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职业技术教育研究

第二节 毛泽东农民教育思想与苏区农民教育实践

　　毛泽东1893年生在韶山冲的一个富裕农民家庭，1913年进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学习。毛泽东的幼年时代是中国日益沉重地走向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时代，也是中国人民日益觉醒、革命情绪高涨的年代。学生时期的毛泽东除了接受中国古典思想的教育外，还深受当时流行的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如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民主主义、实用主义和进化论等。1918年6月，在他毕业前夕，就曾约了几位同窗好友，到长沙岳麓山的农村，希望在那里建立工读同志会。1919年当他看到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介绍日本新村主义的文章，感叹这是“真有志于新生活之创也”，立即回到长沙潜心构建了一个“新村”计划，并将其中的关于学校教育的一章发表在《湖南教育月刊》第一卷第2号上。他主张学校应减少教学时间，“使学生多自动研究及工作”，从事种植、畜牧等项，实行工读主义。要让学生养成乐于农村生活的习惯，纠正学生毕业后“多骛都市而不乐田园”的时弊。并说，创造新学校、新教育，必须与创造新家庭结合起来，使新学校、新家庭、新社会合为一体经过多年的探索，毛泽东逐渐找到了适合自己理想的中国革命的道路。在1923年的中共三大上，毛泽东介绍了湖南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的情况，强调农民运动的重要性。向大会指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可漫山遍野都是农民，他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毛泽东把自己的注意力从城市运动转向农民运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1926年，毛泽东在领导广东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期间，亲自引导学生着重研究实际问题，进行了各种调查，调查项目多达36项，其中主要有地租率、田赋、工价、主佃关系、失业情况、贪官污吏、农村组织等等。他还经常印发一些表格和调查提纲，要学员把自己家乡的情况，按调查项目填写。许多调查研究资料收人在他主编的《农民问题》丛刊中。1926年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这篇重要文章，提出了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1927年，毛泽东在32天时间里，步行700多公里，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情况。当年三月写成了指导中国革命的名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成为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的重要文献。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所做的寻邬、兴国、才溪乡、长岗乡等农村调查，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及革命运动的发展规律，对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性质、动力和前途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从理论和实践上都有了新的认识，同时这些调查报告还系统地阐述了调查研究的意义、目的、态度、方法，标志着毛泽东调查研究理论的成熟。

　　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关于农村调查》、《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等著作中对调查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进一步完善和系统化。1941年8月1日，党中央做出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在逐渐兴起了调查研究之风。毛泽东的农民教育思想和由他领导的苏区农民教育实践是我国党内从事农民教育和农村社会调查的光辉典范，他终生致力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做调查研究。他的农民教育思想和社会调查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毛泽东的农民教育观

　　1.农民问题是革命的中心问题。毛泽东从接触马克思主义之日起，就把对农民的感情上升到对农民、农业和农民问题的理性认识，有意识地进行农民问题的调査。早在1917年和1918年，在湖南师范学校就读期间，毛泽东就深人农村做了大量的社会考察工作。并倡导说，不但要会读有字之书，而且要会读无字之书，要了解社会、了解实际，才有可能改造社会。1919年“五四运动”时，他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就提出了包括“农夫”在内的“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的著名论断。在激烈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认识到发动农民群众的重要性。在大革命时朋，毛泽东又指出，中国农民问题在以前没有人研究过，至现在都没有人研究它。辛亥革命的失败，完全是因为未得到3亿2千汀农民的帮助和拥护。惟有把农民动员起来，革命才能成功。在1923年中共三大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观点。“五四运动”后，毛泽东接受了杜威、胡适、晏阳初等人提出的“平民教育”的口号，并十分热心于这方面的实践。在实践中，毛泽东把“平民教育”的口号逐渐改造成革命斗争的现实手段。1925年2月回韶山后，以平民教育为起点，开展农村教育，发动农民。在这期间他深刻认识到“五卅运动”的失败是“工人孤军奋斗”，由此联想到“辛亥革命”失败，是因为没有得到农民帮助的缘故，使毛泽东从理性上认识到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

