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教育思想论析

第四章 在革新中建设的大学教育思想（二）

　　1.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

　　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是蔡元培在北大实行革故鼎新、造成良好学术空气的一项重要措施，是实施他的大学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体现。

　　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也同样缘于他对大学的基本理念。蔡元培认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囊括大典”，指对待古今中外不同学派、思想、典籍的态度，主张“大学者是包容各种学问的机关”。“网罗众家”，则指广收人才并发挥其所长。自然，这两者是相互依存和关联的。因而，蔡元培对教员的选择，采取了“兼容并包”的方针。

　　对于“兼容并包”这一办学思想的进步作用，一些论著多从其扶植新文化新思想上立论，这无疑是正确的，也反映了这一办学思想及其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但仅仅从这一方面立论还是不够的，还不能完全表达蔡元培的原意，也没有全面反映这一办学思想的特点。蔡元培作为一位杰出的民主教育家，深知发展教育和繁荣学术所需要的环境和条件。因此，“兼容并包”作为一种办学思想和办学方针的提出，及其所以能够产生巨大的作用和影响，首先是在于它适应了发展文化教育的客观要求，有利于人才培养、学术进步和新思想的传播。

　　之所以说“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发展文化教育的客观规律，我们可以对蔡元培提出“兼容并包”的思想内涵加以分析。这主要包括：

　　首先，这种兼容并包主义，是和蔡元培所遵循的思想自由原则分不开的。他反对宗派习气，门户之见，认为“一己之学说，不得束缚他人；而他人之学说，亦不束缚一己”，学术思想问题，应当“任吾人自由讨论”。他曾说：“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应该允许他们并存，自由讨论。他认为，我国先秦时代思想界所以出现百家争鸣这种“空前绝后之伟观”，是因为“种种学说并兴”、“相竞相攻”，到汉武帝采董仲舒独尊儒家之主张，遂使“诸家之说熸矣”。他极力反对这种“于相对世界，持绝对主义”的思想方法，反对封建式政治和文化专制主义对学术思想的束缚。所以他主张“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到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这就是他所提倡的：“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这种思想自由的原则，反映出蔡元培是善于正确处理学术和政治的关系。他并不否认学术与政治的密切关系，而且坚持学术和教育活动必须为民主共和政治，为振兴国家服务。同时在学术研究领域，他又把学术和政治作了严格区分，这主要表现为：一是不以人废言；二是反对用政治干涉学术，反对封建文化专制思想，允许学术研究的自由。这种对学术与政治二者关系的正确处理，既体现了蔡元培办学思想的反封建性，又反映了发展学术的客观要求。陈独秀在阐述蔡元培兼收并蓄的宗旨时曾说：“北京大学教员中，像崔怀庆、辜汤生、刘申叔、黄季刚四位先生思想虽说是旧一点，但是他们都有专门学问，和那班冒充古文家，剧评家的人不可同日而语。蔡先生对于新旧各派兼收并蓄，很有主义，很有分寸，是尊重讲学自由，是尊重新旧一切正当学术讨论的自由；并不是毫无分寸，将那不正当的猥亵小说，捧角剧评和荒唐鬼怪的扶乩剑侠，毫无常识的丹田术数，都包含在内。他是对于各种学说，无论新旧都有讨论的自由，不妨碍他们个性的发达；至于融合与否，乃听从客观的自然，并不是在主观上强求他们的融和。我想蔡先生的兼收并蓄的主义，大概总是如此。”这里所说的“很有主义”、“很有分寸”，也首先说明蔡元培对学术与政治关系的正确处理。陈独秀对他办学宗旨的解释是正确的。

　　其次，这一方针，也是和蔡元培一向反对专己守残、注重培养学生独立研究能力的主张相联系的。兼容并包体现了学术自由、百家争鸣的精神，他认为对于治学者来说，“最忌的是知道了一派的学说，就奉为金科玉律，以为什么问题都可以照他的说法去解决，其余的学说都可置之不顾了。”这种“守一先生之言，而排斥其他”，实际上是旧式书院的恶劣学风。而不同学派的并存、各种学术观点的自由讨论，使学生能够较广泛接触教员中不同学派的观点，不囿于一己之见、一家之说。“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这样有助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独立研究的能力，使他们有可能从不同学派的比较中引出新义，提出自己的创见。所以当时北大教授中就广泛地包含了学术上的不同流派，如史学方面，有信古派的陈汉章、黄侃等，有疑古派的钱玄同、胡适等；经学方面，有今文学派的崔适，有古文学派的刘师培；文学方面，有文言派的黄侃、刘师培、林损等，有白话派的胡适、陈独秀、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等；在文字训诂方面，有章太炎的弟子朱希祖、黄侃、马裕藻，还有其他学派的陈介石、陈汉章、马叙伦；在旧诗方面，同时有主唐诗的沈尹默，尚宋诗的黄节，还有宗汉魏的黄侃；等等。可谓容古、今、新、旧各派于一校。教员有不同观点也可以唱“对台戏”，如胡适和梁漱溟对孔子的看法不同，蔡元培就请他们各开一课，唱对台戏。王昆仑曾对此回忆说：“蔡先生长北大时，主张百家争鸣，所以会有两位教师唱对台戏的情况，这不仅充分表现了学术民主，而且能启发学生的思路，培养独立思考、探索真理的兴趣与能力。我那时在文科学习，选修文字学。教文字学的有两位老师，一位是新派钱玄同；一位是老派黄侃。我选的是钱玄同的课。一天，我正在课堂听钱老师讲课，不料对面教室里正在讲课的黄侃大声地骂起钱玄同来了。钱听了也满不在乎，照样讲课。后来，我就既听钱玄同的课，也听听黄侃的课，以便两相对照。这种情况并非罕见，它生动地反映当时的北大，在蔡先生的领导下，‘兼容并包’、百家争鸣，学术民主的气氛。”

