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冰问道集

第一章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李大钊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一生的光辉业绩和卓越思想，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和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李大钊的名字是同北京大学相联系的。他的革命活动是从北大的“红楼”、北大图书馆开始的。他在北大培育的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形成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主要发祥地之一的光荣革命传统，已成为北大师生的骄傲，并为之坚守不渝，发扬光大。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楷模，是值得后人永久纪念和学习的。

　　矢志于民族解放事业

　　1889年10月29日（农历十月初六），李大钊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幼年蒙师为其取名耆年，字寿昌，后改名大钊，字守常。

　　李大钊幼失怙恃，其父李任荣（1867—1889）在他出生前即因肺病早逝；母亲周氏（1865—1891）也因丧夫哀伤过度，在生下他一年多后离开人世。正如他后来在《狱中自述》中所写的在襁褓中即失怙恃，既无兄弟，又鲜姐妹，孤苦伶仃，靠垂老之祖父抚养，相依为命。祖父李如珍（1827—1907）早年考取过秀才，后行商，置有房产土地，属小康之家。李如珍作为一个读书人，有着强烈的科举仕途、光耀门楣的传统观念，这时他则把这种希望寄托在孙儿身上，既抚爱有加，又严加管教。

　　李大钊自幼聪颖好学，从三岁起就学着认字，四五岁开始读蒙学课本，七岁入私塾读四书经史，屡经当地名师指教。所有教过他的老师，都交口称赞他的勤奋求学精神和取得的优异成绩，夸他是嗜读书手不释卷，博闻强记，品学兼优。近年发现的李大钊九岁时（1898年）书录亚当·斯密《富国策》部分译文的墨迹，万余字的抄录均正楷小字，工整端正，运笔熟练。这不仅是李大钊童年刻苦学习的写照，同时也反映了当时戊戌维新运动对这个冀东乡间的影响。我们可以从这个抄录的墨迹中看出当时李大钊幼小心灵追求的端倪。

　　因为家中缺少人手，同时当地也有早婚习俗，李大钊十一岁那年同本村赵纫兰结婚。赵纫兰（1882—1933）是一位贤惠热诚、朴实正直的农村姑娘，比李大钊年长七岁。在李大钊上学期间，她独自操持家务，典当挪借，供应丈夫求学。李大钊对她十分敬重，彼此感情真挚。在北京共同生活期间，她深明大义，默默支持丈夫的革命生涯。李大钊牺牲后，她含辛茹苦担负起培育六个子女的责任。1933年参加李大钊葬礼后不久，含愤病逝，合葬于李大钊墓。

　　1905年，李大钊到永平府应试，虽然考中秀才，但因清廷停办科举，遂考入永平府中学就读。在这所新式学校里，他开始接触新学，攻读文史数理和英语，并在课余广泛捜寻传播新思想的书刊，尤喜读康有为、梁启超的时论文章。少年时期钦慕文天祥、洪秀全等英雄人物的朦胧的爱国思想，这时有了比较清晰的忧国痛时的炽热感情，开始了对救国拯民愿望的理性思考。他在这里结识了热血青年蒋卫平，俩人志同道合，引为知己。1910年蒋卫平在东北黑河地区为捍卫祖国领土主权而惨遭沙俄杀害，其时已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的李大钊，闻讯悲恸万分，赋诗哭亡友，同时也抒发了自己忧虑国运的激烈情怀。诗云：

　　国殇满地都堪哭，泪眼乾坤涕未收。

　　半世英灵沈漠北，经年骸骨冷江头。

　　辽东化鹤归来日，燕市屠牛漂泊秋。

　　万里招魂竟何处？断肠风雨上高楼。

　　1907年，当李大钊所在的班级即将毕业之际，他已不满足于中学学堂的教育，决计另辟新径求得深造，以施展自己报国之壮志。正如他后来所追述的：“感于国势之每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这年暑期，他赴天津考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在这里，他从预科到正科度过了六年的学习生活。

　　在这期间，青年李大钊目睹了辛亥革命由胜利复归失败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这在他的思想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他的老师白毓昆因参加滦州起义不幸被捕，就义时立而不跪，昂首怒斥敌人：“此身可裂，此膝不可屈！”白毓昆烈士为共和流血牺牲的革命精神和壮烈事迹，给李大钊以深刻的影响，他一直怀念这位为革命献身的老师，多年后仍一再在文章中表示他的景仰之情。这时的李大钊已有较多机会了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广泛地接触了社会，这使他更加关注国家民族的命运和人民大众的苦难，政治思想日趋激进。1912年11月，李大钊与同学见到日本人中岛端所著《支那分割之运命》一书，他与同学“休于亡国之痛”，愤而写出数万言驳议文字。他们将该书全文译出并逐章逐句加以批驳，“字字皆薪胆之血泪”，以冀“为国人当头之棒，警梦之钟”。此书一出，立即风行全国。同年冬，李大钊为筹办北洋法政学会的刊物《言治》杂志来到北京。在京期间，他接触了中国社会党，结识社会党北京部主任陈翼龙（后被袁世凯杀害），并经曹百善介绍加入该党，后曾任社会党天津支部干事。《言治》杂志于1913年4月创刊，李大钊作为北洋法政学会的编辑部长，成为该刊的主要撰稿人。青年李大钊思想敏锐，文笔流畅，时人称“其文章浑厚磅礴为全校冠”。他在校期间先后写的《隐忧篇》和《大哀篇》两文，对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国造成的政治局面表示了深切的“隐忧”和“哀痛”，揭露了这种假共和真专制的实质。

　　1913年6月，李大钊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几年的学习，如他后来在《狱中自述》中所说：“随政治知识之日进，而再建中国之志趣亦日益腾高”。这进一步坚定了他“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

　　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

　　1913年夏，李大钊来到北京，一度主编《法言报》。此时正值“二次革命”失败，李大钊对辛亥革命的结局甚为失望，深感为救国仍须作学问上的准备，于是在汤化龙等人的资助下，这年冬东渡日本留学。出国前夕，他借忆念在军中的友人郭厚庵，写下了抒发自己无限关注祖国命运的爱国诗章：

　　班生此去意何云？破碎神州日已曛。

　　去国徒深屈子恨，靖氛空说岳家军。

　　风尘河北音书断，戎马江南羽檄纷。

　　无限伤心劫后话，连天烽火独思君。

　　他后来曾记述了这次去国东渡的情景曩者去国，航海东来，落日狂涛，一碧万顷，过黄海，望三韩故墟，追寻甲午覆师之陈迹，渺不可睹。但闻怒潮哀咽，海水东流，若有殉国亡灵凄凄埋恨于其间者。感时伤世，无限惆怅。至东京，参观其陈列馆，见到虏自中华之宝物，“莫不标名志由，夸为国荣”，使他“睹物伤怀，徘徊不忍去”，“人以纪其功，我以铭其耻；人以壮其气，我以痛其心”。这一切，都极大地激发了游子的爱国情怀，砥砺国人“一经创辱，痛自振励，起未死之人心，挽狂澜于既倒”。

