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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农民对自身职业的认识

  农业技术推广系统、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和农业职业学校等各种从事农民职业技术教育的从业人员队伍已经很庞大,各级各类机构也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发展和完善,但仍然不能满足农民对科技的需求。究其原因,有教育结构的原因,也有农民认识的原因,有教育本身的原因,如教育内容、教育途径和手段等,也有农民社会心理的原因。这里,我们将在实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分析农民对农业职业技术教育的态度和行为,旨在通过对农民需求特点的了解,为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民职业技术教育体系提供社会心理的依据。

  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证明,人们在认知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态度,进而决定人的行为。在农民职业技术教育过程中,农民是受教育方,农民职业技术教育的效果和目标能否实现,能够实现多少,首先取决于人们对农民职业技术教育的认识。我们既要研究农民对职业技术教育的认识,他们是职业技术教育中最为能动和活跃的因素。我们也要研究和农民有关的领导者对农民职业技术教育的认识,因为他们是目前条件下农民职业技术教育的实施者,他们的态度和行为直接决定了他们所领导的地区的农民职业技术教育工作的成败。

  为了研究农民对职业技术教育和采用新科技成果的态度,我北京、河北、山东、湖北、湖南等省市的农民进行了问卷调查,并对部分农民进行了访谈,共形成有效问卷360份。

  在这里,我们将根据认知对象的不同,分三个方面来分析农民对职业技术教育的认识问题:农民对职业的认识,农民对职业技术的认识,农民对职业技术教育机构的认识。这三个方面是逐层深入的,对前二者的认识是认识后者的基础。通过三个方面的综合考察可以形成对这个问题的全面把握。

  职业是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而扩展和分化的。在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当今社会,职业不仅种类繁多,而且千差万别。它作为衡量人们经济收入、社会地位和社会声望的主要标准,对人们的心理和行为都具有深刻影响。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人们可以根据自己对职业的认识来自由选择职业,从而体现自己的职他价值观,并实现社会流动。农民职业技术教育作为培训教育农民的教育,首先面临着农民如何认识自己的职业的问题。

  在一般人看来,农民不是一个职业,而是一种身份。这种现象在我国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特殊性。普遍性是指“农民是一种身份”的观点深入人心,特殊性是指多数人把农民作为一种身份来看待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这一点并没有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而完全改变。我们对360位农民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有68.7%的人认为农民不是职业,而仅仅是一种身份。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通过户籍制度以及与之相配套的一系列制度,以强制手段把农民牢牢束缚在土地上,严格限制农业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从而形成了城乡隔绝的二元结构。在生产力水平极低的条件下,农民从事着单一的种植业生产,农业内部的产业无从分化。同时,“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运动则从政治上打击了农民从事种植业以外的其他生产经营活动。作为职业概念,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民的涵义非常明确。农民作为身份概念则是与城镇居民相对的,他们要改变身份,机会非常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农民的身份转变不仅受到了严格的实质条件的约束,也受到了严格的程序控制。因此,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民概念具有即身份即职业的性质。但由于职业的无从选择性,农民更多的体现为一种身份。持这一观点的人并没有因此而排斥农业科学技术,97.7%的人认为从事农业生产同样需要科学技术。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倾注了饱满的劳动热情,从而迅速解决了温饱问题,开始将剩余的劳动力投入到其他产业。农村经济的搞活放开他得农民的职业迅速产生分化,除了从事种植业之外,还有养殖此、服务业、建筑业、运输业、商业等各种行业。乡镇企业的迅速崛起深刻改变了农村的经济结构和职业结构,不少农民忙时务农,闲时做工,家庭主要收入来源也转为务工所得。经过二十年的发展,农民所从事的职业涉及各行各业,有种植专业户、养殖专业户、运输专业户、乡镇企业职工、个体工商户等等,也有不少农民进城后散布到各个行业,为城市发展做出了贡献。可以说,不仅很多农民从事非农产业,就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也表现出了明显的兼业化特点。陆学艺等人曾依据职业标准,把当代我国农民划分为八个社会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农民工阶层、雇工阶层、农民知识分子阶层、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乡镇企业管理者阶层和农村管理者阶层。目前农村中的职业结构已深刻表明,农民作为职业概念已无法再涵盖具有农业户口的所有人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农民仍然是一种身份。

  尽管农民作为职业概念已经无法说明农村中现有的职业分布,但作为农业劳动者,农民就是他的职业。他们不仅需要农业科技发展生产,提高生产效益,而且绝大部分农民(95.0%)也确实在积极主动地使用各类农业科技。由此可见对农民进行职业技术教育是十分必要的。就农业本身来讲,农业技术贡献率低一直是困扰我国农业发展的迫切问题,提高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率,提高农村实用技术的入户率是实现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农业产业效益的重要途径;就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而言,我国农村的文盲、半文盲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13.55%,农村90%的人口是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农村每万人当中仅有大学生0.87人。对农民进行职业技术培训,增强他们对科技的接纳能力,有利于提高他们的科学文化素质;就收人来说,整个农民群体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社会经济地位处于劣势,以职业技术来武装农民,帮助他们提高收入水平,也有利于农村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并且,尽管一些农民从事非农产业,但大多数的农民都有自己承包的山地、土地、水面,他们要进行生产经营,离不开职业技术。因此,农民职业技术教育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职业意义上的农民,而应该是整个居住在农村地区的人口。即是说,农民职业技术教育需要为所有身份意义上的农民服务。

