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职业技术教育研究

第二节 农民对农业职业按术教育的态度

　　农村经济要发展，农民要增收，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投入。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在总结我国农村经济和农业发展时得出的经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赋予了农民家庭独立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从而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农业和农村经济获得了历史性的进步。然而通过考察二十多年来我国农业发展的进程可以发现，在改革初期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大发展中，政策的贡献率明显占据了主要位置。即是说，我国农产品在数量上由短缺到基本自给，主要得益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制度绩效的发挥。随着农业劳动力的边际效益下降到低水平，以及农产品市场的供求关系从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传统农业生产结构下的农产品总量增长开始进入平台期。在制度绩效已经基本上发挥到极限之后，要实现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经过几十年的农业科技教育和科技普及，科技的作用已经深入人心，在我们的调查中没有发现排斥农业科技的现象。在对360人的问卷分析和访谈的基础上，结合前几年的研究结果我们得出了以下结论。

　　（一）农民需要科学技术

　　我们曾在1997年对全国不同地区的542位农民的需求状况进行了调査，在问及“你认为对农民致富的最大限制因素是什么”时，有39.2%的农民认为是“缺乏资金”，有31.6%的农民认为是“缺少技术”，有3.9%的农民认为是“缺乏劳动力”，有10.4%认为是“信息不灵”，有7.8%认为是其他原因。

　　在各项回答中，认为“缺少资金”的居于第一位，其次是“缺乏技术”，这表明，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绩效充分发挥以后，农户经济脆弱性的局面还是没有改变，农业生产尚维持在简单再生产的水平上，农民的扩大再生产主要受到资金限制，同时，农民对农业科技的作用也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关注。

　　时隔四年之后，我们再次对农民最需要的生产要素进行了调查，在给出的四个选项中，有49.1%的被调查农民选择了“最需要资金”，有29.7%的农民选择了“最需要新的农业技术”，有5.0%的农民选择了“最需要劳动力”，有16.2%的农民选择了“最需要产品的销售渠道”。在所有被调查的农民中，最需要资金的农民远远高出其他选择，居于第一位，这部分农民几乎占到总数的一半；其次是最需要新的农业技术，将近30个百分点；被调查农民对劳动力的需求已经很微弱了，据我们对个案的分析，选择最需要劳动力的农户无非两种情况，一是从事种植业，有着大面积的土地，而劳动力比较少，因而还需劳动力的投入；一是从事养殖业，属于劳动力密集型，小规模的农户家庭所能提供的劳动力满足不了实际的劳动力需求；另外选择最需要产品销售渠道的农民主要是对目前农副产品出售难的反映，以及一些地区实现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但农产品品质在短期内难以有大的提高，因而农产品销售遇到障碍需要加以解决的要求。

　　调查结果表明，农民在生产过程中对资金需求仍然居于第一位，但这并不是说农民对农业新技术的渴望并不强烈。

　　1995年5月9日，中国农业大学的几个学生在《农民日报》上刊登了《致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志愿为农民朋友提供科技倍息。出乎意料的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竟收到了2000多封来信，迫切需要与大学生们建立联系。这些信大部分都是农村青年写来的，他们是农村中科技带头人。他们迫切需要农业科学技术、科学知识和农业科技信息。江西丰城市石滩乡的女青年熊满珍，正在打工积累资金，目的是为村里办一个书店。她在信中说：“这里的农民大多是文盲，镇上没有一个书店，有文化的人也很难看到农业科技方面的书刊，由于科技文化的落后，我们村里没有养鸡、养猪、养鱼的专业户，人们只靠那几亩地生活。我要办个书店，里面有农业的、科技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各种书籍，把现代化的知识、信息、科技成果和现代文明引入村里。”许昌市鄢陵县陶城乡的杜春燕来信说，“面对依然落后的条景象，我发誓要改变这种状况，我买了许多农业科技方面的书刊，决心要靠科学改变这里的面貌，虽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我也知道，光靠这几本书是不行的，光靠我一个人是不行的我迫切需要掌握养殖业、种植业的系统知识，去影响更多的人。”

　　在湖南省茶陵县虎踞镇调查时，我们认识了黄坪村的李乐文，他从1990年开始在广西林科院打工，学到了一手竹笋栽培和加工技术。他对家乡的自然条件进行了调查，发现很适合种植竹笋。1997年他回到家乡承包了镇里的一座完全没有效益的旧茶园，引进了竹笋种植技术，当年就收到了很好的效益。1998年就有几个县的农民到这里学习竹笋栽培技术。

　　在我们调研的过程中，所到之处，农民询问最多的是有什么新的农业技术。特别是青年农民认识到了农业科学技术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尽管他们占农民总数的比例不大，但他们在农村中所起的示范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与一般农民相比，他们更愿意接纳新的事物，其中包括科学技术，也愿意突破原有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大胆采用新技术。这使得他们对农民职业技术教育的重要性有着真切的感受，因而更加愿意接受职业技术教育，而且在挫折面前毫不气馁。

　　资金缺乏的确是农户经济脆弱性的典型表现，但是这种缺乏退可以被改变的，它主要是一种结果而不是原因，只要农民意识到农业技术对实际生产的巨大作用，并愿意自觉的以农业新技术教育需求来替代资金需求，农民就会摆脱农业生产的非良性循环。

　　（二）限制农民采用农业新技术的社会心理因素

　　尽管农民认为农民职业技术很重要，并对它表示出了欢迎的态度，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另一个方面看，农民对职业技术的认识存在着两个“瓶颈”，这两个认识上的“瓶颈”限制了农民采用新技术的行为。