　　1925年，毛泽东在广州开展革命宣传工作，对农民革命理论和农村教育进行探索，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阐述了农民是中国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在主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主讲了《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革命的态度》等课程。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阐述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他说，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拥护参加革命，革命就不会成功。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中得到解决，农民就不会拥护这个革命。中国的经济是农业经济，大部分生产是农业生产，中国的中心在农业。而农民无衣穿，无饭吃，无田耕，是国民革命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历次革命失败的最大原因在于没有发动最广大的农民，因此，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他分析了在经济落后的中国，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压迫的对象是农民，他们之所以能够实现对农民的压迫，原因在于乡村地主给他们以死力的保护。毛泽东指出，中国人受到四种权力的支配，即政权、族权、神权、夫权。这四种权力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农民的绳索。革命的最大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这是国内统治阶级和国外帝国主义统治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就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要动摇这个基础，就必须发动农民同他们进行斗争。因此，中国革命的形势只有两个前途，不是土豪劣绅、贪官污吏镇压农民，就是农民起来镇压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毛泽东满腔热情地歌颂了农民革命运动。“在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的东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放入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人坟墓。”

　　1927年毛泽东以中央候补委员的身份考察了湖南五个县的农民运动工作，行程700余公里，广泛接触了农民和农民运动干部，召开了各种类型的调查会，掌握了许多宝贵的第一手资料。随后毛泽东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充分论述了农民运动是改造乡村现存制度的巨大力量，看到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高度赞扬了农民和农民运动，他说：“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

　　在这期间，毛泽东大体上表达了这样的思想：中国革命最主：獎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和与其勾结的封建军阀，而支持这两大恶势力的基础则是乡村宗法封建地主阶级。如果不打倒乡村宗法封建地主阶级，那么要赶走帝国主义和打倒封建军阀是不可能的。因此，中国革命必须首先是农村的革命，是农民的革命。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尤其看到了贫农和雇农革命的一面，以致于得出结论：“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足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毛泽东还号召革命者到农村去，同人民融为一体。毛泽东这一时期关于农民革命动力的观点和农民运动的实践，为他以后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开辟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奠定了理论基础。

　　2.农村教育是农民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毛泽东主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和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课程和所撰写的文章中，明确提出了“农民问题乃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村教育是农民问题的一部分”的观点。因为要发动和组织农民，就必须从教育人手，使农民懂得“革命的意义形势和方法”，通过农村教育“直接指导农民，唤醒他们，抛弃守旧的劣根性。”毛泽东从农村文化、学校与农民、以后的农村教育等方面进行了分析。

　　关于农村的文化问题，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揭露了二个严酷的不合理的事实：“中国历来只有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是农民。”这正说明农民教育的重要性。毛泽东揭示了农民在中国文化教育工作中的主体地位，在后来发展成为毛泽东农民文化教育主体论的思想。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他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群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还指出，大众文化实质上就是提高农民文化。“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毛泽东的农民文化教育主体论思想，是从中国国情出发的，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革命离不开农民，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也同样离不开农民。这是人们在考察中国教育时不能忽视的历史特点。

　　关于学校与农民，毛泽东分析了当时农民中“宁欢迎私塾（他们叫‘汉学’），不欢迎学校（他们叫‘洋学’），宁欢迎私塾老师，不欢迎小学教员”的原因：“乡村小学的教材，完全说些城里的东西，不合农村的需要。小学教师对待农民的态度又非常之不好，不但不是农民的帮助者，反而变成了农民所讨厌的人。”如今，农民却大办农民学校，平均每乡有一所。农民非常热心开办这样的学校，因为农民认为这是他们自己的学校。毛泽东指出：“农民运动发展的结果，农民的文化程度迅速地提高了。不久的时间内，全省当有几万所学校在乡村中涌现出来，不若知识阶级和所谓‘教育家’者流，空唤‘普及教育’，唤来唤去还是一句话”。毛泽东在农民运动讲习所关于《中国农民问题》和《农村教育》的讲课，以及他指导制定的《农村教育议案》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关于文化运动的论述中，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关于农村教育的理论。

