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职业技术教育研究

第二节 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与实践

　　晏阳初（1893—1990），四川巴县人，五岁时人塾就读，十三岁入西学堂，十九岁赴香港大学深造。1916年夏，他负笈横渡太平洋留学美国，1918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后的第二天，他就应募以教育秘书的身份远涉重洋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的法国战场，为在那里的二十多万华工义务当翻译。在法国，晏阳初先生目睹华工目不识丁之苦，由此开办了华工识字班，并用白话文形式编写了《华工周报》，从而开始了他从事平民教育的最初尝试。这也决定了他一生的志向和事业，“一切高官厚禄，当视之苦屐，惟致余毕生之力于平民教育。”

　　1920年，晏阳初从法国战场上回到祖国。他受中国青年会邀请主持了长沙、烟台、武汉三市的城市平民识字教育实验。1923年，他又在北京倡导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简称“平教会”）。在长期的实践和探索中，晏阳初逐步认识到中国80%的民众是缺乏基本教育的农民，要普及教育改造中国，只有到农村中去。所以在1923年“平教会”成立后，晏阳初就选定河北定县为“平民教育”整体推进计划的实验县。1929年晏阳初及其同仁又举家离开大城市，迁到定县，调查和实施“平教会”的“平民教育计划”，从而开始了平民教育运动的新阶段乡村建设运动。

　　“七七事变”爆发不久，定县沦陷，乡村建设运动被迫停止。随后，“平教会”迁往重庆。1940年初，晏阳初在重庆北碚区创建了中国乡村建设育才学院（即重庆师范学院前身），为抗战培养所需的人才。1949年11月，晏阳初赴美定居。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晏阳初致力于国际平民教育运动，先后在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指导各国的平民教育工作。

　　1985年、1987年，晏阳初以九十多岁的高龄先后两次回国参观访问，他对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激动不已，高度称赞了今天的中国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其后伴随着晏阳初先生所倡导的旨在“改造农村、改造中国”的平民教育运动在中国风行一时，后又由他本人将平民教育事业推广到更为广阔的国际舞台上。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它顺应了新文化运动以来民众教育蓬勃发展的潮流，不仅在我国的教育史上，而且在国际上，尤其是在许多经济欠发达国家都具有深远的影响。直至今日，这一思想对当前的农民教育改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一）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

　　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有其自身的鲜明特点。他强调平民教育对改造国民性的作用，主张通过教育来提高劳动人民的文化知识，提高人民的参政监政能力。晏阳初认为，国家动乱，专制虐政，主要是因为人民大多文盲，任人宰割。他认为，当时中国害了三种病，“即瞎、聋、哑。国民大部分不识字，不能读书报，非瞎而何？不受教育不知社会情景，所以有耳也等于无耳，非聋而何？社会弄到这样，发言的是何人，大多数是不作声的，非哑而何？他根据”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古训，将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有机结合、整体推进，创造出了具有鲜明特色的、系统的平民教育思想。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1.“脑矿”论与平民教育理论。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的特点首先是其提出的“脑矿”论观点。“脑矿”一词是晏阳初先生的一大发现，也是他的一大创造。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为在法国战场上当“苦力”的中国东北、华北招募去的华工义务当翻译的过程中，发现了中国有一个巨大的“脑矿”。他目睹了华工工作的艰辛和他们所受到的鄙视和侮辱，但他们并不是天生愚笨，相反他们大都勤劳勇敢，品德优良。他们并不比外国人差，只是他们没有机会接受教育而已。晏阳初从法国华工的处境中清楚地意识到了中国人民的现状，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不但发现‘苦力’的苦，还发现了‘苦力’的力，‘苦力’的潜伏力。他们最需要的不是救济，而是发扬——发扬他们的潜伏力。世界上最大的脑矿在中国。”晏阳初认识到“脑矿”是最宝贵的资源，“脑矿”一旦被开发，将会把人类导人一个新的时代。