　　再者，这一方针，也反映了蔡元培珍惜人才、知人善任的民主作风。他深知当时的中国是处于“青黄不接的时代，很难得品学兼备的人才”，他从国家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和民族强盛的愿望出发，十分尊重知识、爱护人才。因此对于教员，他认为主要应看他有无专门学问，至于个人的政治倾向，只要不涉及所授的课程，就不必强求一律。他要求“学生对于教员不宜求全责备，只要教职员系诚心为学生好，学生总宜原谅他们”。他还针对守旧势力对北大教员的攻击，指出：“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这是蔡元培知人善任的高明之处。

　　蔡元培采兼容并包方针，不拘一格广泛延揽人才。同时，他对教员的选择，又坚持了很高的标准。

　　第一，他提出：“延聘教员，不但是求有学问的，还要求于学问上很有研究的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的。不但世界的科学取最新的学说，就是我们本国固有的材料，也要用新方法来整理它。”这就是他所说的教员要“积学与热心”的标准。他表示延聘教员应向这一标准努力进行。

　　蔡元培长校后，组织了一个聘任委员会，协助校长聘任教职员。委员以教授为限。规定聘任委员会非校长或其代表人出席不得开会。凡新聘或延聘教授都要经过委员会的审查与投票决定。审核是很严格的。如1921年11月周作人推荐俄国学者马耶所夫讲授“欧洲哲学史”，经蔡元培同意提交聘任委员会讨论通过。“因会员均以俄国人只可请讲俄国文学之类；若欧洲文学史等，恐与中国人相去无几也”，未能通过。1818年又由校评议会通过《教员延聘施行细则》，规定第一年为初聘，有效期为一学年，具试用性质，至第二年六月致送续聘书，这才长期有效。过期未送续聘书者，即作为解约。由于重视延聘选拔有真才实学的各方面人才，北大的教员队伍发生了很大变化。文科方面，集中了许多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代表人物，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吴虞、周作人等；同时也有旧学深沉的黄侃、刘师培、黄节、崔适、屠寄、陈介石、陈汉章等人。此外，文科的马叙伦、陈垣、马裕藻、朱希祖、马衡、陈大齐、刘文典、陈寅恪、顾兆熊、陈衡哲、萧友梅、许之衡、樊际昌、沈兼士、杜国庠、吴承仕、徐悲鸿、徐炳昶、熊十力，法科的马寅初、陶孟和、周览、陈启修、黄有昌、王宠惠、张耀曾等人也都是国内闻名的专家学者。理科方面，知名教授如李四光、颜任光、何杰、翁文灏、钟观光、李书华、夏元瑮、秦汾、王仁辅、丁文仁、俞同奎、何育杰、胡濬济、冯祖荀、温宗禹、任鸿隽、王尚济，外籍教授葛利普等。这一时期的北京大学，实可谓人才荟萃，学术空气浓厚，盛极一时。

　　对于那些学术水平低下、不适合在大学任教的，不论中外教员，蔡元培都一律按聘约合同予以解聘。如品行不端的所谓“探艳团”团长、英文教员徐佩铣等，被解聘出校。当时北大有几位外籍教员，多是由外国驻华公使馆或我国驻外使馆私人介绍来的。其中有的人不学无术，个别的品行不端，蔡元培即按照合同将他们停聘。1917年3月18日，蔡元培将不称职的英籍教员克德来（Cartwright）、燕瑞博（Robert William Swallow）解职，《北京日报》刊登了消息，结果引起轩然大波。先是，他们具呈控告北大及蔡元培，说是指称他们不堪胜任教职，使其今后职业大受损害，为此要求索取一年薪金及克德来合同未满之二年薪金。当时，“克德来索讨银币5400元，燕瑞博索讨银币4200元”，克德来还以违反合同为名，“更向北京大学及蔡君索偿银币9450元”。继之，英国公使馆公开出面干涉，向中国外交部提出抗议。最后，由英国公使朱尔典亲自出马，找蔡元培直接谈判，进行恫吓。对此，蔡元培毫不退缩和畏惧，据理批驳。当外交部和教育部多次来函询问情况，要北大和平解决，并指责蔡元培不应在报端先行宣布时，他明确回答说：“本校辞退克教员，系按照合同第九条办理，毫无不合。”“以是本校虽承贵部谆谆以和平解决相劝，而苦别无办法。若该教员必欲赴诉，则听其自由而已。”至于报端公布，应由该报自负责任，“不能谓出于本校之主使调唆”。在同朱尔典谈判时，他拒绝了对方要北大续聘的无理要求，这个帝国主义分子竟威胁说：“阁下愿意作为证人出庭吗？”蔡元培严正回答：“如果按照法律，需要我作证，我也许会出庭。”另一个法国教员被裁后也因此向法庭控告，蔡元培委托王宠惠出庭，因有聘约为据，对方无法得逞。这一时期被解聘的外籍教员还有牛兰德（Newland）、斯华鲁（Swallow）、伦特（Lent）、纽伦等。蔡元培后来论及此事时曾说：“那时候各科都有几个外国教员，都是托中国驻外使馆或外国驻华使馆介绍的，学问未必都好，……我们斟酌了一下，辞退几人，都按着合同上的条件办的，有一法国教员要控告我，有一英国教习竟要求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来同我谈判。我不答应，朱尔典出去后，说：‘蔡元培是不要做校长的了。’我也一笑置之。”蔡元培为了祖国的教育事业，敢于顶住帝国主义分子的压力，表现了他革新的决心和勇气，显示了中国人民的气概。