　　1914年9月，李大钊未经预科直接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本科学习。他在这里广泛地阅读了中外文的社会科学著作，并开始接触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潮。

　　留学日本期间，李大钊的爱国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他除了勤奋攻读外，还积极参加政治活动，组织反日倒袁运动。1914年11月，李大钊在《甲寅》月刊发表了《国情》一文，揭露了袁世凯勾结帝国主义分子，矫称国情，制造舆论，企图集权称帝的阴谋。1915年1月，日本利用袁世凯急于称帝的野心，向袁世凯提出妄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作为支持他称帝的交换条件。消息传出，举国愤怒。留曰学生更是情绪激昂，成立留日学生总会，公推李大钊为文牍干事，起草抗议通电。李大钊慷慨命笔，“泣血陈辞”，六千余字的《警告全国父老书》，痛陈亡国惨祸迫在眉睫，呼吁全国民众奋起自救，他写道认定中国者为吾四万万国民之中国，苟吾四万万国民不甘于亡者，任何强敌，亦不能亡吾中国于吾四万万国民未死以前。必欲亡之，惟有与国同尽耳。这篇通电，迅速传遍全国，鼓舞和推动了国内的反日爱国斗争。这时，他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

　　不久，留日学生总会解散，李大钊仍坚持斗争。5月9日，权欲熏心的袁世凯，竟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胁迫下，接受了日本的“二十一条”。6月，李大钊编印了《国耻纪念录》，并发表《国民之薪胆》一文，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目的在于断绝根本兴复之生机，毁灭国家独立之体面，使我永无自存图强之实力。激励国人坚持斗争到底。这时，袁世凯复辟帝制活动公开化，国内讨袁浪潮日益高涨。1916年初，在国内讨袁斗争的推动下，留日学生恢复了留日学生总会，李大钊被推举为文事委员会编辑主任，并主编机关刊物《民彝》。1月底，李大钊因联络讨袁事回上海，滞留两周返回东京后，竟被学校当局以“长期欠席”为由除名。这时离毕业仅几个月时间，李大钊不计个人得失，倾全力从事讨袁斗争。他与留日爱国知识分子一道发起组织神州学会，这个团体得到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的支持，团结了一批留日学生的骨干分子。5月间，李大钊在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后，立即启程回国。经过留学日本两年多的充实、探索和实际斗争，使他益感再造中国之不可缓。

　　李大钊在反袁斗争中的突出表现，使他在国内思想界成为一位有影响的人物。回国后不久，他立即投入了方兴未艾的新文化运动。1916年6月，他应汤化龙等的邀请，到北京办报。他担任总编辑，并将报纸取名为《晨钟》。在8月15日出版的《晨钟报》创刊号上，李大钊发表了《〈晨钟〉的使命》一文，明确指明：“《晨钟》当努力为青年自勉，而各以青春中华之创造为唯一之使命，此则《晨钟》出世之始，所当昭告于吾同胞之前者矣”。文章对青年寄予了殷切的希望，“青年所以贡其精诚于吾之国家若民族者，不在白发中华之保存，而在青春中华之创造”。

　　与此同时，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二卷一号上，李大钊发表了他在留日时写就的《青春》一文。这篇文章气势磅礴，才气横溢，以活跃的辩证法思想，充分论证了“再造青春中华”这一历史的要求，号召青年“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同前文一样，它以特有的青春力量，极大地激励了中国青年为创造“青春中国”而斗争。

　　李大钊以极大的热情，以《晨钟》为阵地，大力宣传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猛烈抨击军阀政治。而他的这些思想激进、笔锋犀利的文字，却引起了实际控制这张报纸的研究系政客的不满，时加掣肘。李大钊无法忍容这种现象，同时他对这些政客日益暴露出来的依附军阀的面目，也十分鄙视。这样，他在艰辛创刊二十多天后，就于9月5日愤而辞职，毅然离开了他曾经寄予厚望的《晨钟报》。此后数月，他“天天读书和研究问题”，并为《宪法公言》、《言治季刊》等撰稿。

　　1917年1月，章士钊主办的《甲寅》日刊在北京出版，李大钊应邀参加编辑工作。这时正值一班封建遗老遗少掀起尊孔复古逆流，要求定孔教为“国教”，鼓吹以孔孟伦理为立国之精神，而《宪法》草案也公然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因而新文化运动的斗争锋芒便集中指向了维护封建专制的孔子学说。李大钊不顾章士钊的劝告，以《甲寅》日刊为阵地，向封建文化思想展开了猛烈的攻击。他在日刊上发表的《孔子与宪法》、《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等文，十分深刻地指明批判孔学的目的，他说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把文化思想上的反复古同政治上的反复辟联系起来，认定”古今之社会不同，古今之道德自异。

　　在新文化运动前期，李大钊在反封建文化思想斗争中起了非常革命的作用，但他这时的政治视野也不能不受到仍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历史局限；他虽然提出“再造青春中华”这一振聋发聩的主张，但仍不能正确回答中国的出路问题。李大钊在政治上对民主自由的热烈追求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不能不使他感到彷徨、失望以至悲观。他在1914年就曾无限感慨地说过：“时至今日，术不能制，力亦弗胜，谋遏洪涛，昌学而已”。而当1917年张勋再演复辟丑剧时，他不得不避走上海，在“淹滞沪滨”期间，他“百感交集”，慨叹十余年“流离转徙”，却还未能看到光明的前景。这种心情正如他在一首赠友人诗中所表露的：“一代华声空醉梦，十年潦倒剩穷愁”。但是，这种看似消沉的心态，却既反映出五四一代先进分子对过去种种努力仍无积极结果的深刻反省，也蕴含着他们对新的出路的思考和探索。李大钊是一位对于理想“期于必达，勿稍怠荒，月异岁新，与时俱进”的人，他仍在痛苦中继续求索着。早在留日时写的并发表于1916年5月《民彝》创刊号上的《民彝与政治》一文，在对中国出路问题的思考时，提出“惟民主义为其精神，代议制度为其形质”的设想，虽然仍以西方议会政治制度为模式，但同时又提出这种“代议政治虽今犹在试验之中，其良其否，难以确知，其存其易，亦未可测”。相信若“其不良、其当易，其起而代之者，度亦必为校代议政治益能通民彝于国法之制，决非退于专制政治，可以笃信而无疑”。这种对西方政治制度的怀疑和对未来社会必定进步的信念，为他接受科学的信仰奠定了思想基础。1918年5月，李大钊在经过自己深沉的观察与思考后说：“中国今日的现象全是矛盾现象。举国的人都在矛盾现象中讨生活，当然觉得不安，当然觉得不快。既是觉得不安不快，当然要打破此矛盾生活的阶级，另外创造一种新生活，以寄顿吾人的身心，慰安吾人的灵性”。

