统一战线工作方面，并为建立国共合作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早在党的二大前后，李大钊同志就为贯彻党关于成立民主联合战线的主张，受党的委托，同孙中山先生建立了联系。他们曾多次就振兴国民党和振兴中国的问题，“畅谈不倦，几乎忘食”。李大钊同志坚定的革命精神、深刻的分析能力和诚挚的态度，给中山先生留下了极为良好的印象。孙中山认为李大钊“是他的真正的革命同志”，是他“特别钦佩和尊敬”的人。李大钊同志也常到孙中山家里去作客，就革命工作交换意见。在这期间，李大钊同志还先后设法介绍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苏俄政府特使越飞会见了孙中山。他们向孙中山介绍了十月革命的经验，表达了国际无产阶级援助中国革命的热忱。在我们党召开三大、正式确定了统一战线的方针以后，李大钊同志不辞辛苦，为促成国共合作多次奔走于北京、上海、武汉、广州之间，进行了多方面的工作。1924年1月5日和2月19日的《北大日刊》曾分别刊登了李大钊同志因事请假离京和他回京到校上课的布告。在这一个多月时间里，他正是在广州出席国民党一大，负责领导参加大会的全体共产党员，并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五人主席团的成员，参与大会的领导工作。在会上，国民党右派分子提议在党章中规定“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对此，李大钊同志发表了严正的声明。他指出：“我们认为在这种国民革命运动中，不宜使国民革命的势力分歧而不统一，以减弱其势力而迟阻其进行，非以全民族的心力集中于一党不可”；“我们来参加本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不是阴谋鬼祟的举动”；强调“猜疑防制，实为本党发展前途的障害”，必须“明揭而扫除之”，从而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右派的破坏活动。正如何香凝先生后来所回忆的那时候，李大钊先生和我都是代表，他的和蔼与诚恳态度，以及他的透彻而伟大的言论，一见便使人折服。他对孙中山先生的改组国民党与联苏、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发挥了极伟大的理论，现在想起来，那些话是非常正确的。

　　统一战线建立后，随着革命斗争的发展，革命的实际运动已经把农民问题提到了最迫切最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在我们党内，李大钊同志是较早地注意到了农民问题的严重性的一个人。他不仅提出过解决农民问题的许多正确主张，而且他还亲自训练农运干部，为当时秘密设在北大三院的北方区委党校训练班讲授农民课程，并派出许多同志担任农民运动特派员，参加领导各地的农民斗争。与此同时，李大钊同志还加强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早在1923年，他就经常和赵世炎、邓中夏等同志到北京蒙藏学校青年学生中进行活动，并培养了乌兰夫、奎壁、吉雅泰等第一批蒙古族共产党员。1925年10月，李大钊同志亲自到张家口，主持内蒙古地区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内蒙古工农兵大同盟”，并被选为大同盟的书记。会后，李大钊同志积极领导了内蒙古人民特别是农民的革命斗争，在许多地区建立了农民协会、牧民协会。工农兵大同盟还出版了《内蒙古农民报》作为自己的机关报。随着北方各省农民运动的兴起，整个北方地区的革命斗争是更加深入发展了。

　　与此同时，李大钊同志还积极进行了军事活动。他曾亲自给冯玉祥做工作，在冯部国民军中发展党的组织。他还派出许多同志到广州黄埔军校和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这些同志学习结业回来，其中不少人在国民军中担任了重要职务，成为我们党后来在西北军中的一部分基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西北军内日益发展了反对蒋介石统治的活动，广大官兵日益倾向革命，这是和李大钊同志为首的北方区委对冯玉祥所部进行的工作分不开的。

　　这时，以广东为根据地的南方革命力量正在加紧对北伐战争的准备，而李大钊同志则一直战斗在北洋军阀直接控制的心脏地区。由于他的正确领导，日益发展的北方革命运动，实际上成了配合即将开始的革命战争的第二条战线。1924年以后，李大钊同志除了领导我们党的北方区委工作外，还担负了领导整个北方地区国民党的重任。在统一战线工作中，他坚持团结左派、打击右派的正确方针，在发展国民革命运动的同时，坚持我党独立自主地领导工农群众的斗争，从而促进了北方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1925年，他领导了支持孙中山北上、召集国民会议、反对段棋瑞制造的“善后会议”的斗争。这一年的11月，他和北方区委根据群众日益革命化、北京段棋瑞军阀政权摇摇欲坠的新形势，又毅然决定了发动以推翻段祺瑞政府为目标的首都革命。11月28日这一天，北京许多街道的屋顶上都竖起了迎风招展的红旗，几十万份号召人民起来革命的传单到处飞舞，全城呈现了一片革命的气氛。在李大钊同志的亲自率领下，几万群众像军队一样组织起来，前面由北大学生军为骨干的学生敢死队、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等为前导，组成了浩浩荡荡的示威队伍。群众队伍包围了段祺瑞执政府，赶跑了警察总监，一度占领了警察总署和邮电局，一些学生还占领了“国会”。他们还准备将段祺瑞提交民众公审，驱逐这个卖国贼下台。这次斗争由于国民党右派的挑拨和告密活动，破坏了原定国民军配合行动的计划，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它沉重地打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并由此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反段的国民运动，有力地配合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