　　由于广延积学而热心之士，这时北大的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许多学生称赞大多数教授“学识丰富而有见解”；远近学生也都慕名而来。

　　第二，对教员的品德也有一定的要求。蔡元培从人才难得、不能求全责备的观点出发，“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其在校外言动，悉听自由”。对于那些素行失检者，只要不荒废功课，亦取自由主义态度；但他对此有一个要求，即“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所以他虽致力于邀约饱学之士来校任教，增进学生的智识；但亦十分注意学生品德的修养。如果教员的行为有影响学生堕落的危险，则无论他们的学识如何渊博，也不姑息。1918年蔡元培在北大发起进德会，在教职员中提倡个人道德修养，他特意婉请素行不检的教职员入会。一年之后，将几个虽有学术声誉而私生活仍旧糜烂的教授决意解聘。

　　第三，要求讲究教授法。蔡元培很重视培养学生的独立研究能力，指出：“大学的学生并不是熬资格，也不是硬记教员讲义，是在教员指导下自由的研究学问的。”他要求教员能够引导、启发学生从事研究，反对那种“注水入瓶，注满就算完事”的教学方法，认为大学中“全为注入式的讲义，课程繁重，使学生无自修之余暇，又安有自动之机会”。因此他曾把研究“教授法之良否”作为学科教授会的一项重要任务。他到校后，即针对当时北大教学上的弊病，把“改良讲义”作为一项重要计划提了出来，主张“以后所印讲义，只列纲要，细微末节，以及精旨奥义，或讲师口授，或自行参考，以期学有心得，能裨实用”。采取每门课都发给学生纲要式讲义的办法，对改进教授法起了很好的作用。当时北大教员的讲义多是随讲随印随发，由于将讲演内容印成讲义分发，与口授不同，教员编写时自然格外要求材料精确明晰；课堂讲授时也不便简单重复讲义内容，这就需要择其要者作新的补充和发挥；同时也不能年年照发旧讲义，而必须有新的增订和安排，所以这样做对教学双方都大有益处。当时北大一些教员为学生所编写的讲义，经过修改润色后，就是一部学术著作。由学校出版的一套《北京大学丛书》，其中如胡适的《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陈大齐的《心理学大纲》，梁漱溟的《印度哲学概论》、《唯识述义》和《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徐宝璜的《新闻学大意》，胡钧的《中国财政史讲义》，陈映璜的《人类学》等，都是由讲义而成书的。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一部对中国小说史具有开山意义的辉煌著作，它也是鲁迅这时在北大讲课用的讲义修订而成的。蔡元培对这项工作是极为重视的，常常为著作撰写序跋介绍。如他为胡适的《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作的序文中称赞说：“先生到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才满一年。此一年的短时期中，成了这一编《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可算是心灵手敏了。”并列举了该书在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以及系统的研究等几方面的长处。他为徐宝璜所著《新闻学大意》一书写的序中，称赞他留美归国后，根据往日所得之学理，证以近今所见之事实，参稽互证；他任新闻学研究会主任一年以来，四易其稿，“为此《新闻学》一篇，在我国新闻界实为‘破天荒’之作”。而对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他更是推崇备至。

　　第四，对教员的教学任务也提出了一定要求。原先北大教员中兼课之风很盛，而法科教员中也多是由政府官吏兼任。蔡元培到校后，增加了专任教员，并发出通告规定教员担任教课钟点办法。按照这个办法，本校专任教员不得在他校兼课，而政府官吏不得为本校专任教员。这时北大教员分教授、讲师、助教三种，助教不授课，只在系里任指定的助理工作，教授与讲师均授课。讲师系指在校外担任职务而在本校兼课的教员，当时讲师除是按授课钟点计酬外，与教授没有地位的区别。教授为专任教员，如教授改在其他机关任职，其在本校职务则改为讲师。上述办法还规定，本校教员任课钟点以20小时（每星期）为度，兼任教员在本校任课钟点已达12小时者，在他校兼课不能超过8小时；教员请假过多，本校得扣其薪金或辞退。这些规定，对提高教学质量起了一定作用。

　　蔡元培对教员的延聘，既是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又是坚持原则，有一定的标准；同时，他对教员又是十分尊重和爱护的。1922年2月，他根据教授聘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特地提出《教员保障案》，以完善教授的聘任及任职的制度，这个提案经校评议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并付诸实行。提案的全文为：

　　查本校聘设教授之意，不外欲受聘者专心致意于功课之讲授，及学术之研究，此意至善，亦即任教授者之所乐于从事者也。然事每与愿违，盖因尚有使教授不能专心致意者在耳。举其要者，如所任功课之常有变更，及地位之时有摇动，均足减少教授浓厚之兴味，发生不良之影响。如下列意见三条能见诸实行，则本校聘设教授之原意，及教授专心功课与学术之志愿，均可完成矣。

　　（一）凡已得续聘书之各系教授之辞退，应由该系教授会开会讨论，经该系教授会五分之四之可决，并得校长之认可，方能办理。如该系教授不及五人，应经全体教授可决。但开会时，本人不能列席。

　　理由：聘请教授时，既须经聘任委员会之通过，主任之赞成，校长之函聘，复有试教一年之规定手续，可谓郑重矣。试教期满，复经续聘，是校中认其能胜任矣。故辞退，特亦应经郑重之手续，不应凭学生之意见，或主任、或教务长一人之意见，将其贸然辞退。

　　（二）各教授应担任何项功课，应由该系教授会开会，共同商定。一经商定后，应始终令其担任。即欲变更，亦须再行开会议决。

　　理由：查现行办法，各教授担任何项功课，多由主任一人决定，并不先征本人同意。至近上课时，方由注册部通知，又本年所任功课，虽各方面并无不满意之表示，而至下年时，仍可由主任决定，另换他人担任。此法流弊甚多，撮要列举于后：