　　李大钊发出“另外创造一种新生活”的呼声，这确是反映了历史的要求，它也将由历史的发展给予正确的回答。

　　任职北京大学

　　1917年初，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引进了陈独秀等一批新派人物。经过革新，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李大钊把这时的北大看作是“黑暗中之灯塔”，心向往之。这年11月，经章士钊之荐应聘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章曾对此回忆道时校长为蔡孑民，学长陈独秀，两君皆推重守常，当然一说即行。

　　李大钊一入北大，就以他的道德文章和在实际斗争中的杰出表现，逐渐成为北大以至整个思想界一面最先进的、最有影响的旗帜。章士钊在回忆中继续写道守常先充图书馆主任，而后为教授，还有一段可笑之回忆。盖守常虽学问优良，其时实至而声不至，北大同僚皆擅有欧美大学之镀金品质，独守常无有，浅薄者流，致不免以樊哙视守常。时北京民主运动正在萌芽，守常志在得北大一席，以便发踪指示，初于位分之高低，同事不合理之情绪，了不厝意。由今观之，守常一入北大，比之临淮治军，旌旗变色，自后凡全国趋向民主之一举一动，从五四说起，几无不唯守常之马首是瞻。何也？守常北方之强，其诚挚性之感人深也。这一颇为生动的描述，虽比喻不尽确当，但却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看作是李大钊一生最重要的这个历史时期的写照。

　　李大钊出任北大图书馆主任，至1922年12月改任校长室秘书止，前后达五年之久。原来北大图书馆藏书少，设备差，制度也不健全。蔡元培整顿学校时，很重视图书馆的建设；李大钊主事后，制定改革方案，建立和健全图书管理借阅制度，并从国内外购进大量图书，其中有许多是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书籍和一批有关社会主义的文献。1918年10月，图书馆迁入了沙滩红楼一层新址，李大钊在这里开辟了二十一个书库和六个大阅览室。李大钊非常重视图书馆的作用，指出古代图书馆不过是藏书的地方，而“现在图书馆是研究室，管理员不仅只保存书籍，还要使各种书籍发生很大的效用，所以含有教育的性质”。这就从理论上说明了现代图书馆的性质和作用。经过李大钊的大力整顿，图书馆面貌焕然一新，成为宣传新文化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许多进步学生经常在这里聚会，向李大钊请教问题，共同商讨革命工作。

　　李大钊进入北大不久，就参加了《新青年》编辑部的工作。《新青年》杂志原是由陈独秀一人负责编辑的。1918年1月编辑部改组扩大，李大钊和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都参加了编辑工作。鲁迅回忆说我最初首见守常先生的时候，是在独秀先生邀去商量怎样进行《新青年》的集会上，这样就算认识了。这样，就以《新青年》编者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勇于革新的新文化阵营。在这期间，李大钊继续撰写文章，宣传新思想，同时对企图摧残新文化运动的旧势力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在五四前夕发生的新旧思潮的激战中，李大钊著文尖锐揭露和猛烈抨击了封建卫道士林纾对北大、对新文化运动的恶毒攻击，他满怀信心地说：反动势力断不能摧残真正觉醒的青年们的精神，滔滔滚滚的新潮流，是任何力量也挡不住的。

　　1920年7月8日，北大评议会特别会议决定将“图书部主任改为教授”，因而学校又聘请李大钊兼任史学、政治、经济等系教授，同时他还在女子高等师范、师范大学、朝阳大学、中国大学等校兼过课。他先后开设了《现代政治》、《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社会主义史》、《女权运动史》、《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课程。他受聘为教授后，还连续四年当选为评议员，参与作为北大立法机构的评议会工作。

　　李大钊在北京大学期间是一位十分活跃的核心人物，他广泛参加校内外的各种社会活动。1918年6月，蔡元培在北大发起组织了进德会，李大钊加入为甲种会员，并当选为纠察员。进德会是以提倡培养个人高尚道德为宗旨的，这个组织的出现，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对上层社会道德堕落、生活腐朽的不满，对北大部分知识分子个人道德的提高产生过较好的影响。1919年初，李大钊还同蔡元培等发起成立了学余倶乐部，以求“学余间藉以联络感情交换学识为宗旨”，由会员捐助购置书报，布置古物和美术品展览，组织诗社、词社等。其他如发起成立北京大学教职员会、赈灾会、太平洋问题研究会、俄国灾荒赈济会，以及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非宗教大同盟等，李大钊也都列名其间。

　　1918年6月，李大钊参加发起筹备建立少年中国学会，并被推举为《少年中国》月刊编辑主任。翌年正式成立。北大社团的许多重要成员，如邓中夏、毛泽东、黄日葵、高尚德、许德珩、朱自清、杨钟健等，在李大钊邀约下都参加了这个学会。少年中国学会在五四时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随着中国革命的深入发展，这个学会成员后来发生了很大的分化。

　　李大钊在北大工作期间，是一位最受学生爱戴和欢迎的导师。他热忱支持和指导学生的各种进步活动，并曾担任过北大学生事业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1918年10月以北大学生为骨干成立的国民社，一开始就邀聘李大钊为导师。它创办的《国民》杂志，具有明显的反帝爱国色彩，积极关心政治。李大钊热心为它撰稿，他的重要文章《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就发表在《国民》第一卷第二号上。在李大钊的关心和指导下，它的许多重要成员，如邓中夏、许德珩、黄日葵、高尚德等，在五四运动中起到了中坚的作用，而其中的一些人还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同年12月，北大文科一部分学生发起成立了新潮社，李大钊也被聘为顾问。新潮社创办的《新潮》杂志在反对封建文化思想、提倡新文学方面，在新文化运动中曾产生过广泛的影响。新潮社以傅斯年、罗家伦等人为主要骨干，较多地受到胡适的影响，在政治上倾向改良主义；但它也受到李大钊的积极影响，在五四运动中仍起了较好的作用。而1919年3月由邓中夏等发起成立的平民教育讲演团，它的主要成员与李大钊的关系更为密切。讲演团虽然是以蔡元培的平民教育思想，即“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自觉心”为宗旨，但在李大钊的影响和指导下，深入郊区农村，这对促进五四时期北大青年走上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起了重要的作用。

