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二十二卷）

第36章 洛阳盗墓魅影

　　◎上官敫铭

　　这些年来，一些利欲熏心的人盗窃破坏文物，已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盗墓的人愈来愈多，手法愈来愈高明，盗墓利益链延伸所至的保护伞，令人吃惊。《新世纪》刊登的《洛阳盗墓魅影》反映了其中若干内情，现摘录如下——

　　十三朝古都洛阳城，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被誉为“最早的中国”。定鼎于此的百余位帝王，与其朝臣们魂归西天之后，多数埋骨于被视为千年龙脉风水宝地的邙山。

　　邙山，层层叠叠的墓葬，也使延续至今的盗墓行为几乎演变为一个行业。以盗掘文物为主要动机的盗墓活动，在洛阳可谓风起云涌。盗墓者惯用的“洛阳铲”甚至伸向了世界文化遗产龙门石窟保护区，二〇一〇年底前后，这里的西山东坡也被盗掘。近年来洛阳盗墓现象之疯狂有增无减。仅二〇一一年初即发生多起因盗墓引发的命案，多处古墓葬被洗劫。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二日拂晓。洛阳龙门山上，巡山的护林员听到柏树林窸窸窣窣作响。循声而去，几个人夺路而逃，黑影消失于密林之中。护林员看到，一块“石门”已被运到路边，钢索、小轮车及铁铲等作案工具被丢弃一旁。

　　“龙门山又被盗墓贼挖了！”这是不到两年时间内，龙门山第二次被盗挖。

　　一九八二年，龙门山成为中国第一批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二〇〇〇年十一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龙门石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并划定了保护区域。在石窟雕刻中，西山石窟奉先寺“卢舍那大佛”是石雕典范。大佛身后西北边约八百米处，是严禁游客进入的保护区域，前述被盗掘出土的石门就出自于此。

　　当日，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将石门运至山脚的龙门石窟研究院后，向辖区内的派出所报案。“十一·二”特大盗挖古墓葬案专案组由此成立。

　　经洛阳市文物专家鉴定，该石门系国家一级文物——唐代“辅兽衔环”。在一块高一点五米、长一点二米、厚约三十厘米的石板上，两只长角兽类各嘴衔圆环，莲花形状的高浮雕遍布四周。

　　北京一位文物专家鉴别后，说这是他看过的最精美的石门。鉴于事件的敏感性，此案一直秘不外宣。

　　作案现场遗留有矿泉水瓶、烟头等物以及作案工具。警方确定了“以物找人”的思路，以盗挖现场为中心，半径五公里的排查行动由此展开。案件的突破口，最终确定为遗留在盗挖现场的小轮车。专案组通过对该品牌轮胎销售点和附近小加工厂、建材租赁站的排查，获得关键线索。随后顺藤摸瓜，发现龙门村村民李全立、冯松卫有重大嫌疑。案发后，两人突然不知所踪。警方决定对二人采取抓捕行动。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十四日凌晨，李全立在回家时被捕。经审讯，李全立交代了伙同冯松卫、张俊杰、李学立等十二人盗挖龙门西山古墓葬的经过。

　　二〇一〇年十月，张俊杰等人经过两次踩点，找到了一年前已被盗挖的古墓位置，确认石门仍埋在地下半米深处。十月三十日，他们将石门挖出并拖离古墓葬。由于保护区砌起砖墙与外界隔绝，张俊杰等人趁黑摸到古墓葬后，将石门抬上了准备好的小轮车。十余名盗墓人分成多组，有人负责放风，有人推小轮车，其余的则将钢索绑在林间的柏树上，试图将石门一步步拖上山顶平地。

　　石门太重，张俊杰等人每次只能拖出二三十米。或是遵循了盗墓行业“鸡鸣灯灭不摸金”的古训，次日拂晓时分，张等人掩藏好石门及作案工具后便悄然退去。

　　如此深夜作业，凌晨撤离，十一月二日，当张俊杰等盗墓人第三次拖运时，被护林员发现，弃石门逃离。

　　李全立被捕后，截至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警方先后在关林、伊川、汝阳及商丘等地，将犯罪嫌疑人张俊杰、冯松卫、李学立、翟国栋等十一人抓捕归案。另有三人在逃。