　　（1）各教授所任功课，往往有为本人所不能、或不愿讲授者。

　　（2）通知过迟，遂致搜罗材料，编辑讲义，均须仓卒从事，本人既深感不便，讲授时又难使听者满意。

　　（3）功课常有变更，致使教授无意于数种学科为特别之研究。若本项意见能见诸实行，则上列各弊，可以免除。一二年后，教授对于学术界，必能多有贡献。

　　（三）各系教授会，应每月至少开会一次。凡本系科目之增减，应开教授会议决，不能由主任或教务长一人决定。

　　理由：查教授会组织法中，原有《教授会每月开会一次，商议本部应办事宜》，及《凡关于下列诸事（其一即‘本部学科之增设及废止’）本部教授皆有参预讨论之责》。自应切实施行，以收集思广益之效，而免垄断专制之弊。

　　这项提案，不仅对于健全教授聘任制度，而且对于提高学校的教学和学术水平，都是很有意义的。它体现了蔡元培民主办学、教授治校的精神。

　　由于实行了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整顿、充实了教师队伍，学校面貌为之一新。尤为可贵的是，蔡元培在延聘教员工作中，注意学力，不讲资历，确实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从而使这一时期北大的教师队伍相当“年轻化”。据1918年初的统计，全校共有教授90人，从其中76人的年龄看，35岁以下者共43人，占56.6%，56.6%。50岁以上的仅6人，占7.9%。最年轻的文科教授徐宝璜为25岁，其他如胡适、刘半农等也都是27、28岁的青年。蔡元培出任校长时也只有50岁。而这时本科学生的平均年龄为24岁。所以这时北大的教师队伍是相当年轻的，这给学校带来了朝气，也推动了学校革新工作的进行。

　　2.大量引进新派人物

　　蔡元培实行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允许和鼓励不同学派的发展，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一种不偏不倚、客观主义的方针。其实不然。应该看到，这一方针的提出，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的。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这一革命也冲击了封建文化思想的阵地。但是，随着辛亥革命的失败，袁世凯的复辟帝制和二次革命的被镇压，文化思想领域的复古逆流也就大肆泛滥起来。这时的北京大学仍然是一个顽固的封建文化堡垒，封建文化思想充斥各个学科，并竭力排斥资产阶级新学。这一时期，原来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内部虽然发生了很大分化，但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力量有所发展，知识分子的队伍也进一步扩大，他们迫切要求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束缚，努力探索新的救国道路。于是，一场以挽救民族危亡为目的，比辛亥革命时期更为彻底的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就不可避免了。正是在这种情势下，蔡元培积极倡言并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从这一方针的基本倾向看，也正是为了打破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的桎梏，为资产阶级新文化的发展争得地盘。所以蔡元培在北大大力反对“数千年学术专制之积习”，“一道同风之旧见”，大量引进和扶植新派人物，积极支持新文化新思潮。在一定意义上说，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助成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摇篮、五四运动的发源地。

　　由此可知，蔡元培的“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并不是一种无原则、无目的、新旧良莠混杂的放任的方针，而是以扶植新派人物，促进新思想传播，以适应革新需要为前提条件的。这是它特定的重要内涵，表现了它的进步性。同时，他实行兼容并包，广延积学而热心的教员，还同他整顿北大、改变其腐败局面的计划相联系。他曾说：“大约大学之所以不满人意者，一在学课之凌杂，二在风纪之败坏。救第一弊在延聘纯粹之学问家，一面教授，一面与学生共同研究，以改造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救第二弊在延聘学生之模范人物，以整饬学风。”因此，蔡元培致力于引进新派学者，企求破旧催新，改变北大顽固守旧的风气。有这样一个事例：他到校不久，拟在北大开设法国文学、哲学、美术等讲座，并曾为此写信委托巴黎法华教育会邀请法国学者来华讲学。他提出受聘者的主要条件，一是要求本人是“新党”，一是能“热心教授中国人，且不与守旧派接近者”。这反映了蔡元培思想的基本倾向，和他在校内积极引进和支持新派教员的做法是一致的。

　　蔡元培到北大后是从整顿文科入手的。因为文科教员中，顽固守旧人物不少，原来崇尚宋儒理学的桐城派居占优势，是北大革新的障碍，且当时文科学长、旧派人物夏锡祺已辞职，因此亟须延聘具有革新思想的人物来主持和充实文科。于是，蔡元培到校后的第十天，即1917年1月13日，就聘请了以编辑《新青年》著名的陈独秀来北大任文科学长（相当于后来的文学院院长）。

　　陈独秀（1879-1942），字仲甫，安徽怀宁人。辛亥革命前后曾留学日本。早年在安庆组织“青年励志学社”，从事反清活动。1903年在上海创办《国民日日报》，主张民主革命，反对君主专制。该报停刊后返回安徽，1904年在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以其鲜明的民主革命立场、生动通俗的文字，在当时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与此同时，还组织半军事性质的秘密反清团体“岳王会”，自任会长，并一度到上海参加蔡元培等领导的制作炸药的秘密小组，这是他“初次和蔡先生共事”。辛亥革命后，先后担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安徽高等学校教务主任等职。“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1915年夏回到上海，9月，独力为群益书局主编《青年杂志》（1916年9月第二卷起改称《新青年》），高擎民主与科学的大旗，提倡新文化，鼓吹新思想，从而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后，曾访晤医专校长汤尔和，了解北大的情况，并征询文科学长的人选问题。汤向他举荐陈独秀，称其“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并取陈独秀编的《新青年》十余本给他看。其时陈独秀正同亚东图书馆汪原放为编书局招股事到北京，住前门外一家旅馆，北大预科国文主任沈尹默和他相遇后，也向蔡元培作了推荐。蔡元培后来曾说：“我对于陈君，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就是我与刘申叔君同在《警钟日报》服务时，刘君语我：‘有一种在芜湖发行之白话报，发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陈仲甫一个人又支持了好几个月’。”经友人推荐，这时又看了陈独秀编的《新青年》杂志，蔡元培也认定陈独秀“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汪原放后来在《陈独秀和上海亚东图书馆》一文中，也回忆了蔡元培对他说过类似的话并表示“很佩服他的毅力与责任心”。于是，蔡元培即往陈住处晤谈，请其就北大文科学长之职。开始，陈以要回上海办《新青年》相推辞，蔡元培说：“那没关系，把杂志带到学校里来办好了。”在蔡元培的坚请下，陈慨然应允。