　　李大钊严以律己，诚恳待人，无私奉献，助人为乐，赢得了青年学生的深深敬重。他平常“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每天步行上下班，而他任教每月的薪水一百二十元，却有一多半被用来接济贫寒的青年。蔡元培校长对他这种心怀天下寒士、惟独不顾自己的高尚行为十分感动，为了不使操持家政的夫人为难，特意叮嘱会计，发薪时先为李先生代扣下家庭生活费，免得李夫人难为无米之炊。而在事业上，他更是对青年关怀备至。一位同时代人后来回忆李大钊时曾深情地说：“我们把他当老大哥看待，大家把他视为道德上的最高典范”。

　　微言如闪首传真

　　十月革命的炮声，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李大钊成为我国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

　　这不是偶然的。早在留学日本期间，李大钊就“喜读当时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介绍马克思的经济学和欧洲社会主义思潮的著作”，对社会主义学说有一定的了解。更重要的是，严酷的现实使李大钊对民主主义政治产生了怀疑，继续为民族解放而探索新的革命道路。这时，他已开始注意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1917年三、四月间，他曾连续著文介绍欧洲一些国家的革命运动，特别是俄国二月革命发生后，他欢呼俄国罗曼诺夫王朝的倒塌，热情歌颂高举赤旗的社会民主工党。他曾写道：“今以俄人庄严璀璨之血，直接以洗涤俄国政界积年之宿秽者，间接以灌润吾国自由之胚苗，使一般官僚耆旧，确认专制之不可复活，民权之不可复抑，共和之不可复毁，帝政之不可复兴。即彼貌托共和之‘官僚政治’，于今亦可不尝试。苟尝试焉，必且撄国民之怒，抑之愈甚，抗之愈力，终以激成险烈可怖之变动。”这表明，这时李大钊的政治视野，已开始逐渐转向了正处在剧烈变动中的东方。

　　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了李大钊以巨大的鼓舞和力量，使他从中看到了中国民族解放以至全人类的新希望，他开始“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1918年7月，李大钊在《言治》季刊上发表了《法俄革命比较观》，这篇文章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比较准确地分析了刚发生不久的这一历史事件的时代意义，指出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敏锐地看到：“20世纪初叶以后之文明，必将起绝大之变动，其萌芽即茁发于今日俄国革命血潮之中。”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失败而告终。为庆祝胜利，北京大学在天安门举行了为期三天的讲演大会。校长蔡元培发表了热情洋溢的《劳工神圣》的演说，提出“我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虽然他在这里所说的“劳工”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的科学概念，而且还不恰当地抹煞了资本家和工人的界限。但这个口号的提出，反映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一般知识分子对劳动群众的新认识。所以，“劳工神圣”的口号一经蔡元培喊出后，很快就在北大和整个知识界流传开来，成为青年学生和很多报刊的时髦用语。在这次讲演大会上，包括蔡元培在内的许多人对帝国主义还缺乏认识，把协约国击败德国，看作“公理”战胜了“强权”，幻想依靠英美等国实现战后的持久和平。而李大钊则在大会上发表了不同凡响的《庶民的胜利》的讲演（同时写成文章），接着又发表了《Bolshevism（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一文。在这两篇著名论文中，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揭示战争爆发的真正原因，指明帝国主义制度是战争的根源。他明确指出，这次胜利是劳工主义的胜利，是庶民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他把十月革命比作“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一切历史的残余，不论是皇帝、贵族、官僚，还是军国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将被不可阻挡的群众运动所摧毁，“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在这里，李大钊向中国人民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社会主义必将代替资本主义这一历史规律，同时也表达了他对社会主义的真诚而热烈的信念。由上可见，李大钊最初介绍十月革命的几篇文章，已具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公开拥护十月革命开辟的社会主义事业。这是在中国最早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标志，也是李大钊开始由革命民主主义者转为共产主义者的标志。

　　从此以后，李大钊又连续发表了一系列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的文章。1919年5月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并特别强调了阶级斗争的思想，指出阶级斗争有“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在这前后，他还在《新青年》等刊物上发表了《阶级竞争与互助》、《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等文章，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并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解释中国社会历史和近代思想演变的若干问题。在李大钊的影响和带动下，北京大学首先出现了一批热心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1920年12月，由李大钊、费觉天、邬祥提等九人发起，公开成立了“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其宗旨为集合信仰和有能力研究社会主义的同志互相来研究，并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会当时提出的研究方法主要有：“1.文字宣传：A。编译社会主义丛书，B。翻译社会主义研究集，C。发表社会主义论文；2.讲演”。在此之前，在李大钊的指导下，由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何孟雄、范鸿劼、朱务善等十九人，于1920年3月秘密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于次年11月公开对外招收会员。这个研究会定期举行讨论会和演讲会，组织各种专题研究组，深入研究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剩余价值等问题。研究会还积极设法从国内外搜集、采购马克思主义书籍和有关社会主义的文献，并建立了一个供会员和非会员借阅的藏书室。他们给它取名为“亢慕义斋”。亢慕义为德文译音（Das Kammunistsches Zimmer），即共产主义小室。这是我国建立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图书室，它对于在北大以至中国迅速传播马克思主义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李大钊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使他成为许多进步青年的引路人。曾追随孙中山革命的林伯渠回忆说约在一九一八年三、四月间，连续接到李大钊同志几次信，详细给我介绍了十月革命情况及一些小册子、文件，并对目前中国形势阐述了他的所见，得到很大的启发。1918年8月，青年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时，曾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半年，与李大钊朝夕相处，直接受到他的影响。毛泽东后来回忆道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可以说，我国许多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过李大钊的影响。

　　李大钊首先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不朽功绩，正如林伯渠为《李大钊选集》出版题写的诗中所概括的：

　　登高一呼群山应，从此神州不陆沉。

　　大智若愚能解惑，微言如闪首传真。

　　在五四运动中

　　李大钊十分关注现实的政治斗争。他感到《新青年》一月一期，多是长篇阐明学理的文章，这已不能适应国内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1918年12月，他与陈独秀发起创办了《每周评论》，主要刊登短篇文章，重在批评时政，以与《新青年》相配合，推动当前的政治斗争。李大钊为这份政治性很强的刊物倾注了许多心血。张申府曾回忆道：“12月21日，第一号编好，当夜就由李大钊与我，同到宣外大街印刷地点从事校对，直到深夜四点，校完印好，二人各携一张，欢喜地走回宣内西单各人的寓所。”他曾用各种笔名为这个刊物撰写了五十五篇文章。1919年元旦，他写了一篇题名为《新纪元》的社论，继续宣传了十月革命所开辟的历史新纪元。《每周评论》在五四时期发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个刊物发行至第37期（1919年8月31日），就被北洋军阀政府封禁了。1919年2月，李大钊还利用过去与《晨钟报》（《晨报》的前身）的关系，帮助《晨报》第七版（副刊），设立了“自由论坛”栏目，作为传播新思潮和评述社会问题的园地。他的《战后之世界潮流》、《劳动教育问题》、《青年与农村》、《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现在与将来》等文，就是在这个副刊上发表的。这些文章对于引导青年关心政治，深入到工农实际生活中去，起了重要的作用。