　　“瓶颈一”：对农业技术狭隘的风险意识。

　　既然农业技术对农民增加收入很重要，农民也不再怀疑农业科技的作用，那么当一项农业技术向农民推广时，农民一定会采用它吗？事实上态度和行为还有一段距离，认为农业技术重要并不意味着农民一定会采用某项农业技术。在现实生活中农民仍然无法摆脱对农业技术狭隘的风险意识。要采用新的农业技术，不可避免的会有一定的风险。对于公益性的农业技术教育中，农民只需要花时间去参加学习培训、参观等，而不用资金或物质的投入，农民可以接受。但在这种性质的技术教育，农民无法自由选择其内容，即不能有效的满足自身的需求。自费接受职业技术教育培训，则需要一定的资金投入，但农民有选择的自由。在采用技术阶段，农民不仅要投入一定的物质和资金，还要承担失败所带来的风险。因此，在采用新的技术之前农民会仔细的权衡成本与收益的关系。

　　在我们的调查中，能够冒风险，勇于采用新的农业技术的农民往往是少数。多数农民采取了审慎而“稳健”的态度。但在事实上，那些能够勇敢采用新技术的农民大都获得了最终的成功。

　　河北省围场县围场镇的农民张雨德，家里只有半亩地，长期靠着做些小买卖维持生计。1995年，张家的亲戚想养鸡，劝张一起养。张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从下板城种鸡场买回了400只蛋鸡苗，一面自己摸索，一面向种鸡场进行技术咨询，当年获得了成功。张于是扩大了规模，在1997年发展到1000只鸡，成为了养鸡专业户。到2001年，张雨德的蛋鸡总数已经达到了1700多只，只是苦于家里场地太小，无法再扩大规模。问及下一步打算，张准备两步走，如果在村子里能够申请到一块场地，他将继续养鸡，进行规模经营；如果场地问题解决不了，他打算转行学习食用菌技术，以利用好当地廉价的资源（例如玉米轴、锯末等）。

　　围场县还有个徐海龙，只有初中文化程度，打过工，当过司机，收入都十分有限。1997年他出车到塘沽，看到养殖牛蛙收入不错。在偶然得到一张名为“亚都科技之窗”的养殖牛蛙的宣传小报后，他马上到武汉买回了21对种蛙，回来办起了养殖场。由于不懂技术，这批牛蛙不久即生病死掉，只剩下了8只。

　　5000块钱打了水漂。无奈之下徐又借钱到武汉买回了40对种蛙，却又因消毒方法不当，连先前的8只种蛙全部死掉。在亏了1万多块钱后，徐被迫重新干起了司机。在这以后，徐开始自学养蛙技术，他购买了牛蛙养殖技术的书籍研究牛蛙养殖技术。到了1998年，徐一咬牙又买回了20对种蛙，开始了第三次尝试。他经常蹲在池边观察牛蛙的生活习性，做了大量的笔记，认真翻阅资料预防病害、投食喂料。经过不懈努力，他在第三次终于获得了成功，当年繁育蝌蚪5万只，在1999年获利15万元。到了20OO年，徐扩大了规模，使租用的土地扩展到了2.6公顷，当年又获利40万元，实现了育种、养殖、销售一条龙经营。现在，徐的养殖场长年雇工7人，累计投资已达70万元，成为当地有名的养殖大户。从2000年开始，徐又在自己琢磨利用牛蛙池养殖金鱼，又将增添一项收入。徐还打算养林蛙，养蛇。在徐的办公室，我们看到仅技术方面的书籍就有《美国牛蛙和牛蛙养殖技术》、《牛蛙养殖技术》、《稻田养殖牛蛙》、《美国青蛙》、《林蛙养殖技术》、《观赏鱼》、《欣赏与饲养》等10多本，还有一批报刊杂志。据徐讲，他还经常往返于北京的通州和大兴等地，参观养殖场，与那里的养殖户进行经验交流。可见，徐海龙的成功，是进取精神与农业技术相结合的结果，如果他怕冒风险，也不会有今天的成就。

　　相比较而言，多数农民渴望新技术，但不愿首先使用新技术，往往是等少数人获得了成功，才开始仿效。同样在河北省围场县，一个生产小组对待农业技术的态度就深刻表现出了农民狭隘的风险意识。中国农业大学已经退休的蔬菜专家徐教授，在与地政府和农民协商后，把一个生产小组原来种玉米的3.07公顿土地作为优良蔬菜品种试验基地。市水利局专门投资6万多元在地头打了一眼机井以保证灌溉用水；镇政府也承诺，如果试验失败，农民每亩可获得150元的赔偿。从2001年3月到7月，徐教授5次前往围场，亲自给农民授课，细致的给农民讲解从育苗到田间管理的每一个细节。然而在实践的过程中，仍有一些农民从自己的经验出发，并不按照教授讲授的方法去做。农民之所以愿意把这片玉米地拿出来做试验基地，有他们自己的考虑：一是种玉米不如种菜划算，他们也打算种菜；二是水利局给打机井，哪怕今年“种瞎了”，赚眼机井也划算。而在试验过程中，农民为了“保证产量”尽可能降低风险，以自己的传统经验修改了徐教授新的栽培方法，使试验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这个案例给了我们很多思考，为什么农民会在风险很小甚至获益的条件下，在具有权威性的专家教授的亲自技术指导下，仍然对采用新技术心怀疑虑，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自然经济条件下形成的狭隘的风险意识影响了农民对农业技术的认识，构成了许多农民难以突破的第一个认识“瓶颈”。

　　“瓶颈二”：掌握一定技术后，又陷入经验主义的怪圈，对新技术缺乏敏感性，导致技术老化。

　　在现代社会，技术作为一项商品，有其生命周期。大致而言它也会经历生长期、成熟期、衰退期几个阶段，农业技术也不例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价格是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那些以新的先进的技术做支撑的产品在竞争中往往处于优势地位。农民要想在市场中站稳脚跟获得发展，就需要关注市场变化，不断采用新的农业技术来提高产量和质量，淘汰已经衰退的技术，从而获得好的经济效益。

　　经过市场经济的洗礼，我国农民的市场意识有了一定的増强，但还远远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在一般农民那里，农民应对市场风险的策略是规模小、品种全的多种经营，所谓“东边不亮西边亮，总有一宝能押上”。如果再加上市场信息不灵等因素，农民久而久之又陷入了经验主义的怪圈，过于关注保险经营，而忽视了对新技术的把握，最终导致了所用技术的老化。这种现象在我们的调查中也比较普遍，它构成了农民难以突破的第二个“瓶颈”。