　　在毛泽东的指导下，湖南的农村教育获得了很快的发展。首先表现在农民学校的普及，当时浏阳县80%的乡村办有农民夜校，其中莲溪区办有53所，上夜校的农民达2000多人。除了教农民识字、作短文，兼教信札、通告、报告、表册、算术、地理常识和政治经济常识等，同时也讲解共产主义、三民主义和农运政策。湖南农村教育发展的第二个表现是农民运动讲习班获得了发展。随着农民运动的深入和农协会员的激增，农民运动干部的素质亟待提高。1926年冬，湘江学校首先增设了农运讲习班，从1.926—1927年有30多个县举办了农运班，共培训农运骨干2000多人。

　　关于农村教育改革的方向，毛泽东在主持讲习所期间就提出“以后农民所要的教育乃适合于农民需求的教育——适合于农民经济之发展，并使农民得到解放之教育，即适合于解决农民问题之教育”，“今后的教育应该以农民之需要而定”，“应该指示各种农民问题之来源及内容，”如讲解科学知识、宣传工农团结的重要性、革命的意义和形势等。这种教育的实施，应该是农民学校，“这种学校是农民协会办的。举办这种教育只能是农民自己的团体，即农民协会。”“没有农民协会，便没有农民教育——农民学校。”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总结了群众创造的多种办学形式，在著名的《长同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中，特別肯定了从农村实际出发，革命战争、根据地经济、文化教育统筹安徘、相互促进和协调发展的经验。毛泽东赞誉这两个乡苏维埃政府是“真正模范的乡政府”。才溪乡、长冈乡通过办夜校、识字组、俱乐部等各种学习组织，把青年老年特别是妇女组织起来，如长冈乡有300多名夜校学员，其中妇女占了70%。教学的内容和形式的选择都要适合农民的需要，除了夜校外，还有诸如墙报、识字牌、简报、晚会等多种学习形式。经过几年的努力，解决了青壮年文盲问题，参加人数和识字速度都是历史罕见的。这使得毛泽东寻求到一条能与他达成共识共鸣的思想教育途径和领导方法。毛泽东十分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和教学方法的改革，他根据自己和他人的教学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了十项教授法：启发式；由远及近；由浅入深；说话通俗化；说话要明白；说话要有趣味性；以姿势助说话；后次复习前次内容；要写提纲；干部班要讨论式等。以启发式为核心，把教学方法系统化、条理化，使之更具有科学性、可操作性，是毛泽东对教学方法的一大贡献。

　　3.根据地教育应为革命战争和建设服务。研究者认为，毛泽东的农村教育思想形成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是根据地农村教育的奠基者毛泽东把创建中央根据地的文化教育作为建设、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的有力武器，明确规定了根据地的教育要为革命战争和根据地建设服务。1933年9月毛泽东签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第17号训令强调：“文化教育工作在这个苏维埃运动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目前在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战争动员中是不可缺少的一个力量，加强教育工作来提高广大群众的政治文化水平，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并培养革命的新后代，应成为我们最主要的战斗任务之一。”教育为根据地建设服务，包括为经济建设和政权建设服务，其作用是非常明显的，教育是培养干部、培育人才的基础事业。针对一些人对文化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甚至把教育跟革命战争对立起来，毛泽东在1934年1月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里把“苏维埃的文化教育”作为专门的一个内容来阐述。他指出“为着革命和战争的胜利，为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为着动员民众一切力量，加人于伟大的革命斗争，为着创造革命的新后代，苏维埃必须实行文化教育的改革，解除反动统治阶级加于工农群众精神上的桎梏，而创造新的工农的苏维埃文化。”报告中，毛泽东在总结根据地教育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根据地教育的总方针、任务和新的教育体制。“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是什么呢？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大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同时指出根据地文化教育的中心任务“是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是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是努力扫除文盲，是创造大批领导斗争的高级干部。”这个中心任务实际上是规划了中央很据地农村教育的体制，即普通教育、社会教育、干部教育等。根据地教育方针和中心任务的提出，是毛泽东农村教育思如、形成的标志。