　　这时，帝国主义分赃的巴黎和会正在举行。国内各界密切注视巴黎外交交涉的消息，北京政治空气日趋紧张，预示着一场猛烈的暴风雨即将来临。2月5日晚间，北京大学三千多学生就在第三院礼堂举行全体大会，电致巴黎专使要求绝日本的无理要求，并推出干事十余人，分头联络各校学生。4月间，刚成立不久的平民教育讲演团走上街头，讲题多围绕山东问题，鼓吹“抵抗强权”、“争回青岛”，揭露日本的野心。这时，团结在李大钊周围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对于日益逼近的革命形势，已经在经常地讨论要采取“直接行动”的问题，这就是说，要不受反动法律的限制，发动群众起来采取必要的行动，以挽救国家的危亡。五四前夕，李大钊帮助《晨报》副刊出版了“劳动节纪念专号”，并刊登了他写的《五一节May Day杂感》。在这篇文章里，他第一次公开提出“直接行动”的思想，并称国际劳动节“是世界工人的唯一武器——‘直接行动’（Direct Action）造成的日子”。“直接行动”的号召，鼓舞了广大青年投身于实际的革命斗争。

　　1919年5月4日，以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为导火线，爆发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这一天下午一时许，北京三千多学生集会天安门，并举行游行示威，演出了一幕火烧赵家楼的威武雄壮的活剧。五四爱国斗争从北京开始，迅速扩展到全国各地；6月3日以后，中国工人阶级加入了斗争的行列，并表现了它特有的革命精神。这次运动以它彻底的不妥协的姿态，标志着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在这次爱国运动中，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起了中坚的作用。李大钊积极参与了运动，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五四当天出版的《每周评论》，就把巴黎和会称作分赃会议，揭露了和会的帝国主义性质。运动爆发后，《每周评论》又以特大字号“山东问题”为标题，连续报道运动的进展。5月18日，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一文，深刻揭露了巴黎和会的分赃性质，明确指出帝国主义“强盗世界中的一切强盗团体、秘密外交这一类的一切强盗行为，都是我们的仇敌”！号召要“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为运动的深入发展指出了明确而远大的政治目标。

　　在五四运动中，李大钊积极参加营救被捕学生。当蔡元培被迫离京出走后，他又与北大教授马叙伦等一起到教育部请愿，要求挽留蔡元培。6月11日，李大钊和陈独秀分别到城南游艺园和“新世界”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这个宣言为运动提出进一步的要求，并指出政府如不接受，“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陈独秀在散发传单时当场被捕，李大钊大力设法营救。陈独秀被捕后，胡适乘机把持《每周评论》。五四运动胡适没有参加，其时他正陪同他的美国老师杜威到上海等地讲演。这时他把持了刊物后，连续两期几乎用全部篇幅刊载杜威的讲演录。《每周评论》在五四运动中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胡适这样做，显然对运动不利。李大钊对此十分不满，经过努力，他又连续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短小精悍的评论文章，继续发挥这个刊物的战斗作用。

　　五四运动前后，为了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李大钊更加勤奋地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1919年5月5日，他乘纪念马克思诞生101周年之机，帮助《晨报》副刊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前后办了六个多月。这个专栏第一次刊登了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全译本，发表了有关马克思、列宁的传记，并以《新共产党宣言》为题，登载了《第三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同时，李大钊还把由他主编的《新青年》第6卷第5号，辟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全部发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前面提到的由他撰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篇重要长文，就是发表在这个专号及第6号上。

　　五四运动的激荡，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深入传播，引起了新文化运动内部的分化。原来同在新文化营垒的胡适，最先出来向马克思主义发难。7月间，他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鼓吹一点一滴的改良，反对“根本解决”，并攻击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是“中国思想界的破产的铁证”。李大钊在离京时，已看到这篇文章，因急于出京，没有来得及回答。回到家乡昌黎五峰山后，他以公开信的形式写下了著名的《再论问题与主义》，有力地批驳了胡适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观点，明确指出中国社会“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他在阐明“宣传理想的主义”和“研究实际的问题”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道理时，特别强调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样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初步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必须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这一光辉的思想。

　　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五四”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工人运动的新发展，在中国建立工人阶级的政党也就提上了历史的日程。

　　李大钊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日益坚定了中国革命必须以苏俄为榜样，因而他很早就开始了与俄共（布）党人的联系，以便直接取得苏俄和第三国际的帮助。据苏联缪勒尔《在革命烈火中》一书的记载，还在1919年夏天，俄共（布）老党员、后任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主席的布尔特曼来到天津，曾与李大钊见面，并向他介绍了苏俄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情况，李大钊也向他了解俄国布尔什维克联合工人、组织工会方面的经验。布尔特曼对这次会见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称赞李大钊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1920年1月，李大钊得悉陈独秀出狱后仍受到反动政府的监视，决定化装护送他到天津，以转道避居上海。离京途中，他们讨论了建党的问题。在津期间，李大钊曾与章志、黄凌霜等到旧俄租界会见了俄人鲍立维（不久鲍到北大任教），鲍虽不是苏共党人，但有与苏俄联系的背景。这次见面被敌探察觉，披露报端，李大钊只得离津返京。过后不久，鲍立维还介绍来华的苏俄人士荷荷诺夫金到北大会见李大钊，他们一起商谈了建党问题。荷荷诺夫金赞扬李大钊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功绩，希望李大钊着手筹建共产主义组织。李大钊表示要和上海的陈独秀商讨，当陈复信同意后，荷荷诺夫金便欣然返回伊尔库茨克。这些情况都说明，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上，李大钊很早就同苏俄方面建立了某种联系。

　　在这期间，李大钊还曾同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等酝酿过建党问题。从这时李大钊的思考和活动的方向看，1920年3月间在他指导下秘密建立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显然是同酝酿建党有关，是为创建党的组织作思想和干部准备的。

　　1920年四五月间，共产国际派东方局负责远东事务的维经斯基和马马耶夫、萨赫雅诺娃，以及翻译俄藉华人、俄共党员杨明斋等来中国。他们在北京经已在北大任教的鲍立维介绍，与李大钊会面。李大钊热情接待来自第三国际和苏俄的使者，邀集进步分子与他们多次座谈，并以“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名义举行欢迎会和讲演会。李大钊与维经斯基经过深入交换意见，对建党问题取得了一致的看法。随后，维经斯基等带着李大钊写的介绍信到上海会见陈独秀，马马耶夫继续留在北京，帮助李大钊筹备建党工作。此后，上海、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等地，都先后开始了建立党的早期组织的工作。