　　晏阳初在发现了中国有一个巨大的“脑矿”之后，就立志要开发这个大矿。晏阳初认为开发“脑矿”的办法就是推行平民教育，“万灵丹就是读书识字”，他并且指出“这个责任完全在教育界”。晏阳初认为，平民教育不是慈善为怀的施舍米粥，也不是为少数人专有的贵族教育，更不是盲目地照搬照抄国外的教育模式，而应该是培养国民元气，提高国民素质，巩固国家基础的，民族化、平民化的“固本”教育，它必须符合中国的国情。他认为，平民教育不是一般的普通教育，普通教育并不难，要使其切合实际方为难事。“最切合实际教育为农民教育”。农民教育是救国图存之教育，要达此目的，最迫切的有三点：第一，培养知识力，最低限度须培养其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念，能够自觉自强。

　　第二培养科学的生产力，更换那些老农的旧习惯旧技术，使其了然于人力可以胜天，一切自己均可创造，即养成自己自养之能力。第三，培养组织能力，养成纪律生活，方能自卫自保。“谈到平民教會的目的时，晏阳初指出：平民教育的目的是教人做人。做什么人？做‘整个的人’。什么叫‘整个的人’第一要有知识力，第二要有生产力，第三要有公共心。”要造就整个的人，需要进行三种教育，即文字教育、生计教育和公民教育。关于教育的途径，晏阳初认为不要盲目地模仿西方，要有自信，外国的科学我们要学，外国的教育自有他们的背景，我们不能盲目抄袭。1926年4月，他在《“平民”的公民教育之我见》一文中指出，对于教育，要适合各自国家的情况，要有中国的特色，我们有我国的历史文化和环境，亦应当有我国所特有的公民教育，方能适应我国的需要，要知道什么是中国的公民教育，非有实地的、彻底的研究不可。

　　2.“民族再造”与乡村建设步驟。在长期的平民教育工作中，晏阳初先生逐步对中国国情有了更为深人的了解。他认识到平民教育主要是对农民的教育，农民是平民教育的第一对象。中国85%以上的民众生活在农村，平民教育的重点也应转向农村。县乡是中国最大多数人的着落地，一个县份，既是行政区域单位，也是一个社会生活的单位，一切改进工作必须从这里开始。因此，1929年晏阳初先生及其同仁举家离开大城市，迁往河北定县翟城村，与农民打成一片，组织了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当时被称为“定县实验”），形成了“博士下乡”的热潮，并将成功经验推广到其他县乃至全省、全国，最终找到了他认为适合中国农村特色的治国方略：“人民是国家的根本，要建国，先要建民；要强国，先要强民；要富国，先要富民。”这也就是以教育为工具，推动经济、政治、卫生、文化全面发展的乡村建设理论。

　　他认为乡村建设的使命不是“救济乡村”，也不是办“模范村”，而是“民族再造”。在《乡村运动的使命》一文中指出：“中国今日的生死问题，不是别的，是民族衰老，民族堕落，民族涣散，根本是人的问题，是构成中国的主人，害了几千年积累而成的很复杂的病，而且病至垂危，有无起死回生的方药问题。”几十年来一切改革与建设的失败教训，都证明了这一点。

　　为什么“民族再造”的使命要由乡村建设来承担呢？晏阳初认为这是由乡村的重要地位决定的。首先，他认为乡村是中国经济的基础，离开了农民和农村，国家就不能存在。工商业不景气的原因是因为农村的破产。其次，他认为乡村是中国的政治基础。中国的政治出路，必须从建设最基层的农村政治开始。再次，乡村是中国人的基础。构成国家的三要素是土地、主权和人民，在这三要素中，“人民”又是最重要的要素。中国人民号称四万万，农民则占了80%，因此，真能代表中国的，不是上海的买办，也不是天津的富户，甚至不是城市的居民，而是居住在两千多个姓中无数乡村里的乡巴佬。即使是城市里的居民，他们的祖先十苻八九也是农民。乡村地位如此重要，然而长期以来为什么没有得到重视和建设，晏阳初认为有三个原因：一是对乡村问题缺乏足够的重视，“放着成千上万的农民，固国强国的雄厚力量，无人去运用。让农民无知无识到底，不给予教育的机会，甚至连他们的生死存亡都不管”。一次又一次的变法维新和改革，都只足在制度体系上翻花样，没有惠及农民，因此没有生命力。二是受西洋文化的影响。西洋文化是工业文化，集中于城市而不重视农村。中国的许多留学生，搬来了西洋那一套，“放款不以农村为主，教育不以农民为主，政治、经济、文化，一切建设都以城市为中心”，当然也就没有农村建设。三是从西洋回来的新士大夫，与中国传统士大夫一样，讲政治、经济、教育都不及于乡村，瞧不起农民，更不屑讲乡村建设。由于上述三方面原因长期没有有得到解决，从而导致了民族的衰老、国势不振。因此要复兴“首当建设农村，首当建设农村的人”晏阳初根据其乡村建设理论，提出了乡村建设的三个步骤：第一步是实验研究。他指出，中国近几十年来教育的最大错误，在于一切制度、方法和材料，大都从西洋抄袭而来，不适合中国国情，尤其是不适合广大乡村的实际情况。这种教育的恶果，之一是把无数的农村青年变成了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在乡村不安，到城市无能，不文不武的无业游民”。因此要实现民族再造的使命，就“不能不深人乡间从农民实际生活里去找创造的改造生活的教育，去求方法来研究实验”。他为乡村建设提出了几个原则：首先，要有基础性。乡村问题非常复杂，研究实验的问题要有选择性，要有基础性。其次，要讲实际性。有些问题虽具有学术上的研究价值，但与老百姓的实际生活没什么关系，就用不着花人力财力去研究实验，所研究的问题必须具有实际性，研究结果能够回到民间去。再次，要具有普遍性。研究实验的结果，能推广到全国各个乡村。