　　毛泽东的农村教育思想在后来的革命和建设中，继续沿着为革命和建设服务的方向发展。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了改革农村文化教育的任务，在《关于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问题》的讲话中反复论证了教育、战争、生产三者的关系，强调文化教育的重要性。“文化是反映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但它同时又能指导政治斗，和经济斗争。文化是不可少的，任何社会没有文化就建设不起来。”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普遍原理运用于农村教育和战争实际，他在抗大中推行的“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大生产运动中的“工作、生产、学习相结合的制度”，体现了以抗战推动教育，使教育为战争服务的思想，不但培养了干部，也教育了农民。正是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当时的农村教育既适合了落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又能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在革命实践中提高了认识，克服了生产规模狭小给人们带来的局限性，培养了大批干部，造就了一代为反帝反封建事业做出伟大贡献的新农民。

　　（二）苏区农民教育实践

　　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开始，中国共产党人建立了苏区（老解放区），并进行了与政治、经济革命相配套的共产主义教育实验，后来适应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斗争形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教育运动。历史证明了解放区教育的巨大成功，这与“平民教育”等改良主义路线的失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老解放区的教育为什么能够成功？总结这一段历史，对于研究和检讨当前的农民教育，促进我国教育的发展，仍然有着现实意义。

　　解放区的农民教育同样是中国知识分子在西方文明影响下进行的改造中国社会、寻求国家和民族前途的尝试，是近代以来“教育救国”思想和实践的一部分。

　　由近代中国的先驱人物开始的学习西方文明以求“教育救国”的探索过程中，从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康梁变法的“废科举、兴新学、开民智、作新民”，从“五四时期”的“德先生、赛先生”到“科学教育运动”、“平民教育运动”、“乡村建设运动”、“工读主义教育思潮”、“实用主义教育思潮”、“军国民教育思潮”、“国家主义教育思潮”等等，无不是中国知识分子仿效西方教育思想进行“教育救国”，希望借此赶超西方现代物质文明的尝试。而另一批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选择的作为自己的救国救民的指导思想的马列主义、共产主义，同样是西方现代文明成果。解放区的教育是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和建设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是在西方现代文明映射下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的。从这一点来讲，中国共产党与改良主义的各种教育思想在爱国主义的范畴上——在“救国救民”的出发点上是息息相通的，尽管所走的道路不同，所取得的成就悬殊，但同样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教育救国”思想和实践的一部分。

　　“五四”新文化运动基本上是由先觉悟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城市发动的文化教育救国运动。中国共产党人从成立到革命初期，一度陷人照搬苏俄模式的误区，着眼于城市，以工人运动为依靠，以城市革命为目标，以为占领了几座大城市中国革命就成功在望了。甚至在大城市已经呆不下去了，中共中央机关被迫转移到毛、朱领导下建立的农村根据地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当时的一些主要领导人仍然不能认识到农村是中国革命的根本所在。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的先进知识分子，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和实践，在苏区根据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红色教育运动。共产党人所领导的解放区教育成为中国现代教育道路探索过程中的杰出代表。