　　据专案组透露的信息，犯罪嫌疑人的相关口供资料显示，上述十余人分属三个盗墓团伙，多年来流窜于陕西和河南多个地区盗掘古墓葬。已被抓捕的犯罪嫌疑人明确供认盗挖古墓十余起，形成了一个现场盗掘、当场收购、再转手倒卖的盗墓及贩卖文物犯罪体系。

　　“我们现在抓的这些，其实都是干苦力的，是盗墓体系的最底层。”龙门派出所的民警李志说，“如果继续追查下去，盗墓团伙涉及的人将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

　　洛阳地处河南省西部，黄河南岸，中国历史上近三分之一的皇帝埋葬于此。

　　中国自古有厚葬之风，盗墓亦成为延续千年的行业。据“十一·二”专案组相关民警介绍，张俊杰、李全立等盗挖古墓犯罪嫌疑人虽出身农家，却长年以盗墓为营生。盗墓面临着严厉的法律制裁威慑，据《刑法》规定，盗掘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或者走私国家禁止出口的文物的，最高可处无期徒刑，并伴随罚金、没收财产等处罚。

　　然而，由于利益驱使，盗墓及倒卖文物等行为在洛阳从未绝迹。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文物收藏风潮兴起，盗墓现象死灰复燃。

　　警方在盗墓及倒卖文物的同时，内部人与盗墓者勾结亦不乏其例。一九九四年，原洛龙区公安分局缉私队队长郭勇就因此被处以极刑。

　　“十一·二”特大盗挖古墓葬案仅是近年来洛阳市盗挖古墓案之冰山一角。洛阳警界民警坦承，如今盗墓已呈猖獗之势。

　　二〇一一年一月十三日，一群盗墓者在洛阳宜阳县盗墓时，墓坑发生坍塌，三人当场毙命于古墓穴。

　　二〇一一年一月十六日，九名盗墓者在洛阳孟津县平乐镇左寨沟村盗挖一汉代古墓。当天深夜，村民被盗墓者掏土的咚咚声惊醒后报警。直到警车逼近时，盗墓人才开始逃窜。有三名盗墓者坠入不远处的深沟，造成一死两伤。

　　二〇一一年二月十四日夜，洛阳邙山镇发生命案，五名盗墓者因分脏不均发生口角，一人被当场杀死。

　　除了因盗墓引发的命案，一些盗墓者索性放弃了“鸡鸣不摸金”的行规，明目张胆于白天盗掘古墓。

　　在厘河区小李村，村口不远处一块约四百亩的土地上，百余个盗洞散布田间。这里原是马坡村的一部分，享誉海内外的“洛阳铲”正是发源于此。清末民初，马坡村李鸭子首创的半圆筒形铁铲，后来成为最著名的盗墓工具。

　　据附近的村民称，前述地块已被征收，将用于厂房建设。盗挖古墓的人大白天便在该地块挖掘。一般情况下，白天盗掘古墓要在青纱帐掩护之下，如今，这块暂时“无主”的土地，则成了盗墓人公开“探宝”之地。除了烟头和手套等物，古人的遗骨也散落于盗洞周边。

　　一位专业人士判断称，从厂矿的瓦罐瓷片及遗落的铜币可知，这些墓葬多是汉墓和唐墓。

　　不但挖掘古墓，明目张胆抢文物的现象也不鲜见。二〇〇九年四月十二日夜间，距白马寺东北方向约四公里处，位于孟津县平乐镇金村的金龙寺，一伙人将多位寺院管理人员控制后，将一尊北魏时期的石佛抢走。如今，该尊石佛仍不知所踪。

　　洛阳盗墓界的老鬼（化名）说，“前些年还收敛点，这几年‘工程’（指盗挖古墓）就没有停止过。两条规矩，只要不动皇陵，不出人命，其他地方随便挖。”

　　如今，洛阳打击盗墓及文物保护面临的局面，除了在在逃嫌犯，曾被法办的盗墓团伙成员多数已获自由。有警方人士称，这些人在洛阳盗墓及文物界若隐若现，再次控制了地下文物江湖。