　　延庆县的小丰营村，是个蔬菜生产专业村。从90年代开始，村子在几位能人的带领下，抛弃了传统的种植结构，走上了主要发展蔬菜生产的道路。不仅全村80%的耕地都用来种蔬菜，村里还建起了占地32000平方米的蔬菜交易市场，成为周围村镇的蔬菜集散地，产品主要销往外省市。这个村前几年因种菜实现了致富，但农民近两年也面临着增收困难的问题。在蔬菜种植结构方面，小丰营村几年来没什么改变，但蔬菜的价格已经大幅度下跌了。“绿菜花”在几年前还是价格昂贵的抢手货，现在俨然已经成了大路货；在病虫害防治方面，该村提出要建立“无公害蔬菜基地”，要求农民使用低毒低残留新农药，但有些农民认为新药效果不佳，防虫害不如原来的药顶事，就在晚上偷偷使用传统的农药。在我们的访谈对象中，有一部分农民很少甚至不参加村里举办的农业技术培训讲座活动。问到不去的原因，一些农民认为种菜的技术他们都会了，没有必要再学习。

　　在这个蔬菜生产专业村，村民对于市场信息也有相当了解，但仍然重复着原来的种植品种，包括一些利润很低的品种；不愿主动引进新品种，不主动发展无公害蔬菜，致使村里现有的蔬菜品种无法实现品质的提升；一些农民相信自己现有的技术已经够用了，不需要再进行学习培训了。这些都是经验主义思想起作用的表现。

　　在河北省围场县，有一个食用菌种植专业户的事迹给了我们很深的启发。李国祥现年42岁，1981年承德市农校畜牧兽医专业毕业。他先在乡里担任畜牧助理，后来调入围场县畜牧现代化办公室。1992年，李的爱人下岗了。两人一合计，决定种植食用菌。李在家里建起了一个36平方米的大棚，从县农广校借来了相关资料，开始自己钻研。以锯末为原料，当年投料1000多千克，获纯收入5000多元。从1993—1995年，李国祥租用县外宾招待所的1亩多地30多间房，建起了4个大棚，先后从上海农科院、保定瑞迪公司、南京等地引进食用菌原种，自己搞原种分离、发明新的消毒方法，在每个大棚投料5000千克，年获纯利3万多元。1996年李又到距县城很近的前进村，以每亩每年1000元的价格，租下了11户共计5亩的土地，建立了两个350平方米的大棚，又在已经倒闭的轧钢厂建起了2个大棚，再次获得了成功。李国祥长年订阅《中国食用菌》、《食用菌》、《农民日报》、《河北科技报》、《文摘报》等报刊杂志，随时了解技术信息。从1997年以来他还自费赴泰安、保定、南京等地参观学习，关注外地食用菌技术的发展情况。李国祥在实践中善于思考和创新，将原本很复杂的原种分离技术和消毒程序变得异常简单，大大节约了劳动力和工作时间，在食用菌的栽培方面有一系列的创新。近十年来，李国祥并不满足已取得的成绩，而是不断的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不断创新。

　　通过两相对比可以发现，只有不断的把握市场信息，不断提高技术水平，才能实现收入的可持续增长，才能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即使掌握了一定的技术，如果任其老化，重新遁入经验主义的怪圈，那么还是会受到市场规律的惩罚。因此，如何帮助农民克服保守心理，突破经验主义的认识“瓶颈”，学会在市场中思考和决策，也向农民职业技术教育工作者提出了新的挑战。

　　（三）农民对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和途径的认识

　　农民职业技术教育的实施，主要是通过农民职业技术教育机构来承担的。现有的各种农民职业技术教育机构诸如农村职业中学、农业职业中专、乡村农校、农广校、农民夜校、各种农民短期技术培训班、农业技术推广组织以及农业专化协会等，都不同程度的发挥着作用。我们对一些机构的有效性进行了研究。

　　从中可以看到，农民所采用的技术来源构成，排在一位的是“向同村的其他人模仿”占29.5%，第二位的是政府推广部门，占28.4%；对“您认为最可靠的技术信息来源”的回答，排在第一位的是“农业推广部门的推广”，占29.8%，排在第二位和第三位的分别是“亲戚朋友介绍”和“模仿他人”。“农业院校和科研单位”的信息来源排在第四位。最受农民欢迎的农业科技服务途径依然是农业部门的农业推广。由于该问卷调查样本属于非随机抽样样本，其所得数据无法进行推论，但就所调查的对象而言，不同对象（如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反映不同，不同地区的农民对该问题的反映也存在差异。下面对有关情况做些分析。

　　1.关于农业推广。我国从上世纪50年代起就逐步建立起了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国家通过农业技术推广组织，以行政命令把农业技术推广到基层农业生产单位。农业技术推广组织在自身逐渐发展和完善，农村土地实行集体经营的条件下，不仅推广了大量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而且培养了一大批农民技术人才。在农业技术推广组织的带动下，许多地方建立了生产大队和力产队的科学试验小组，为六七十年代开展极为普遍的农业科学试验运动以及大办农民学校的实践打下了基础。可以说，在改革开放前，农业技术推广组织在开展自身工作的过程中对农民起到了比较明显的教育作用。