　　不难看出，在探索中国农村现代教育的实践中，无论是在改良主义者们那里，还是在中国共产党人那里，都经历了一个外来文明与本土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国农村现代教育正是这样经历了一个从自然变迁到自觉变迁的过程。这个阶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共产主义价值观，坚持中国革命要走自己的道路、要符合中国实际的根本原则，其正确性也越来越为实践所证明，从而也日益为人们所接受，遂奠定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独特的领导地位。毛泽东所领导的红色延安一度成为吸引国内外先进的、进步的知识分子的地方，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我们肯定“平民教育运动”、“乡村建设运动”等改良主义教育家们所取得的成绩，他们的一些观点中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岁月虽久亦难掩其光辉，直到现在仍然令人心向往之，不乏支持者。但历史上他们是失败者，解放区的教育在几乎各个方面——受受教育的对象的成份、规模、热情以及教育形式、教育效果等都超过了“平民教育”等改良主义教育路线的成就，而中国共产党也依赖解放区农民教育的巨大成功夺取了全国政权，引领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

　　这是为什么呢？通过苏区教育的特点，我们不难找到答案。

　　从土地革命时期（1927—1937）开始，中国共产党人吸取了血的教训，抛弃了与旧势力合作革命的希望，在自己创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推行了轰轰烈烈的、系统的革命实践。对广大工农群众进行教育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根据共产主义的理想，结合中国农村的实际，发布实施了一系列体现共产主义价值观的教育方针、政策和措施。苏区的教育探索和实践，完全不同于旧式的中国传统教育，也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现代教育，与今天的农村教育也有很大不同。这是开创性的事业，有着鲜明的特点，具体分析苏区教育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

　　1.苏区教育具有鮮明的阶级性。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的价值目标是共产主义，在当时就是要争得劳动阶级包括教育权利在内的平等权利。1931年11月7日，全国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教育事业之权归苏维埃掌握。”“苏维埃教育的性质是属于全体劳动人民”。“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工农劳苦群众，不论男子和女子，在社会经济、政治和教育上，完全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亘古至今，可有这样旗帜鲜明为着劳苦大众的政权么？在1934年1月举行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提出，苏维埃教育的总方针“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群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共产党人鲜明地指出，“这里一切文化教育机关是操在工农劳苦群众的手里，工农及其子女享受教育的优先权。苏维埃政府用一切方法来提高工农的文化水平。”

　　苏区教育的对象非常广泛，但根本上是农民教育和农村教育。这是因为，不仅因为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而且红军千部、士兵、工人等等也往往是直接来自农民，所以农民成分实际上成为解放区教育的主要对象。红军干部、士兵、工人、农民、商贩，男、女、老、幼，都是教育的对象，差不多遍及一切劳动阶级。一般来说，红军官兵和各级苏维埃工作人员接受教育是强制性的，普通工农则没有硬性的要求。但中国共产党人所坚持的工农价值的感召力以及措施、组织的得法、有力，以及广大农民由于在政治、经济上的翻身，都激发了其接受教育的热情。农民既是革命的力量，农民的翻身又是革命的目的。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广大贫苦农民得到受教育的权利，并且掌握政权，这在以往是难以想像的。苏区教育的主张和作为所表现出来的鲜明的阶级性，与改食主义的教育家们的主张和作为有很大的不同。

　　我们有许多学者，今天读到改良主义教育家们的著作和事迹，仍然为之感动不已，因为他们对于中国广大农民、广大劳苦工农苦难的同情以及为改造工农所做的艰苦努力。他们中有的人如平教运动的瞿菊农、姚石庵等，能够认识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是造成中国农村经济崩溃的根本原因，可是他们由于自己的阶级局限性和认识局限性，难以像中国共产党人那样坚决地、彻底地站在工农的阶级立场上，难以坚持他们对劳苦工农的关怀，更加难以与他们自己的阶级决裂。他们用教育改造中国农村的主张，回避社会根本矛盾。在与旧势力的斗争中，常常表现出固有的脆弱性。