　　在建党活动中，李大钊与陈独秀保持着密切联系。例如关于党的名称问题，是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陈独秀拿不定主意，就写信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立即复信明确回答：叫共产党，认为只有这个名称才和共产国际的主张相一致。所以上海建立的组织一开始就叫共产党，它创办的党刊也定名为《共产党》。在这期间，李大钊还先后委托因事到上海的张国焘、张申府同陈独秀“直接商讨”，统一了意见和步骤。

　　经过李大钊等人的努力，1920年10月，北京共产党小组成立，先后参加小组的成员有：李大钊、张国焘、张申府、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何孟雄、张太雷、范鸿劼、缪伯英（女）、朱务善等。开始，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如黄凌霜、区声白等也加入小组，后因主张分歧，他们很快就退出了。李大钊为小组的负责人，不久小组改称北京共产党支部，李大钊任书记。小组一成立，李大钊就宣布每月从他120元月薪中拿出80元作为小组活动经费。

　　在建党过程中，李大钊就很重视开展工人运动。还在1919年5月1日，他就著文介绍国际劳动节的由来，鼓吹工人阶级的“直接行动”。到了1920年的五一劳动节，在李大钊的影响和领导下，北京大学的工人、学生五百多人举行了纪念大会。这一天，北大的先进分子和工读互助团的团员们，在北京城内第一次发起了纪念国际劳动者的示威游行，沿途散发了几万张《北京劳工宣言》，号召大家起来，把所有不做工的官僚、政客、资本家驱逐净尽，把田园工厂以及一切生产机关收回自己管理。北京共产党小组成立后，创办了向工人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通俗小报——《劳动音》周刊，同时小组还决定在长辛店筹办一所劳动补习学校，作为活动的据点。补习学校于1921年元旦正式开学。李大钊非常重视劳动补习学校的工作，经常进行具体的指导。1921年5月1日，在李大钊的指导下，成立了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成为我国最早建立的现代工会之一。

　　1921年3月，李大钊发表了《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一文，最早在中国公开提出建立共产党的主张。他指出：“我们现在还要急急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即社会主义团体。”他强调要以苏俄共产党为榜样，“以第三国际为之中枢”，使建立的新团体“强固精密”。他深信：中国“C派的朋友若能成立一个强固的精密的组织，并注意促进其分子之团体的训练，那么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附托”。这作为公开发表的一篇文章，基本上阐明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建党的正确主张。

　　1921年初，维经斯基从南方返抵北京，李大钊同他在北大图书馆又进行了多次交谈，双方一致认为，各地共产党组织联合举行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时机已经成熟，李大钊并表示要努力促使全国性的党组织早日建立。“一大”前夕，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到达北京。李大钊与马林亲切会见，一起研究了召开党的代表大会的事宜。随后他委派邓中夏陪同马林去上海，具体商定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事宜。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其时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八校教职员正向军阀政府开展索薪斗争，李大钊任八校教职员联席会议代理主席，直接参与领导工作，因而无法抽身参加大会。

　　中共“一大”以后，在北方建立了北京区执行委员会，李大钊负责主持区委工作，领导包括河北、河南、山西、陕西、察哈尔、热河、内蒙古和东北等广大北方地区党的工作和革命运动。李大钊先后派党员到各地逐步建立了党的组织。

　　根据“一大”通过的关于加强工人运动的决议精神，李大钊在这个时期集中很大精力领导北方的工人运动。7月间，他领导创办了《工人周刊》，成为“北方劳动界的言论机关”。为了开展工人运动，他利用军阀、政客之间的矛盾，亲自到洛阳会见吴佩孚。李大钊十分重视铁路工人运动。这时吴佩孚企图从交通系手中夺过路权，以便从铁路收入中取得军费，所以当李大钊向直系的交通部长高洪恩建议向铁路派遣密查员时，竟得到允许。于是党组织派何孟雄、张昆弟、安体诚、包惠僧、陈为人和袁子贞六位共产党员到北方六条铁路充任密查员。党利用这个便利条件，发展了铁路沿线的工人运动，到1922年底，先后建立了十六个工人倶乐部。在李大钊为首的北方党组织领导下，以1922年8月长辛店铁路工人的罢工为起点，先后发生了京奉铁路山海关、唐山工人罢工、开滦五矿大罢工，京绥路车务工人罢工，正太路石家庄机器厂工人罢工，直至1923年爆发的震惊全国的“二七”大罢工。这些罢工斗争成为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促进国共第一次合作

　　1922年7月召开的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同时还通过了关于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二七”惨案后，更加迫切地把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提到了党的议事日程上来。

　　如前所述，李大钊在大力领导工人运动的过程中，就注意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争取社会的同情。这时由于共产国际一度采取联合吴佩孚的策略，李大钊肩负使命，也通过他的多年好友、吴的亲信白坚武，多次做过争取吴佩孚的工作。“二七”惨案发生，吴佩孚的凶残面目进一步暴露，共产国际改变了对他的策略，这时李大钊也与白坚武彻底决裂。这里应该提到的是，李大钊在争取吴佩孚的工作过程中，曾于1922年5月，与胡适、蔡元培等十六人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了建立“好人政府”改良中国政治的主张。这在当时中国的历史条件下是一个改良主义的错误主张。李大钊列名其间，固然同他这时做争取吴佩孚的工作有关，希望有一个诸如表面高喊“保护劳工”的吴佩孚式的人主政，以发展革命的群众运动，这正如他所认为的这是“一种差强人意的办法”；但对党外人士提出的“好政府”的主张的赞同，确是反映了他对国内复杂的政治形势还缺乏深刻的认识，反映了思想上还有某种旧的东西的羁绊。他当时即向党中央写信报告了自己的想法。李大钊坚定的革命立场，使他很快认识并改变了这个不正确的主张。6月1日，李大钊与邓中夏、黄日葵等六人联名向少年中国学会杭州年会提出了《北京同人提案——为革命的德莫克拉西（民主主义）》，认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惟一方法，就是“引导被压迫民众为有目的的政治斗争”，这就是通过“革命的手段”，“打倒军阀和国际资本帝国主义”。提案批评了改良主义的幻想，明确指出“我们的敌人不是个人，而是制度的本身”。提案还提出联合战线的问题，特别指出要对“抱民主主义的理想”、“与恶势力奋斗”的国民党，“从今以后我们要扶助他们，再不可取旁观的态度”。不久，李大钊收到《中共中央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这个文件批评了包括“好政府主义”在内的各种错误的政治主张。李大钊完全同意中央的意见，并把这一公开文件分送给主张“好政府主义”的党外朋友，他表示：这不是仲甫先生一个人的意见，而是连他自己在内的一个新兴的集团的慎重主张，因而才特别分送给大家看，希望获得谅解。这一举动争取了一些人赞同中共的主张，使之认识到“好政府”的主张将难收效。而对于这个“主张”和随后党的二大作出的关于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定，李大钊则积极付诸实现。