　　第二步是训练人才。晏阳初认为，无论是研究，还是推广，都需要大量的人才。要训练乡村建设人才，必须解决为什么训练、谁来训练和训练什么人三个问题。对于第一个问题他在《农村运动的使命》一文中做了论述，指出训练的目的是为“复兴”、“改造”和“建设”乡村培训人才。关于第二个问题，他指出，那些乡村建设的先进者，负有训练人才的责任和义务，他们一方面把自己“从实际工作中一点一滴的辛苦经验、知识技能”整理出来作为训练人的材料，另一方面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言行“现身说法，以身作则，紧抱着农村运动的使命，去表演‘教育即生命’、‘教育即生活’的原则”。关于第三个问题，他指出，训练的人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实地到农村做乡村建设的学术研究与实验的专门人才，一种是实地到农村领导农民从事乡村建设事业的技术推广人才。训练的内容除了基本的乡村建设知识技能外，还应注重精神上、人格上、态度上和阅历经验上的锻炼。他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如果仅仅有知识技能的训练，而忽视其精神、人格、态度和阅历经验的训练，“结果要弄得垂头丧气，消极堕落”。

　　第三步是表证推广。所谓表证推广就是将研究实验所取得的成果通过表演证明的方法推广到广大农村。

　　3.“四大教育”与“三大方式”。“四大教育”是晏阳初对乡村建设内容的概括，晏阳初指出，“在定县，我们研究的结果，认为农村问题是千头万绪，从这些问题中，我们又认定了四种问题是比较基本的。这四大基本问题，可用四个字来代表它，所谓愚、贫、弱、私”。所谓“愚”，是指那时中国大多数农民缺乏知识，是目不识丁的文盲。所谓“贫”，是指中国农民绝大多数生活贫困，不少人是在生与死的夹缝里挣扎。所谓“弱”，是指农民大多身体孱弱，无强健体魄，更谈不上科学医疗与公共卫生；所谓“私”，又可说是“散”，是指大多数农民不能团结，不能合作，缺乏道德陶冶和公民常识，形不成一种团体力量。这四方面问题具有因果关系，即愈愚愈穷，愈弱愈私。针对中国社会这四种大病，晏阳初提出四大教育，即以“文艺教育”培养知识力，以救农民之“愚”；以“生计教育”培养生产力，以救农民之“穷”；以“卫生教育”培植强健力，以救农民之“弱”；以“公民教育”培植团结力，以救农民之“私”。这四种教育，包括了平民生活的一切，他相信，这四种教育办得好，社会便有了基础。

　　文艺教育包括文字教育和艺术教育。文字是传播知识的根据，又是寻求知识的钥匙，读书是获得知识的最便利的途径，要读书就必须先认字。文字教育的最低目标是要让农民认识千余个汉字；为农民输人这千余个汉字所代表的常识；引起农民的读书兴趣。在艺术教育的各项内容中，晏阳初最为重视戏剧。他认为戏剧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感染力，能使人在娱乐中不知不觉地接受教育，是最理想的教育方法之一。当然那些宣传妖魔鬼怪和才子佳人的戏，没有平民化的教育价值，不能起到培养农民知识力的作用。因此他主张戏剧改革，把农民的疾苦、愿望和要求和农村的真实生活搬上舞台。