　　在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业技术推广组织面临变化了的形势，其发展受到了严峻的考验。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推行使传统农业推广途径被打破。在改革前，土地是集体所有，集体经营，生产队和生产大队就是基本的农业生产单位。在这种情况下，技术推广可以靠行政手段，其成本相对较低，技术推广人员只需在一个生产大队，甚至在一个公社进行试验示范，余下的推广工作就可以由生产单位来完成，集体作为生产单位的存在使传统的农业技术推广途径可以有效的发挥作用。土地承包后，传统意义上的集体不复存在，农民家庭成为了独立的农业生产单位，农业技术中介组织的空位使得农业推广组织不得不直接面对分散的千家万户。如果依照传统的推广方式，那么要把农业技术推广到每一个生产单位相对于本来占人口比例就极低的推广队伍来说无疑是难于上青天，推广成本也会大幅度翻升，传统的推广方式明显的无法适应已经变化了的形势。其次，农民中产生了千变万化的技术需求。在改革前，生产什么，怎么生产都是由集体说了算；推广什么技术也是上级农业部门的事情，依靠行政命令强行向生产单位传达。因此，在计划时代，农民本身几乎不存在对技术的需求；但自农民拥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后，情况就完全发生了变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行政管理部门逐渐退出了对农民生产经营的直接干预，在技术推广方面，也主要关注关系国计民生的种植业技术的宏观调控；农民在解决温饱问题后，从事单纯的种植业不能实现增收，逐渐将注意力转移到种植业之外的其他产业，从而产生了多样化的技术需求。这对于只拥有种植业技术优势的农业技术推广组织来讲，要满足农民的需求非常困难。如果再加上经费紧张，机构臃肿等作用因素，农业推广组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面临着“人散、线断、网破”的尴尬局面，它对农民的教育作用正越来越小。

　　根据我们的调查，农民对农业技术推广组织的认识处于一种特殊的状态。一方面农民认为农业技术推广组织发挥的作用比原来小了，另一方面，农民对农业技术推广组织又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认同和依赖。所以出现了农民认为农业推广组织依然是最有效和最受欢迎的获得农业科技途径的结果。我们认为，农民的这种认识的形成有三个原因：其一是历史惯性的原因，农业推广组织在历史上对农业科技的普及与应用发生过其他途径不可替代的作用，人们对其作用仍然有高度的信任感和依赖感。其二，庞大的农业推广组织在新品种、新技术的传播推广方面仍然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对这一点，农民是认可的。其三，对当前农民多样化的技术需求，尽管农业推广部门也表现出无能为力，而新的能够满足农民对致富技术需求的组织尚未出现，农民暂时没有一个可以与之比较的参照组织，因此在评价农业推广组织时，它依然在农民心目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的农业推广组织尽管遭遇了艰难的处境，但它多年来在农业推广方面积累起来的权威依然留存，这就为它的改革预设了一定的有利条件。农业推广应当以人为中心，当前的农业推广体现的主要还是政府的意志，与农民的需求有着一定的一致性，但是却漠视了农民的致富需求。因此，农业推广组织改革首先要调整的，是实现由推广技术和物资到满足农民需要的转变。

　　2.关于模仿。由效仿他人而引起的类似的生产活动，称之为模仿。模仿是人类学习的基本方式之一，也是新的农业科技成果在农民中传播扩散的基本形式。所显示的农民正在采用的农业新科技中有29.5%来自于向周围人的学习（模仿）亲成朋友的介绍也是模仿，占13.2%，两项之和为42.7%，远远高于其他各项，排在了第一位。

　　为什么模仿成为大多数农民接受新技术的主要途径呢？原因有三个方面：其一是农民信奉“耳闻为虚，眼见为实”的认知方式。只有他们看到了新科技给人带来了好的效益，他们才会改变自己的态度和行为。其二，害怕风险。首先采用新的科技成果，总是有一定的风险，大部分农民不愿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是在看到他人成功后，才跟随去做。其三，这是由农业科技成果的特点所决定的，农业科技具有“听起来复杂，看起来简单”的特点，普通农民面对一项新的技术仅通过看资料或听介绍，往往不能理解，但身边如果有人做了示范，他们通过观看就容易模仿出来。这也是农业科技示范受到欢迎的心理基础。

　　农民向周围的那些人模仿呢？我们设计了诸如“您生产过程中遇到技术问题向村里的谁来请教”，“您经常到谁家串门谈论农业技术问题”，“经常到谁家的地里去参观”，“您认为村里谁是能人”等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我们可以分析出某个村的农业“科技核心户”。在研究中我们发现，受村民尊重的“核心户”一般是既能吃苦、又有文化、有头脑的人，他们不满足于模仿他人，也不是被动地等待有关部门把技术送上门来，而是主动地寻求新的农业科学技术成果，大胆引进，勇于创新。他们也是村里较富裕的人。

　　湖南怀化市桐木镇下丰坡村芭蕉冲组6号的蒋志辉是该村的一个“核心户”，蒋志辉38岁，初中文化程度，家里有四口人，曾做过木工、开过拖拉机。1996年在自己的承包地里种植当地的一种半野生葡萄。开始由于不懂技术，葡萄产量低、品质差，效益不好。2000年4月，他参加了镇农校组织的“跨世纪青年农民培训”，听了由县农业局经济作物站站长彭小春农艺师讲授的葡萄种植技术，在专家的指导下，他刻苦钻研，总结出了一套适合当地葡萄品种栽培的经验和措施，实现了提高葡萄产量和品质的目标。2000年他栽种的1亩葡萄，当年就获得了丰收，收入1.5万元。2001年，他把葡萄种植面积扩大到6亩，据他自已估计可收人3万～4万元。他给自己从当地半野生状态选育出来的葡萄品种命名为“黑珍珠”。

　　蒋志辉的成功，不仅使他一下子成为该村的葡萄种植大广，也使他成为了“黑珍珠”葡萄的种植专家，在当地引起轰动。近1年多来，先后有300多名本镇农民前来咨询、参观，先后有镇外农民200多人前来参观学习，引进该葡萄品种和栽培技术。蒋志辉所在的村民小组的农民纷纷学习模仿，2001年葡萄种植面积就扩大到80亩。在他的带动下桐木镇的葡萄栽培面积由原来的零星栽培迅速发展到4800亩，使这个处在半野生状态的当地葡萄品种成为深受农民欢迎、也很有市场潜力的主栽品种。

