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教育思想论析

第四章 在革新中建设的大学教育思想（一）

　　蔡元培一生重视教育，尤其重视大学教育。他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施展了改革我国大学教育的抱负。这是他一生从事文化教育事业的最重要的实践，取得了重大成就。这次革新奠定了尔后北京大学的基础，其意义远远超出了一个学校的范围。这场革新工作从基本的方面说，是顺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发展大学教育的客观要求，而在这方面所体现出的大学教育思想和一些重要的做法，是值得我们很好地总结和研究的。

　　蔡元培的大学教育思想十分丰富，涉及面广，本章仅就其主要的方面作一些探讨。考虑到全书的谋篇布局，也考虑到有些与其他方面的问题相关联，如美育问题、女子教育问题、培育校园文化学术氛围等问题，都在后面专门列出专题加以论述。这些也都涉及蔡元培的大学教育思想。同时，为了使读者更好地理解蔡元培革新北京大学的意义、贡献和思想，还对这所高等学府的历史作一简要的叙述。

　　一、北京大学的历史沿革与蔡元培的革新

　　1.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

　　中国作为一个早已著名于世的文明古国，自汉代就设有太学，其后又有国子监相沿袭，直到京师大学堂设立后始废止。太学与国子监实际上是我国古代的国立大学，这和后来的北京大学是一脉相承的。但是，由于历史发展的种种原因，我国近代大学的创办是比较晚的。

　　19世纪40-50年代，封建营垒中的一些开明人士，鉴于鸦片战争失败后外国侵略日益加深，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以抵御外来侵略。1862年，清政府为了便于对外交涉，下令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下开设京师同文馆，从八旗子弟中选出十人攻读英语，聘请西人教席，培养翻译人才。同文馆的设立是我国创办新式学校的开始，可算是我国最早成立的专门学校。它后来并入京师大学堂，是京师大学堂最早的一个组成部分。

　　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天津海关道盛宣怀鉴于开办学堂、学习西学为当务之急，经北洋大臣王文韶的准许，在天津创设了北洋西学堂。这个学堂分头等学堂和二等学堂两种，均为四年卒业。头等学堂的学生除学习普通课程外，并选学工程、电学、矿务、机器和律例等专门课程中的一种，具有专业的性质。1896年6月，刑部左侍郎李端芬在给清廷的《请推广学校折》中，建议设立府州学、省学和京师大学堂等三级制学校，各以三年为期；这是第一次提出设立京师大学堂的建议。翌年，盛宣怀又根据李氏的三段制提议，奏请清廷在上海设立了南洋公学。南洋公学先设师范院培养师资，后又分设外院、中院和上院。外院和中院相当于小学、中学，上院具专门学堂的性质。蔡元培曾任教的特班，是1901年增设的，学生毕业后保送入经济特科。上院开始主要培养政治方面的人才，以后又增加培养商务和实业方面的人才。北洋西学堂和南洋公学，比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略早二、三年；它们的头等学堂和上院，可算是我国近代大学教育的雏形。而1898年开办的京师大学堂，则是我国近代大学之发轫。

　　京师大学堂的创设，是戊戌维新运动的产物。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在我国掀起了一个割地狂潮，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救亡图存成为当时最紧迫的任务。这时，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了一场变法图强的维新运动。他们设学会，办报馆，著书译文，大量介绍西方资本主义的科学文化知识。他们决心效法日本明治维新，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教育制度实行革新。他们认为，要救亡图存，只有学习外国，实现维新变法；而维新变法必须从废科举、立学校做起。因此兴办新式学校，成为施行新政的重要措施。1898年初，康有为在《应诏统筹全局折》中明确提出：“自京师立大学，各省立高等中学，各府县立中小学及专门学。”他还上奏光绪说：“京师议立大学数年矣，宜督促早成之，以建首善而观万国。夫养人材犹种树也。筑室可不月而就，种树非数年不荫。今变法百事可急就，而兴学养材，不可以一日致也，故臣请立学亟亟也”。在康有为等人的推动下，1898年6月11日，光绪下了《明定国是诏》，正式宣布开始变法。他在诏书中强调：“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着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会同妥速议奏。所有翰林院编检、各部院司员、大门侍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官、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省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其入学肄习，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随后维新派又冲破顽固派的阻挠，于7月4日，促成光绪正式下令批准设立京师大学堂，命令称：“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必须规模宏远，始足以隆观听而育人才。”并派吏部尚书孙家鼐为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

　　由梁启超起草的京师大学堂章程，规定大学堂的办学方针有两条：“一曰中西并用，观其会通，无得偏废；二曰以西文为学堂之一门，不以西文为学堂之全体。以西文为西学发凡，不以西文为西学究竟。”并提出：“本学堂以实事求是为主，固不得如各省书院之虚应故事，亦非如前者学堂之仅袭皮毛。所定功课必当严密切实，乃能收效。”据此，课程分为普通学科和专门学科两类。以经学、理学、掌故学、诸子学和初等算学、格致学、地理学、文学以及体操等为普通学科，为全体学生所必修；以高等的算学、格致学、政治学、地理学、农学、矿学、工程学、商学、兵学和卫生学等为专门学科，由学生任选一门或两门。另设英、法、俄、德、日五种外语，由学生选学一种（三十岁以上者可免修）。章程还规定京师大学堂设管学大臣一员，统率全学；设总教习一名，总管大学堂教学工作。并规定“各省学堂皆归大学堂统辖”。这样，京师大学堂既是当时全国的最高学府，又是全国的最高教育行政机关。这个章程纲要基本上反映了维新派学习西方、发展我国近代教育的要求，因而成为我国近代大学教育最早的一个章程。

　　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任管学大臣为孙家鼐。孙家鼐（1827-1909），安徽寿州人，曾历任工部、礼部、吏部尚书，政治上倾向维新，接近帝党，但与顽固派亦有联系。他受命后，向光绪提出办学的具体计划，对大学堂章程内容作了某些增删，主要有：第一，为举人、进士出身的京官，设立仕学院；第二，精简学科门类，专门学科中取消兵学课程；第三，编译局主要编译西学各书，旧有经书不得任意删节，编纂各书由管学大臣呈上钦定后颁行，提出“悖谬之书，严行禁止”；第四，总教习可设两人，分管中学和西学；第五，凡毕业生均由管学大臣出具考语，各依所长录用，“俾所学与所用相符，冀收实效”。

　　经孙家鼐推荐，清廷任命许景澄、丁韪良为中学和西学总教习。许景澄（1845-1900），浙江嘉兴人，清外交官，出使法、德、意、奥、荷、俄等国，曾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颇长于经世之学。丁韪良（1827-1916，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美国传教士，1850年来华，在宁波、北京等地传教及著述，曾任同文馆总教习，兼授国际公法。孙家鼐还举荐刑部主事张元济（与蔡元培同科进士）任大学堂总办，因张坚辞，后由黄绍箕、余诚格相继担任。