　　生计教育的目标有两个：一是训练农民的现代知识和技术，以增加生产；二是建立农村合作经营组织，以实现利润的合理化。他说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必须把普及科学知识和训练农民参加各种合作组织结合起来。关于普及科学知识，晏阳初认为关键的是农业科技人员要到农村去，他在《乡村建设要义》一文中指出，中国自清末张之洞提倡农业科学，派遣留学生学习农业科学以来，不知为农业改良花了多少钱财，但农业科学自农业科学，农民自农民，双方到今天还没行见面礼，还没有实现结合，农民仍不知道农业科学是什么东西。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学习农业科学的人和学政治、经济的人一样，回国后不是去做官，就是当大学教授，从来没有人到农村去过。根本不知道农民需要什么。他们虽然天天在讲农业科学，但他们讲的农业科学根本不适合中国农村。从事农业科学研究的科学家和学者，不仅要有“科学的头脑”，还要有“农夫的身手”，只有和农民打成一片，才能使自己的学问具有实用价值。

　　卫生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农民的“强健力”，晏阳初认为中国的卫生教育大都设在城里，农村没有医院，农民无处求医。又因为医院收费昂贵，农民无力支付，而不敢到医院看病。这两个原因是造成农民病死率高的重要原因。在农村实施卫生教育，一是要创建农村医疗卫生制度，以节省农民的医药费用。动员大城市的医生到农村去，以造成公共卫生环境，使农民得到起码的健康保证。二是重视公共卫生教育，使农民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他主张由村而乡而县建立系统的乡村保健体系。

　　公民教育要解决“私”的问题，晏阳初认为一方面要在一国社会的基础上，培养农民的团结力、公共心和合作精神；另一方面要在人类普遍具有的良心上，发达他们的判断力和正义心，使他们皆有自决自信、公使公非的主张。同时通过良好的公民训练，使他们具有最低限度的公民常识和政治道德，以立地方自治的基础。

　　这四大教育应连锁进行，不能分开割裂，这是晏阳初和平教会的同仁在深人民间，向农民学习，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总结出来的一个重要原则。

　　为了推行四大教育，晏阳初提出了“学校的”、“社会的”、“家庭的”三大教育方式。他指出：“从前的看法以为学校之课程的教授是教育的全部，从平民教育的立场看，学校的方式只是一种方式。学校式的实施以文字教育为主，注重于工具知识之传授与基本训练，注重于个人的教学。社会式的实施以讲解表演及其他直观与直感教育的方法为主，注重团体的共同教学。家庭式的教育或为中国特殊的而又是必须的一种方式。家庭在中国社会结构上，占有特殊的地位，欲改善中国的生活方式，必须从家庭做起晏阳旬所讲的学校式教育与一般人所讲的学校教育不同，专指平民式学校教育，而不是普通公民学校式教育。他认为普通公民学校式教育”只是书本知识和空洞理想，而未去民间与平民生活接触，从平民生活里找问题、找材料而且求解决方法“他主张平民学校为学校式教育的主要方式。具体办有”初级平民学校高级平民学校平民职业学校“和”平民大学初级平民学校“主要针对12岁以上已超过人学年龄的文盲，进行扫盲工作。采用的教材是他们用白话文编写的《平民千字课》，学完后经过考试，毕业后就取得了继续学习的识字工具。进人高级平民学校后，这些学员已掌握了识字的工具，并且脑筋灵敏，思想活跃，可以对他们进行比较系统的训练，以培养乡村领袖。主要课程有社会、政治、历史、经济学、农学等。这种形式的学校在”定县实验“的基础上推广到了全国各县及社区。”平民职业学校“主要针对农民进行生产技术、选择良种、防虫治病等技能的训练。”平民职业学校“后来发展成为”平民大学，这是为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培养高层次人才，培养县级以上的专家和领导人的学校。

　　社会式教育是为了解决平民学校学生毕业后不能继续升学，而日常生活中又没有应用所学机会而采取的措施。1931年平教会设立了“社会式教育委员会”，标志着社会式教育的开始。其教育方式是以高级平民学校或平民职业学校毕业生的各种活动为中心，使毕业生按照四个方面继续接受教育，同时使其参加四大教育的活动，推动四大教育到民间去。更为重要的是培养青年农民求知的欲望和团结的力量。社会式教育主要针对青年农民、成年人和妇女。

