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壮志未酬身先卒――东北军将领朱鸿勋
朱鸿勋，字柏亭，1899年生于吉林省农安县一殷实人家。他自幼聪慧，17岁在天津南开中学就读时，竟以为：只靠读书是不能发扬其志向的。于是他投笔从戎入东北军，历任哨官、排长等职。1926年他又以所学不足以应世，考入东北讲武堂第六期步兵科。毕业时名列第一，依惯例张学良欲任其为侍从室副官，朱不从，故被派往黑龙江梁中甲部任上尉连长。至1930年朱先后任营长、副团长、第81团上校团长，其间曾参加过“中俄战争”和讨伐叛军郭松龄的战争。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朱调任110师630团团长，驻军张家口及口北地区防止蒙古上层分子勾结日军犯境扰民。
1933年，又调105师任独立旅少将旅长。同年，因朱鸿勋治军有方，声誉斐然，被上司、同乡，即53军军长万福麟视为国士之材，晋为该军130师师长，驻防北京西苑。
1935年，日寇藉口援助东北义勇军，提出种种无理要求，并由关外调集大军侵入关内，威胁天津、北京。南京国民政府屈服于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压力，于6月9日，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依此协定规定“……取消河北省、北京、天津的国民党党部，撤退驻河北省的宪兵、中央军和东北军”等。朱将军所在的东北军也在撤退之列，故，不久被迫移驻河北保定担任警备。同年12月9日，北京爆发由一万多学生举行的抗日救国大示威游行，喊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并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爱国救亡的基本条件。可国民党政府不但不支持、不接受，反而派出军警野蛮屠杀和镇压游行的学生，这即著名的“一二・九”运动。此运动迅速波及保定地区，朱师长对爱国学生运动持支持态度，并坚决反对镇压学生运动，他没派过一兵一卒，没迫害过一个进步学生。其间曾参与讨伐军阀石友三、土匪刘桂堂的作战。
1936年，日寇威逼西北军将领宋哲元成立伪“冀察政务委员会”，西北、东北军的军、师长均委以委员头衔，而朱将军坚决予以拒绝。朱鸿勋还同情和支持进步人士，当年保护过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如共产党人赵鼎在北京被捕，关于宪兵第三团，就是经朱鸿勋营救，并安插在手下任干事。后因身份暴露，朱将军备齐路费，送他们一行六人经河南林县辗转去延安。这期间，经朱将军保护的共产党人、进步人士还有王雨农、李劫夫（1937年去延安，《我们走在大路上》、《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等歌的作者，也是我国著名的音乐家）等。
1937年抗战前夕，因“西安事变”的影响，加之蒋介石对参加事变的东北军、西北军耿耿于怀，对东、西北军进行了缩编，53军由三个师编为两个师。因当时国民党中央规定，师以上司令部参谋长必须是陆大毕业生，朱将军所在的130师参谋长职缺位。朱鸿勋积极引荐原东北讲武堂第六期炮兵科毕业的同学赵龙韬充任。赵系“西安事变”的骨干之一，具有反蒋抗日思想，时任张学良将军新成立的抗日西北联军委员会学生抗日先锋总队的参谋长，此次正在编遣之列。朱将军请他到130师任参谋长，赵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夕的7月5日到任，其后与朱共事直到朱壮烈捐躯（赵建国后，曾任辽宁省政协副主席）。“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第53军130师在朱将军的指挥下随即投入抗战。1937年7月-1938年秋，朱鸿勋带领所属部队，先在河北滦水县的曹头河一带构筑工事，后入文安县大李家一带集结待命（白洋淀――文安洼）。