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三卷）

千年叩问：欧阳修的两次文字风波

　　◎王水照

　　今年（2007）八月六日将是欧阳修千年诞辰纪念日，不知何故，我首先想到的却是他的两篇引起纠纷的碑志文：一为范仲淹所写的《范文正公神道碑》，一为尹洙的《尹师鲁墓志铭》。欧氏是以文字为生命、也以文字立命的大古文家，这两篇精心撰作的文章，竟遭墓主家属的排拒和名臣硕儒的质疑。问题的焦点是追叙往事的态度问题，也见出“修辞立其诚”的古训，在具体实践时会受到怎样的环境困扰和精神压力。直至今天，各类口述历史、人物传记等读物层出不穷，这一问题仍时时在身边发生，而且更显突出和尖锐。

　　宋仁宗皇祐四年五月，范仲淹病逝，他的儿子范纯仁请富弼和欧阳修分撰《墓志铭》和《神道碑》，富氏于十一月前写成上石，纳入墓中，按常规顺利完成；欧氏却延宕一年多以后始得完稿。这不仅因为《神道碑》立于地上，供万人拜阅，影响更大，而且因为要总结范仲淹的一生活动，无异于要梳理一部近三十年的现代政治史，尤其是党争的历史；而党争的另一方当时仍然人众势大，拥有不可轻视的政治能量，稍有不慎，极易引发事端。欧氏在给姚辟的信中说，他在富弼之后作《神道碑》：

　　中怀亦自有千万端事待要舒写，极不惮作也……为他记述，只是迟着十五个月尔。此文出来，任他奸邪谤议近我不得也。要得挺然自立，彻头须步步作把道理事，任人道过当，方得恰好……所以迟作者，本要言语无屈，准备仇家争理尔。如此，须先自执道理也。

　　——《与姚编礼辟》其一

　　欧氏是范仲淹志同道合的政治盟友，“庆历新政”的倡导者和参与者。为范氏立传，也是为欧氏自己写照，因而他心中有“千万端事待要舒写”；而要写好这篇文章，其关键是“须先自执道理”才能“挺然自立”，使政敌们无可置喙。为达到这个要求，“迟着十五个月”也是可以谅解的了。初稿写成，他先送韩琦审阅：“惟公（韩琦）于文正（范仲淹）契至深厚，出入同于尽瘁。窃虑有纪述未详及所差误，敢乞指谕教之”（《与韩忠献王稚圭》其十五）；韩的意见反馈后，欧“悉已改正”（同前其十六）。事情进展至此，可谓一马平川，波澜不起；连反改革派方面也未发出不同声音，欧氏原先的顾虑也可打消了。不料到了富弼、范纯仁那里，却引发激烈反应，酿成轩然大波。富弼也是推行“庆历新政”的名臣之一，他对欧文的意见，见于《邵氏闻见後录》卷二十一：

　　大都作文字，其间有干着说善恶，可以为劝戒者，必当明白其词，善恶焕然，使为恶者稍知戒，为善者稍知劝，是亦文章之用也……弼常病今之人，作文字无所发明，但依违模棱而已……褒善贬恶，使善人贵，恶人贱，善人生，恶人死，须是由我始得，不可更有所畏怯而噤黙，受不快活也。向作希文（范仲淹）《墓志》，盖用此法。

　　他自己所作的范仲淹《墓志铭》采用的是务使善恶分明、善贵恶贱、善生恶死的痛快淋漓的态度，含蓄地批评欧阳修的《神道碑》却是“依违模棱”、调和折衷，实不足取；他进而明言，他写的《墓志铭》“所诋奸人皆指事据实，尽是天下人闻知者，即非创意为之，彼家数子皆有权位，必大起谤议，断不恤也。” 即使引起吕夷简等家族子弟的群起谤议，他也无所顾惜，一派势不两立的阵势。

　　对于富弼的这个批评，欧阳修直截了当地予以拒绝，他请友人徐无党转告富弼：

　　于吕公（夷简）事各纪实，则万世取信。非如两仇相讼，各过其实，使後世不信，以为偏辞也。大抵某（欧阳修）之《碑》，无情之语平；富（弼）之《志》，嫉恶之心胜。後世得此二文虽不同，以此推之，亦不作怪也……幸为一一白富公，如必要换，则请他别命人作尔。