　　家庭式教育是中国的特殊教育方式，它主要是“联合各个家庭中地位相同的分子施以相当的训练”，使在家庭中的男女老少都能得到相当的教育。家庭式教育是为年幼和年老者设立的，其目的有二：一是帮助解决家庭与学校的矛盾，扩大家庭的责任感；二是帮助减少家庭年长的妇女对青年妇女接受教育的阻挠和反对，使她们的教育能有收益。

　　4.知识分子“农民化”。晏阳初主张要“化农民”，知识分子必须首先“农民化”。只有这样才能理解农民、亲近农民，从而影响农民。所谓农民化，就是乡村工作者要“抛下东洋眼镜，西洋眼镜，都市眼镜，换上一副农夫的眼镜，去观察问题，解决问题。”乡村工作者要实现农民化，首先要深人民间，和农民一起生活劳动。只有这样，乡村工作者才能与农民进行广泛地接触，感受他们的痛苦，了解他们的需要，在此基础上才能为农民提供切实的服务，避免想当然地“空作误民的计划”，致使乡村建设事业遭到失败。

　　深人农民会遇到很多困难，为此，晏阳初要求乡村工作者不仅要有“不人虎穴，焉得虎子”的坚强决心，而且要有宗教家的牺牲精神。为此，他身先士卒，于1929年秋举家从北平迁往定县农村。在他的感召下，许多知识分子放弃了城市舒适的生活环境以及大学教授的优厚待遇，心甘情愿地到艰苦的农村，和农民一起生活，为他们办一些实事。他们中间有许多是学有专长的归国学者，其中不少是具有博士学位的国内外知名专家，所以当时人们称之为“博士下乡”。关于向农民学习，晏阳初曾说：“农民虽然不知科学的名词，虽然未曾受过书本式的教育，然而对于实际生活的知识与技术，我敢说，值得我们去学。一个青年，小学而中学而大学而留学东洋西洋，结果，学校进得越多，离社会越远。一般人以为书本形式的教育越受得多，便越有学识，越能了解社会，其实是很大的谬误。”他还批评那些看不起农民的人，在他看来，农民“愚”、“穷”是知识分子不重视农村，轻视农民造成的，就其本质而言，农民一点也不愚，比起一些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他们更聪明。

　　（二）晏阳初平民教育实践

　　1926年8月，以晏阳初为总干事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选择河北省定县作为试验区，开展乡村平民教育实验。他们用学校式、社会式及家庭式等“三大方式”，进行生计、文化、卫生、公民等“四大教育”，以解决贫、愚、弱、私“四大疾病”，实现政治、教育、经济、自卫、卫生和礼俗等“六大建设”。该实验由于投人了大量人力、物力，取得了多方面的显著成果。这里对社会调查和“四大教育”做些论述。

　　1.定县调查。平教会在定县的实验是从社会调查开始的，社会调查在当时是一项薪新的工作，定县调查的开创者是生计部主任冯锐。冯锐留学美国康乃尔大学获农学博士学位，并在罗马万国农村研究院和丹麦从事农村研究工作，曾在美国农业部工作过半年，回国后担任岭南大学、东南大学教授，受晏阳初的感召，北上到定县实验区工作。因有农村调査的经验，晏阳初委托他设计农村调查大纲。冯锐根据自己的经验参照有关社会调查理论，编写了《乡村生活调查大纲》，并与美国调查专家反复讨论修改，并在翟城村进行了首次调查。1928年6月，平教总会成立统计调査处，聘请社会学家李景汉为主任，在定县实施大规模的调查。他们走遍了全县的村庄，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最后出版了《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学术界对《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它不仅具有系统性、准确性，而且具有针对性和实用性，在我国调查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晏阳初在给该书写的序言中指出：从事农村调查的人，必须有到乡间去的认识和决心。只有同农民生活在一起，才能了解农民的实际情况，才能得到正确的数字，才能真切地了解数字所含的意义，也才能在此基础上提出切合实际的改造方案。他还认为：“调查的目的，既是为了了解事实，但事实的了解不是工作的终了，而是工作的开始。所以调查工作不是为了调查而调查，必须着眼于社会的实际改造。”晏阳初还认为，调查者不仅要掌握现代社会调査的理论与方法，而且要注意这些方法如何适应于中国农村。要根据民间生活状况，确定合适的调查方法和调查技巧，特别要注意农民心理、风俗习惯，又要注意所问的问题农民能够回答，农民所回答的问题又是我们所需要的。

