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二十二卷）

第37章 文物属于谁

　　◎关山

　　曾经有国外的文物专家访问中国时，听说中国政府正进行抢救流失海外文物的工作，表示难以理解。他们说：“文物放在西方的博物馆里，能得到更好的保护，能传播中国的文化，这不是更好吗？”我国的有些专家也认为：“去中国的西部，看到壁画被残忍地切割下来，墓葬被炸开，还能说这是保护文物吗？”

　　《中华遗产》刊登的《文物属于谁？》一文，对中国和我国博物馆的情况作了介绍，现摘登如下——

　　几乎所有的纽约导游手册上都写着这样的话：“去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参观，你最好先有个计划。”因为其馆藏有三百多万件艺术珍品，如同一个浩瀚的艺术瑰宝的海洋。

　　而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这三百多万件文物中，百分之九十来自于社会捐赠，为此有许多展厅或展室都以捐赠者的名字命名。

　　不仅大都会如此，放眼世界上比较大的博物馆，无论是日常运营维护，还是增加藏品，都离不开个人的捐赠。以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博物馆之一的大英博物馆为例，为其最初建馆打下重要基础的，就是一位名为汉斯·斯隆的爵士捐赠的一千七百余件个人藏品。

　　而在国内，比如故宫博物馆一百八十万件藏品中，百分之八十五以上为清宫旧藏文物和遗存，此外还有来自文物局和博物馆划拨的，民间捐赠的总数不到百分之十；上海博物馆的藏品一百万件，只有近百分之十来自于民间的捐赠……

　　百分之九十和百分之十，这之间的差距在哪里？

　　民间捐赠，基本来自企业、社会团体或个人。

　　铭刻着文物捐赠者名字的故宫景仁榜，是按年份分栏的。一年一年地看过去，每一个木牌上都是人名，大多是一个名字，也有夫妻二人的，甚至有“某某等十人”字样的。然而在二〇〇五年的景仁榜上，却出现了一个企业的名称——“沃尔沃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当年他们购买了一批瓷器，捐赠给故宫。

　　这是景仁榜上唯一的企业，而且是一家国外企业。

　　捐赠文物给企业带来的荣誉固然重要，但获得经济上的利益也许更加实际。沃尔沃的捐赠行为，有经济利益吗？我不得而知，但在国外是有的。

　　二〇〇五年，一百十一幅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和巴罗克时代的精美绘画在中国美术馆展出。作为中法文化年的重点项目之一，那次画展汇集了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等大师的作品，包括《裸体男子》和《披纱男子》两幅法国“国宝”。这些作品是二〇〇四年法国政府在家乐福集团资助下以一千一百万欧元购得的。

　　根据法国对资助收集民族宝藏和有重要遗产意义作品的新税收政策，家乐福这一行动最终可抵扣约九百九十万欧元的应缴税（占其应缴税总额的百分之九十）。

　　同样，在美国，企业若向公益机构捐赠，会得到百分之三十左右的免税，可谓名利兼收，而且据说这一政策并不限制该公益机构的国别。

　　但查阅中国的《公益事业捐赠法》，其中虽然也有关于捐赠公益事业的奖励政策，但是条款较粗，缺乏明确规定，也没有完整的捐赠奖励制度，各收藏机构对捐赠者的奖励往往“视情况而定”，这使得实际操作时，极易引起争议。同时，由于对文物捐赠者的税收减免政策或者缺失，或者力度不够，从而使企业等社会力量捐赠文物的积极性受到很大影响。

　　企业如此，对个人而言又如何呢？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有许多文物收藏家没有把收藏当成私产，慷慨捐赠，纵观他们的言行，都是将文物视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财富，因此托付给博物馆，被视为这些文物的最好归宿。犹如把自己的宝贝女儿，嫁到可心人家，心便安了一样。

　　但随着上世纪九十年代文物拍卖市场的开放，文物进入以市场体现价值的时代。于是，把自己的藏品卖出去换成现钞或许更为实际。

　　捐赠甚至都变成了文物“变现”的途径之一——有不少博物馆一直在向社会征集文物，但多数收藏家，在经鉴定确认自己藏品的价值后，却是希望能卖给博物馆。南京博物院院长徐湖平说：“过去很多文物不值钱，齐白石一平方尺的画才八块钱，现在价值几十万了，在巨大市场利益的诱惑下，很少有人会再愿意捐赠给国有博物馆。”

　　无论是否愿意接受，这就是现实的情形——博物馆捐赠之路还能走下去吗？

　　我曾听到这样一个故事，上世纪五十年代，一位先生向故宫捐赠了两千多件文物，然而几十年后，他的后人又回来将文物追讨了回去。他的理由很简单，这些东西是我家的。这个理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我爷爷、我父亲的，就是我的。

　　这个观念，是中国人的观念，家族血缘的传承，使族人、家人被牢牢拴在一起，父债子还，父财子承，天经地义。因此，即使父亲捐出去的东西，也不作数。这种行为，当然就无法用道德来要求。

　　除非这个子孙不在乎，不喜欢祖上的东西。有不少收藏家向博物馆捐赠时就说，“自己的后代没有同样收藏爱好”，不如捐了好。

　　由此我想到一个问题，文物究竟属于谁？是私产还是公产？

　　家、国已然是两难的选择了，但在西方国家，却还有另一种：文物属于全人类。

　　这让人联想到中国那些流失海外的文物。

　　二〇〇七年九月，澳门赌王何鸿燊以六千九百一十万港元的价格，购入圆明园十二生肖“水力钟”喷泉之马首铜像，并将铜像捐赠国家。国家文物局高度赞扬了他的爱国义举。其实早在二〇〇〇年，圆明园猪首铜像也由何鸿燊购得并捐赠保利博物馆。对此，何鸿燊说：“我很荣幸能参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工作，继猪首铜像之后，将马首铜像捐赠国家。我希望能籍此带动更多人参与保护中国文物的工作，共同宣扬爱国爱民族意识。”

　　然而，同一事件在不同的人，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曾经有国外的文物专家访问中国时，听说了中国政府抢救流失海外文物的工作，遂表示难以理解，“文物放在西方的博物馆里，能得到更好的保护，能传播中国的文化，这不是更好吗？”这就是“文物属于全人类”的观点的表现之一。

　　文物走私是中国文物大量外流的重要途径，为了堵住文物输出目的地以打击文物走私，近日，中美两国政府为达成“限制中国文物非法进口美国”的相关协议，进行了多次谈判。然而美国的一些大收藏家、博物馆馆长却联名反对，并跑到北京来做国家文物局局长的工作。他们的观点与上述专家如出一辙。

　　从终极意义上看，文物应该属于全人类。但从现实看，这个命题却有无数跨不过去的障碍。中国如此，外国也如此。文物属于谁，显然是个难题，我们是否可参照一些例行的办法，把它留给我们的子孙去回答，都说：子孙比我们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