　　中共二大提出的联合战线的设想，是通过国共两党的党外合作来实现的。当时，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提出了党内合作的倡议，即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把国民党改造成为各革命阶级的联盟。这个意见得到共产国际赞同。1922年8月，中共中央一些领导人在杭州举行特别会议，集中讨论实行党内合作的问题。开始时多数人不同意马林的倡议。李大钊明确支持共产国际的意见。他中肯地分析了国民党的状况，认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既可以做到不受它的约束，又是在目前情况下实现联合战线能够行得通的办法，所以采取有条件地加入国民党去实现两党合作是一种适宜的政策。经过李大钊的说服和反复讨论，会议接受了党内合作的建议，同时要求国民党实行改组，并在党内改变过去封建会党的落后办法，采用民主主义的原则。

　　会后，李大钊根据党的决定，前往上海会见孙中山。早在1919年，李大钊就通过好友林伯渠同孙中山有过接触，并向他介绍过十月革命的情况。1922年6月后，孙中山因陈炯明叛变避居上海，陷入失望和苦闷之中，李大钊的到来，给他带来了新的希望。在这期间，他们多次晤谈，着重“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他们之间“畅谈不倦，几乎忘食”。他们还一起讨论了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当李大钊坦率地告诉孙中山，自己是中共党员也就是第三国际党员时，孙中山诚恳地表示：这不打紧，你尽管一面作第三国际的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随即由张继介绍孙中山“亲自主盟”，李大钊等共产党人正式加入了国民党。

　　经过频繁接触和深入交谈，李大钊的革命激情、渊博学识和坦诚为人，给孙中山留下深刻印象。宋庆龄在回忆中说：“孙中山特别钦佩和尊敬李大钊，我们总是欢迎他到我们家来”。孙中山也是通过和李大钊等人的接触，使“他认为这些人是他的真正的革命同志。他知道，在斗争中他能依靠他们的明确思想和无畏的勇气”。经过李大钊等人的工作，孙中山采纳了关于党内合作和改组国民党的建议。此后，李大钊一直参与国民党改组的筹备工作，深得孙中山的信赖。1923年1月，经李大钊、林伯渠的安排，孙中山与苏联代表越飞在上海会谈，并于1月26日发表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加快了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计划。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李大钊出席了这次大会，并被选为中央委员。大会正确估计了孙中山的革命立场和国民党改组的可能性，正式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把国民党改组成为民主革命联盟；同时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李大钊等坚持正确意见对大会通过上述决定起了重要作用。在这期间，李大钊还与孙中山在广州共同商讨了国共合作及有关外交政策等一系列问题。

　　会后，李大钊返回北京。经过他深入细致的工作，统一了北京区委的同志对国共合作的正确认识，使北京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加入了国民党。同时，他还同在北京的国民党负责人一起，改组和重建北京的国民党组织，清除了那些依附军阀势力的反动分子，积极吸收优秀青年加入国民党。到11月，北京的国民党员总数达千余名，其中约三分之一为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

　　1923年12月，孙中山委派李大钊和廖仲恺、汪精卫、张继、戴季陶等五人为国民党改组委员，并请孙洪伊密电李大钊即赴沪会商国民党本部的改组事宜。随后，孙中山在致党内同志函中，宣布组成国民党中央临时执行委员会，李大钊被委任候补委员。临时中央全面负责筹备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各项工作。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正式召开。李大钊由孙中山指定为北京的代表出席大会。同时中共中央还决定由李大钊、瞿秋白、谭平山组成党的指导小组，李大钊任指导小组负责人，负责指导出席国民党一大的中共党员。孙中山在开幕会上指派李大钊、胡汉民、汪精卫、林森、谢持等五人组成主席团，协助孙中山主持大会。大会设立五个工作委员会，李大钊担任其中的宣言审查、宣传问题审查和章程审查三个委员会委员，成为大会领导成员中兼职最多的一个。大会在讨论党员问题时，国民党内的右派分子竭力反对共产党员跨党，提出要在党章中增加“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的条文，并诬蔑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一种“阴谋”。对此，李大钊在大会上发表了义正词严的声明，严正指出：“我等之加入本党，是为有所贡献于本党，以贡献于国民革命的事业而来的”；“我们认为在这种国民革命运动中，不宜使国民革命的势力分歧而不统一，以减弱其势力，而迟阻其进行，非以全民族之心力，集中于一党不可”；“我们来参加本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不是阴谋鬼祟的举动”。他还明确表示：对于党内这种“猜疑防制，实为本党发展前途的障害，断断乎不可不于本党改造之日明揭而扫除之”。李大钊的发言赢得大多数代表的同情和支持，挫败了右派分子企图破坏国共合作的阴谋。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的重要作用，正如何香凝所回忆的那时候，李大钊先生和我都是代表，他的和蔼与诚恳的态度，以及他的透彻而伟大的言论，一见便使人折服。他对孙中山先生的改组国民党与联苏、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发挥了极其伟大的理论。现在想起来，那些话是非常正确的。在国民党一大，李大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这次大会标志着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掀起北方革命运动高潮

　　1924年2月底，李大钊即以全副精力投入领导北方地区的革命运动。在他的大力推动下，4月间组建了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并任执行部组织部长，成为执行部的实际主持人。原来国民党在北方的组织基础十分薄弱，除少数党员外，没有什么党部组织和活动。经过李大钊的努力，先是在北京建立了特别市党部，随后又委派一批共产党员到各地，先后建立了直隶、天津、热河、绥远、察哈尔、内蒙、陕西、大连、哈尔滨等省市党部。各地国民党党部的主要负责人都有共产党人。李大钊通过以国民党的名义开展工作，使北方地区的革命运动逐步发展起来。当时国民党中央曾决定在上海、北京、汉口、哈尔滨和四川等地设立地方执行部，结果，“其成绩较著，而存在最久者，唯北京执行部一处”。