　　在农村通过模仿传播科技的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链式传播，一种是辐射式传播。是北京郊区某村食用菌栽培技术的传播轨迹，它属于一种链式传播。在链式传播网络中的诸多分支点上，也会产生偶合式、集聚式的传播形式。链式传播主要在亲朋好友之间进行，因此传播速度缓慢，不容易在较短的时间内大范围地采用新技术。

　　上述蒋志辉葡萄品种和栽培技术的传播就属于辐射式传播，科技成果的辐射式传播是以一个或数个技术源为中心，向周围扩散。其优点是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扩大新技术的应用范围。

　　这种传播方式往往是技术中心户的主动推广和周围农户的主动接受相结合而促成的。因此是农业科技传播和农民职业技术教育的一种重要模式。农村中的科技自然传播模式。受许多因素的影响，如中心户的个人特点、周围农民的素质、市场情况以及技术自身的特点等。

　　模仿是农村中大部分农民掌握新科技的重要途径，在模仿过程中农民并不是被动和机械的对农业生产者来说，模仿有三个重要功能：一是接受了新的知识和技术，使原来的观念和生产行为得到了改变；二是在模仿的过裎中对技术不断地进行改造，使之更适合当地的特点；三是使原来潜在的、但未表现出来的行为得以表现，不少农民就是从简单的模仿开始，走上了技术创新和发明的道路，成为远近闻名的科技能手。

　　怀化市鹤城区盈口乡团结村有个叫单家刚的青年，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随父亲种菜。1985年，市里一位农技员来到村里讲授农业科技，单家刚把学到的技术用在自己的地里，他的西红柿当年早成熟一个多星期，1.8分地就多收入了200多元。而他的邻居使用同样的技术却导致西红柿植株枯死。这件事使他深深迷上了农业科技。1986年，他参加了农业广播学校的学习，购买了《蔬菜栽培》、《农作物病虫防治》等书籍，订阅了《长江蔬菜》、《南方果树》和《湖南科技报》等报刊杂志，到处拜师请教学习蔬菜栽培技术，成为了市农业局、菜科所和乡农技站的常客。从1990年开始，他在自家的庭院搞综合开发，种植了葡萄、奈李、金秋梨以及占地1亩的蔬菜大棚，同时养猪，并建设了一个沼气池，形成了养殖——沼气——种植三位一体的生态农业模式。团结村农民纷纷效仿向他学习。现在团结村已经成为了怀化市的一个“蔬菜大村”，全村人均年纯收入在3000元以上。

　　近10年来，单家刚先后成功的完成了“蔬菜地膜覆盖栽培”、“果园密植丰产栽培”、“化学调控剂在果蔬上的应用”等十余项农业新技术的试验示范，为这些农业新技术在全市的推广应用起到了模范带头的作用。同时，他自己还先后引进并试种成功了湘研系列的辣椒、茄子、西红柿、汉中冬韭等蔬菜良种和特色蔬菜品种。每当一个良种试验成功，在当地推广开以后，他就开始进行新的引种试验。10多年来，单家刚共引进推广蔬菜良种30余个，累计推广栽培面积达0.8万公顷，为菜农增收1000万元以上。

　　3.农民对大中专院校和科研单位的态度。农民对大中专院校的态度是复杂和矛盾的，一方面他们向往大中专院校，认为那里是出高科技成果和培养高级人才的地方，一些年轻农民希望能够到高等院校学习深造。大部分农民都有让自己的子女上大学的愿望。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无论是从高等院校或科研院所获得新的农业科学技术，还是到那里去学习，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在我们调査的360位农民中与大中专院校有过联系的（包括学习、咨询、引进新品种和新技术等）只有6人，占1.7%，均为年轻人，且是村里的科技示范户。从中可以看出，农民采用的科技新成果或新技术主要来源于向他人模仿和农业技术推广部门，而来自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只占1.2%，排在最后一位。这反映了农民与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的联系还不够紧密。

　　尽管农民从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直接获得的新技术比较少，但农民对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提供的科研成果的信任度是比较高的。反映的是农民对从各类渠道获得新技术的可靠性的判断，大中专院校和科研单位占14.6%，排在第三位。进一步分析发现，在认为大中专院校和科研单位是最可靠的信息来源的样本中，占各年龄段比例最大的是30岁以下的青年人，为27.7%。这一群人是农民未来的科技主力，反映了未来农民对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的依赖趋势。

　　目前，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在为农民服务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所提供的科研成果不符合农民的需要。一是适合农民应用的成果数量少，二是成果类型和质量与农民的期望相差甚远。农业大中专院校和农业科研单位如何为农民和农业服务还存在着巨大的改革空间。

　　4.对企业服务农业的认识。农民与企业和公司的关系是随着市场经济和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而逐渐显现出来的。一些企业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在生产和销售自己产品的同时加入了科技服务的内容，使农民在使用其新产品的过程中，接受了企业的技术指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类涉农企业不仅正在成为农民获得新品种、新技术的重要渠道，也正在成为农民接受科技教育的重要途径。

　　与农民和农业生产有关的企业包括三种类型，一是为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二是为农业生产提供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的企业，如种子公司、农机公司、农药企业和农资商店等；三是各类科技服务企业与中介机构。在我们的研究中尽管农民直接从企业获得的新技术所占的比例还比较小（仅为9.1%），把有关涉农公司、企业视为最可靠的科技来源的人数只占被调查者的2.6%。但是，企业对农业新技术和新成果的推广普及正在显示出越来越强的生命力，在一些发达地区和农业产业化起步较早的地区，各类农业科技服务企业和农资经营部门的科技教育和推广越来越受到农民的重视。农业发展真正走上产业化经营之路，必然会带动整个农业的生产专业化、经营一体化、服务社会化和农业科技的现代化，并促使技术、人才、资金、土地等生产要素的合理组合，产生结构优化效益与规模经营效益。