  农民对自身职业的认识,直接影响到他们对职业技术教育的态度和行为。在我们对农户进行访谈的过程中,当问及对所从事的职业的看法时,他们的评价主要集中在农业生产劳动苦、累、脏,收入少,社会地位低被人看不起。即使是一些比较富裕的专业户,也对自己的职业评价较低。可见,国家长期以来实行户籍制度,以身份区别不同群体的做法深深影响了人们的职业价值观,它带来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国家在强调农业的基础地位和重要作用时,并不能改变很多人轻视农业、鄙薄农民的想法,也使得农民在获得社会流动的机会时,想方设法脱离农业,脱离农村。这一认识也直接影响到他们对自己子女的教育态度和教育目的。

  另根据我们的一项调查,有78.2%的农民对自己从事的农,劳动感到不满意或不满足。农民对本身职业的不满意,直接导致了越来越汹涌的民工潮。年轻力壮的劳动力,科学文化素质相对较高的劳动力纷纷外出打工,家里的责任田只能由老人、妇女来耕种,使得本来就比较低下的农业生产水平再打折扣。在不少地方,责任田甚至出现了“撂荒”现象,土地无人耕种。我们在调査中发现,农民中老人和妇女参加职业技术教育培训和学习的次数比其他人要少,有的甚至一次也不去。问及少去或不去的原因,有的说“没文化,听不懂”,有的说“家里太忙,没工夫”。

  一些村子为了鼓励农民积极参加培训和学习,采取了管饭、接送等措施,但效果仍不明显。这些现象的存在不仅给正常的农业生产带来了较大影响,对农民职业技术教育来说,也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农民职业技术教育如何应对农村中科学文化素质相对较高的、年富力强的劳动力流失后的农村弱势群体,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如果说脱离农业、进城打工是农民基于对自身职业的认识而做出的选择的话,那么千方百计让自己的子女以各种方式跳出农门,到城市去工作、生活则是农民对下代人的殷切期望。河北的一位资产逾百万的农民养殖专业户,在跟我们畅谈扩大规模,以高薪吸引大学生人才共同创业的宏伟计划之后,却对自己的子女没有子承父业的要求,而与其他农民一样,希望他们远离农村和农业,原因还是觉得搞农业没多大出息。农民的这些观念和想法,势必造成农村教育中重普教、轻职教的局面。据我们调查,农村中目前存在的一个问题,正是这些观念的必然产物。在一些农村地区,由于过分关注普教,使得职业学校逐渐萎缩。在每年的初中毕业生中,有相当一部分农村学生因为升不上高中,又不想上职业中学或职业中专而回乡。这部分学生既不会传统的农业生产,又不懂农村实用技术,成为“百无一用的书生”。

  可以说,在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下,农民对自己的职业认识出现了偏差。他们更多的是以身份的角度来认识自己,而忽视了从职业的角度来认识自己。不仅对自己的职业认知存在误区,农民对社会上的其他职业,在认识上也存在简单化的倾向。我们认为,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在于农民还没有形成现代的职业观念,因而在看待经济收入,社会地位两者之间的关系时,更重视后者。我们认为,农民对职业的认识之所以会出现偏差,除了体制的原因外,主要是由于传统的职业观念仍在继续发挥作用。

  农民对自己的职业缺乏认知并不意味着农民毫无职业观念,他们的职业观念主要集中在职业评价方面。在传统社会里,统治者把职业纳入了意识形态统治的范围,进而将其提升为道德规范的一部分,成为礼治秩序。农民受到统治阶级所大力宣扬的传统道德的作用,将统治阶级的职业评价内化为自己的职业评价,这种职业评价直接导致了身份观念。可以说,传统的职业观念是以身份意识为特征的,更确切的说,传统的职业观念是以做官为本位的。这种官本位倾向可以以“士乃国之宝”来表述。“士”首先应是“仕”,即官员,官员乃是国家的栋梁。社会给予了官员极高的职业评价,因为做了官就意味着拥有了权力、地位、金钱、荣耀。与之相对应的是,普通老百姓地位低下,被称为“草民”、“贱民”,若不守纪律,还被称为“刁民”。因官员地位高,有可能成为官员的读书人,因可凭借“学而优则仕”,即使不做官,也可获得较高的职业评价,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里的“读书”在大多数农民眼里并不包括农业职业技术教育。

  农民传统的职业观念在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这一段时期,在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功能空前强大的条件下被掩盖起来,无法呈现出其本来面目。改革开放后,国家的控制力量从农村社会全面收缩,传统的职业观念也开始复苏,并表现出了明显的滞后性,并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迅速改变。要实现农民职业观念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还需要较长一段时期。这也决定了农民职业技术教育不仅仅要向农民传播科学技术,也要担负起促进农民实现观念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责任,即通过职业技术教育促进农民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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