　　大学堂临时校址设在京城地安门内马神庙和嘉公主旧第。修复原房三百四十余间，并新建一百三十余间。这就是后来的北大第二院。此外，还在北河沿购置房舍一所，开设译学馆，此即后来的北大第三院。当时规定大学堂开办经费为白银三十五万两，常年用款为二十万零六百三十两。清廷指定以华俄道胜银行的中国政府存款的利息支付，不敷之数由户部补足。

　　当京师大学堂正在积极筹办的时候，9月21日，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突然发动了政变。光绪被囚禁，康有为、梁启超逃亡国外，谭嗣同等六人殉难。政变后，慈禧太后下令恢复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维新派的改革措施几乎全被取消，仅京师大学堂“以萌芽早，得不废”。但这一年12月开学时，学生还不满百人，到第二年，也只有近200人。课程也仅设诗、书、易、礼四堂，春秋二堂。到第二年，才另立史学、地理、政治三堂，上午读经史，下午学科学。讲授经史课程的大多是翰林院的腐儒，只是讲些八股文的作法。大学堂学生这时也只有参加科举考试取得举人、进士头衔后，才获得做官的资格，因此每到考期，大学堂学生便纷纷请假赶考。这就完全改变了原来维新派办学的宗旨，实际上仍然是一所旧式书院。

　　1900年夏，义和团起义军进入北京。8月3日，慈禧太后以大学堂经费无着下令停办。这时，原管学大臣孙家鼐因不满慈禧太后贬废光绪已愤而辞职，中学总教习许景澄也因在八国联军进攻时以“主和”获罪被杀。8月14日，八国联军侵占了北京。京师大学堂校舍先后被俄、德侵略军盘踞，房屋、图书和仪器设备大部被毁。这是北大历史上第一次直接遭受帝国主义的摧残。京师大学堂因此停办了两年多。后来人们把1898年至1900年的京师大学堂称为“戊戌大学”。这一时期没有毕业生。

　　1902年1月10日，清政府下令恢复京师大学堂，并派吏部尚书张百熙为管学大臣。张百熙（1847-1907），字冶秋，湖南长沙人，早年曾任光绪帝的侍读。甲午战争时，他弹劾过李鸿章“阳作战备，阴实主和”。戊戌政变时，以“滥举康有为”，受革职留任处分。他是清政府中比较开明的官吏，曾主张变法自强，在知识分子中颇有影响。他是一位有作为的管学大臣，办学认真。这一年12月17日，京师大学堂重新开学，先办速成科的仕学馆和师范馆。1903年起，又设进士馆，供新科进士入馆学习。由张百熙主持拟定并经清廷批准颁行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包括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各级学堂规则，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的学制成文法规。其中关于京师大学堂的章程分八章八十四节，对大学堂的办学纲领、科目设置、课程安排、招生办法、毕业分配、教师聘用、领导体制和教学纪律等都有详细的规定。章程规定：“京师大学堂之设，所以激发忠爱，开通智慧，振兴实业。”“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全学之纲领。”大学堂分设大学预备科、大学专门分科和大学院三级。大学院相当于后来的研究生院。大学专门分科规定设立政治、文学、格致（理科）、农业、工艺、商务、医术等七科（相当于学院），科以下共设35目（相当于学系或专业）：

　　政治科，下设政治、法律学二目；

　　文学科，下设经学、史学、理学、诸子学、掌故学、词章学、外国语言文字学七目；

　　格致科，下设天文学、地质学、高等算学、化学、物理学、动植物学六目；

　　农业科，下设农艺学、农业化学、林学、兽艺学四目；

　　工艺科，下设土木工学、造船学、造兵器学、电器工学、建筑学、应用化学、采矿冶金学八目；

　　商务科，下设簿记学、产业制造学、商业语言学、商法学、商业史学、商业地理学六目；

　　医术科，下设医学、药学二目。

　　章程还规定大学堂专门分科学制三至四年，毕业后可升入大学院深造，并给予进士出身。此外，大学堂另设仕学、师范二馆为速成科，学制三至四年。凡京官五品以下八品以上，以及外官候补暨因事留京者，道员以下，教职以上，皆准应考入仕学馆；举、贡、生、监等皆准应考入师范馆。速成科毕业后可担任初级官吏或学堂教习。

　　1902年10月和11月，京师大学堂先后两次举行入学考试，首先招收速成科学生。仕学馆考生由各衙门推荐，考试科目有史论、舆地策、政治策、交涉策、算学策、物理策和外国文七门；师范馆考生由各省选送，考试科目有修身伦理大义、教育学大义、中外史学、中外地理学、算学比例开方代数、物理化学、浅近英文、日文八门。入学考试结果，仕学、师范两馆共招新生182名。这一年12月17日，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学。

　　京师大学堂这时除开设仕学馆、师范馆以及附设的中小学外，也将同文馆并入。1903年5月，大学堂将同文馆改办译学馆，分设英、俄、法、德、日五国语言文字专科，学制五年，并于同年8月正式招生开学。译学馆还设文典处，从事翻译并计划编纂上述五国文字的字典。1906年秋，蔡元培为赴德留学在北京等候派遣时，曾被译学馆馆长章祲聘为教习，讲习国文及西洋史。

　　张百熙为办好京师大学堂，十分注意延揽人才，如当时的知名学者吴汝纶、张筱浦、李希圣、于晦若、屠寄、辜鸿铭、范源濂、王舟瑶等都先后担任过大学堂的总教席或教席。严复也应邀出任京师大学堂的译书局总办。这时大学堂设立了藏书楼，除从原国子监调拨部分图书外，还从欧美日本各国购置各种图书，同时管学大臣还咨文各省官书局，要求将已刻的经史子集及时务新书，每种提取数部送京师大学堂。藏书楼于1902年创立时，有各类图书7.85万册，后时有充实，颇为丰富。经过张百熙的苦心经营，京师大学堂已略具规模了。但在当时黑暗的政治下，张百熙认真办学却遭时忌，特别是他引进和重用开明之士，更引起顽固势力的反对，因而时遭掣肘，终不能施展他的抱负。

　　1903年6月，清政府修订学堂章程，其目的是使大学堂更紧密地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修改后的大学堂章程，在大学分科中增设了经学科，下分周易、尚书、毛诗、春秋左传、春秋三传、周礼、仪礼、礼记、论语、孟子、理学等11门，明显地突出了经学的地位。1904年，清廷下令专设总理学务大臣，统辖全国学务。另设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专管大学堂事务。委派张亨嘉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这一年正式招收预备科第一班学生。到1909年，预科首批132名学生毕业。1910年3月30日，分科大学才举行开学典礼，除医科未按时开办外，其他7科均正式开学。实际共开设7科13门。学生共四百多人。在这之前，预备科改名为高等学堂，仍为大学堂之预科。分科大学开办后不久，1911年10月，爆发了武昌起义。这时清王朝已岌岌可危，京师大学堂也难以为继，年底清廷遂下令暂时停办。因京师大学堂恢复的那一年——1902年，干支纪年为“壬寅”，所以后来人们把1902年至1911年的京师大学堂，称为“壬寅大学”。