　　二〇〇二年十一月底，公安部接到了一封举报信。一位自称文物爱好者的人士称，在多年与文物交道的过程中，发现洛阳市倒卖文物现象猖獗，这些文物经广州过香港而流失海外。其所见之文物，无论数量和价值，就连洛阳市博物馆展示馆藏也难以匹敌。举报所称之文物，几乎无一例外均从古墓盗挖得来。

　　当年十二月四日，公安部副部长白景富作出批示：“组织专门力量，精心设计指挥，尽快一网打尽。”

　　十二月十日，公安部责令刑侦局召集河南、广东两省公安厅领导召开专门会议，要求以河南警方为主，两地侦查部门组织侦破、查清涉案犯罪事实，彻底斩断“河南—广州—香港”的文物走私通道。“十二·十”专案由此得名。

　　前述呈上公安部领导案头的举报信称，洛阳市的文物从盗挖到收购、运输，基本由“宋氏兄弟”——主要系宋彦彬和宋彦庆控制。宋氏兄弟的家庭及社会关系扎根于孟津县及洛阳市两地，他们直接参与了盗挖古墓及倒卖文物。

　　宋彦彬是宋家长子，宋彦庆则排行第三。宋家其他两位兄弟，老二和老四均是洛阳市现职警察，洛阳坊间称“两红两黑”。宋氏其他家庭成员和亲戚亦不乏当地政界中人。

　　经“十二·十”专案组查证，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宋彦彬、宋彦庆兄弟开始涉足倒卖文物活动，随着与倒卖文物分子频繁接触，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生意圈。专案组相关材料称，宋氏兄弟以威胁和收买的方法，将部分活跃文物贩子收拢门下，营建以他们为首的倒卖、走私文物和盗掘古墓犯罪集团，形成了盗掘古墓、倒卖、走私文物“一条龙”犯罪网络，逐步控制洛阳地下文物流通渠道，垄断了洛阳倒卖文物黑市。

　　据专案组相关材料显示，经过前期秘密侦查，该案涉及人员达二百余名，案件涉及陕西、山西、河南、广东及港澳等地，大批国家珍贵文物流失国外。此外，专案组亦掌握了该团伙涉及刑事犯罪案件一百六十四起，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已达到起诉条件的四十三起；缴获各类文物五百六十五件，其中国家三级以上文物一百四十四件。

　　二〇〇三年一月十三日晚，专案组采取首次抓捕行动。但是，宋氏两兄弟当天并未落网。一月二十八日，“老三”宋彦庆才被抓捕归案，“老大”宋彦彬潜逃至今。

　　大抓捕行动随后只能草草收网。在确定线索的二百多名犯罪嫌疑人中，依据当时掌握的证据，警方仅拘捕了九十一名涉案疑犯。如今已被释放的盗墓团伙成员老庄（化名）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佐证，专案组在采取抓捕行动时，洛阳警方的“内鬼”已向犯罪嫌疑人进行了通报。

　　据专案组掌握的证据表明，盗墓及倒卖文物团伙主要分为四个层级。相关专案组成员描绘了盗墓利益链条的组织架构图——

　　第一层是直接盗掘古墓葬的人。这是风险最大、收益最小的盗墓者，他们以洛阳郊区、孟津、偃师等地的农民为主要成分。

　　盗墓利益链的第二层级，以“识文物、懂交易”的倒卖文物惯犯为主。他们有相对固定的下线，负责组织盗墓或收购文物。

　　核心是第三层人员，控制整个盗墓及文物倒卖链条的关键环节。这一层级的人物，除了坐拥雄厚财力为第二层人员提供活动经费，更重要的是能够疏通文物通道，在盗墓及文物倒卖文物活动中确保安全。

　　第四层级的人员，则是能沟通海外买家的文物贩子。正是这一层级的人员，打开了致使中国大量文物流失海外的通道。

　　二〇〇四年三月，在“十二·十”终审前，被告人蔡武堂为将功赎罪，要求面见时任洛阳市公安局局长、“十二·十”专案领导小组主要负责人张太学。据张太学回忆，当年张太学带领办案人员提审了蔡武堂。