　　首先看看农业龙头企业的作用。农业生产经营的产业化已经成为中国农村发展的一大趋势。农村产业化的特点是以市场为导向，以骨干企业为龙头，以提高集约化水平和经济效益为中心，对本区域农业的支柱产业和主导产品实行专业化生产、综合性开发、企业化管理，形成农工商、科经贸一体运作。显然龙头企业是农业产业化的依托，其发展状况好坏、经济实力强弱直接关系到农业产业化的形成和发展，因此围绕农业开发形成的“农”字号企业，也就成为产业化过程中的关键。目前我国农业产业化一个主要模式就是“公司+农户”。一般是公司把农民的土地作为工业的原料基地，一方面保证了农产品的销售，另一方面又把农产品转化过程中增值的一部分转移给农民，使农民增收。在这一模式的运行过程中，为了提高作为工业原料的农产品的质量，公司必须采用先进的生产管理技术和符合工业生产需要的新的品种。采用这些技术和新的农业成果就必须对农民进行技术培训，改变农民的传统种植习惯。公司有经济实力引进新的品种和新栽培技术，也有对农民培训的资金投入，因此对农民行为的影响是十分有效的。

　　其次，各类农业服务企业。“公司+农户”的形式在我国只是在一小部分或个别地区可以实现，我国的绝大部分地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会以一家一户的经营为主体。如何使分散的小生与统一的大市场接轨，分散的小农如何应对千变万化的市场，是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都十分关心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在许多地区的农民那里已经找到了解决的答案，那就是建立各类农业服务企业。我们考察过安徽砀山县的农业服务机构，在杨山梨生产基地，农民在不改变一家一户承包地的基础上，通过发展各类农业技术服务组织，把分散的农民联系起来。在灌溉、植保、储藏、运输、销售等各个环节都形成了专业服务组织。各个组织不仅聘请了有关专家做为顾问，组织内部成员也十分注意新技术的学习和新产品的使用，成为农业科技传播和运用的重要力量。

　　其三，农资供应部门。农资供应部门在销售自己的产品时担负了宣传、传播和对农民进行科技教育的职责。我们在山东省寿光市做调查时曾问及农民，“蔬菜种植过程中遇到技术问题找谁来解决？”，大部分农民回答“种子问题找种子公司或种子站”，“病虫防治找植物医院”。

　　为了了解商店为农民进行科技服务的方式，我们对寿光市洛城镇的植物医院进行了调查。在洛城镇，经营各种农资的商店有30多家，挂有植物医院牌子的农药店在镇上就有四家。我们对规模较大的一家进行了访问。店主吕升春原为该镇供销社的职工，1998年承包了供销社的农资商店，挂着洛城镇植物医院的牌子，主要经营防治蔬菜病虫害的杀菌剂、杀虫剂等农药。由于服务态度好，经营的农药货真价实，享有较高的威信。服务农户达2000多户，占全镇菜农的1/3.吕升春所经营的植物医院向农民传播普及新技术和新农药产品主要有三个途径：第一是产品宣传，围绕药品的销售宣传新农药的作用和使用方法，宣传蔬菜病虫防治知识和技术。第二是试验和示范，每进一批新的农药，他都安排一些农户试用，一是观察效果，二是起示范的作用。第三是聘请农业技术专家、植物保护专家坐堂门诊，免费为农民咨询，当场解答农民生产中遇到的问题。从2002年2月吕升春聘请了从县农业局退休的张农艺师在他的药店坐堂门诊，张农艺师是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植保专家，曾是农业职业学校的教师，热心农民职业技术教育。在我们谈话的两个小时里，不断有农民前来咨询，有的农民把生了病的蔬菜植株带到植物医院，请专家诊断。张农艺师认真分析蔬菜致病的原因，讲解防治措施，并当场开除病药方。植物医院对所售出的农药负责，如果发生药害或不起作用，商店（植物医院）负责经济赔偿。对这种形式农民非常欢迎，但需要有实践经验的农业技术专家作为后盾。农民反映说“像张农艺师这样的专家太少了”。

　　（四）农民对农村职业学校的态度

　　职业学校特别是农村职业中学和农业中学，是提高未来的农村建设者素质的重要途径。但是，目前农村职业学校举步维艰已经是一个普遍现象。农村学生作为农村职业学校的主要生源，由于对农业技术教育认识的偏差使得他们在选择学校和选择专业时尽量避开“农”字，从而造成了农村职业教育的滑坡，特别是农业职业教育面临着更大的危机。

　　1.农民对职业技术教育的误区。通过对农民的农业职业技术教育态度的调查研究，我们认为农民在对待职业技术教育问题上存在两个误区。

　　误区一：重普教、轻职教，千军万马再挤独木桥。已经介绍，农民对自己子女接受教育的目的，有81.4%是为了离开农村，只有13.1%选择了将来回到农村“更好地建设农村”，而愿意学农业技术的只有9.2%。这种现象并不能证明农民不需要农业科技，它是农民转变身份的强烈愿望的一种反映。

　　中国社会的二元结构和城乡差距，使农民产生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要改变自己子女的农民身份。因而农民对子女选择何种学校的首要关切便是能否离开农业和农村，至于毕业后从事何种职业则缺乏考虑。不管什么学校，只要它能够帮助农村学生跳出“农门”，就会受到农民的青睐。也就是说，在农民眼中学校只是一条能否改变身份的途径。高等院校虽然一直都是农村学生跳出“农门”的有效途径，无奈过去它的门檻太窄，使大部分农村学生和家长望而兴叹。现在，高校扩招的片面宣传给农民一种错觉，好像高等院校的门槛一下变宽了，农村学生上大学的机会大大增加了。即使那些在初中成绩不好的学生，也寄希望于在高中阶段赶上去，或许能够考上大学。于是一哄而上再挤独木桥的局面发生了。

