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四卷）

“历史”对人们的欺诈

　　◎ [俄]尤里·谢尔巴特赫

　　上帝不能改变过去，但历史学家可以。

　　——塞缪尔·勃特勒欺诈、造伪、作假——在历史上并不是偶然现象。人类积累的此类现象数量之多，令人不得不考虑该如何应对。

　　首先，作假的对象既可以是过去发生的事件，也可以是如手稿、钱币、雕塑、日常生活用品等的物质文化载体。其次，可以将历史作假按照故意歪曲历史的人所要达到的目的分类。一些人歪曲事实，希望得到政治资本；另一些人作假只是出于个人利益驱使；第三类人完全出于高度膨胀的虚荣心和出人头地的强烈欲望。其结果，我们原以为的真实历史，原来却是由杜撰、谣言、恶意预谋、模糊传说、阴谋、自我表白与为数不多的真实事实掺和在一起的奇怪的混合物。

　　如果不是这样，那才奇怪呢！须知，历史是由人写的，而人，正如古人云，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犯错误。因为无论历史学家如何冷静，他们书写的历史总会被打上个人的烙印——情绪、立场和无意识的好感。因此，留给我们的选择只有收集尽可能多的不同作家关于同一事件的证据，以便今后将它们进行对比，努力找出真实的历史。

　　历史学家对历史的歪曲有两种：“隐瞒和伪造”。因“隐瞒而撒谎”被认为是欺骗中较“轻”的一种，但是这种修正也导致将现实事件歪曲到面目全非的程度。

　　著名的法国历史学家马克·费罗写了一本非常有趣的书，书名叫《不同国家的人怎样向孩子们讲述历史》，书中令人信服地展示了不同国家由于领导者的观点和政治利益不同，对历史事件阐释的变化幅度之大会达到何种程度。

　　通过比较北京和台北的孩子们所用的历史教科书，中国历史在不同的解释中明显的不同。如果说台北的中小学生们对中国皇帝各朝代的阴谋诡计了解得非常清楚，崇拜孔夫子，斥责成吉思汗，那么北京的中小学生们则了解一切农民起义和阶级斗争，认为成吉思汗不是残忍的侵略者，而是将中国与蒙古统一起来的首领，将中国文明带到了西方。

　　这种选择方法不只是中国的特点。例如，土耳其历史学家们完全“忘记”了一九一五年对亚美尼亚人史无前例的种族灭绝。当时将居住在土耳其领土上一百多万亚美尼亚人一下子全部斩草除根。这一惨无人道的行径几十年来一直向人们隐瞒着，是典型的“隐瞒撒谎”的例子。

　　马克·费罗在书中列举了大量欺骗历史的证据，它们反映在许多国家中小学教育体系中，而后，这些证据变成了固定的思维模式，沉淀在民族的意识里，并生下根来。

　　例如，他在书中讲述了波兰中小学历史教科书变化的情况。费罗指出，波兰自加入社会主义阵营之后，中小学教科书里那些关于波兰人与俄罗斯人多年冲突的描写渐渐地消失了，而这些冲突在许多方面构成了两个国家的真实历史。德国人与瑞典人变成了波兰人的敌人，波兰被瓜分和多年的反俄起义在教科书中几乎只字未提。

　　乔治·奥威尔在“回忆西班牙战争”这篇政论文中写道：

　　……我发现，人们书写历史不是基于已发生的事件，而是按照不同政党的“学说”演绎而成。

　　我知道流行这样一种观点，即任何传统历史都必定撒谎。我也同意，大部分历史既不准确也不客观，但今天我们时代的特别目标，就是要摒弃思想本身，还历史以真实面貌。在过去，人们撒谎，或有意或无意，根据自己的好恶忽视某些事件或竭力确定真相，他们自己也明白这样做肯定会犯许多错误，但无论如何还是相信，多多少少会发现一些“事实”。不错，一直积累了相当多的事实，几乎无人与之争论。打开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读一下关于最后一场战争的描述，你就会发现有许多材料采用于德国文献资料。在许多问题上，德国历史学家与英国历史学家意见分歧，但仍然有大量的材料可以说是中立事实，没有人为此而认真争论。极权政治剥夺了这种和谐的可能性，而这种和谐的基础是建立在一切人皆属于同一生物物种之上的。纳粹学说极其顽固地否定这种统一形式的存在。比如说，根本就没有科学，只有“德国人科学”、“犹太人科学”，等等。所有这种说法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一种制度辩护，在这种制度下，领袖或领导集团不仅可以确定未来，还可以决定过去。如果领袖宣布“这件事从没有发生过”，那就意味着它就没有发生。如果他认为，二乘二等于五，那就是五。这种前景的现实比炸弹更让人恐惧，因为前景不是虚构的。要是我们回忆一下最近几年有幸观察到的一切就能明白这一点。