　　2.苏区教育在革命建设中居于灵魂地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区，教育既是革命要争取和归还工农应有的权利，又是动员工农成为革命力量的必须手段和途径，是所谓“为着理想的教育”。苏区教育的目标是要在苏区形成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造就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革命的新劳工，以形成和扩大推翻旧社会和反动统治的革命力量，建立、巩固工农等劳动阶级当家作主的革命政权，并凝聚足够的人力、物力以逐步地、迅速地扩大革命很据地，直到夺取全国政权，甚至在可以预见的不太遥远的将来实现“赤旗的世界”——全人类的解放。而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的是大量目不识丁的、祖祖辈辈延续下来对剥削和压迫逆来顺受半封建社会的工农群众。没有教育，就没有觉悟的农民，就没有苏区的建立、巩固和发展。革命必须从教育人手，并且居于一切工作的灵魂地位，也就是必然的。所以，苏区人民政府以教育为其重要的工作内容，也以教育为其他工作开展之必要途径，中国共产党人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传统，其实从苏区教育延续而来，也为经验所证明为有效的和必要的。

　　苏区教育的重要地位还因为中国早期领导人的重视。中共的早期领导人不同程度上都是有知识的人，明了教育与苏区建设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对于教育的重要性有着切身的体会，因此都很重视教育工作。毛泽东作为苏区革命和建设的总设计师，日理万机，军务繁忙，但他不仅努力解决苏区教育、教学工作中的大政方针问题，而且挤出时间亲自参加苏区的教育研究和实践。毛在深人苏区基层做社会调查时，非常注意调查教育状况，总结教疗经验，并且从经验上升到理论，用以指导整个苏区的教育事业。1929年，毛泽东在兴国举办了土地革命训练班。后来，他还兼任苏维埃大学的校长并亲自上课。在辩证法思想指导下，毛泽东提出了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苏维埃文化建设总任务，以及十项教授法等教育、教学思想。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张闻天、王稼祥等中共领导人也都到红军大学和各类学校讲过课。中国共产党人的作为，是改良主义的若干有觉悟的教育家打破斯文传统、来到农村孤立无援地开展教育实验所无法比拟的。

　　我们注意到，在发现单纯的教育难以奏效之后，平教主义古们开始重视“县政建设”，甚至提出了严密的实施方案；乡村逑设运动的其他派别也都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和模式。但总的来讲，都是希望以教育为中心，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组织建设、卫生、治安等诸多方面的改造综合起来进行。他们的教育方案不可谓不精细，凝聚了不少的心血。但在当时的中国，他们的剃想和主张岂能得到实现，这样的乡村建设方案肩负着教育救国的刑想，却回避了当时中国的现实国情，其实已经超过了教育功能的限度，是对教育功能的错误定位。

　　3.为革命和战争需要服务。苏区教育在内容上不拘泥于“规范”，而以满足特定历史阶段的革命战争和建设的需要为主要任务，主次分明，形式多样，实现了教育资源的有效配置。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小学校制度暂行条例》更加明确地提出：“文化教育是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工具之一，必须运用实际斗争的教训和经验来施行教育，使教育与斗争联系起来。”毛泽东指出，“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为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为着动员民众一切力量加人于伟大的革命斗争，为着创造革命的新时代，苏维埃必须实行文化教育的改革……创造新的工农的苏维埃文化。”1934年，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发出的第四号《训令》指出，“在目前一切给予战争、一切服从战争利益这一国内战争环境中，苏区文化教育不应是和平的建设事业，恰恰相反，文化教育应成为战争动员中一个不可少的力量。……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就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服务。”