　　京师大学堂虽然距离近代大学的要求还很远，但在当时的中国，它毕竟汇集了一批人才和图书典籍，进行过一些近代科学文化的教育，可以说是初具规模。在学生中也不乏认真求学之士。如陈汉章是清末的一位名举人，原被大学堂聘为教席，当时已是四五十岁的中年人，但他到校后看到藏书楼（设在原公主府梳妆楼上）里藏书丰富，且因传闻大学堂毕业后可任翰林，遂决定不就教席而当学生。他经过六年的勤奋学习，于民国二年以甲等第一名毕业，虽然翰林没有当成，后来却成为有名的国学家。但从总的方面看，当时的学生多出身于贵族官吏豪富门第，入学堂是为找“恩师”靠山，谋求升官发财之道。进士馆里几乎每个学生都有一个听差，上课铃响了，由听差来请老爷上课。据说当时上体育课时，教员喊口令也是毕恭毕敬地喊：“老爷，向右转！老爷，向左转！”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优级师范科104名学生毕业，他们是京师大学堂的第一期毕业生。当时毕业生的成绩，分最优等、优等、中等和下等四种。最优等和优等者授予师范科举人学位，并分等授以官职。最优等者授以五品衔以内阁中书尽先即补，优等者只给以内阁中书科中书即补。虽授有官职，但因为是师范毕业，要先尽满五年的教席义务，然后才能去候补；至于何时能补上，则又要轮班次、找门路，对多数人来说常常是遥遥无期的。即使这样，这已是学生们梦寐以求的了。难怪当时有个学生为早逝的同学写的挽联中，有“未博得五年义务，七品虚衔”的叹喟，为死者未获得功名而抱恨。这种封建科举时代的恶劣风气，影响了初期的北京大学。

　　辛亥革命后，1912年2月，严复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接办大学堂事务。其时，蔡元培主持教育部。他十分重视大学教育。政府北迁后，他即派专门教育司第一科科长王云五、第三科科长杨焕之会同接收京师大学堂。5月，他向总统提出为北京大学堂改称并推荐严复任校长的呈文：

　　为荐任大学校校长事，北京大学堂前奉大总统令京师大学堂监督事务，由严复暂行管理，等因，业经该监督申报接任在案。窃维部务甫经接收，大学法令尚未订定颁布，北京大学堂既经开办，不得不筹商目前之改革，定为暂行办法。查从前北京大学堂职员，有总监督，分科监督，教务提调，各种名目、名称，似欠适当，事权亦觉分歧。北京大学堂今拟改称北京大学校；大学堂总监督改称为大学校校长，总理校务；分科大学监督改称为分科大学学长，分掌教务；分科大学教务提调即行裁撤；大学校校长须由教育部于分科大学学长中荐一人任之，庶几名实相符，事权划一，学校经费亦得借以撙节。现已由本部照会该总监督任文科大学学长，应请大总统任命该学长署理北京大学校校长。其余学科，除经科并入文科外，暂仍其旧。俟大学法令颁布后，再令全国大学一体遵照办理，以求完善而归统一。谨呈。

　　由是，京师大学堂正式改称北京大学，严复为改名后的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不久北京大学又冠以“国立”两字。

　　随后，蔡元培在其主持制定并由他后任者颁布施行的《大学令》中，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宏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废去忠君、尊孔等封建信条。确定大学分为文、理、法、商、医、农、工七科，以文、理两科为主，取消经学科；必须设有两个以上之学科，其中有一科又应是文科或理科，方得称为大学；大学毕业生称学士，取消以“科第”为奖励的办法；大学设校长，统辖大学全部事务，各科设学长，主持各科事务；大学设教授、助教授，必要时得聘请讲师；大学设评议会，为最高立法及权力机构，由各科学长及各科教授互选若干人组成之，以校长为议长；大学各科设教授会，讨论审定各科的教学事宜；大学设预科，学制三年，毕业后升入本科；大学设大学院，不定期限，为毕业生继续深造之所。《大学令》进一步确定了我国近代大学教育的体制，体现了教授治校的原则。由于当时北京大学是唯一的国立大学，因而它成为北京大学的基本章程，确定了北京大学的教育方针和组织原则。在课科设置上，《大学令》颁布之前，蔡元培就认为原来京师大学堂规定的经学14门中，《周易》、《论语》、《孟子》等已入哲学门，《诗经》、《尔雅》已入文学门，《尚书》、《三礼》、《大戴礼》、《春秋三传》已入史学门，已无再设经学科的必要。于是北大在严复任校长时即将经科和文科合并，废止了经学科；另外将格致科改称理科，仍共设七科。原高等学堂改为大学预科。1912年5月，北京大学本科和预科开始复课。在开学典礼上，蔡元培曾出席并发表演说，他在讲演中强调“大学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这是蔡元培对北京大学办学宗旨的第一次阐述。

　　严复（1853-1921），字又陵、畿道，福建闽侯人，是经蔡元培遴选并由临时总统任命的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他是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早年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后留学英国海军学校。回国后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总办。中日甲午战争后发表一系列主张变法维新的文论。他最早翻译出赫胥黎的《天演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与天争胜”的进化论思想激励国人，被时人称为“严天演”。他还译有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穆勒的《名学》等西方名著。他是最早向中国人介绍西方政治思想和社会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辛亥革命后，他思想趋向保守，曾参与组织孔教会，列名筹安会，反对新文化运动。他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恢复学校，整顿组织，并在北京大学积极提倡外语教育，开设有资产阶级文化思想内容的新课程，产生了较大影响。严复在北京大学任职时间较短，1912年10月即辞职离京。

　　辛亥革命后，北京大学有了一定的发展。以毕业生为例，京师大学堂从1898年开办到1911年的13年间，包括优级师范、预备科和附设的博物实习科在内，毕业生总共469人（其中预备科134人）。民国建立后，从1912年到1916年的五年间，毕业学生共684人。其中，1912年仅有预科学生128人毕业；1913年文、经、理、法、商、农、工七个专门分科及预科学生230人毕业，这是北京大学第一批有本科的毕业生；1914年毕业生63人，1915年毕业生8人，都是预科学生；1916年有文本科17人，理本科17人，工本科32人，预科189人毕业。至于在校学生，京师大学堂时最高年份约为四百多人，民国以后，北京大学历年的在校学生略有增加，列表如下：