　　应该真诚地承认，奥威尔的上述议论在许多方面也适合苏联历史学。只是在苏联历史学中，最重要的不是种族，而是阶级分类的方法。但是方法无关紧要，无论是前一种方法，还是后一种方法，教科书中剩下的只有那些顺利写进统治学说的事实。常言说得好：“如果事实不能纳入理论范畴，那对于事实更糟糕。”人们对托洛茨基在苏维埃俄罗斯历史中的作用评价就是这种自由解释历史事件的例子。他就像“一个终身漂泊的船长”，一会儿出现在教科书中，一会儿又从里面消失了。托洛茨基作为十月革命主要领袖之一和红军的组织者被精心地隐去了，并最终干脆从国家的历史中“掉落”了，剩下的他只是作为反对运动诸多组织者之一的角色。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期间，最高领导者像巨人统治着侏儒一样，凌驾于所有历史事件的参与者之上。他去世二十年之后人们突然发现，原来开垦处女地、恢复国民经济和高加索的国防却是由那个长着蓬松胡子的上校政治指导员一手操办的。

　　今天，我们又观察到类似的现象。只是托洛茨基的角色现在换成了戈尔巴乔夫——没有特别理由人们都极力不再提他。这位“改革之父”对于当今俄罗斯统治者们来说是不需要的了，他们努力尽快忘记这位给他们带来掌权机会的人。其实，长期和有组织地隐瞒或歪曲任何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会在群众意识中产生新的虚假观念，并扎下根来，而失去事实的真理，会慢慢地枯萎和死亡。

　　马克·费罗在指出布尔什维克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特点时写道：

　　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者选择了行动的最佳方法：他们不是书写历史，而是创造历史，实现了革命。这样，他们在那些善于思考和正确判断历史发展过程的人们中间获得了威信和声誉。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后掌握了政权，把自己称为先知：他们的预见是唯一正确的，他们在一切方面都是对的。

　　曾经，布尔什维克党自认为代表了工人阶级和历史的进步，正是基于其判断正确才取得了政权，该政权建立在其认识绝对正确的基础之上。实际上，必须与党的判断相一致，凡是与党的判断不一致的历史都必须重新审查和修改，因为任何涉及对历史进步的怀疑都会破坏党的路线，动摇党的领导权。

　　接下来，马克·费罗写道，“在当局意识形态的长期压力下……苏联历史学家们获得了一种特殊的技巧和职业技能，他们可以用那种模棱两可的风格写作，以至于文中表达的某种思想，同时又能读出其直接相反的意义，以防万一。”

　　笔者知道一位历史学家、教授H先生，他和我住在同一个单元，楼层比我的高。他的博士论文特别不走运。第一稿于一九五六年完成，正如那个年代的惯例，文中渗透着对斯大林在一切重大历史事件中作用的赞美。正当他的论文在最高学位评定委员会接受评审时，批判个人崇拜的苏共二十大突然召开了，自然，他的论文被退了回来重新加工。实际上，这篇论文不得不重做，重新泡档案馆，根据“各族人民领袖”的实际作用对一些事件重新评价。首要位置出现了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这位宇宙空间和处女地的征服者，共产主义建设的鼓舞者。历史学家H先生这篇博士论文重做了六年，直到一九六三年十二月终于通过了答辩，送到莫斯科批准。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他本应该成为历史学博士，但苏共中央十月全会突然召开了，赫鲁晓夫从一切位子上被赶了下来……这位历史学家整整沮丧了一年，直到再次控制自己，重新拿起笔写论文的第三稿。第三稿中一切桂冠戴给了勃列日涅夫，庆幸的是，列昂尼德·伊里奇在位时间很长，而且H先生终于当上了博士和教授，但他为此付出的代价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