　　从对象上来看，苏区教育的重点是干部教育。为适应紧张的革命战争和建设的需要，苏区开办了许多各类干部学校，以培养较高层次的干部，学习时间一般不超过一年。如红军大学、红军一步、二步，通讯学校、卫生学校等军事类学校；以及苏维埃大学、马克思主义大学、中央农业学校、中央教育干部学校、高尔基戏剧学校等建设型学校。此外，还开办了各种训练班来训练各神急需的令业人员，学习时间一般在一、两个月，如商业税班、合作社及会计班、小学教员班等。重视干部教育的特点一直延续到夺取全国政权以及建国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从内容上来看，苏区教育的重点是文化教育，文化教育的重点是扫盲教育。根据地广大工农兵过去实际上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基本上都是文盲。这种情况严重地影响到了苏维埃政权的各项建设工作的开展，不能满足革命战争的需要。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扫盲教育被摆在了重要的位置上。党在红军官兵、各级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和广大革命工农群众中，展开了大规模的扫盲运动，而且对红军官兵和政府工作人员采取强制性扫盲措施。1932年，人民委员会第6号命令《政府工作人员要加紧学习》中要求：“所有的委员和工作人员，都要强迫他们努力识字。”（《红色中华》）。同年，教育人民委员部颁布的夜校办法大纲中要求：“目前在国内战争环境中，一般的青年和成年男女，必须普遍地能做报告，能看各种文件，最低限度也要能看标语和路标”（《苏区教育资料选编》）。识字教育的内容都是与苏区革命战争与建设生活密切相关的，一边识字，一边也接受了革命教育。

　　4.苏区教育具有广泛的群众性。苏区教育走群众路线，积极发动群众，紧紧依靠群众，迎合了广大工农群众受教育的要求，实行民族的和大众的教育，表现出强烈的群众性色彩。

　　从形式上看，苏区教育的群众性和创造性的实践是史无前例的，其形式之多样为古今中外所罕见。文化教育大量采用民歌、戏剧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办学形式不拘一格，有日学、夜学、识字班、读报团、俱乐部等，群众可以根据自己的职业特点、业余时间、自然条件等选择不同的学习形式。如夜校，凡16岁以上成年人特别是妇女白天劳动，夜晚参加学习；识字牌是由列宁小学老师将生活中常用的生字按期写在所规定的地方，识字站是由儿童团在交通要道上挂识字牌，来往行人要认识规定的字才可放行。这些方法甚为有效，在苏区广泛流传。此外，还有讲演、游艺晚会等。

　　“老公教老婆，老弟教老兄，秘书教主席，马夫教马夫，火夫教火夫，识字的教不识字的”，苏区实行能者为师的办法，最大限度地开发和配置教育资源，解决师资问题。四面八方，到处是学文化的热烈场面。

　　翻身做了主人的广大工农民众获得了包括教育权在内的权利，文化教育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工农子女都有了受教育的权利，纷纷送子女上学。另一方面，获得解放的工农群众深感没有文化知识就不能建设好、巩固好自己的政权，男女老少都怀着前所未有的热情积极参与兴办学校，支持文化教育事业，许多教学设施都是工农群众自己动手制作的，虽然简陋，却能有效地满足当时的需要。

　　在苏区许多地方，各乡村办起了列宁小学（闽西称劳动小学），对所有的儿童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列宁小学的儿童人学率高达60%，而在国民党统治下儿童人学率不足10%。

　　苏区的妇女教育得到空前的发展。“工农妇女上夜校，读书识字开心窍；三从四德都不要，封建礼教全打倒。”在兴国夜校学生中，男子占31%，女子占69%；识字组中，妇女也占到60%。毛泽东感慨地说：妇女群众要求教育的热烈，实为从来所未见。妇女不仅自己受教育，而且已在主持教育，许多妇女是在做小学与夜学的校长，做教育委员会和识字委员会的委员了。

　　值得一提的是，苏区注意依靠群众管理文化教育事业的做法使其获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苏区中央政府特别注意加强文化教育部门与群众的密切联系，认真吸收各群众团体的代表及有关干部、群众参与对文化教育的管理工作。规定各级教育委员会都要有共青团、少先队、儿童团及各种文化团体的代表参加。就是苏区政府的干部们也多数是从当地的工农群众骨干中选拔出来的，与群众有着天然的亲和力。