　　当时同陈独秀住在一起的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原放，曾记述了蔡元培往访陈独秀、求贤若渴的情景。他在日记中叙述了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的第一次告访：“早九时，蔡孑民先生来访仲甫。道貌温言，令人起敬，吾国之唯一人物了也。”随后，蔡元培又多次往访，汪原放曾对人说：“蔡先生差不多天天要来看仲甫。有时来得很早，我们还没有起来。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后来我和仲甫商量，晚上早睡，早上要起得早些才好。”这种礼贤下士、求才心切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陈独秀，而他和蔡元培也早有过共事关系，对蔡元培的人格力量和革新精神也深为敬佩，所以经过恳谈，即表示愿同舟共济，革新北大。

　　1917年1月11日，蔡元培即呈报教育部，请聘任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呈文称：“前安徽高等学校长陈独秀品学兼优，堪胜斯任。”1月13日教育部即颁令任命。陈独秀出任文科学长后，即以他主编的《新青年》为阵地，积极鼓吹新思潮；不久，他又毅然“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团结了一批新派教员，迅速地在校内形成了一个以《新青年》编者为核心的革新营垒。从这时起，陈独秀和蔡元培一道，积极推动了北大文科的改革。

　　陈独秀才思敏捷，办事果敢，能打开局面，成为蔡元培在北大革新的得力干将。蔡元培对陈独秀也极为器重和爱护，对他不检细行的弱点也不求全责备。对他们两人都有所了解的梁漱溟晚年曾评述说：“我认为蔡元培先生萃集的各路人才中，陈独秀先生确是佼佼者。当时他是一员闯将，是影响最大，也是最能打开局面的人。但是，陈这人平时细行不检，说话不讲方式，直来直去，很不客气，经常得罪于人，因而不少人怕他，乃至讨厌他，校内外都有反对他的人。只有真正了解他的人才喜欢他，爱护他，蔡先生是最重要的一个人。由五四而开端的新思潮、新文化运动，首先打开大局面的是陈独秀，他在这个阶段的历史功绩和作用，应该充分肯定，但是，如果得不到蔡先生的器重、爱护和支持，以陈之所短，他很可能在北大站不住脚而无用武之地。记得有一次校方召开北大三院教授会议，会上发生争执，陈独秀当面直通通指责理科学长、科学家夏元瑮，使夏下不了台，会上不少教授对陈的盛气凌人十分不满，形成僵局，是蔡先生当场出面解劝，才为陈解了围。”这个评述是中肯的。应当说蔡元培对陈独秀的看法是始终如一的，1933年亚东图书馆将陈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汇集成册出版，蔡元培为其写的序中说：这部文存的文章，“大抵取推翻旧习惯创造新生命的态度，而文笔廉悍，足药拖沓含糊等病，即至今日，仍没有失掉青年模范文的资格”。

　　《新青年》杂志原是陈独秀一个人负责编辑的。1917年初迁到北京，社址设在北池子箭杆胡同九号（即陈独秀住处）。1918年1月，编辑部改组扩大，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高一涵等，都参加了编辑工作。这时《新青年》成为同人刊物，编辑员即主要撰稿人，并规定编委轮流编辑，每期一人，周而复始。这些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也都是经由蔡元培或延续聘请或先后引进到北大任教的。蔡元培后来曾回忆说：“陈君任北大文科学长后，与沈尹默、钱玄同、刘半农、周启民诸君甚相得；后来又聘到已在《新青年》发表过文学革命通讯的胡适之君，益复兴高采烈，渐渐儿引起新文化运动来。”

　　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河北乐亭人。少年聪慧好学，矢志于再兴民族之事业。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辛亥革命后，著文深刻分析民权之旁落，对民国前途表示隐忧。毕业后一度在北京主编《法言报》。1913年底赴日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留日期间，参与组织革命团体——“神州学会”，秘密从事反袁运动。1916年回国后，主编《晨钟报》。1917年初，应章士钊之请，任《甲寅》日刊编辑。先后发表《〈晨钟〉之使命》、《青春》等文章，以战斗的姿态投入了反对封建文化思想的斗争。