　　教育事业的发展，也反映在教员数目的增加上。1911年京师大学堂教员总数为42人，1916年北京大学的教员总数已达148人；值得注意的是，职员增加的并不多，1911年为32人，1916年为44人。这一时期，北京大学也延聘了一些学有专长的知名学者，如黄侃（季刚）、陈黻宸（介石），马裕藻（幼渔）、沈尹默、钱玄同、沈兼士、朱希祖、陈汉章、夏元瑮、夏锡棋、陶履恭（孟和）、俞同奎、冯祖荀、胡濬济、温宗禹、何育杰、张大椿、王建祖、马叙伦、张耀曾、徐崇钦等。1915年冬，依据《大学令》的规定，设立了北京大学首届评议会，由每科选举评议员二人组成。当选的评议员为：文科陈黻宸、辜鸿铭，理科冯祖荀、俞同奎，法科张耀曾、陶孟和，工科温宗禹、孙瑞林，预科朱锡龄、张大椿，校长胡仁源为评议会议长。

　　当然，这种发展还是很缓慢的，当时的大学教育事业仍然十分落后。特别是辛亥革命后不久，革命的果实很快被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所窃夺，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地坏下去，教育事业横遭摧残，北京大学也处于困难境地。北京大学从1912年至1913年的短时期内，曾先后更换了五位校长：严复、章士钊、马良、何燏时和胡仁源。其中除章士钊没有到职外，前三任任职的时间都很短。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当时政局的动荡不安。袁世凯反动政府曾先后两次提出停办北京大学。他一面千方百计摧残北京大学，一面又阴谋拉拢北京大学师生支持其复辟帝制。1915年下半年，袁世凯在他复辟帝制的丑剧中，竟要封北京大学校长和教授为所谓的“中大夫”、“下大夫”。这遭到胡仁源和教授们的严正拒绝。当袁世凯冒天下之大不韪，居然准备举行“登基”大典时，北京大学广大师生群起反对。文科教授马叙伦立即辞职，表示抗议，一时有“挂冠教授”之称。袁世凯虽然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可耻地死去，但这时掀起的尊孔复古逆流，仍然冲击着文化思想领域。这股反动逆流在北京大学也有明显的反映，这使得校内原来还很微弱的新思潮受到严重压抑。而且这时北京大学还保留着过去旧衙门的作风，科举时代的习气仍很浓厚，学生研究学问的兴趣很低，因此往往受到社会的鄙薄。蔡元培正是在这种情势下，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的。

　　从此，开始了北京大学历史上的一个转折。蔡元培对北京大学进行的全面改革，使学校发生了重大变化。1917年底，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吴梅制作了一首北京大学校歌，歌词是：

　　“景山门启旃帷，成钧又新，弦诵一堂，春破朝昏，鸡鸣风雨相亲。数分科有东西秘文，论同堂尽南北儒珍。珍重读书身，莫白了青青双鬓，男儿自有真，谁不是良时豪俊，待培养出文章气节少年人。”

　　这首校歌虽然还透出很浓重的旧式经院气味，但基本反映了这一时期北京大学的面貌。

　　2.就任北京大学校长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正在法国的蔡元培以欣喜的心情，获悉国内政局的重大变动。8月间，他写了《对送旧迎新二图之感想》一篇短文，从民主主义的立场出发，深入地揭露了袁世凯专制政体的社会根源。他写道：“袁氏之罪恶，非特个人之罪恶也，彼实代表吾国三种之旧社会：曰官僚，曰学究，曰方士。畏强抑弱，假公济私，口蜜腹剑，穷奢极欲，所以表官僚之黑暗也；天坛祀帝，小学读经，复冕旒之饰，行拜跪之仪，所以表学究之顽旧也；武庙宣誓，教院祈祷，相士贡谀，神方治疾，所以表方士之迂怪也。”蔡元培在政治上早已同袁世凯彻底决裂，但他并不把袁世凯的专制、复辟看作个人的行动，而是透过现象看到民国建立之后封建复辟势力得以存在的社会原因；基于这个认识，他并不陶醉于因袁世凯垮台这一现实造成的共和胜利的幻景，而是发出“今袁世凯去矣，而此三社会之流毒，果随之以俱去乎？”的疑问，表示了对国内政治的忧虑。这说明蔡元培的认识是比较深刻、清醒的，也可以看出不久他回国后在北京大学施展抱负的政治思想基础。

　　袁世凯死后，蔡元培同其他因反袁流亡海外的革命党人一样，准备回国服务。北京国会里的一批浙江籍议员，曾打电报请他回国担任浙江省长，但他一如既往，无意于高位厚禄，婉言回绝了。这时，北京大学校长胡仁源已提出辞职，北京政府教育总长和次长已由范源濂、袁希涛分别担任。范、袁曾与蔡元培在民元教育部共过事，深知蔡之为人，于是，经浙籍议员陈黻宸和北京大学教授马叙伦的推荐，并取得时任总统的黎元洪同意，范源濂即提名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1916年9月1日，蔡元培在法国收到了范源濂的促归任职电。原电文是：

　　蔡鹤卿先生鉴：国事渐平，教育宜急。现以首都最高学府，尤赖大贤主宰，师表群伦。海内人士，咸深景仰。用特专电敦请我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席，务祈鉴允，早日归国，以慰瞻望。启行在即，先祈电告。范源濂宥。

　　蔡元培接电报后即决定返回，并远道专程往访李石曾，约其同到北京大学，“以整理故都之学府，引为吾人共同之责任”，同时还约吴稚晖亦同去。10月2日，他同吴玉章一道自马赛启程回国，11月8日抵上海，先后在上海、绍兴等地小住。

　　如前所述，民国建立后，北京大学曾进行过一些初步的民主主义的改革，但由于官僚积习很深，改革极不彻底，校政还相当腐败。不少人以上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对研究学问没有兴趣，读书就是为了混资历谋取官位。他们对专任的教员不欢迎，甚至教学认真的反遭反对；而由政府官吏兼任教员的，虽时时请假，年年发旧讲义，他们却十分欢迎，以为有此师生关系，可作自己将来仕途的靠山。教员中也有不少是不学无术的。课堂讲授是敷衍塞责，“把第一次的讲义，照样印出来，按期分散给学生，在讲台上读一遍”。由于学生有这种“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造成了学科发展上轻文理的极不正常现象。因此，学校里缺少学术研究的空气，封建复古主义的陈腐思想泛滥。

　　对当时北京大学腐败的校风，时为北京大学学生的顾颉刚曾有过形象的描述，他说：那时“学校像个衙门，没有多少学术气氛。有的教师不学无术，一心只想当官；有的教师本身就是北洋政府的官僚，学问不大，架子却不小；有的教师死守本分，不允许有新思想；当然也有好的，……但不多见。学生们则多是官僚和大地主子弟。有的学生一年要花五千银元；当然，这样的豪富子弟数量不多，大约不过两三人。至于一年花千把银元的人就多了，少说也有好几十。像我这样一年从家里只能拿二三百银元来上学的，就是穷学生了，在学校里没有地位。一些有钱的学生，带听差、打麻将、吃花酒、捧名角，对读书毫无兴趣。那时的北大有一种坏现象：一些有钱的教师和学生，吃过晚饭后就坐洋车奔‘八大胡同’（和平门外韩家潭一带）。所以妓院中称‘两院一堂’是最好的主顾（‘两院’指参议院、众议院，‘一堂’指京师大学堂）。这种坏现象是从清末保留下来的。那时在学生中还流行一种坏风气，就是‘结十兄弟’。何谓‘结十兄弟’？就是十个气味相投的学生结拜作兄弟，毕业后大家钻营作官，谁的官大，其他九人就到他手下当科长、当秘书，捞个一官半职，‘有福同享’。这个官如果是向军阀或大官僚花钱买来的，那么钻营费由十人分摊。这样的学校哪能出人才？只能培养出一批贪官污吏！蔡元培先生来长校之前，北大搞得乌烟瘴气，哪里象个什么‘最高学府’？”由此可见，北大当时受到社会非议并非偶然。

