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四卷）

逮捕许世友

　　◎ 姚金果 苏 杭

　　张国焘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一个特殊的人物，他的一生从崛起、辉煌，到挫折、堕落，充满了跌宕起伏、曲折坎坷。最近出版的由姚金果、苏杭两人合著的《张国焘传》（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试图通过大量材料，尽可能客观地再现张国焘的一生。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为完整的有关张国焘的传记。

　　此书向读者介绍了一九三七年在延安展开的对张国焘的批评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插曲——

　　原在保安的红军大学，一九三七年一月随党中央迁至延安后，根据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将校名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由林彪任校长，刘亚楼任教育长，莫文骅任政治部主任。

　　批判张国焘路线运动在抗大开展以后，抗大发生了四方面军高级干部许世友等人准备拖枪出走的严重事件。这个事件不仅在当时引起了轰动，而且多年后的今天，仍然众说纷纭。

　　据《追求》一九九二年第二期发表衡学明的《许世友蒙难记》一文所载：

　　在抗大开始有组织地揭批张国焘之后，四方面军学员被整得灰溜溜的，抬不起头来。许世友见下面干部非常宗派，看不起四方面军的同志，心里非常生气。可是他强压怒火，依然抱着“只要你不说到我头上，我就不管”的超然态度。但他最终还是没能做到这一点，他不同意那些说张国焘是逃跑主义的观点，更不能容忍那些对四方面军的无理指责。在抗大一队的批判会上，有人又把张国焘的问题与四方面军扯在一起，他再也坐不住了，径直走到队前放了一炮：“怎么能说张国焘是逃跑主义呢！中央就没逃跑？中央红军不也从中央苏区撤出来了吗？如果说逃跑，应该都叫逃跑。中央有，中央红军有，四方面军有，所有红军都有！打不过敌人了，换个地方再打嘛，怎么叫逃跑呢！四方面军撤到川北，部队不是发展了吗？这样的逃跑，有什么不好！有人说张国焘搞分裂，我不那么看，我就知道有人一夜之间走没了。怎么跑了的不是搞分裂，没跑的倒是搞分裂，真让人想不通……”他发泄着自己心中的不满。这时，有人坐在队列里高呼：“许世友，你这是反对中央！”“不许你胡说八道！”“你是托洛茨基！”“你是土匪！”喊声打乱了许世友的发言，气得他暴跳如雷：“我反对中央？我是托洛茨基？我是土……”他说不下去了，双手紧捂胸膛，口中喷出一道殷红的鲜血……

　　许世友住院了，但抗大的斗争会一天比一天开得厉害。这时，四方面军的营、团、师、军级干部来看他，没有一个不哭的。过去都是老同事，都感觉到没有出路，对许世友的影响很大。当初，是他力排众议，坚决把红大和党校学员带到了保安，没有想到会出现这么一种结果。一连三个不眠之夜，他想起了当初对大家的许诺：“到中央去看看，不好再说嘛！”现在该怎样办？

　　一天上午，詹才芳、王建安、吴民安等人来看望他，各人又是泪流满面。他说：“你们就知道淌眼尿，哭有什么屁用？！”“被人家捏在手心里，咋办呢？”“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们走！”“走？到哪儿？”“回四川找刘子才！他们还有一万多人，又是我们的老部下，巴不得我们去哩。在这里天天说我们是反革命，还要枪决。我们到四川去打游击，叫他们看看我们到底是不是革命的，愿去的就走，不愿去的也不要告诉中央。”大家举手赞成。

　　计划在秘密进行中。到第三天时，已有二十多名团级干部、两名营级干部、六名师级干部、五名军级干部愿意走。许世友说：“当时，我们决定不带张国焘、何畏、周纯全，因他们都要骑马。我们准备步行七天七夜，到四川汉中靠巴山会合刘子才再说。一切计划都是我作的，路线也是我画的，还有给毛主席的信都在我身上，准备四月四日夜十时出发。”这一天是个星期日，夜间十点正是人们熟睡之机，他不想伤害那些把守城门口的哨兵，决定从北城墙下的一个下水道出城。

　　转眼到了四月四日，准备出走的学员悄然整理行装，采购食品。许世友不动声色地从医院回到抗大，选派了吴世安和两名警卫员携枪出城，准备夜间在北门外接应。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但在关键时刻，王建安变卦了，致使这一计划败露。

