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来自地面的对空战争――记战时重庆防空司令部
1933年国民政府确定防空建设方案，1934年成立防空学校，地点在南京。分为积极防空和消极防空两大门类。所谓积极防空就是对空作战，消极防空就是地面防护，也叫人民防空，培训各地的消极防空人员。重庆人员回来已是1936年春天，冬天成立了防护团。这是由官方领导的民间义务组织，大体系统和警察局平行，这套重庆发明的组织系统战时被推广到全国。1937年“七・七事变”，9月1日成立了重庆市防空司令部，归属省防空司令部。1937年底国民政府进驻重庆，1938年2月该部开始向正规化和中央化方向改组，1939年2月正式划归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属航空委员会，改称重庆防空司令部，人员基本上为专职，高级人员仍有兼职。此时防空部内部的非专业化状况尚未完全修正，就遭到1939年“五・三”、“五・四”大轰炸一系列重创。当年6月防空司令部再度改组，直隶军委会，10月第三次改组，卫戍司令刘峙上将兼司令，市长吴国桢和空军第一路重庆区司令毛邦初和张廷孟兼副司令，中将副司令胡伯翰主管业务。业务上划分为第一处（积极防空）、第二处（情报）、第三处（消极防空），处长领少将军衔，形成防空部的基本格局。指挥部从学田湾“云庐”的防空部总部独立出来设在歇台子彭家花园的一个大岩洞里，由中央防空总监部情报处长黄静波少将兼处长。胡伯翰的办公室和空军重庆区司令部也设在那里，实际上两家就在一起办公、研究讨论敌情。情报搜集分析整理部分和一处隶属于军委会统筹，情报传递部分和三处隶属于卫戍司令部统筹。
战时新建长江以下直到唐家沱、嘉陵江以上直到磁器口、渝黔线以南直到綦江的三片工业区，北碚夏坝、江津白沙坝以及沙坪坝三片学院文化区，歌乐山――北碚――青木关迁建区。大轰炸时期为了疏散市民，沿成渝、渝黔两条大路80公里划入重庆，中、中、交、农四行沿线构筑平民住宅，划入周围六县为卫戍区。城市人口依移民进入和轰炸疏散反复消长，从1937年47万人到1938年58万人，之后历年变化为1939年40万人、1940年41万人、1941年68万人，1942年空袭停止后人口直线闯过百万大关，洞容量也历年增长到1938年6.66万人、1939年14万人、1940年11.93万人、1941年46.17万人。物价指数1937年100，1938年110，1939年170，1940年350，1941年1120，1942年3270.之后限价维持1942年年底的指数。战前工业除了民生公司系列少数企业，基本是老式作坊，战时顿然改观为现代化兵工、炼钢、机械、造船、纺织、化工等综合工业区。商业1937年有14个同业公会1007家企业，递增到1942年88个同业公会25920家企业，其中百货业2403家，表现出极度行业繁荣。这些都给防空部带来了新的防空课题。
1937年11月，日本陆军航空本部《航空部队使用法》规定：“第103条：战略攻击的实施，属于破坏要地内包括政治、经济、产业等中枢机关，并且重要的是直接空袭市民，给国民造成极大恐怖，挫败其意志。”这是以军事操典明确表述的无区别战略轰炸运用。1938年对重庆周边梁山（现梁平）、白市驿、广阳坝三军用机场轰炸，并高空探进市区。日本大本营以下文件直接导致集中于1939-1941三个年度对重庆市区的狂暴无区别轰炸：