　　2.“四大教育”。“四大教育”是晏阳初乡村建设和平民教育的主要内容。文艺教育主要包括文字教育和艺术教育；卫生教育方面的实验主要是建立保健制度和疾病预防工作；公民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是研究民族精神，他们撰写了《国族精神论例浅释》，编写了弘扬“国族精神”的读物《历史图说》，此外农村自治研究、对农民进行公民知识的教育以及公民的训练都是定县公民教疗的重要实验内容。这里重点介绍一下生计教育。

　　晏阳初及其同事认识到，经济建设是乡村建设的重要环节，而要经济建设有生命有着落，就要进行生计教育。定县实验的生计教育内容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公民生计训练。他们利用农民领导农民的方法，训练农民领袖，由领袖农民推动全体农民。为此把生计训练分为生计巡回训练学校，表证农家和实验推广三个部分。生计巡回训练学校的设立，是为了研究生计训练教材，教具以及训练方法。表证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示范。表证农家的作用一是为实验场促供研究数据；二是把实验场的东西表证给农民，使他们接受实验场的精神和方法；三是领导普通农民作农业改进工作。经过表证证实有推广价值的成果，则由平教会向一般农民推广，称之为“实施推广训练”。其做法是由表证农户把所掌握的知识与技术，以及表证经验与结果传授给一般农民。按平教会的设计，每一表证农户负责30户普通农家的技术指导。

　　第二个方面是建立合作制度。平教会推进合作运动坚持以教育为主的原则，并制定了一套程序和方法。首先是初步教育，与村中领袖商洽，定期召集村民举行演讲会，宣传合作的重要性。

　　然后是专门教育，给村中的优秀分子和合作社社员讲授合作社经营的专门知识和技术。最后是继续教育，通过定期训练和参观，使合作社成员的知识和水平不断提高。定县的合作社制度分两级、村合作社与县联合社。平教会设指导员若干，巡回指导合作社的工作。

　　第三个方面是种植养殖技术的改进。在种植方面他们培养和推广新品种的棉花、小麦、大豆等优良品种，对白菜、梨和葡萄的品种进行改良，推广植物病害的防治技术。在养殖方面主要有猪种和鸡种的杂交改良，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增加农民生产的目：的。

　　平教会以研究训练做准备，通过表证来推广，是在乡村普及新思想、新观念的有效方法。这种方法也证明了中国农民是愿意接受新生事物的，但是在农村推广科学技术和新思想，必须注意农民的接受程度和接受的方式。因此，将现代科学技术简单化、实用化、经济化是平教会定县实验的一个重要原则。

　　（=）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与实践的启示

　　晏阳初平民教育的许多主张和实践对当代农民教育工作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

　　1.注重社会调查。社会调查是农民教育的准备与基础工作，是对社会实际情况取得科学认识的重要条件，晏阳初十分重视社会调查，他对社会调查的思想和见解，对我们今天的农民教育工作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认为，目前我国农民教育、农业科技推广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缺乏调查研究。由于缺乏对中国农村和农民的实际了解，一方面造成了农民教育的无的放矢，所宣传、推广的科技成果不符合农村和农民的需要；另一方面农民迫切需要的技术又缺乏足够的研究，导致了科学研究、推广与农民需要的脱节，既限制了科技成果的应用，同时也制约了农村的发展。要解决这些问题，重要的是要提高农民教育、农业科技研究和推广人员的社会调查意识和能力。至今不少农业科技人员对社会调查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甚至不知社会调查为何物，缺乏相应的社会调查技术，有时他们也搞一些社会调查，但多是为了调查而调查，不能获得他们所要获得的东西，或根本看不出调查数字背后的真实内容。因此，对农民教育和农业科技工作者进行社会调查技术的培训对他们了解农民的需要并用以指导农民教育实践和科学研究实践是十分必要的。其次，可以通过社会学者与农民教育、农业科技工作者的有机结合解决脱离实际的问题，社会科学工作者对农村的调查可以揭示农村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了解农民的需求，研究某项科技成果的社会影响，为农业科技工作者的研究、开发提供依据。