　　李大钊同志是一位大无畏的革命战士，旧世界的不妥协的敌人。在艰苦的斗争中，他始终英勇顽强，不屈不挠。他曾用下面这样的话表达了自己随时准备为革命事业献身的高尚情操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还在五四运动时，他就曾冒着被逮捕的危险，亲自到城南游艺园等闹市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号召群众对于违背人民意愿的政府，“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他曾多次作为北大教职工的代表去北京政府国务院请愿，积极营救被捕学生。据一位当时运动的参加者回忆有一次，为了救援被捕学生，大家集队往政府请愿。队伍走到国务院门前，只见铁门紧闭，门内架着机枪。守常愤怒非常，一个人跑出队伍冲将上去，大家赶忙上前把他拖住，真是又英勇又危险。在著名的三·一八运动中，北京十多万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和段棋瑞政府的英勇斗争。李大钊同志亲临现场指挥，亲自举着大旗率领群众队伍前往执政府请愿。当群众遭到反动军警预先布置的野蛮屠杀时，他不顾自己头部和双手受伤流血，从容不迫地指挥和掩护群众退却；他自己曾一度被捕，经他机警地脱险后，仍继续留在现场，坚持和最后一批群众一起离开，表现了共产党人临危不惧、心中惟有群众的崇高革命精神。

　　李大钊同志的革命活动，使反动军阀极端恐惧，也招致了他们的刻骨仇恨。早在1923年2月，直系军阀头子曹锟就从保定密电北京巡阅使王怀庆，声称北大管理图书员李大钊在该校设有秘密机关，传布过激谬说“应密饬干探切实侦查，如有前项不法行为，望即密达政府依法惩办，以遏乱源”。1924年5月，由于张国焘的出卖，反动政府对李大钊同志明令通缉，6月又下了海捕文书，饬令各省“严速査拿，务缉归案”1925年3月，军阀政府教育部又训令北京各校，对“北京大学首倡共产党”的李大钊，要“严行防范”。对于这一切疯狂的迫害，李大钊同志都等闲视之，仍然战斗不息。由于他在广大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中受到普遍的尊敬和爱戴，因此人民都站在他一边，反对反动派对他的迫害。北大评议会曾专门通过决议质问教育部，并要求取消对李大钊的通缉令。在1924年8月7日致教育部的公函中，北大反驳了反动当局以“提倡共产主义”作为通缉李大钊的罪名，指出：“大学为讲学之地，研究各科学问实为大学教授应尽之责任，不能因此遽令通缉，事关国家学术前途，……请将通缉李大钊明令，迅予取消，以维学术。”并且提出：“嗣后对于大学教授，非依据法律确实证明其为现行犯者，绝对不能任意通缉。”“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反动政府再次下令通缉李大钊同志，北方党的工作被迫转入地下。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下，李大钊同志将个人安危置于度外，谢绝了同志们要他暂时离京的劝告，继续留下领导北方的革命斗争。在隐蔽期间，他还通过在漫云女校工作的郭隆真同志，和北大进步力量保持联系，继续关怀和指导北大的爱国民主斗争。1927年4月，李大钊同志被捕后，受到了敌人的严刑折磨，但他坚贞不屈，气节凛然。在敌人法庭上，他侃侃而谈，宣传革命真理，表现了共产党人对党的无限忠贞和革命英雄气概。李大钊和北方区委其他主要负责同志被捕后严守党的机密，使北方区委所属七个省的党组织没有遭到一点破坏。4月28日，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先驱、我们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同志，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为了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其时年仅38岁。和李大钊同志同时牺牲的，还有北大的范鸿劼、杨景山、李昆、张挹兰等烈士。

　　“登高一呼群山应，从此神州不陆沉。”李大钊同志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的伟大贡献，彪炳日月，辉煌千古。它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人民革命史上的灿烂篇章，也是北大历史上的灿烂篇章。

　　李大钊同志诞生后的九十年，是中国历史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九十年。先烈期望的“青春之中华”，已经屹立在世界的东方，烈士鲜血浇灌的红花，已经开遍祖国大地。李大钊同志生活、战斗过八年的北京大学，也已经成为一所新型的社会主义大学。今天我们纪念李大钊同志，就一定要学习他站在时代的前列、积极寻求真理、热烈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精神；学习他为了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而研究马克思主义、把理论和实际密切联系起来的新的革命学风；学习他为了人民的革命事业而忘我斗争、英勇献身的崇高的共产主义品德。我们一定要继承和发扬革命先烈和革命前辈的这些光荣传统，为早日实现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而更加努力地奋斗。

　　（原载《北京大学学报》1979年第6期，本文系与萧超然、沙健孙教授合作；收入《李大钊研究论文集》（下），河北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