　　所以，蔡元培到上海后，曾有不少友人劝他莫进北大这个是非之地，弄得不好反坏了自己的名声。对于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一事，在当时革命党人中也有不同意见，如汪精卫、吴稚晖、马君武等都曾持反对态度；蔡元培还曾邀汪、吴来北大相助，也被拒绝了。后来他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一文中回忆说：“民国五年冬，我在法国，接教育部电，促回国，任北大校长。我回来，初到上海，友人中劝不必就职的颇多，说北大太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这当然是出于爱我的意思。但也有少数的说，既然知道它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这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

　　这里，应该特别提到孙中山对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支持，以及他对北京大学寄予的厚望。孙中山很重视开辟北方地区的革命工作，对蔡元培也十分了解和信任。他认为，像蔡元培这样的老同志，应当到那官僚气氛笼罩下的北京去主持高等教育，这样有利于向北方传播革命思想，所以竭力主张蔡元培往就此职。孙中山对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的支持，对于蔡元培力排众议、最后接受任命有重大影响。蔡元培在北大任职期间，与孙中山之间曾就当时国事问题有过书信往返。1918年初，蔡元培曾为国史编纂处编修国史问题征求孙中山意见。孙中山也热情作复。孙中山对蔡元培在北大的工作是了解和满意的。据有人回忆，1924年国民党一大时，由孙中山提名蔡元培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当时会场中有两种不同的议论，一是批评蔡元培在北京政府势力下出任北大校长，有依附军阀之嫌，一是批评蔡元培放纵学生，仇孝非孔。有的代表还当场提出询问。孙中山当即表示这是误会，他说：“我知道他最清楚，故我有此处置。”他还说蔡元培在北方的任务很重大，因为北方政治环境的关系，所以只提议他为候补监委，以使他不致因地位过于显著而不便工作。孙中山希望蔡元培从欧洲回国后（按蔡元培于1923年离开北大到欧洲考察），仍能到北京去工作。后来的事实证明，孙中山对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的支持，确是一种远见卓识。

　　在一些友人的赞助下，蔡元培也认为做大学校长不是做官；而且认为既然知道北大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他在当时曾说：“觉北京大学虽声名狼藉，然改良之策，亦未尝不可一试，故允为担任。”后来还用“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句话，表示当时的决心。当然，蔡元培同意出任北大校长，也有他的教育救国思想的因素，如同他自己所说的：“吾人苟切实从教育着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而在国外所经营之教育，又似不及在国内之切实。弟之所以迟迟不进京，欲不任大学校长，而卒于任之者，亦以此。昔普鲁士受拿破仑蹂躏时，大学教授菲希脱为数次爱国主义之演说，改良大学教育，卒有以救普之亡，而德意志统一之盛业（普之胜法，群归功于小学教员；然所以有此等小学教员者，高等教育之力也），亦发端于此。”可见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是同他的爱国宏愿，为共和培养“完全之人格”的人才相联系的。他在这里所说的从教育着手，“使吾国转危为安”，既包含对国家富强的殷切期望，也指对已濒临绝境的民主共和事业的挽救，为此而启迪民智、培育人才，确仍不失为一救国之途，也是民主革命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于是，他抱定了整顿和改革北大的宗旨和决心，知难而进，毅然于12月22日北上就任北大校长的职务。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正式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开始到校执行校长职务。

　　蔡元培的道德文章，为学界景仰，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深获师生拥护，舆论界也寄予厚望。上海《中华新报》报道蔡元培抵京消息时称：在“大风雪中，来此学界泰斗，如晦雾之时，忽睹一颗明星也”。天津《大公报》于1926年12月28日发表《为大学校前途祝》的时评，称“蔡君留法有年，学贯中西，今既得膺斯职，定能为教育界放一异彩，不禁拭目俟之”。翌日，上海《时报》也发表《欢迎蔡元培》的时评文章，称：“政府昨已正式任命蔡元培氏为国立大学校长矣，此诚教育前途之一线曙光。夫国立大学，所以绾全国文明之枢纽，树全国学风之模范，其关系至巨。今蔡氏秉绩学之奇姿，以刚毅之精神出而任此，我知其必大有造福于教育界者也。”

　　蔡元培是一位具有革新精神、又有民主作风的人，他的到来，给暮气很深的北大带来了新的气息。他到校的那一天，校役们也排队在门口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表示欢迎，他即脱下礼帽，规规矩矩地向他们鞠躬还礼。北大校长当时是所谓由大总统任命的简任官，过去是从不理睬校役的；蔡元培的这个举动使列队欢迎他的师生和校役们感到惊讶和新鲜。此后，他每天出入校门，校警向他行礼，他都脱帽鞠躬。蔡元培和学生之间的关系也十分密切、融洽。从前学生有事和校长接洽，须写呈文，校长批示后，张贴在告示牌上。蔡元培厌恶这种衙门作风，他到校后立即出布告：“此后学生对校长应用公函，不得再用呈文。”学生对学校有改进建议时，他就把提案送登校刊，择其可行者付诸实行。他和学生之间还常有文字交往，研讨学术，为学生的著述和发行的刊物题签写序。一位学生为其祖母八十大寿请他题字，他也欣然命笔，写了“美意延年”四个大字。

　　蔡元培是当时国内学术界的领袖人物。他在清末就已有《哲学要领》、《中国伦理学史》、《伦理学原理》等译著刊行于世。他的学问和道德修养，为学术界所推重，也深受青年知识分子的景仰。他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中，讲述了“抱定宗旨”、“砥砺德行”和“敬爱师友”三项要求；阐明大学的性质：“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他指出：“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他特别强调大学生要有正大的宗旨，“宗旨既定，自趋正轨。诸君肄业于此，或三年，或四年，时间不为不多，苟能爱惜分阴，孜孜求学，则其造诣，容有底止。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维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所以他把“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放在首要的位置。正是在这种宗旨下，他开始对学校的管理体制、科系设置、课程建设、教师队伍以及学生课外活动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改革。