　　——《与渑池徐宰无党书》其四

　　欧阳修这里所说的“吕公事”，正是双方矛盾的焦点，乃指宝元元年西夏战争爆发后的一桩史实：景祐年间，党争初起，范仲淹等人先后被贬，不久吕夷简也被罢去相位。西夏战争爆发，吕夷简再次为相，推荐范仲淹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大敌当前需要一出新的“将相和”，范仲淹主动写信给吕夷简表示和解。欧阳修在《神道碑》中如实地记叙了这桩史实：

　　自公（范仲淹）坐吕公（夷简）贬，群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吕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为党，或坐窜逐。及吕公复相，公亦再起被用，于是二公欢然相约戮力平贼。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

　　看来，欧、富二人都主张碑志文应“指事据实”，“万世取信”；但究竟什么才是“事实”，如何叙事才能取信后代？他们之间实存在着真正的分歧。激烈的党派争斗，无休止地相互弹劾惩治，贬黜迁徙，不可避免地日趋情绪化，极易导致碑志文的写作出现“两仇相讼，各过其实”的偏向，离开了“信史”的基本原则。欧阳修说得好：他与富弼的区别在于“无情之语平”与“嫉恶之心胜”的不同。他对待历史要取公平、客观、冷静的态度，勿任一己感情好恶的驱使而背离真实。这一条传记写作的指针，具有普适性。

　　墓主家属范纯仁的态度，与富弼一致，对欧氏碑文也不能认同。他不像富弼那样着重于碑志写作的基本原则的讨论，而主要辩白上述的那桩史实。他坚持说：“我父至死未尝解仇”，否认确有其事。欧阳修回应说：

　　我亦得罪于吕丞相者，惟其言公，所以信于后世也。吾尝闻范公自言平生无怨恶于一人，兼其与吕公解仇书见在范集中，岂有父自言无怨恶于一人，而其子不使解仇于地下，父子之性相远如此？

　　——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八

　　《避暑录话》卷上亦载：

　　碑载初为西帅时与许公（吕夷简）释憾事曰：“二公欢然相约平贼。”丞相（范纯仁）得之曰：“无是。吾翁未尝与吕公平也。”请文忠（欧阳修）易之。文忠怫然曰：“此吾所目击，公等少年，何从知之？”

　　他以第一证人的身份引证范仲淹的当日言论，更用范氏和解信件“见于范集”为物证，充分证明范纯仁的不敢面对现实，颇有说服力。

　　这场文字风波的结局是：富弼当然不敢“别命人作”来全盘否定欧作；范纯仁却断然删去范吕和解的一段文字，“即自刊去二十余字乃入石”；欧阳修的态度是：拒绝接受范纯仁所送碑文的拓片，声称此“非吾文也”（见《避暑录话》卷上），还特意提醒人们：若要读这篇碑文，请以他的家集本为准（欧氏《与杜訢论祁公墓志书》）。双方互不退让，闹了个不愉快。