　　重普教、轻职教导致了两个消极后果。一是造成职业教育滑坡，使教育结构变得越来越不合理。就全国范围来看，1999年比1998年少招46.25万，2000年比1999年少招61.4万。从2000年的统计结果看，农村中等职业教育招生数和在校生数的减幅分别为3.73%和4.98%，许多职业中学已经无生可招。据我们对怀化市的调查，2000年怀化市中等职业学校招生总数为6824人，比1994年减少了50%，国家重点农校安江农校仅招生200多名，远不及以往的规模；全市20所部门办学校总计招生6300多人，每校平均才320人。到2001年，全市13所区县重点职业学校总计招生3500人，每校平均尚不足300人。我们所调查的中方县职业中专学校，2000年招生469人，2001年为了保证生源，从7月初全校放假开始，教师们全体出动，努力完成学校下达的招生指标。有一位教师顶着炎炎烈日为一个学生家里干了三天农活，终于感动了学生和家长，同意到该校上学为了吸引学生入校，校方为每个新生减免200元学费，学费标准由2000年的每年1300元下调到1100元。据校方统计，2001年暑假仅招生费用就花去了全年预算总费用的三分之一。自1999年以来，普通中学的招生规模都不同程度的扩大。一些重点高中被考生挤破了门槛，与职业学校的门庭冷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第二个消极后果是大部分不能升入大学学生回到农村后，既没有务农的心理准备，也缺乏从事农业生产的知识和能力，对农村建设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在怀化市形容回乡的中学毕业生时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理财不如嫂子，挑担不如妹子，过几年又成老样子。

　　误区二：重非农专业、轻农科专业。对于那些还想上学又别无其他选择，“不幸”落入职业学校的学生来说，他们仍然没有放弃脱离农业、农村的愿望，尽可能的选择非农专业。怀化市溆浦县职业中学在2000年招了500多名学生，其中愿意学农的只有25人，还不及总数的二十分之一；作为国家重点农业中专的安江农校，2000年招进的200多名学生中，学农的也不到100人。2001年怀化市13所农业职业学校招收的3500名学生中，只有75个农科专业的学生，只占学生总数的2%。我们所调查的中方县职业学校，原名是怀化市第一农业职业学校，该校开设了畜牧、水产、园林、花卉、果树、蔬菜、食品加工、乡镇企业管理八个专业。由于学生不愿学农，八个农科专业分别为计算机应用与维修、文秘与电脑、电子电器、家电维修、财会、电工电焊、普高班和家庭经营等代替，与农业有点关系的只剩下了家庭经营一个。农科专业在1999年有34人，2000年有18人，2001年只有7个人。全校93个教师中有24个农科专业教师，目前大部分农科教师闲置。

　　就农业职业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而言，大多也不愿回家经营农业。很多人都到外地去打工，该市一位领导深有感触地说，“农业职业学校培养了一批打工仔”，对此现象感到无奈。诚然，农村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把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去，为发达地区培养“打工仔”也无可厚非。问题是当地正在着力实施发展“一线一圈”、建立现代生态农业示范区的经济建设规划，规划区内包括200万亩土地、54个项目，急需大批农业科技人才，却无法从本市得到满足，被迫从外地引进人才，农业教育与当地社会发展需要严重脱节。从长远来看，“轻农”的社会心理会改变我国技术人才的分布，会在我国农业技术人才本身就不足的情况下，造成农业技术人才，尤其是初中级农业技术人才的短缺。如果不及时采取一些措施来改变这种状况，不仅我国的农民职业技术教育要面临更大的困境，我国的农业发展也会因为缺乏足够的智力支持而放缓。

　　2.影响农民对农业技术教育需求的因素分析。就我们的调查结果而言，农民对职业技术教育的需求在总体上并不强烈。其原因除了农民对职业技术教育的主观认识因素以外，一些客观因素的存在也在影响着农民职业技术教育需求。概括起来有：现有的农户土地规模过小；农民的收人结构发生了变化；现有的农民职业技术推广的公共产品性质抑制了农民的教育需求；微观的农户生产结构调整幅度不大，尚未得到优化等。下面分别叙述。

　　首先，农户承包经营的土地规模过小限制了农民的职业技术教育需求。我国的一个基本国情就是人地矛盾突出。在巨大的人口压力下，我国的耕地资源还在逐年减少。根据《中国第一次农业普查资料综合提要》提供的数据，我国目前的耕地资源紧张而分散，不能形成规模经营。每户承包经营的土地平均只有0.42公顷，并且90%以上的农户经营的土地规模不到1公顷。

　　在我们的调查资料中，所有被调查农户承包经营的土地规模平均为0.44公顷，与全国的平均水平大致持平。在主要从事种植业的农民中，土地最多的达到2公顷；绝大多数农户承包的土地都在0.67公顷以下。土地规模过小限制了农民职业技术教育需求。在传统的种植结构下，小规模的土地面积限制了农业技术作用的发挥，技术的作用也就不能为农民深切的体会到，因此农民的职业技术教育需求维持在较低水平。我们在湖南省怀化市调研时发现，该市的农业部门在近几年内推广了不少新的农业技术，例如新的种植品种，配方肥技术，抛秧技术等等，但农民的反应比较平淡，主要原因在于该市的耕地资源非常少，就一家一户来说，用新的农业科技所带来的增收作用非常有限，农民学习技术（特别是大田作物栽培技术）的积极性也就不高。

　　其次，农户经营的兼业化限制了农民对农业职业技术教育需求。所谓兼业就是指劳动者主体在一定的生产周期内把劳动时间投入到不同的经济部门中去，相应的经济收入也来自不同的部门。我国农民的兼业行为是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出现的。随着农业生产的大发展，在土地上追加劳动力所带来的边际效益持续下降，使得农业劳动力不断从土地上释放出来，投向其他产业，从而使家庭劳动力获得充分的利用，并增加家庭收入。我国的农民兼业行为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类是以农业为主兼营其他非农业，农业收入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一类是以非农业为主，兼有少量种植业，非农业收入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根据《中国第一次农业普查资料综合提要》提供的数据，到1996年底，我国的农业户共有19309万户，其中纯农业户12671.9万户，占总农业户的65.6%；农业兼业户3901.2万户，占总农业户的20.2%；非农兼业户有2735.8万户，占总户数的14.2%；农户的兼业率已经达到了34.4%。