　　蔡元培出任校长的这一年，北京大学进行了一次纪念校庆二十周年的活动。由于北大是诞生于外侮日深、民族危机达到极点的清朝末年，它的成长几经波折，几度停办，因此校庆纪念日，是采取糅合京师大学堂成立的1898年和1902年复校的12月17日而定的。据记载，这是北京大学历史上第一次校庆纪念。蔡元培曾在这次校庆纪念会上发表演说，介绍了德国大学的情形，提出：“本校二十年之历史，仅及柏林大学五分之一，来比锡大学二十五分之一，苟能急起直追，何尝不可与为平行之发展。”他惋惜当时国家百事停滞不进，未能有此好现象，但又说：“本校当二十年前创设时，仅有仕学、师范两馆，专为应用起见。其后屡屡改革，始有八科之制，即经学、政法、文学、格致、医科、农科、工科、商科是也。民国元年，始并经科于文科，与德国新大学不设神学科相类。本年改组，又于文、理两科特别注意，亦与德国大学哲学科相类。所望内容以渐充实，能与彼国之柏林大学相颉颃耳。”对北大的进步寄予了厚望。

　　二十周年校庆时，制作了一首纪念歌，歌词是：

　　域朴乐英材，试语同侪：追想逊清时创立此堂斋，景山丽日开，旧家主第门桯改，春明起讲台，春风尽异材。

　　沧海动风雷，弦诵无妨碍。到如今费多少，桃李栽培；喜此时幸遇先生蔡。从头细揣算，匆匆岁月，已是廿年来。

　　“喜此时幸遇先生蔡”，反映了师生对蔡元培的欢迎和希望。北大确是从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二、革新目标：使大学成为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

　　1.对大学的定位

　　1925年4月，蔡元培根据在北大工作期间的经验，专门论述了中国现代大学观念及教育趋向，他写道：

　　北大的进步尽管缓慢，但是从晚清至今，这种进步已经是不可逆转的了。这些穷年累月才完成的早期改革，同大学教育的目的与观念有极大的关系。大学教育的目的与观念是明确的，就是要使索然寡味的学习趣味化，激起人们的求知欲望。我们决不把北大仅仅看成是这样一个场所——对学生进行有效的训练，训练他们日后成为工作称职的人。无疑，北大每年是有不少毕业生要从事各项工作的，但是，也还有一些研究生在极其认真地从事高深的研究工作，而且，他们的研究总是及时地受到前辈的鼓舞和认可。

　　在这里，蔡元培强调求学是为了求知，因而，使大学成为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是他大学教育的目的和观念。应当说，这是蔡元培革新北京大学的重要指导思想，也是革新北京大学的目标和追求。“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这是蔡元培对大学、也是对北大的定位。这是他在北大主持工作期间始终强调的一个主题。

　　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开宗明义向学生提出的要求就是要“抱定宗旨”，他说：“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他要求学生抛弃志在做官发财的思想观念，彻底改变放荡冶游、不问学问的旧习，专心向学。随后，他在致友人的信中又专门提出，拟“延聘纯粹之学问家，一面教授，一面与学生共同研究，以改造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此后，蔡元培在北大主持工作五年多的时间里，在每学年的开学典礼和其他向学生作的重要讲演中，他都要反复强调这个大学的性质和革新的主题。

　　1918年9月20日，蔡元培在这一年开学式演说词中指出：“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他列举一年来为此而采取的各项革新措施后，特别叮嘱：“望诸生亦必知其意，毋涉专己守残之旧习也。”

　　经历了五四运动的洗礼，蔡元培于1919年9月20日返校复职，在全体学生欢迎会的演说词中，赞扬了学生在运动中表现出来的自治能力和自动精神，他由此表示：“深信大学组织，日臻稳固，不但一年换一个校长，就是一年换几个校长，对于诸君研究学问的目的，是决无妨碍的。”仍然勉励学生牢记求学宗旨。同日，他在《北京大学第二十二年开学式演说词》中又一次指出：“诸君须知，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证书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所以，大学的学生并不是熬资格，也不是硬记教员的讲义，是在教员指导之下自动的研究学问的。”

　　1920年9月16日，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第二十三年开学日演说词》中，以欣喜的心情肯定了学生在这方面的进步，他说：“一年以来，觉得学生方面近来很有觉悟。把从前硬记讲义、骗文凭的陋见渐渐儿打破了，知道钻研学术是学生的天职。”他还说：“学生一年以来，不但有研究学术的兴趣，兼且有服务社会的热诚，这也是可喜的事。须知服务社会的能力，仍是以学问作基础，仍不能不归宿于切实用功。”

　　1921年9月23日，蔡元培考察欧美教育返校，在北大学生欢迎大会上发表演说，介绍英美国家学生和教员共同研究的情景，他特别指出：“要自动研究学问，才能够发达个性，个性发达，才有创造的能力，中国学生个性发达的很少，因此对社会多是盲从，这都是平时死守讲义，不能自动的研究所养成的习惯而来。”他不无担忧地说：“以中国学生的能力，要是在西洋极其复杂的社会里面，决不能够生存。”这不但说明学生不仅要以研究学问为天职，而且要有自动的创造的精神。10月11日，他在《北京大学1921年开学式演讲词》中又指出：“至于大学学生，本为研究学问而来，不要误认这学问机关，为职业教育机关，但能图得生活上便利，即为已足。”勉励学生要养成既有活泼进取的精神，又有坚实耐烦的精神，“有第一种精神，所以有发明、有创造。有第二种精神，利害不为动，牵制有不受，专心一志，为发明创造的准备。”

　　1922年10月2日，蔡元培在《北京大学1922年开学日演说词》中，又一次明确而简要地指出：“本校的宗旨，每年开学时候总说一遍，就是‘为学问而求学问’。”

　　蔡元培实际主持北大校务五年半，对他认定的大学的性质、学生的宗旨和革新的目标，也讲了五年半，可见他对这个问题极端重视。当然，他所说的使大学成为“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并不是超政治、脱离现实的，而是同他“养成健全的人格，发展共和精神”的主张相联系的，是摒弃封建性的教育宗旨，为共和政治培育人才。在旧教育思想中，“学而优则仕”，读书是为了成为“人上人”，是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而蔡元培把大学定位为“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破除了延续两千多年的传统观念，使那种“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的观念转变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以大学为“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转变为“共同研究学问”。这个转变，对大学的性质来说，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对学生来说，就是蔡元培所希望的，要有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求学的宗旨，实际上是一个人生目的的问题，这是人生观的核心问题。所以，蔡元培对大学的定位具有进步性和时代性，对于奠定近代意义上的大学是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

　　蔡元培对大学性质的定位，也成为他革新北京大学的重要指导思想。从管理体制到学科改革，从办学方针到课程建设，从注重学理到营造校园文化学术环境，都是围绕大学为“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这个宗旨和目的展开的。

　　2.建立教授治校的管理体制

　　蔡元培首先按照教授治校和欧美各国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原则，对学校的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