1.1938年12月日本《大陆命第241号命令》之《陆海军中央航空协定》，导致1939年度对重庆大轰炸，日本陆军航空兵团司令江桥英次指挥，第一飞行师团主攻，第三飞行师团策应，首次使用燃烧弹辅助爆炸弹，对市区木竹结构为主的大片街区进行大破坏。1月15日目标是国民政府。5月3日午后突进下半城，110分钟投弹166枚，41条街道起火，其中包括著名的金融中心陕西街，和包含五条大街昼夜营业的商业中心商业场，重伤350人、死亡673人，经济损失42万元，当夜月全食，暗无天日，熊熊大火彻夜不熄。次日傍晚敌机再袭上半城，108分钟投弹126枚，38条大街起火，包括下江人商业集中的都邮街（现解放碑），重伤1973人，死亡3318人，附近国泰大戏院200多名看电影的观众被包在里面。经济损失150万元。此役对于重庆人命伤亡和心理打击都很沉重。
2.1940年5月13日日本陆军派遣军总司令部与日本海军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部签署《陆海军中央协定》代号“101作战计划”，陆海军联合空袭部队5月19日起发动对重庆轰炸，目标包括市区内外的居民区、工矿区、大学区，仅6月的13天空袭中敌机投弹数量即超过1939年全年总量2300多枚，死亡790人，重伤1251人。8月全是上百架飞机的大编队，19、20两日是著名的轰炸大案，投弹近千枚，使用新型凝固燃烧汽油弹（慢性炸弹），造成20000多人无家可归，整条大梁子被烧光，伤亡各300余人。全年投弹9000多枚，伤亡9000多人。
3.1941年日本大本营《大陆命第925号命令》之《第五次内地空中作战计划》，5月到9月是小规模袭扰，8月8日到14日7昼夜疲劳轰炸，国民政府礼堂、蒋介石黄山官邸、各国使领馆、通讯社以及美国军舰图图伊拉号数次遭到攻击。全年投弹5880多枚，伤亡4000多人（包括“六・五大隧道惨案”）。
很显然第二处的情报工作倍受关注，它的对空监视范围从1937年底确定为周围32县，警报网区域东起唐家沱、西至青木关、南达李家沱、北抵金紫山，警报台49座，每座为4名职业军人编制，之间有各级电话网联系。从1938年1月30日开始到1943年8月23日最后一次袭渝，6年间共发布警报203次（攻击203次），历时总长548小时40分钟，1941年警报时间/次超过3小时以上32次，占全年警报数44%，其中最长一次为7月28日，长达9小时15分钟。准确率相当高，受到盟国赞誉最多。主要信号采用电动音响警报器，以工厂汽笛、大型手摇警报器、电（汽）笛、路灯、铜锣、钟声、旗帜、灯球等为辅助信号。因经常轰炸造成断电球，内装燃烧煤油的风雨灯，外施红、绿二色，红球用于警报空袭，绿球用于解除警报，民间感激地称为胡球。1941年6月5日夜空袭中，由于较场口警报台在6月2日轰炸中被破坏未及修复，当晚用乌色红布罩住灯笼。是年3月航空部有令，敌人放毒用乌灯为信号。信号语言的歧义引起恐慌，造成隧道里面殴斗骚乱，是惨案原因之一。胡球在战时的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至今枣子岚垭下面，因为当年有过一个警报台，还有一个叫做“红球坝”的地名。据说后来台湾防空警报也用，叫“伯翰球”。胡伯翰是下江人，原籍湖北，家住在学田湾，防空部就在那里。第三处处长丁荣灿回忆，“每晨室、处、科布置工作，然后去各直属单位听取汇报，检查工作。午后则检查各处室工作执行情况，并作指示。长期坚持，从不间断。因而调动了各级官佐的工作积极性，造成机关的蓬勃朝气。”
从1939年初到1941年夏，胡伯翰主政防空部期间，经历了最残酷的三年大轰炸主要历程。