　　1917年，由蔡元培聘请李大钊为北大图书部主任。原来北大图书馆藏书少，设备差，制度也不健全。蔡元培整顿学校时，很重视图书馆的建设，曾请章士钊主持其事，但章士钊到任不久即辞职他去。由于李大钊留日时常为章主编的《甲寅》杂志撰稿，章士钊甚推重李大钊的才干，因此向蔡元培推荐李大钊接替图书部主任职务。章士钊后来回忆说：“以吾萦心于政治之故，虽拥有此好环境，实未能充分利用；以谓约守常来，当远较吾为优，于是有请守常代替吾职之动议。时校长为蔡孑民，学长陈独秀，两君皆推重守常，当然一说即行。”李大钊接任后，制定改革方案，建立和健全图书管理借阅制度，并从国内外购进大量图书，其中有许多是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书籍和一批有关社会主义的文献。1918年10月，图书馆迁入了沙滩红楼一层新址，李大钊在这里开辟了21个书库和6个大阅览室。同时还为一些学会开辟研究室，提供材料，如1921年10月北大学生费觉天、黄绍谷、鄢祥禔等发起组织太平洋问题研究会，“李大钊面允收集材料，别置一室，以供会员参考”。经过李大钊的大力整顿，图书馆面貌焕然一新，成了宣传新文化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许多进步学生经常在这里聚会，向李大钊请教问题，共同商讨革命工作。李大钊不仅为北大图书馆的建设做了开拓性工作，而且还积极参与发起了我国第一个图书馆协会，从理论上阐明了图书馆工作的性质和作用，是我国建立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奠定人。

　　1922年12月，李大钊改任北大校长室秘书，负责处理学校日常具体工作。

　　李大钊在北大的地位和作用，为时人所推重。章士钊曾回忆说：“守常虽学问优长，其时实至而声不至，北大同僚，皆擅有欧美大学之镀金品质，独守常无有，浅薄者流，致不免以樊哙视守常。时北京民主运动正在萌芽，守常志在得北大一席，以便发踪指示，初于位分之高低，同事不合理之情绪，了不厝意。由今观之，守常一入北大，比于临准治军，旌旗变色，自后凡全国趋向民主之一举一动，从五四说起，几无不唯守常之马首是瞻，何也，守常之强，其诚挚性之感人深也。”而李大钊对北大也怀有极深的感情，他曾把北大看作是“黑暗中之灯塔”，“我个人心中没有一切，所有者唯北大耳”。

　　十月革命后，李大钊成为北大，也是全国第一个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1920年7月8日，校评议会召开特别会议，决定将“图书部主任改为教授”，因而学校又聘请李大钊兼任史学、经济等系教授。他在史学、政治、经济等系先后开设了唯物史观、现代政治、社会主义和社会运动、社会主义史、史学思想史等课程，以及“工人的国际运动与社会主义的将来”、“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社会主义下的经济组织”、“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讲座；有的讲演如“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等，曾由学生记录并在《北大日刊》上登载。这是我国大学第一次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它影响并推动了一批先进知识分子走上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诚然，蔡元培允许不同学派存在和发展的思想自由原则，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提出来的。但是，事物的发展往往超出人们的主观愿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这是蔡元培所不能预料的。但应该肯定，蔡元培的兼收并蓄主张，对马克思主义在北大以至全国的传播，在客观上是起了促进和保护作用的。例如，1924年，北京反动政府曾以提倡共产主义的罪名，下令通缉李大钊。当时北大给教育部的函中就提出：“大学为讲学之地，研究各科学问实为大学教授应尽之责任，不能因此遽令通缉。”并要求“嗣后对于大学教授，非依据法律确实证明其为现行犯者，绝对不能任意通缉”。就是援引蔡元培思想、学术自由的原则，同反动政府进行说理斗争的。

　　蔡元培为了罗致新派人物，还注意从青年新进、国外留学生中物色人才。胡适（1891-1962），安徽绩溪人。1904年后在上海先后入梅溪学堂、澄衷学堂和中国公学读书。曾在中国公学加入“竞业学会”，并积极为《竞业旬报》撰稿，发表不少白话文文章和小说。1910年到北京考取留美官费生，成为第二批庚子赔款的留美学生。1910-1917年，他在美国留学期间，先后入康奈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深受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政治上倾向改良主义，反对革命。他曾赞成袁世凯和日本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反对留美学生的爱国运动。胡适在留学期间，常向国内《新青年》投稿，并和陈独秀通信，系统讨论过文学革命问题。1917年1月，他在《新青年》二卷五号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出了他对文学改良的八点主张，即：“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这虽然还仅限于文学形式方面，但在当时却发生了积极影响，也引起北大新派教授的注意。陈独秀曾称其“以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同年4月，胡适又写了一篇《诸子不出于王官论》的翻案文章。蔡元培对这个留美青年能写出这样兴衰救弊和推翻旧案的文章，十分欣赏；而这时陈独秀也向他作了推荐，意请胡适代其为文科学长，蔡元培除仍坚请陈出任学长外，遂决定邀请胡适来北大任教。陈独秀到北大后，曾致书胡适说：“蔡孑民先生已接北京总长（按系北大校长之误）之任，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之。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学长月薪三百元，重要教授亦有此数。”1917年7月胡适回国，9月就正式被聘为北大文科教授，讲授中国哲学史并兼哲学研究所主任。第二年，他用白话文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蔡元培还专门为这本书写了序。胡适支持蔡元培的革新事业，如在招收女生问题上，他在1919年10月发表《大学开女禁问题》一文，认为大学招收女生是近代高等教育理所当然的事情，同时提出要实现这一点，要分步骤创造条件，即第一步要先聘任女教授；二是招收女子旁听；三是改革现行女子教育，使其与高等教育相衔接。这些意见是中肯的。他对蔡元培革新北大的精神和成就是钦佩的，他认为蔡先生造成北大最重大的变化是两个：一个是组织方面，即从校长、学长独裁制改变为教授治校制；二是大力提倡学术思想的自由，容纳个性的发展，使北大成为国内思想自由的中心，引起青年学生对各种社会活动的浓厚的兴趣。胡适在晚年回忆北大生活情景时，仍然对蔡元培怀有崇敬之情，他说：“当我在北京大学出任教授的时候，北大校长是那位了不起的蔡元培先生。蔡校长是位翰林出身的宿儒，但是他在德国也学过一段时期的哲学，所以也是位受过新时代训练的学者，是位极能接受新意见新思想的现代人物。他是一位伟大的领袖，对文学革命发生兴趣，并以他本人的声望来加以维护。”五四运动中蔡元培离校出走后，他协助维持校政。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曾作出过重要贡献，虽然他的文学主张和他的政治主张一样，都具有明显的改良主义色彩，但他积极提倡白话文，后来还作白话文学史以证明白话文的价值，对当时的文学革命运动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北大新派教授中著名的还有钱玄同和刘半农，他们都是文学革命的积极响应者。