　　蔡元培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教育的资产阶级先进代表。他曾多次到欧美各国留学、考察，着重考察和研究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教育制度。他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思想影响，在政治制度上，他赞成议会制和内阁制，反对专制独裁；在学校体制上，他反对校长权力的过分集中，主张民主办学，成为国内提倡教授治校最早的一个人。1912年在由蔡元培主持起草颁行的《大学令》中，就规定了大学要建立评议会、教授会的组织，并对它的权限作了相应的规定。

　　作为北京大学前身的京师大学堂，实行的是与封建文化专制相适应的学监制，学校设有总监督，各科有监督，他们多是封建官僚。一切校务均秉承总监督办理，使学校如同衙门。这种专制流毒影响很深。1915年11月，北京大学曾根据《大学令》建立了评议会，处理学校行政事宜；但评议会原定的权限没有得到很好实施，学校权力仍然集中在少数几个人手里，许多重大校务的进行，都只由校长、学监主任和庶务主任几个人办理，甚至连各科学长也未能参与，形成了校长等少数人大权独揽的局面。所以蔡元培说：“我初到北京大学，就知道以前的办法是，一切校务都由校长与学监主任、庶务主任少数人总理，并学长也没有与闻的。我以为不妥，所以第一步组织评议会，给多数教授的代表议决立法方面的事；恢复学长权限，给他们分任行政方面的事。但校长与学长仍是少数，所以第二步组织各门教授会，由各教授与所公举的教授会主任分任教务。将来更要组织行政会议，把教务以外的事务，均取会议制。并要按事务性质，组织各种委员会来研讨各种事务。”这是他改革管理体制的出发点和设想，并逐步在北京大学得到实现。

　　1917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主持设立了评议会，作为全校的最高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评议会由评议员若干人组成。校长和各科学长为当然评议员，教授代表这时按文、理、法、工各科的本科和预科分别推举两人。1919年后改为每五名教授得选评议员一人，一年改选一次；可以开会选举，也可以在选票上写好被选人姓名，寄给评议会，然后由评议会定期当众开票。校长为评议会的当然议长，负责评议会的召集和主持评议会的改选事宜。评议会制定和审核学校的各种章程、条令，凡大学立法均须经评议会通过；决定学科的废立；审核教师的学衔和学生的成绩；提出学校的预决算费用，拥有很大的权力。

　　1917年设立的第一届评议会由下列人员组成：校长蔡元培，文科学长陈独秀，理科学长夏元瑮，法科学长王建祖，工科学长温宗禹；教授代表：文本科胡适、章士钊，文预科沈尹默、周思敬，理本科秦汾、俞同奎，理预科张大椿、胡濬济，法本科陶履恭、黄振声，法预科朱锡龄、韩述祖，工本科孙瑞林、陈世璋。校长为评议会议长。

　　评议会设立时，曾有同学提出要有学生代表参加，蔡元培认为教职员对校务是负专责的，是时时接洽的。“若参入不接洽又不负责任的学生，必不免纷扰。”没有同意。故评议会主要由教授组成，实际上是一个教授会，因而它也是教授治校的重要体现。评议会作为全校最高审议机关，较好地体现了教授治校的精神，凡大学立法均须评议会讨论通过，“以容纳众人意见”，具有民主讨论的风气。李书华教授后来回忆这一时期评议会工作情景时曾说：“我曾被选作过评议员，目睹开会时对于各种议案的争辩，有时极为激烈。”

　　由于蔡元培革命民主主义立场的影响，也由于他大量引进的新派人物在评议会中占有相当数量，这一时期北京大学评议会在政治上曾起过较好的进步作用。它曾多次发表过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宣言，在一定时候和一定程度上支持过学生的爱国运动，并曾几次宣布和北京政府教育部脱离关系。当时这在校内和社会上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17年12月，学校评议会议决通过了各学科教授会组织法，随后由蔡元培主持分别按学门成立教授会。当时教员分教授、讲师、助教三种，除助教外均为教授会会员。教授会主任由会员推举，任期两年。1918年全校共成立了国文、哲学、英文、法文、德文、法律、经济、政治、数学、化学、物理共11个学门教授会。经过各学门教授选举，国文门教授会主任为沈尹默，数学门教授会主任为秦汾，化学门教授会主任为俞同奎，政治门教授会主任为陶履恭，经济（包括商业）门教授会主任为马寅初，德文门教授会主任为顾孟余，英文门教授会主任为胡适，物理门教授会主任为何育杰，法律门教授会主任为周家彦，哲学门教授会主任为陶履恭，法文门教授会主任为贺之才。稍后，还成立了地质门教授会和中国史学门教授会，主任分别为何杰、康心孚。

　　1919年采用分系制后，改由各系成立教授会。各系主任由教授会投票选举，规定凡系里有教授一人者即为主任；两人者按期轮值，以先到者为始；三人以上互相选举，如票数相等，校长可增投一票决定人选。教授会负责规划本系的教学工作，如课程的设置、教科书的采择、教授法的改良、学生选课的指导和学生成绩的考核等。

　　蔡元培开始时采取加强各科学长职责的措施，各科的行政、教务仍分别由学长负责领导。各科都设有教务处。但按他的改革设想，是要按学校的行政、教务和事务方面分别设立各种相关的委员会，由有关教授分别领导，统一管理。他认为：“照此办法，学校的内部，组织完备，无论何人来任校长，都不能任意办事。即使照德国办法，一年换一个校长，还成问题吗？”这就是说，要通过制度和组织的不断完善，来保证民主制的实施和防止个人专权。

　　1919年3月，学校评议会通过了文理科教务处组织法，准备成立统一的教务处。教务处由各教授会主任组成，并从中推选教务长一人，襄助校长领导全校的教学，任期一年。这个组织法原决定这一年暑假后与分系制一起实行，但恰在这时，社会上反动势力掀起了一股攻击北大，特别是攻击北大文科的逆流，新文化运动主将、文科学长陈独秀等人成了被攻击的主要目标。在这场新旧思潮的激战中，蔡元培挺身而出，勇敢地保护了新文化运动。但由于他所处的地位和环境，他还没有与旧势力彻底决裂的勇气，还想缓和一下空气。于是，他决定提前实行文理科教务处组织法，组织统一的教务处，这样就在实际上取消了文科学长的职务。4月8日，蔡元培召集文理两科各教授会主任及政治、经济门主任会议，筹组教务处，并按组织法由各主任投票选举，结果马寅初当选为教务长，成为北大第一任教务长。陈独秀这时辞去了文科学长，由学校改聘为教授。当时社会上关于陈独秀被迫辞职的谣言纷起，对此蔡元培曾解释说，陈独秀虽不做文科学长，但仍然是北大的人员，这只是属于北大内部机构的变动。