当年日本年产飞机1590多架，每年对华战场保持1000多架水平，从1940年起长期飞临重庆以100余架/次的大编队。中国空军300多架外国飞机，且具有作战能力的只有一半。1940年9月13日在重庆远郊璧山上空的一次空战，敌人以11架飞机击败我方24架飞机，从此我方失去绝对制空权。对付重庆上空的入侵敌机就只有防空部第一处的火力，由45炮兵团团长辛文锐少将兼处长，管辖炮兵45、41两团9个连，指挥部在枣子岚垭。还有兵工署20、21、24厂警卫队等。迎头对准临敌方向，在江北、南岸和半岛西部布置10个主要阵地，有7.5卜福斯高射炮、2.5哈科斯机关炮、3.7高射机关炮、1.27维克斯机关炮等30余门。另防空学校照测学兵队16个分队配合炮兵阵地分布，使用照空灯和听音器，夜间临敌使用，追逐敌机目标，强光眩惑敌机飞行员视线，造成光下的死角屏蔽城市。统计到1941年间，击落击伤敌机整100架。由于积极防空能力薄弱，消极防空成为防空部工作的主题。第三处的指挥部仍在防空部，处长丁荣灿少将在大轰炸的年份中一直没有回家，就住在这里。有一次他的夫人从海棠溪疏散落户地点进城来看他，不知在路上经历了什么，回去后她对孩子们说：“娃儿们，你们晓不晓得，老汉（父亲）是在血盆子里面抓饭吃呀！”
第三处的消极防空工作，直接面对在血海一般大轰炸中痛苦挣扎的百姓，涉及的有防空洞工程建设、防空洞管理、避难管制、交通管制、灯火管制、消防、防毒、防护、救护、工务、配给、赈济、抚恤、疏散等等，营的官兵，为了解决极为困难的人力和财力问题，策划组建了空袭救护委员会，还要联系市防护团和其他同类民间组织进行“业务上的指导”。组织上防护团归属市府管理，而空救会归属全国赈济委员会管理，这些由三处派生出来的骈支机构，逐渐不再服从三处，而自大起来。重庆市的防护、救护、消防三大方面的工作成绩是卓著的，虽然有很多困难和缺点，但是他们凝聚了全市人民的防护能力，有着把越来越残酷的大轰炸的灾难降低到最低的可能性。1939年平均一颗炸弹毁伤人命3.5个，到1941年降低为3.5颗炸弹毁伤一个人命，欧洲盟国对此十分推崇。1941年6月5日夜袭中发生了较场口大隧道窒息惨案，本届司令部再次改组，刘峙兼司令撤职，胡伯翰中将留职察看，他个性骄傲，一心求去，到卫戍司令部出任一个闲职。大轰炸的高潮其实也已经随之过去，之后历届的新防空部实际上并无什么作为。胡伯翰和第一处处长辛文锐、第二处处长黄静波后来都去了台湾，第三处处长丁荣灿战后去了胡子昂先生的中国兴业公司担任协理。他是在防空学校受训时期的元老，后来历届他一直都在，成为防空部任职最长的人。1986年他书写了最后的著作手稿《陪都防空史略》，1987年年初因病溘然去世。
（杨筱）
§§二、抗战老兵
战时新建长江以下直到唐家沱、嘉陵江以上直到磁器口、渝黔线以南直到綦江的三片工业区，北碚夏坝、江津白沙坝以及沙坪坝三片学院文化区，歌乐山――北碚――青木关迁建区。大轰炸时期为了疏散市民，沿成渝、渝黔两条大路80公里划入重庆，中、中、交、农四行沿线构筑平民住宅，划入周围六县为卫戍区。城市人口依移民进入和轰炸疏散反复消长，从1937年47万人到1938年58万人，之后历年变化为1939年40万人、1940年41万人、1941年68万人，1942年空袭停止后人口直线闯过百万大关，洞容量也历年增长到1938年6.66万人、1939年14万人、1940年11.93万人、1941年46.17万人。物价指数1937年100，1938年110，1939年170，1940年350，1941年1120，1942年3270.之后限价维持1942年年底的指数。战前工业除了民生公司系列少数企业，基本是老式作坊，战时顿然改观为现代化兵工、炼钢、机械、造船、纺织、化工等综合工业区。商业1937年有14个同业公会1007家企业，递增到1942年88个同业公会25920家企业，其中百货业2403家，表现出极度行业繁荣。这些都给防空部带来了新的防空课题。