　　钱玄同（1887-1939），原名夏，字中季，浙江吴兴人。早年曾剪发以示“义不帝清”，1906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加入同盟会。在东京曾师事章太炎治音韵训诂之学，并与鲁迅、刘师培等交往。1910年回国后在中学任教。辛亥革命后，痛感复古的危害，后以“疑古玄同”自号。1913年到北京，曾任北京高等师范附属中学教员，授文字学。1916年到北京大学为沈兼士代课，1917年9月，蔡元培正式聘任他为文本科教授兼国文门研究所教员。在新文化运动中，钱玄同猛烈抨击旧文学，斥之为“文选妖孽”、“桐城谬种”。他极力主张用白话文体作文章，在《新青年》上他是第一个写白话文的，并建议《新青年》“做为白话文的试验场”，改用横排版，加新式标点等。在他的倡议下，《新青年》自四卷一号起（1918年1月），改用白话文，并加标点符号。钱玄同还是一个激烈的语言文字改革论者，主张废除汉字代以拼音文字。他曾说：“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他还在校内讲演宣传这个主张，而他所授的文字学课也确有独到之处。钱玄同这种以拼音文字代象形文字的主张，是有进步意义的。但他对汉字缺乏历史主义的分析，过于偏激，蔡元培也认为“不易实现”。

　　刘半农（1891-1934），名复，号曲庵，江苏江阴人。早年参加过反清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后在上海任中华书局编辑。1916年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成为《新青年》的重要撰稿人。1917年蔡元培聘他为北大文预科教授，先后开设了国文、文法等课程，并在文科研究所小说组讲授“中国的下等小说”（通俗小说）。他讲授文法课时，编辑出版了《中国文法通论》、《中国文法讲话》等。刘半农是文学革命的健将和最早的新诗人之一。从1918年起，他用白话写了许多活泼清新的新诗，另外还仿他家乡江阴的民歌，创作了具有浓厚地方方言色彩的诗歌，分别收在《扬鞭集》和《瓦釜集》中。刘半农在反对封建复古主义的斗争中，具有勇敢战斗的精神。为了推动文学革命运动的发展，1918年3月出版的《新青年》四卷三号上，刊出了钱玄同化名王敬轩给编辑部的信（即《文学革命之反响》）。信中把旧文人攻击新文学的各种谬说罗织在一起，树立起对立面，然后由刘半农在同一期《新青年》上著文作答。刘半农的复信笔锋犀利，文字诙谐活泼，把封建复古派的各种谬论驳斥得淋漓尽致。这两封轰动一时的“双簧信”，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一段佳话。鲁迅曾称赞这一时期的刘半农“喜笑怒骂，皆成文章”，是“新青年》里的一个战士。他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仗”。五四运动后不久，刘半农转而专心治学，安于学者的生涯。

　　鲁迅是稍后一点到北大任教的，而他与北大的关系却早已十分密切。鲁迅和蔡元培之间有着真挚的友谊。辛亥革命后不久，鲁迅就应蔡元培的邀请到南京教育部供职。当时向蔡元培推荐鲁迅的许寿裳，后来曾记述了这件事：“我被蔡先生邀至南京帮忙，草拟各种规章，日不暇给，乘间向蔡先生推荐鲁迅，蔡说：‘我久慕其名，正拟驰函延请。现在就托先生——蔡先生对我，每直称先生——代函敦劝，早日来京。’我即连写两封信给鲁迅，说蔡先生殷勤延揽之意。”鲁迅应邀到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任职。随后，蔡元培随政府北迁而来到北京后，即电催鲁迅北上。从这时起，鲁迅即开始和北大一些教授，如钱玄同、朱希祖、马叙伦、沈尹默、沈兼士等人有往来。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职务，1月7日，鲁迅由绍兴省亲返抵北京，三天后他就往北大访晤了蔡元培，此后他们之间时通音问，常相过从。蔡元培曾说，自鲁迅供职教育部后，他们“始常常见面”。此后二十余年间，他们的友谊一直在延续和发展着，特别是在30年代，他们共同为保障民权而战斗，更增进了他们之间的关系。蔡元培对北大进行的改革，鲁迅是关注的。1917年8月，鲁迅应蔡元培的要求为北大设计了校徽图样。他巧妙地将北大二字组成一个圆形图案，这个图样后被采用作校徽而为北大学生长期佩带。1918年6月25日，《北京大日刊》刊登了鲁迅的《新出土吕超墓志铭考证》的考古论文（署名周树人，后以《南齐〈吕超墓志〉跋》为题收入《集外集拾遗》）。这是鲁迅在北大刊物上最早发表的一篇文章。从1918年起，鲁迅和北大的一些新派教授，一道参加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并在《新青年》先后发表了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孔乙己》、《药》、《风波》和《故乡》等不朽名作。这些现实主义的杰作，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于这一时期鲁迅的文学创作活动，蔡元培曾誉之“为新文学开山”。而这时北大学生中出现的进步社团组织，也引起了鲁迅的注意，如文学团体新潮社及其出版的《新潮》杂志，曾得到鲁迅的赞许，并向友人作过推荐。在五四前夕发生的新旧思潮激战中，鲁迅坚定地和北大新派教授站在一起。他在这时写的《敬告遗老》、《旧戏的威力》、《现在的屠杀者》、《人心很古》等几篇杂文，以匕首般的犀利，尖锐批判了林纾等复古守旧派。1920年8月2日，北大正式聘请鲁迅为文科讲师，讲授中国小说史。8月6日鲁迅在日记中载：“晚马幼渔来送聘书。”即指应聘北大一事。马幼渔即马裕藻，时任北大中国文学系主任。鲁迅受聘后，于这一年12月24日起，开始到北京大学兼职授课，直至1926年8月，前后达六年之久。北大成为鲁迅任教时间最长的一所学校。鲁迅在北大任教期间，积极支持进步学生运动，热情关怀进步文学社团如新潮、浅草、沉钟、春光等，大力奖掖文学后进，成为北大学生敬爱的一位导师。