　　2.把“人”看作是根本的思想。所谓三大方式、四大教育，其核心都是在于“造人”。晏阳初常讲，社会的各种问题，不自然发生，是自“人”而生，所以，中国的问题虽然复杂，也必须先从发生问题的“人”身上，从四万万民众的身上去求解决办法，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正是基于这一思想，他在1923年“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组织大纲”中就规定设立乡村教育部，提出农民是平民教育的主要对象，并从1926年起逐步把工作转向农村，因为农民占全国人口的80%。在农村中，又明确提出把重点放在对15岁至45岁青壮年的教育、训练和培养上。人的生活需要，包括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是一个整体，是“活的整个的人生”，所以对人的生活的改造必须是整体的改造。这也就是强调对乡村社会进行整体改造和建设的依据和由来。四大教育中之所以把“愚”摆到第一位，而不是把“贫”摆到第一位，同样体现了把“人”看作是根本的科学思想。晏阳初提出：平民教育的根本宗旨是“除文盲、作新民”，必须四力具备，才能谓之“新民”，即成为具有知识力、生产力、健康体魄及公德心的“完整的人”。

　　3.对农民实行綜合教育。农民问题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不仅成因复杂，解决的途径也必须是综合的。正如晏阳初所说的“乡村建设不是任何一面可以单独解决的，而是连锁进行的全面的建设。因为社会与生活都是整个的、集体的、联系的、有机的，决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支离破碎的解决问题。”

　　对于“愚”、“贫”、“弱”、“私”四大问题，他认为前三项固然是病源，而私欲横行，但求私利，更是民族自杀的根本，没有团结组织的能力与习惯，缺乏共同的建设意识，如此农民决不能立足于现代世界。针对这四个基本问题，晏阳初提出了四大教育内容和三大教育方式，进行这四大教育，不是单靠学校教育所能实现的，而是要三大方式连环运用，即学校、家庭、社会共同发挥作用。要从整个乡村社会所存在的各项重大问题出发，进行综合治理、整体改造和建设。既不是只看到或强调某一项问题，比如经济、或者教育，而忽视其他，也不是把相关的各项问题孤立起来，零散地、各顾各地去解决，而是强调四大教育相互配合、结成一体、相辅相成、连环进行，从而达到对社会的整体改造和建设，以取得整个社会全面、协调和健康发展的效果。

　　晏阳初还认为，在农村中办农民教育，仅仅教农民识字取得工具而不使他们运用这些工具进行乡村建设是没有用的。乡村建设的目的也不只是使农民摆脱困境，增加生产。如果只是为提高生产而单纯地抓生产，而不同时策划农民教育，不努力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水平与生产技能，不加强农民道德观念和社会认识方面的工作，不提高农民的民主法制意识与自治能力，不注意提高农民的健康素质，不注意巩固和提高的措施，即使生产一时上去了，也是不能巩固和持久的。因为“人的发展需要和社会发展需要都是多方面的，并且彼此之间互相联系，满足了一个方面的需要，只是解决问题的某一方面，只有使各方面的发展需要得到满足时才能得到均衡的发展”。所以，农民教育必须与乡村建设连锁进行、整体推进，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村落后的面貌。这种对社会进行整体改造和建设的思想和方法，是从定县实验中总结出来的，也是科学的思想方法。它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与列宁讲的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的思想，与后来出现的系统论以及今天西方提出的综合国力论，应该说都是接近或较吻合的。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条件下，能够明确地总结和提出这样的科学思想，并用以指导乡村改造和建设工作，更是难能可贵的。