　　此文发表后，引起一些当事人的注意，莫文骅在《炎黄春秋》一九九三年第七期发表文章，对衡文的一些说法予以反驳，他写道：

　　这次教育，完全是正面学习，没有搞任何的过火斗争。当然，斗争中可能有个别过火言论，但都及时纠正了。没有说什么“土匪”、“枪毙”的，更没有动手打人，因为这是党内思想斗争。……“抗大”没有对张国焘面对面的斗争。他是红军总政治委员。“抗大”无权把他弄去斗争，就是中央扩大会议，对张国焘也只是背靠背批判，他没到会。……至于“托洛茨基”这个词，当时没有用过。只在“七七”抗战后，“抗大”才用这个词，这是三个月以后的事啦。是批“张慕陶”，不是批“张国焘”，大概误传了。……由于张国焘统治四方面军多年，又一直挂着马列主义知识分子的招牌，长期在四方面军内实行愚民教育，甚至伪造列宁的指示，说什么“两个工农分子监视一个知识分子”、“最落后的地区可以建立根据地”等等。所以四方面军的一些干部出于对党的朴素感情，对张国焘还有些盲目迷信，把他看做四方面军的化身和代表，不能把张国焘的错误和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英勇奋斗区别开来，对“抗大”进行的批判张国焘错误的学习讨论产生了反感和不满情绪，而且他们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路线不满。于是，在“抗大”发生了一件很严重的事情。

　　如果事实确如莫文骅所说的那样，那么，下面这种说法就更值得注意了。

　　詹才芳的女儿詹杨曾出版了《战将的足迹——詹才芳将军的故事》一书。詹杨在书中说，她为了澄清这一事件的真相，先后访问了洪学智、陈再道、徐深吉、李中权、肖全夫、张贻祥等老将军，他们“毫无顾忌地从各个侧面反映了事情的来龙去脉”。那么，詹杨经过访问，所了解到的事实是什么呢？她这样写道：

　　在此期间（即批判张国焘期间——引者），有个别人没有按照中央的《决定》去做。在批判张国焘时，把四方面军的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说成是“张国焘的人”，是“张国焘的应声虫”……这大大激怒了许世友等同志。许世友、王建安、洪学智、詹才芳、桂干生、詹首奎等在下面议论，认为有些违背中央的《决定》的精神，搞派性，搞山头主义。还说什么“我们中央”、“他们四方面军”怎么怎么。大家更加气愤。

　　当四方面军干部受到压力后，许世友带着情绪发牢骚道：“我们是中央的干部嘛！为啥把我们说是张国焘的人？！”“在延安呆不下去，没啥了不起的。回鄂豫皖或川陕根据地，打游击去！”其他同志也有类似的语言。当时，谢富治等人听到后，立即向抗大个别领导打了小报告，说“他们当中没有一个好人”，又说“他们马上要把队伍拉走”，“要搞武装暴动”等等。有人听信了这些扩大事实的汇报和捏造的谣言，竟立即采取了紧急措施，把许世友和詹才芳他们都抓了起来。这就变成了“反革命事件”。

　　洪学智将军在回顾此事时，曾这样说：“那时候说‘到鄂豫皖打游击’这话，本是发泄一下不满，结果给汇报成了我们‘马上就要出发了’、‘拉队伍走’、‘带枪走’……还说我们已‘建立了反革命组织’了呐……真是胡诌！”

　　徐向前元帅在《历史的回顾》一书中这样写道：“其实，这是个冤案。起因在于抗大清算‘国焘路线’，矛头指向四方面军的学员，整得好苦，引起强烈不满情绪。”

　　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还有待于新的资料的公布。但不管怎样，“抗大”还是把许世友等人抓了起来，并进行了审讯。据莫文骅回忆，事情的经过是：

　　四月三日是星期日，天气晴朗，学校放假休息，教职员、学员们大多到延安城内，到宝塔山和清凉山等地去玩了。莫文骅因为有些事要做，没有外出。上午十一点钟左右，校党总书记邓富连（现名邓飞）突然跑来找莫文骅，他神情紧张，上气不接下气，急急忙忙地告诉了莫文骅一件意外的事情。原来，他刚刚接到第二队的党支部书记、校党总支委员谢富治的报告：在“抗大”学习的少数四方面军的军、师级学员，由于不满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受张国焘拒不承认错误的顽固态度的影响，对党中央开展批判张国焘错误的斗争心怀不满，由学员许世友领头，王建安、洪学智、陈再道、詹道奎、朱崇德、刘世模、詹才芳等十多名军师级干部参与，密谋带领每人身边的武装警卫员共二十多人，携枪逃跑。他们准备当晚午夜举事，杀死×××，然后从北门城边墙脚下的水沟爬出去（因为城门有卫兵），到山中去打游击。这是他们平时就侦察好的。水沟能同时爬出两个人，可以避免被城门口和墙上的哨兵发觉。