　　站在农民的立场上，考虑农民的客观实际需要，充分相信和发挥群众的创造力，以及发挥共产主义价值观对工农群众的天然号召力，使苏区教育具有广泛的群众参与性，成为与苏区建设和革命需要相适应的轰轰烈烈的群众教育运动。而在乡村教育运动者们那里，由于农民的根本问题得不到解决，政治、经济地位得不到改变，他们的各项教育计划也就得不到农民的积极响应，他们面对的是被动接受的农民，许多样板县的成果几乎全凭这些教育家们的个人奉献和集中努力而取得，其成本之巨大，要在全国推广是不可能的。

　　5.苏区教育十分重视师资队伍的建设。苏区由于偏僻落后，知识分子极为匮乏，开展广泛而深人的文化教育缺乏师资力尕。苏区政府对知识分子工作十分重视，制定了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采取培养新的知识分子和吸引、改造旧知识分子两条途径，扩大苏区的革命知识分子队伍。尤其是在团结和利用旧知识分户方面，当时的共产党领导人表现出很强的灵活性。张闻天在《论苏维埃政权的文化教育政策》中指出，“为了发展苏维埃的文化教育工作，为了养成工农自己的知识分子，旧的知识分子（不论他是出身地主还是富农）的利用是绝对必要的……我们不仅应该尽量的用这些知识分子，而且为了吸收这些知识分子参加苏维埃的文化教育工作（其他工作也是如此），我们还可以给他们以优待，使他们能够安心为苏维埃政府工作。”除此之外，苏维埃政府还非常注意吸收在国统区的知识分子来工作。为此，中央还专门发布《征求专门技术人才启事》，愿以现金聘请国统区的医师、无线电人才、军事技术等人才。这些措施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创办包括高级、初级、短期及小学教员四个层次的各级师范学校，积极培养革命的教师队伍，以工农子弟为主要培养对象，是苏区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到1932年8、9月份，江西省统计，兴国、万泰等14个县，有小学2277所，教员2533人，平均每校有专任教员一名以上。通过组织教育研究会、观摩教学评议会，教学经验交流会等各种形式，持续提高在职教师的教学水平。为了保障这支革命的“灵魂工程师”队伍，苏区政府十分重视提高教师生活待遇，改善教师生活条件。如永定县就规定，教员月薪大洋6～8元，高于政府职员。

　　这一系列的措施使苏区教育取得了很大成就，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大批革命骨干，有效地进行了革命动员。但由于苏区教育是特定的非常历史时期的产物，难以与我们今天的教育状况相提并论。但非常时期的产物一般具有深刻的实践意义，我们认为，苏区的教育真正体现了教育与革命思想教育相结合、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与革命战争的实际需要相结合，这里面所蕴涵的素质教存的精神，旗帜鲜明地站在最大多数人民群众利益一边的立场，以及充分相信群众、紧紧依靠群众、坚持走群众路线的作风，在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面建设包括现代教育事业在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期，仍然有着深刻的借鉴意义。

　　当我们站在21世纪的今天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仍然禁不住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若干地区实行的教育实验经验所振奋。当前，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突显的许多问题，促使更多的人关注中国的农民教育，也促使许多人到“乡村建设运动”、“平民教育”的理论与实践中去寻找可资借鉴的经验。国家已经确立了“科教兴国”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根本战略。这些都足“教育救国”思想在新时代的延续和发展。尽管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教育救国”曾经被批判为没有前途的改良主义的思想。但客观公正地研究近代以来、甚至有史以来的社会发展经验，我们就不难发现，教育是社会发展中可以作为独立发挥作用的因素，但教育对社会的改造作用从来都不是孤立进行的，而必须与经济、政治制度的变革相配合。明确了这一点，我们再来观察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各种教育思想的产生、发展及其成就时，就能够对“教育救国”思想和“科教兴国”战略有更深刻的理解。而苏区的教育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值得永久追思的历史参照，他们为着最广大多数劳动人民群众的利益不惜献身的精神将激励我们为着民族的和大众的教育事业进行永续的探索。

　　§§第四章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农民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