　　鲁迅在国文系讲授的中国小说史，是一门选修课。鲁迅以他渊博的学识、鞭辟入里的精湛分析和密切联系实际的教授法，使这门课成为听讲的人最多、最受学生欢迎的一门课。当年一位听讲的学生曾这样描述鲁迅讲课时的情景：“每次每次，当鲁迅先生仰着冷静苍白的面孔，走进北大的教室时，教室里两人一排的座位上，总是挤着四五个人，连门边走道都站满了校内的和校外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学生。教室里主宰着极大的喧闹，但当鲁迅先生一进门，立刻安静得只剩下呼吸的声音。”“他叙述着极平常的中国小说史实，用着极平常的语句，……然而教室里却突然爆发笑声了。他的每句极平常的话几乎都被迫停顿下来，中断下来。每个听众的眼前赤裸裸地显出了美与丑，善与恶，真实与虚伪，光明与黑暗，过去、现在和将来。大家在听他的中国小说史的讲述，却仿佛听到了全人类的灵魂的历史，每一事态的甚至是人心的重重叠叠的外套都给他连根撕掉了。于是教室里的人全笑了起来。笑声里混杂着欢乐与悲哀，爱恋与憎恨，羞惭与愤怒……于是大家的眼前浮露出来了一盏光耀的明灯，灯光下映出了一条宽阔无边的大道。……大家抬起头来，见到了鲁迅先生苍白的冷静的面孔上，浮动着慈祥亲切的光辉，像是严冬的太阳。”

　　诗人冯至也回忆说：“鲁迅每周一次的讲课，与其他枯燥沉闷的课堂形成对照：这里沸腾着青春的热情和蓬勃的朝气。这本是国文系的课程，而坐在课堂里听讲的，不只是国文系的学生，别系的学生，校外的青年也不少，甚至还有从外地特地来的。那门课名义上是中国小说史，实际讲的是对历史的观察，对社会的批判，对文艺理论的探索。有人听了一年课之后，第二年仍继续去听，一点也不觉得重复。”“我们听他的课，和读他的文章一样，在引人入胜，娓娓动听的语言中蕴蓄着精辟的见解，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鲁迅在北大的教学和文学革命活动，使他成为青年学生最敬重的导师和诤友。当有人问起他是否对上课有兴趣时，他曾说：“那配教什么哩，不过很喜欢年轻人，他们也还没有讨厌自己，所以一点钟也是还乐于去做的。”他非常爱护青年，为了“造出大群的新战士”，在青年身上倾注了他的心血，确实做到了“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鲁迅的寓所经常接待一批又一批登门求教的学生，他们之间虽然年龄相差很大，但鲁迅总是像朋友一样亲切接待、交谈；夜深了，他亲自端着煤油灯送出门外，而偏僻的小巷早已没有人声人影了。这种“和蔼若朋友然”的接触和交谈，和他的讲课一样，给学生的教益和印象都十分深刻。这正如他的一位学生说的：“我走过许多绅士、老爷、教授、名流和学者的书斋，在此地我才看见知识和人凝结在一起的典型。”和鲁迅一夕交谈得到的勉励和启示，“已把我从小地主的狭笼中解放了出来，我尝到自由的美味了”。鲁迅在北大的教学实践话动和进步活动，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蔡元培杰出的大学教育思想。

　　1925年12月北大校庆27周年的时候，鲁迅出席了纪念会，并应学生会征文请求，写了《我观北大》一文，发表在《北大学生会周刊》上。他公开回答了当时一些帮闲文人、无聊政客散布鲁迅利用北大搞派别活动的流言飞语，说：“我向来也不专以北大教员自居，因为另外还与几个学校有关系。然而不知怎的，——也许是含有神妙的用意的罢，今年忽而颇有些人指我为北大派。我虽然不知道北大可真有特别的派，但也就以此自居了。北大派么？就是北大派！怎么样呢？”又说：“我觉得北大也并不坏。如果真有所谓派，那么，被派进这派里去，也还是也就算了。理由在下面：……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虽然很中了许多暗箭，背了许多谣言，教授和学生也都逐年地有些改换了，而那向上的精神还是始终一贯，不见得弛懈，自然，偶尔也免不了有些很想勒转马头的，可是这也无伤大体，‘万众一心’，原不过是书本子上的冠冕话。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这是鲁迅对蔡元培长校时期北大的正确评价，它也反映了鲁迅和北大的密切关系。

　　北大新派教授除了这些《新青年》的编者们外，蔡元培在文理科教员中，都引进了一些思想新进、赞同革新的人物，如顾孟余、朱希祖、马裕藻、陈大齐、周作人、吴虞、沈兼士、沈士远、高一涵、周鲠生、陈启修、马寅初、陶孟和、徐宝璜、李四光、颜任光、朱家骅、李书华等。著名物理学家、相对论学者夏元瑮继续留任理科学长。这使北大教师队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使整个学校气象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