　　欧阳修并不认为他的碑文字字正确，无一瑕疵，不能改动。比如碑文中写到，有次仁宗母亲章献太后临朝，仁宗欲率百官朝拜太后，范仲淹认为不合礼制，力争乃罢。后来苏洵奉诏编纂《太常因革礼》时，得见政府所藏官方案牍，发现“无谏止之事”，便告诉欧氏。欧氏说：“文正公实谏而卒不从，《墓碑》误也，当以案牍为正耳。”可谓从善如流（见苏轼《范文正谏止朝正》）。又如碑中对范氏任官履历的叙述，有人怀疑先后次序不当，他则解释道：“某官序非差，但略尔，其后已自解云‘居官之次第不书’，则后人不于此求官次也”。可谓耐心细密（见欧氏《与渑池徐宰无党书》其四）。那么，为什么在涉及与党争有关的史实上，他旗帜鲜明，寸步不让呢？似有更深层的原因在。北宋的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的前期，都产生过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党争”，但与汉代“党锢之禍”和唐代“牛李党争”不同，它们是“君子”之间政见的歧异，而非单纯的争权夺利，相互倾轧，因而具有某些现代政党的色彩。然而两派对阵，各为自己的政治主张而相争，又极易导致意气用事，不择手段，演出种种你死我活的惨酷场面。今日我们耳熟能详的词语，如“一网打尽”、“不知人间有羞耻事”、“笑骂由汝，好官我自为之”等，均出于北宋政争之时。但北宋的一批名臣国老，大都信奉“立朝大节”，昌公论而杜私情，防止政争的失范。如范仲淹、韩琦在读到石介的《庆历圣德颂》时，因其一味丑化政敌以逞一时之忿，范曰：“为此怪鬼辈坏之也”。韩曰：“天下事不可如此，必坏”（《枫窗小牍》卷上），辱骂丑诋不是政争的正常手法。诚如苏辙所言，范氏“早岁排吕许公（夷简），勇于立事，其徒因之，矫厉过直，公亦不喜也。”欧阳修的《朋党论》力辩“君子有党，小人无党”，公开亮出君子立党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同样体现了政治节操与气度。欧氏在碑文中之所以叙述范吕和解一事，乃是为了突出“二人之贤能，释私憾而共力于国家”的政治风范（《墨庄漫录》卷八），“述吕公事，于范公见德量包宇宙，忠义先国家，”（欧氏《与渑池徐宰无党书》其四）。然而这番用心却不被沉溺党派偏见的富弼、范纯仁们所体谅，难怪欧氏对苏洵说：“《范公碑》，为其子弟擅于石本改动文字，令人恨之”了（《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十一）。

　　到了南宋，欧阳修获得了一位知音，就是朱熹。他与周必大曾为此桩公案展开争论，给周氏写过多封长信，认为“范、欧二公之心，明白洞达，无纤芥可疑。吕公前过后功，瑕瑜自不相掩。”对吕夷简的“前过”与“后功”，应采取分别对待之法：“盖吕公前日之贬范公，自为可罪；今日之起范公，自为可书。二者各记其实，而美恶初不相掩，则又可见欧公之心，亦非浅之为丈夫矣。”对欧氏深致仰佩之意。至于范仲淹，他主动与吕氏和解，正见出“其正大光明，固无宿怨，而惓惓之义，实在国家”，“此最为范公之盛德，而他人之难者”，他还直接引用范氏给吕氏的和解书信的内容，即有所谓“相公（吕夷简）有汾阳（郭子仪）之心之德，仲淹无临淮（李光弼）之才之力”之句，并随手指出，“此书今不见于集中，恐亦以忠宣（范纯仁）刊去而不传也”（《答周益公书》）。朱熹的这几封信件，持论平和，剖析入微，表现出他政见的成熟和对史事的透彻观察，实可看作本案的定谳。

　　尹洙是欧阳修政见相契的文友，庆历七年（1047）不幸去世，欧氏受范仲淹之托，撰写了《尹师鲁墓志铭》。欧氏出于对文友的敬意，追摹尹洙简古的文风，用精练准确的语言，评述亡友一生的行事和业绩，欧氏自感能告慰亡友于地下。不料招来尹洙家属和欧、尹友人孔嗣宗的非难，欧氏又作《论尹师鲁墓志》一文予以辩解。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双方意见分歧，主要集中在如下三点：一、尹洙以古文名世，而《墓志铭》只说了“简而有法”四个字的评语，甚嫌评价不足。欧答云：“简而有法”四字的分量极重，只有孔子亲自所作的《春秋》才当得起，我用以称尹洙之文，已是极高评价，“修于师鲁之文不薄矣”。二、尹洙破骈为散，厥功甚伟，《墓志铭》未给予充分肯定。欧答云：“偶俪之文，苟合于理，未必为非，故不是此而非彼也”。就文体而言，古文固然好，但骈文也未必一概皆坏。三、尹洙家属认为“作古文自师鲁始”，而《墓志铭》未提到尹洙在宋代古文运动中的这一首倡地位。欧答云：“若作古文自师鲁始，则前有穆修、郑条辈，及有大宋先达甚多，不敢断自师鲁始也”。三条意见，前两条属于事理辩析，后一条又关涉于事实的有无了。欧氏的辩解应该说是合乎情理和实际的。