　　在农村工业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农户的兼业率达到了42.4%；在中部地区，农户兼业率为32.2%，接近于全国平均水平；在西部地区，农户兼业率仅有26.0%。东部的农户兼业率比中部和西部分别要高出10个和16个百分点。农户兼业状况的存在，表明了农户家庭收入结构的多元化，农业收入已不再是主要收入来源。

　　我们曾经对237名进城农民进行过调查，结果发现在所有被调查对象中，家中有责任田的有215人，占总数的90.7%，大部分人对“家里有地种，城里有钱挣，能进又能退”的兼业模式感兴趣。一位在北京卖菜的河南新乡农民家里有10亩地，每亩地一年最多只能收入400元，他在城里卖菜每年可收入近万元，他只是在农忙时节回家，其他大部分时间在城里。在被调查者中不少都是在农忙时回家收获，农闲时再返回城里工作的。

　　在两类兼业行为中，以非农收人为主，兼有少量种植业的类型在事实上将农业摆在了不重要的地位，属于家庭的副业，因而对农业技术没有多少兴趣，也不会产生强烈的职业技术教育耑求。我们在延庆县的小丰营村调查时发现，村里的一些不是以蔬菜收人为主要收人来源的家庭，例如跑运输的、搞贩运的，不仅家里承包的地非常少，种地的家庭成员也并不关心农业技术教育，他们种地的目的不是取得经济收人。在以农业收人为主要来源的兼业户中，兼业经营也分散了他们的精力。在延庆县的小丰营村问及一些兼业经营的农民为什么不参加农业技术学习时，他们回答“太忙，没有功夫去学习”。可以说，兼业经营的存在拓宽了农户的收入来源，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民的农业职收技术需求。随着我国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户兼业化经营也将成为发展的趋势，就现实的情况而言，在土地承包期延长30年之后，兼业化趋势还会长期存在。以农业收人为主的兼业户如何在较小规模的土地上进行专一经营，是实践对农民技术教育提出的新课题。

　　其三，农业生产结构不合理限制了农民农业职业技术教育谣求。在我国农业生产实现了第一个飞跃之后，原有的农业生产结构已经不再适合变化了的经济形势和市场供求关系了，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是必然的趋势。现在我国已经加人世贸组织，我国农业和农民将直接面对国际市场，现有的农业结构也将受到国外农产品的冲击。农民依靠传统农业生产结构增收的空间已近极附。因此不管从国内还是从国际市场的角度看，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将是我国未来农业发展的当务之急。尽管有关农业结构调整的趋势早已发端，从实际的效果来看，因为种种原因调整的幅度较小，速度较慢。截至1998年，在大农业生产结构中，种植业的产俏仍占到了一半以上，尤其是在西部地区，这个比例将近65%；而全国整个林业产值都偏低，不到4%；畜牧业发展较快，占了农业总产值30.7%；渔业产值主要在东部地区，占15.6%。

　　未来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仍要着力发展林业、牧业和渔业，劳动密集型的农产品如水果、蔬菜、水产、畜禽肉等品种要有较大的发展。而目前的农业职业技术教育不能适应这一转变，导致了农民的技术需求与技术供给不适应，使农民表现出对农业技术教育的冷漠。换言之，农民对农业职业技术教育的需求不旺是由于有关部门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而造成的。

　　在我们的调查对象中，有90%的农户主要从事种植业，只有10%的农户从事渔业或畜牧业。种植业的比重过高使得农户在生产中对农业技术的关注程度有所下降。就目前的农业产业结构来说，由于调整缓慢，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民职业技术教育需求。一方面，粮食生产已经趋于稳定，新技术的采用对农民的增收作用有限；另一方面，当前的农业职业技术教育和农业推广教育也较多的关心粮食生产，对高效益农业关注还不够，无论是在技术还是在技术人员上都不能满足农民的特殊需要。农业职业技术教育的这种滞后性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民对农业技术教育的需求。

　　其四，农业技术教育的公共产品性质抑制了农民的技术教育需求。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逐步建立起了农民职业技术教育体系。从办学体制方面看，在改革开放以前农民职业技术教育的主要形式是依靠乡、村办学，而由政府直接办学的情况比较少，国家只给予少量的经费补贴。尤其是在人民公社时期，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都掌握在集体手中，农民只是集体中的一份子，生产、经营、分配都由集体决定，因此农民缺乏主动学习农业技术以提高农业生产水平的内在需求。

　　改革开放后，农民获得了生产经营自主权，农业技术教育经过调整也逐渐向规范化合理化方向发展，但其公共产品的性质仍旧没有改变。在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格局下，农业技术教育在客观上成为推行政府发展规划的一条途径。比如，国家为了粮食安全而大力进行种植业产业内的技术研究和技术推广，使得农业技术教育形成了种植业技术教育的传统。因为农业技术教育的公共产品性质，在职业技术教育的供求关系中，政府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农民职业技术教育的公共物品性质使得教育方往往从自己的需求出发而忽略了农民的需求，而农民又没有其他的教育服务供给方可以选择，长此以往便造成了农业技术教育的低效率和农民对农业技术教育需求的缺乏。现在的问题是，种植业产品尤其是粮食产品具有公共产品属性，国家应当继续把农业技术教育当作一项公共事业来投资；在另一方面，国家应当允许社会力量进入农民职业技术教育领域，实行市场化运作。目前我国农业不仅面临着农民科学文化素质不高的难题，也面临着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缓慢的难题。农民职业技术教育要解决农民科学文化素质不高的问题，要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服务，就需要适应市场的需求努力为农民提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有效的教育。在这两个方面中，农民的需求是一个核心问题。现阶段农民最大的需求的就是实现增收，要激发农民对职业技术教育的需求就需要改变农民对包括农业技术教育在内的各类职业技术教育的态度，使其认识到接受职业技术教育是实现增收的有效途径。

　　§§第七章 我国农民职业技术教育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探讨（一）——农村教育改革模式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