　　5月，由于张国焘被捕后的叛卖行为，李大钊被北洋军阀政府明令通缉，李大钊被迫避居昌黎五峰山。反动军警不但到他在北京的住处搜捕，并且到他的乐亭老家抓人。李大钊临难毫不畏惧，继续工作和写作，并断然拒绝家人要他向白坚武托情说项。他在给夫人的信中说明了他与白已站在了敌对的两边，“就是亲兄胞弟，站在敌对战线上也是常有的，何况我与白坚武？”他轻蔑地说那张不起任何作用的通缉令，没有什么可怕，这种无耻的迫害是吓不倒我的。他勉励夫人说现在我的工作很忙，今后再没有时间来照顾家庭了。你应当坚强起来，千万不要为我的生活颠沛流离焦急，而要振作起精神来抚养和教育子女。最后，他以一个共产党人无比坚定的信念写道：目前统治者的这种猖狂行为，只不过是一时的恐怖罢了。不出十年，红旗将会飘满北京，看那时的天下，竟是谁人的天下！

　　6月，中共中央决定由李大钊率领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会后，他继续留在苏联参观访问。这年初冬，他怀着“我又要回到战场上去了”的激情，不顾反动政府的通缉，秘密回到北京，迎接正在兴起的北方革命运动。

　　10月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所部改称国民军，并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大计。李大钊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在积极开展联合冯玉祥及其国民军工作的同时，立即着手恢复和发展“二七”惨案后被破坏的工会组织，营救被捕的工人领袖，使北方工人运动重新发展起来。

　　11月，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毅然抱病北上，并在北上宣言中提出了召集国民会议的主张。召集国民会议解决国是，是中国共产党在1923年8月发表的第二次对时局的主张中就提出的，这时为孙中山所接受，因而在国共两党共同推动下，掀起了全国规模的国民会议运动，北京成为这次运动的中心。但当孙中山北上时，北方的政局已发生了变化，段棋瑞利用直奉战争控制了北京政府。他为讨好帝国主义，竟提出“外崇国信”，反对取消不平等条约，并要以召开所谓善后会议来对抗国民会议。为抵制和反对段祺瑞的善后会议，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北方区委，坚决支持孙中山，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反对善后会议、召开国民会议的群众性斗争，同时加紧筹备召开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由军阀、官僚和政客把持的善后会议于1925年2月1日开张，全国人民拥护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则于3月1日隆重开幕。两军对垒，阵线分明。重病中的孙中山，对国民会议促成会代表大会的召开，极感欣慰。这次体现人民意志的大会，在李大钊全力指导下，开得认真而热烈，取得了积极的结果。大会虽然不可能实现召集国民会议建立人民政权的目的，但极大地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性，显示了人民群众巨大的组织力量，有力地促进了革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在会议进行期间，孙中山于3月12日病逝。孙中山在京病重时，曾特加委李大钊等为政治委员会委员，参加国民党中央的核心领导。孙中山逝世后，李大钊是治丧委员会的主要成员之一。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发动了一次以宣传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为内容的悼念活动。李大钊怀着对孙中山无限崇敬和深厚友谊的悲痛心情，撰写了《挽孙中山》的214字的长联，称颂孙中山“砥柱于革命中流，启后承先，涤新淘旧，扬民族大义，决将再造乾坤；四十余年，殚心瘁力，誓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唤起自由独立之精神，要为人间留正气”。表示要依靠工农群众，“遵依牺牲奋斗诸遗训，成厥大业慰英灵”。这次悼念活动，形成了一次广泛的、强大的政治宣传运动。

　　孙中山逝世后不久，上海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五卅运动。在中共北京区委和李大钊、赵世炎等人的领导下，发动了强大的声援斗争，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北方地区大革命高潮。6月间，在北洋军阀统治的中心——北京，连续三次举行了每次人数达二三十万的示威游行，参加的不仅有学生、工人和市民，而且还有从郊区赶来的农民。同时组织了由四百八十多个群众团体联合发起的“北京各界对英日帝国主义惨杀同胞雪耻大会”，作为发动声援斗争的公开性的联合团体。李大钊为扩大反帝运动，还派赵世炎等到天津、唐山等地，发动学生罢课、工人罢工。

　　在中国人民掀起的五卅革命风暴的打击下，帝国主义改变策略，提出要在中国召开关税会议，企图用微小的让步来欺骗中国人民，借以平息反帝的怒潮。中国共产党及时揭穿了帝国主义的阴谋，领导人民坚决抵制关税会议，主张关税自主，收回中国主权。于是在全国发动了关税自主运动，北京地区的斗争则成为这场运动的主要战场。从10月中旬开始，在李大钊主持的国共两党组织的发动下，北京连续多次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反动军警如临大敌，流血事件时有发生。随着革命群众运动的迅猛发展，李大钊和中共北方区委认为建立民众政权的时机逐渐成熟，开始考虑发动群众进行夺取政权的尝试。11月18日，李大钊在《政治生活》周刊发表了《民众势力发展中的国内战局》，具体分析了国内各派政治势力和当前形势，认为目前已出现以“民众势力作最后胜利以结束国内战争的朕兆”。这时国内的政治形势也确有了变化，正在进行的反奉战争削弱了奉系军阀的势力，特别是奉系重要将领郭松龄在李大钊、冯玉祥等的策动下，倒戈反奉，将所部改称东北国民军，并挥师逼近奉系的老巢沈阳。同时冯玉祥的国民军也控制了京、津及直隶全境。这就为发动首都革命夺取政权创造了有利时机。

　　李大钊主持的中共北方区委会议，决定利用当前有利的时机，在关税自主运动的基础上，发动一场旨在推翻段祺瑞政府，建立革命政权的斗争。这就是当时所称作的“首都革命”。为此，一方面，充分发动和组织群众，造成强大的革命声势，逼迫段祺瑞下野，组织国民委员会；另一方面，争取国民军的支持，配合群众夺取政权。为了加强对这次斗争的领导，北方区委决定成立由赵世炎、陈乔年、陈为人、邓鹤皋、邓洁五人组成的行动委员会。11月28日，北京革命群众开始了一次夺取政权的英勇尝试。这天上午，学生敢死队和工人保卫队开始活动，全城红旗飘场，传单飞舞。下午，示威群众齐集神武门前，“人山人海，旌旗蔽天”。组织严密、规模浩大的示威群众，包围执政府，占领警察局和国会，随后又直抵段棋瑞私宅，吓得安福系的中坚人物纷纷逃匿。原准备捉住段棋瑞之后，宣布罪状，逼其辞职，还政于民。但由于右派的告密，段棋瑞已早有准备；而这时国民军的将领又临阵动摇，违背原先的约定，不但没有配合行动，反而采取了保护段政府的措施。这次首都革命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锻炼了党和群众，积累了经验，推动了北伐战争的到来。

　　李大钊在领导北方革命运动中，十分注意做好统一战线的工作，依靠和发挥国民党左派的力量，广泛团结中派，同时对右派的破坏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国共合作后，右派势力在北京的活动十分猖獗，他们组织各种右派团体，唱对台戏，抵消和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