　　然而，事情的结局是“尹氏子卒请韩太尉（韩琦）别为墓表”（欧氏《与杜訢论祁公墓志书》）。韩氏之《表》洋洋洒洒超过欧《志》二三倍之多，欧《志》遭遇冷落。欧阳修颇为感伤地说：“又思平生作文，惟师鲁一见，展卷疾读，五行俱下，便晓人深处。因谓死者有知，必受此文，所以慰我亡友尔，岂恤小子辈哉！”（《论尹师鲁墓志》）

　　欧阳修说是尹洙家的“小子辈”、“卒请韩太尉别为墓表”，这是不确的，似乎他也不明白内情，这又要说到这场文字风波的另一位人物了。他不是别人，就是范仲淹。尹洙临终时，范仲淹在现场。范对行将辞世的尹洙说：“足下平生节行用心，待与韩公、欧阳公各做文字，垂于不朽”，尹洙“举手叩头”，表示同意与感谢。范氏决定了具体分工：“永叔作墓志，明公（韩琦）可与他作墓表也”（范仲淹《与韩魏公书》其一），可见韩琦作《墓表》是范仲淹的主意。欧氏《墓志》作成而非议随起，这个难题又到了范氏那里。范氏给韩琦信（《与韩魏公》其二）云：

　　近永叔寄到师鲁墓志，词意高妙，固可传于来代。然后书事实处，亦恐不满人意，请明公更指出，少修之。永叔书意，不许人改也。然他人为之虽备，却恐其文不传于后。或有未尽事，请明公于《墓表》中书之，亦不遗其美。又不可太高，恐为人攻剥，则反有损师鲁之名也。乞审之。人事如此，台候与贵属并万福。

　　范氏既肯定欧文“词意高妙，固可传于来代”，但又说讲事实处，“恐不满人意”，这或许在为尹洙家属代言。对这个“不足”，欧氏拒绝修改，而若换别人写作，又“恐其文不传于后”，真是两难。因而请韩琦在作《墓表》时弥补、充实，这样，对欧氏和尹洙家属的意见都能兼顾，且又能保持文字的身价与声誉，表现出范仲淹处理难题的老到达练。现在我们读到的韩琦这篇墓表，事迹详备，叙事酣畅，尤在政治评价上更为充分，但也注意不拔高虚美。他对欧、尹分歧的前两条即“简而有法”、“破骈为散”绝口不提；对于第三条“事实”问题，他写道：

　　本朝柳公仲塗（柳开）始以古道发明之，后卒不能振。天圣初，公（尹洙）独与穆参军伯长（穆修）矫时所尚，力以古文为主。次得欧阳永叔以雄词鼓动之，于是后学大悟，文风一变，使我宋之文章，将逾唐、汉而慑三代者，公之功为最多。

　　韩琦以柳开——穆修、尹洙——欧阳修来概括宋初以来古文运动的发展脉络，既肯定了尹洙的地位与贡献，也明显吸取了欧阳修的“作古文不自师鲁始”的见解，使争论双方都能接受，并为后世学者所普遍认同。随后范仲淹为尹洙文集作序（《尹师鲁河南集序》），再次复述这一由柳、穆、尹、欧所构成的发展脉络，只是点明尹洙是“从穆伯长游”的，属于追随穆修之列，而且改“公（尹洙）之功为最多”为“深有功于道”，删去“最多”二字，体现他评价尹洙“不可太高”的主张。而韩琦处理问题的深思熟虑，面面俱到，也丝毫不让范仲淹。他们二人可能已看出，欧阳修拒绝修改的根本原因，在于这既关乎古文的写作及其历史发展的重大问题，又是关乎传记写作的“信史”原则。欧氏的坚持，理应得到尊重。

　　两次文字风波都给欧阳修造成一定的伤害，两篇原无问题的作品成了“问题”文章，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但他所坚持的思想、观念和原则，仍给后人以启迪，至今尚未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