　　北大废除学长制有一个过程。这次提前实行文理科教务处组织法，对外公开的说法，是因为理科代理学长秦汾调任教育部司长，文科学长陈独秀也因事请假南归，所以进行内部机构的变动，并没有提出废除学长制的问题。这次机构调整实际只取消文理两科的学长，而法科和工科的学长仍在执行职务。五四运动发生后，蔡元培于5月9日被迫出走时，就曾委托工科学长温宗禹暂署校务。5月13日晚召开的评议会和教授会主任联席会议，也决定推举法科学长王建祖以及胡适、沈尹默等组成一个委员会，“襄同温学长代行校务，”。所以这时还没有完全废除学长制。

　　1919年7月，蔡元培接受师生要求同意回校继续任职，但因病仍滞留杭州无法立即成行，他委托蒋梦麟先行到校代办校务。9月蔡元培返校后，向师生宣布了进一步整顿和健全学校组织的计划，并成立了由蒋梦麟、顾孟余、胡适、马叙伦等组成的组织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主管学校的改组、整顿、起草章程和修改规则等事项；同时负责筹划学校内部组织事宜。12月，它起草并经评议会讨论通过了内部组织试行章程，进一步健全了学校的领导机构。按照这个章程，除评议会仍为全校最高立法机关和权力机关外，还建立了以下几个机构：

　　（1）设行政会议，作为全校的最高行政机构和执行机关，掌握全校行政大权，负责实施评议会议决的事项。它的成员以教授为限，由各专门委员会的委员长及教务长、总务长组成，校长兼行政会议议长。它下设的11个专门委员会分管一部分行政事务，计有：庶务委员会（管理全校的房舍、卫生）、组织委员会（负责机构调整和草拟各种章程）、学生自治委员会（接洽学生自治事项）、出版委员会（负责校内书刊的审查和出版）、预算委员会（制定学校预算计划）、审计委员会（审核经费使用情况）、图书委员会（负责图书馆的行政）、仪器委员会（主管各仪器室的行政）、聘任委员会（负责聘请教师）、入学考试委员会（定入学考试的标准）、新生指导委员会等。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由校长推举，经评议会通过。

　　（2）设教务会议及教务处，由各学系主任组成，并互相推选教务长一人，任期一年（后来改为固定职务，不再轮流），统一领导全校的教学工作。由于这一年暑假后采用了分系制，教学工作统一归教务处负责，遂完全废去了学长制。马寅初、顾孟余、胡适等都担任过这一时期的教务长。

　　（3）设总务处，设总务长一人，主管全校的人事和事务工作。总务长由校长委任，这时由蒋梦麟充任。总务处机构包括：文牍、会计部（主任蒋梦麟兼）、注册、编志、询问、介绍部（主任郑寿仁）、图书部（主任李大钊）、仪器部（主任陈世璋）、出版部（主任李辛白）、校舍、斋务、杂务、卫生部（主任沈士远）。

　　为了进一步健全制度、明确职责，1921年12月，蔡元培又提出北大各种会议进行办法提案，并经校评议会第二次公议通过施行。其主要内容为：

　　（1）各行政会议、教务会议、总务会议及其他关于校务之重要会议（如教授会等）之议决案，均须报告校长。

　　甲、各行政会议之议决案，由校长决定及分配施行。

　　乙、教务会议议决案，经校长同意后，分配总务长或其他机关施行。

　　丙、总务会议等……之议决案，由校长同意后，分配总务长或其他机关施行。

　　（2）校中各办事机关，须持经过情形，每月报告校长一次。

　　由校长每年作总报告一次。

　　（3）各系教授会，每月至少须开会一次，商议各系应行进行事宜。

　　各教员会，至少每学期开会一次，商议关于各系全体教员应行事宜。

　　这样，在北京大学就基本上确立了教授治校的管理体制。全校工作设立四种机构分别管理：评议会，司立法；行政会议及行政委员会，司行政；教务处、各学系教授会、预科委员会和研究所等，司教务；总务处，司事务。这些机构的设置及其职能，体现了蔡元培的大学管理思想。

　　为了加强全校的集中统一管理，及时传布学校的规章法令，并交流全校教学研究情况，活跃学术空气，从1917年11月16日起，经蔡元培倡议出版了《北京大学日刊》，编辑主任为徐宝璜，陈独秀、沈尹默、胡适、孙国璋为编辑员。日刊设置有“布告”、“通告”、“批示”、“公牍”、“命令”等栏。日出一张，星期一休刊。第二年二月日刊改组后，除纪事外，兼载文艺、学术方面的稿件，还曾附有诸如歌谣等附页。《北京大学日刊》曾声明不登载讨论当前政治和宗教问题的文稿，因此像五四运动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都未能反映。但是，随着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发展，《北京大学日刊》在传播新思想，报道北京大学进步师生、进步社团的活动方面，还是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蔡元培在北京大学不仅创立了上述各种会议制度，健全了教授治校的管理体制，提高了工作效率，加强了全校统一管理，而且在实际工作中，作风民主，凡事都让大家有机会尽量发表意见。各方面的人员一经任定，就信任他们，把全部工作交给他们负责，不去多干涉。所以能人尽其才，使他们能够施展自己的抱负。这种教授治校的原则，在当时处在封建军阀统治的历史条件下，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对把学校建设成为“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也起了积极的作用。这种权责明确、分工合作、民主合议的体制，“把北大从一个官僚养成所变为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充分反映了蔡元培革新的有效性。后来有人对蔡元培的这种领导方法称赞道：“先生长北大数年，以政治环境关系，在校之时少，而离校之时多。离校之时，校务不但不陷停顿，且能依计划以进行者，则以先生已树立评议会及各种委员会等之制度。此制度之精神，在以教授治理校务，用民治制度，决定政策，以分工方法，处理各种兴革事宜。然而非校长之清公雅量，则此制度不克成立；非师生绝对信赖校长，此制度不易推行也。”蔡元培本人对这种分工协力的民主治校也很满意。1920年10月，他赴欧考察教育与学生话别时说：“我这次出去，若是于本校不免发生困难，我一定不去。但是现在校中组织很周密；职员办事很能和衷，职员与学生间，也都是开诚布公。我没有什么不放心的事了。”这就是他所期望的，不因校长的去留，而影响校务的进行。

　　3.确立以文理为主的大学格局

　　在健全学校管理体制的同时，蔡元培还对北京大学学科的设置进行了改革，推行他对大学的理念。

　　蔡元培对学科改革和建设的重视，如前所述，是缘于他对大学的定位。他在1917年出任北大校长的演说中就明确提出：“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之资格而已也，实以为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把大学定位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体现了蔡元培办学的根本宗旨，也是他对北大整顿、革新的出发点和归宿。应当说，这是大学教育观念的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重大转变，对学科改革和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蔡元培正是从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宗旨出发，十分推崇理论科学的独特作用。因此在对学与术的关系问题上，提出“学与术可分为二个名词，学为学理，术为应用。各国大学中所有科目：如工商，如法律，如医学，非但研究学理，并且讲求适用，都是术。纯粹的科学与哲学，就是学。学必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为基本，两者并进始可。”他又说：“文、理，学也。虽亦有间接之应用，而治此者以研究真理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