1937年11月，日本陆军航空本部《航空部队使用法》规定：“第103条：战略攻击的实施，属于破坏要地内包括政治、经济、产业等中枢机关，并且重要的是直接空袭市民，给国民造成极大恐怖，挫败其意志。”这是以军事操典明确表述的无区别战略轰炸运用。1938年对重庆周边梁山（现梁平）、白市驿、广阳坝三军用机场轰炸，并高空探进市区。日本大本营以下文件直接导致集中于1939-1941三个年度对重庆市区的狂暴无区别轰炸：
1.1938年12月日本《大陆命第241号命令》之《陆海军中央航空协定》，导致1939年度对重庆大轰炸，日本陆军航空兵团司令江桥英次指挥，第一飞行师团主攻，第三飞行师团策应，首次使用燃烧弹辅助爆炸弹，对市区木竹结构为主的大片街区进行大破坏。1月15日目标是国民政府。5月3日午后突进下半城，110分钟投弹166枚，41条街道起火，其中包括著名的金融中心陕西街，和包含五条大街昼夜营业的商业中心商业场，重伤350人、死亡673人，经济损失42万元，当夜月全食，暗无天日，熊熊大火彻夜不熄。次日傍晚敌机再袭上半城，108分钟投弹126枚，38条大街起火，包括下江人商业集中的都邮街（现解放碑），重伤1973人，死亡3318人，附近国泰大戏院200多名看电影的观众被包在里面。经济损失150万元。此役对于重庆人命伤亡和心理打击都很沉重。
2.1940年5月13日日本陆军派遣军总司令部与日本海军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部签署《陆海军中央协定》代号“101作战计划”，陆海军联合空袭部队5月19日起发动对重庆轰炸，目标包括市区内外的居民区、工矿区、大学区，仅6月的13天空袭中敌机投弹数量即超过1939年全年总量2300多枚，死亡790人，重伤1251人。8月全是上百架飞机的大编队，19、20两日是著名的轰炸大案，投弹近千枚，使用新型凝固燃烧汽油弹（慢性炸弹），造成20000多人无家可归，整条大梁子被烧光，伤亡各300余人。全年投弹9000多枚，伤亡9000多人。
3.1941年日本大本营《大陆命第925号命令》之《第五次内地空中作战计划》，5月到9月是小规模袭扰，8月8日到14日7昼夜疲劳轰炸，国民政府礼堂、蒋介石黄山官邸、各国使领馆、通讯社以及美国军舰图图伊拉号数次遭到攻击。全年投弹5880多枚，伤亡4000多人（包括“六・五大隧道惨案”）。
很显然第二处的情报工作倍受关注，它的对空监视范围从1937年底确定为周围32县，警报网区域东起唐家沱、西至青木关、南达李家沱、北抵金紫山，警报台49座，每座为4名职业军人编制，之间有各级电话网联系。从1938年1月30日开始到1943年8月23日最后一次袭渝，6年间共发布警报203次（攻击203次），历时总长548小时40分钟，1941年警报时间/次超过3小时以上32次，占全年警报数44%，其中最长一次为7月28日，长达9小时15分钟。准确率相当高，受到盟国赞誉最多。主要信号采用电动音响警报器，以工厂汽笛、大型手摇警报器、电（汽）笛、路灯、铜锣、钟声、旗帜、灯球等为辅助信号。因经常轰炸造成断电球，内装燃烧煤油的风雨灯，外施红、绿二色，红球用于警报空袭，绿球用于解除警报，民间感激地称为胡球。1941年6月5日夜空袭中，由于较场口警报台在6月2日轰炸中被破坏未及修复，当晚用乌色红布罩住灯笼。