　　王建安（军长）是参与者，后来他觉得这一行动太不应该，认识到党内矛盾可以在党内解决，何必用暴力？况且又要杀死某某，这不是叛变革命吗？这是非常危险的行为，政治上没有前途，人身也不保险。所以他决定不走了。上午，当许世友问他准备情况时，他说有病不走了。但他们逼他一定得走，否则采取强制措施。这样，王建安感到两头为难。走了不合适，不走又怕有意外危险。经过仔细考察，不得不亲自向谢富治揭发了事变阴谋。

　　当莫文骅听邓富连讲完这件意外事后，心情也非常紧张。他决定让邓富连留下，注意继续了解情况，观察动静。他自己便去找刘亚楼、傅钟等校领导。跑了几处都没找着，于是只得直接去找林彪校长。他向林彪详细报告了此事，林彪听后，要他先回校，不动声色，注意了解新的情况，并做好防备。而林彪自己则先向毛泽东主席和中央报告后，再回校处理。这样，莫文骅便急忙回校向保卫科同志及身边人密告了此事，并布置好一切，以防万一。

　　不久，林彪回来了，马上召集刘亚楼、傅钟、莫文骅、邓富连、谢富治及保卫科同志等开会，宣布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的决定，立即将许世友等一伙人逮捕，以防止事变的爆发引起恶劣的后果。于是，当天下午四时，学校吹响了紧急集合号，召集学员在各队开会，高干的第一二队学员也到各自教室开全体会议。第一队由党支部书记胡耀邦主持，第二队由队长倪志亮主持，由傅钟、谢富治分别向第一、第二队宣布了许世友等人密谋拖枪逃跑和中央的逮捕决定。宣布前，陕甘宁边区保安处长周兴，已派人把两个队的教室包围起来，各队把参与密谋的人一一点名叫了出去，由保安处人员捆绑起来押走了，一共抓了有十多人。与此同时，由邓富连带几个人到学员宿舍，收了所有的手枪。

　　六月六日上午，最高法院召开特别军事法庭公审许世友等人拖枪逃跑一案。由各机关团体代表约一百五十人参加。审判长为董必武，书记为周景宁，陪审为雷经天、周兴等四人。由国家检察机关代表傅钟报告被告人许世友等人的犯罪行为。许世友等人供认：因对抗日统一战线发生怀疑，企图拖枪逃跑，去打游击，承认这是一种反革命行为。法庭经过审理，认为他们过去对于革命有过功劳，决定从轻判决：判处许世友一年半徒刑，其余分别判处一年、八个月或六个月不等。当时的《新中华报》于六月九日曾对判决许世友等人作了公开报道。没过多久，党中央又决定对所有参与事变的人进行特赦，予以释放，重新安排了工作和生活。

　　那时，张国焘在延安。事情发生后，“抗大”震动很大，议论纷纷。学校在城隍庙门口坪里开大会，向全体教职员、学员进行传达解释。中央要张国焘去给大家，尤其是四方面军的干部讲一次话，希望他能作自我批评，启发四方面军同志认清他的错误，站到中央方面来。张国焘迫不得已由朱德总司令、林彪陪同到会讲了话。他对自己的错误和许世友等人的犯罪行为一字不提，却哼哼哈哈、不痛不痒地说什么“如果问题不能在抗大解决……每个同志都有权将问题向上级党部和中共中央提出，甚至向共产国际控诉”。

　　此后，全校就此事开展了大讨论，大家列举了大量事实，愤怒地揭发了张国焘的军阀主义、逃跑主义、反党反中央的罪行，也批判了许世友等人的罪过。

　　事件发生后，中央首先考虑张国焘是否是幕后操纵者。因为正在批判张国焘运动中发生此事，而且平时张国焘与四方面军的干部又有许多接触。鉴于张国焘过去的行为，中央有这种考虑也在情理之中。根据中央指示，董必武、李克农、杜理卿等人负责审理与事件有关的人。他们与被捕的四方面军干部一个个谈话，详细询问事情的来龙去脉，结果证明与张国焘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