　　国内外的农民教育理论研究和农村发展实践均已证明综合农民教育的思想是正确的。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人的发展。乡村教育的倡导者们已经认识到了物质的改善只是农村改造的一个方面，人的改造才是最根本的目的，如果不对农民进行教育改造，乡村改造不会有效并且持久，而国家的改造必然是人民改造的结果。英国经济学家舒马赫在长期研究的基础上指出，造成贫困的诸多因素中，资金等物质资源的原因完全是第二位的，第一位的原因是非物质的，即人们的素质。他认为教育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是一切资源中最重要的资源，对贫困地区最好的援助是知识上的援助，赠与有用的知识比赠与物质不知要强多少倍，赠与物质容易使人产生依赖性，赠与知识却使人获得了自由。在我们目前的农村教育中普遍存在着“唯科技是举”的现象，错误地认为科技可以解决一切，孰不知科技是由人来运用和推动的，只有实现了农民思想观念的现代化，科技才能扎根于民众之中，变成活生生的现实生产力。也就是说，只有具备了现代化的人，才能获得自身发展的能力。而人的现代化并不仅仅指获得科学技术知识，还包括了观念和态度的转变乃至整个人格的改变。现代观念的培养比科学技术知识的教育更艰巨、更复杂，它表现为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依赖于良好的社会氛围。

　　4.科学简单化。平教会在定县的实验证明了农村教育运动的倡导者提出的科学推广的四个阶段即研究、培训、示范和推广是行之有效的，证明了农民是愿意接受新事物的。但同时晏阳初认为农民的科学化只能渐进，不能突变，要根据农民的能力、财力，把原来的方法加以改造，采取“旧瓶装新酒”的办法，循序渐进，发挥农民间的相互示范作用。并主张提高农民自己教育自己的能力，做到滚动发展。在农村推广科技和新思想，必须考虑农民的接受方式和接受程度，教育的原则、方法、技术必须建立在农民可接受的基础上，现代科学作用很大，但不能照搬书本。又由于中国地域广大、复杂，也不能简单地模仿他处的经验。乡村教育工作者要将现代科学技术尽量简单化、实用化、经济化，做到在最简单、最经济的推广体制下普及高深的科学知识。

　　我国几十年的农业推广实践也充分证明了这一推广程序的重要性，特别是所提出和倡导的科学简单化的口号对今天我们的科学研究和推广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一项农业技术从发明到推广应用要经过复杂的社会互动过程，为什么有些很有价值的技术不被农民所采用，而有些技术却能得到迅速的传播和推广？技术自身的特点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其中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技术的简单化程度或称“傻化”程度，是指该项技术或技术的载体易于为人们操作使用。简单化的技术可以是普通技术，也可以是高尖技术，技术的简单程度与技术本身的复杂性并非必然相关。显然，一项技术越是简单，越容易为人们所使用。第二是技术的经济效益，某项技术所能带来的经济效益越好，并且这种效益越是能及时、清晰地显现出来，就越容易为人们所接受。第三是所采用的技术与农民社会心理和文化价值的吻合程度。作为一个农业科技工作者必须了解具体技术的这些特征，并具备根据推广的对象对其进行改造的能力。一些科技人员在农村推广技术而以失败告终的例子是不少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所推广的技术不能与大众的素质、需要以及特定的文化价值体系相匹配。

　　5.高等教育要为农村发展服务。平民教育运动的发起者和参与者是以大批洋博士、洋硕士和高校的教授学者为主体，当时有许多知识分子以其拳拳报国之心，心甘情愿地离开繁华的大都市，到乡村施展自己的抱负。虽然他们下乡工作时间并不长，抗战爆发后平民乡村教育运动就被迫中止了，但他们在改良农业生产技术，推广农业科学知识，改造乡村卫生条件，推进扫盲运动，普及文化科学知识，提高农民的道德水平和改善农民的精神而貌上，取得的成就却令人刮目相看。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探索了高等院校如何与农村发展相结合，知识分子如何为大众服务的途径。可以说，平民教育运动是最早提出高等院校为农民和农村发展服务这一功能的倡导者之一。高等教育通向农村，既要考虑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也要顾及农民精神文化素质的提高，两者不可偏废。高等教育为农村服务的前提是要适应农村的实际需要，这不能依靠合理的想象，必须建立于翔实的调查研究基础之上。学院式的研究，往往容易脱离实际，或者一无所成，或者有所成而无所用。晏阳初的平民教育实践表明，专家走出书斋，深人农村，就会使知识分子与农民打成一片，从中不断修改研究课题和研究计划并获得新的研究课题。这不仅可以使农村的发展直接得益于高等学校的科研，而且也使高等学校的教学水平和科研质量不断提高。可见，平民教育运动在探索高等教育为农村服务的道路上，所做出的贡献是深远的。

　　§§第三章 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农民职业技术教育的理论与实践（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