是年3月航空部有令，敌人放毒用乌灯为信号。信号语言的歧义引起恐慌，造成隧道里面殴斗骚乱，是惨案原因之一。胡球在战时的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至今枣子岚垭下面，因为当年有过一个警报台，还有一个叫做“红球坝”的地名。据说后来台湾防空警报也用，叫“伯翰球”。胡伯翰是下江人，原籍湖北，家住在学田湾，防空部就在那里。第三处处长丁荣灿回忆，“每晨室、处、科布置工作，然后去各直属单位听取汇报，检查工作。午后则检查各处室工作执行情况，并作指示。长期坚持，从不间断。因而调动了各级官佐的工作积极性，造成机关的蓬勃朝气。”
从1939年初到1941年夏，胡伯翰主政防空部期间，经历了最残酷的三年大轰炸主要历程。
当年日本年产飞机1590多架，每年对华战场保持1000多架水平，从1940年起长期飞临重庆以100余架/次的大编队。中国空军300多架外国飞机，且具有作战能力的只有一半。1940年9月13日在重庆远郊璧山上空的一次空战，敌人以11架飞机击败我方24架飞机，从此我方失去绝对制空权。对付重庆上空的入侵敌机就只有防空部第一处的火力，由45炮兵团团长辛文锐少将兼处长，管辖炮兵45、41两团9个连，指挥部在枣子岚垭。还有兵工署20、21、24厂警卫队等。迎头对准临敌方向，在江北、南岸和半岛西部布置10个主要阵地，有7.5卜福斯高射炮、2.5哈科斯机关炮、3.7高射机关炮、1.27维克斯机关炮等30余门。另防空学校照测学兵队16个分队配合炮兵阵地分布，使用照空灯和听音器，夜间临敌使用，追逐敌机目标，强光眩惑敌机飞行员视线，造成光下的死角屏蔽城市。统计到1941年间，击落击伤敌机整100架。由于积极防空能力薄弱，消极防空成为防空部工作的主题。第三处的指挥部仍在防空部，处长丁荣灿少将在大轰炸的年份中一直没有回家，就住在这里。有一次他的夫人从海棠溪疏散落户地点进城来看他，不知在路上经历了什么，回去后她对孩子们说：“娃儿们，你们晓不晓得，老汉（父亲）是在血盆子里面抓饭吃呀！”
第三处的消极防空工作，直接面对在血海一般大轰炸中痛苦挣扎的百姓，涉及的有防空洞工程建设、防空洞管理、避难管制、交通管制、灯火管制、消防、防毒、防护、救护、工务、配给、赈济、抚恤、疏散等等，营的官兵，为了解决极为困难的人力和财力问题，策划组建了空袭救护委员会，还要联系市防护团和其他同类民间组织进行“业务上的指导”。组织上防护团归属市府管理，而空救会归属全国赈济委员会管理，这些由三处派生出来的骈支机构，逐渐不再服从三处，而自大起来。重庆市的防护、救护、消防三大方面的工作成绩是卓著的，虽然有很多困难和缺点，但是他们凝聚了全市人民的防护能力，有着把越来越残酷的大轰炸的灾难降低到最低的可能性。1939年平均一颗炸弹毁伤人命3.5个，到1941年降低为3.5颗炸弹毁伤一个人命，欧洲盟国对此十分推崇。1941年6月5日夜袭中发生了较场口大隧道窒息惨案，本届司令部再次改组，刘峙兼司令撤职，胡伯翰中将留职察看，他个性骄傲，一心求去，到卫戍司令部出任一个闲职。大轰炸的高潮其实也已经随之过去，之后历届的新防空部实际上并无什么作为。胡伯翰和第一处处长辛文锐、第二处处长黄静波后来都去了台湾，第三处处长丁荣灿战后去了胡子昂先生的中国兴业公司担任协理。他是在防空学校受训时期的元老，后来历届他一直都在，成为防空部任职最长的人。1986年他书写了最后的著作手稿《陪都防空史略》，1987年年初因病溘然去世。
（杨筱）
§§二、抗战老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