　　“他检举了盗墓团伙在纪检部门的后台。”张说，原以为仅是洛阳警界有“内鬼”，但背后涉及官阶更高的人员。

　　同年四月十七日，蔡武堂的妻子赶往焦作试图探视时得知，蔡已被秘密转移到栾川县关押。“那天，公安厅的一个人到栾川见了蔡武堂。”张太学回忆说，这一天是“十二·十”专案最为关键的一天。

　　一切看似巧合。随后的四月十八日，河南省纪委调查组宣布，对“十二·十”专案组具体工作负责人张建岳和主要领导李小选进行“双规”。原洛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一大队副大队长、“十二·十”专案组材料内勤尤益民也被要求到纪委接受调查。不久，原刑警支队政委王宗文也被“双规”。

　　后来得知，河南省纪委调查组是以涉嫌私设“小金库”为由，对洛阳刑警支队进行调查。

　　在被省纪委调查后，“十二·十”专案的侦查工作中断。据张建岳介绍，在“双规”期间，他凭借多年刑侦经验，从滞留多日的某宾馆顺利“出逃”，与李小选等人会合后辗转赴京，到公安部说明情况。他们除了反映专案在侦办过程中出现的反常情况及重大线索，也解释了“小金库”的问题。此后的调查结果表明，“小金库”系因警方办案经费紧张，经向洛阳市相关主要领导汇报后设立，属于“体制遗留问题”。该账户收支明细管理规范，警察个人在经费使用上均未出现违规，所有费用都开销在办案上。

　　自二〇〇四年五月起，洛阳市警方疾风骤雨式的人事调整展开。时任洛阳市公安局局长张太学被调任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副主任。“我当时明确表示了三点意见，”张太学对本刊记者说，“第一是想不通。公安部正在组织学习洛阳公安的先进经验，为什么这时将我调离？第二是不满意。从事公安是我的长项，将我调到其他岗位我不满意。第三条意见是作为党员，我只能服从组织决定。”

　　纪委调查组对“小金库”问题调查结束后，“十二·十”专案组的成员也相继被调离原岗位。

　　随着专案组成员解散，公安部二〇〇三年挂牌督办的“十二·十”专案搁浅至今。

　　二〇〇三年九月，焦作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宋彦庆涉嫌倒卖文物罪及非法拘禁罪，宋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收监两个月后，宋彦庆被保外就医。“三哥又回来了！”有盗墓者如是说。

　　部督大案搁浅后，被调离专案组的办案人员一时有些灰头土脸。曾举报相关高层官员涉嫌违法违纪情况的蔡武堂等人，重获自由后则不再承认昔日检举供述的内容。在洛阳坊间，“警察斗不过盗墓团伙”在民间流传。

　　“十二·二”专案只是伤了盗墓团伙点皮毛。专案组成员“翻船”，证实了盗墓团伙背后的力量。

　　“现在盗墓警察都不一定敢抓，抓了也没用，除非是大案。”老庄说，“三哥（指宋彦庆）出来后，我们又开始干活了。”如今，蔡武堂、“福顺”等人均已重获自由，并重操“古玩”行当。据老庄和老鬼等人称，二〇一〇年秋天，盗墓人员在驻马店盗掘了多座墓葬，“光支付给挖墓人员的钱都好几百万。现在，洛阳周边的一些地方也都在挖。”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四日，在河南郑州召开的全国文物安全与执法督查工作会议上，再度证实了中国文物安全保护面临的严峻形势。据公安部刑侦局的数据，盗掘古墓葬呈上升态势，二〇〇八年至二〇〇九年九月，文物犯罪立案一千七百六十八起，其中盗掘古墓葬八百四十四起，占文物犯罪案件的百分之四十七。

　　几乎与当年的“十二·十”专案一样，“十一·二”专案实际也已原地搁浅。四名办案干警，如今一人已被调离。在第一次向洛龙区检察院移交案件时，检方退回案卷要求继续深入侦查。而据本刊记者了解，剩下三名办案成员，被要求只巩固现有证据，其他线索不再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