大约月余后奉命参加了永定河战役，阻止敌军南进。其后，沿霸县沿津浦、平汉路抵抗日军。又经十方院、任邱、河间、小辛集、滦县辗转到东鹿。接着在赵县的大白苏与日军骑兵遭遇。未几，转柏乡、邢台，从沙河附近越平汉线达涉县，因漳河水深徒涉不易，又折回，再经峻关入河南抵林县，担任安阳至林县的防务。之后，敌大举进攻林县，朱师长率军与敌血战两天后撤至辉县休整20天。再后，又奉命接替友军高树勋部的阵地守安阳。正在两军交接之际，日寇趁机发动突然袭击，朱率130师抗敌一天一夜。随后，该师经辉县过东突峡，入山西晋城，其间也与日军交火好几天。随即，部队又向翼城、阳城转移，接着又折返山区横河镇附近集结待命。由于山区人烟稀少，供给困难，加之不宜大部队作战，朱打算搞游击战。朱鸿勋得知该地住有八路军联络员朱锐、唐天际两同志时，即派师参谋长赵龙韬与53军参谋长赵锡庆、116师参谋长刘德裕一同到八路军朱、唐二同志处，请教如何开展游击战，后因多种因素导致此事未成，部队仍驻晋城附近。其后，奉命由壶关回河南至林县，朱将军指挥部队打击从安阳来犯的日军，经一天激战，终将敌人打退，敌逃回安阳。部队在林县休整数日后，奉令渡黄河到荥阳、郑州间待命。其后去郑州南郭庄驻防数日，部队又徒步行军到许昌转乘火车至横店下车，并在黄岐――宋埠――麻城――黄陂一带，一面驻守、一面侦察大别山的地形，作武汉外围防守的准备，时间在1938年6月。停留数十天后，奉命渡长江至鄂城，然后，开往位于长江南岸的阳新县迤西地区担任武汉外围的防守。
1938年，日本制订了以攻占武汉为目标的“速战速决”的作战计划，意在快速打垮中国军队的主力，摧毁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迫使中国政府投降。日军先后调集了14个师团，飞机数百架、火炮数百门、坦克装甲车数百辆、军舰140余艘，兵力总计30余万人。敌分兵三路，对武汉实行大包围，左路在长江北岸登陆，沿麻城、黄陂进逼京汉路南段，形成对武汉左翼的大包围；右路在长江南岸登陆，经阳新、大冶，直逼粤汉路的北段咸宁、贺胜桥一带，形成对武汉的右翼大包围；加之日军沿长江水道游弋的战舰配合陆上作战。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1937年12月13日在武汉也拟定了《军事委员会第三期作战计划》，即“保卫武汉作战计划”，决定确保武汉。1938年6月，国民政府又制订了武汉会战的指导方针和作战计划：长江以北第五战区和长江以南第九战区联合作战，保卫武汉。于是调动130多个师，计100余万人，迎战日军，企图保住大武汉。
在此次战役中，东北军53军属第九战区，奉命防守长江南岸。朱师长的130师布防阳新县西阻击南路日军的进攻。阳新的战略地位特别重要，它枕武穴，控长江，是武昌、汉阳臂膂，是通往湖南、湖北、广东的孔道，系军事上的必争之地。加之130师所守的三溪口，地势峰峦叠嶂，湖泊纵横，港汊交错，杂木丛林荆棘横生，两山间有一宽阔的山谷，中间有乡镇土路通汽车，与山间溪流交相盘错，东西向奔流于山谷中。南路日军要打通咸宁、贺胜桥一带，必须先进攻三溪口、金牛等地。130师在阳新驻防3个多月，两军处于相持阶段。敌人仗其武器优势，经常是陆海空三军配合，上有飞机轰炸，下有大炮、坦克开路，配合陆军进攻中国守军阵地。我军白天躲进掩体，待敌军进入我有效射程以后，才给予狠狠打击，特别是用手榴弹炸敌人。到夜间，则派出部队袭击日寇。其间，最惨烈的战斗是武汉会战后期为掩护武汉的大撤退所经历的七天七夜的三溪口保卫战。
1938年9月下旬，日军攻陷长江要塞富池口，不久江北要塞田家镇又失守，到10月，阳新一带便成为敌人攻击的重要目标。朱将军所带的130师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正面为日军精锐部队，即波田混合支队，从上下水口登陆，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朱鸿勋所带部队守卫的三溪口阵地，不分昼夜地轮番进攻，来势十分凶猛；其右侧背也受到日军九师团的更大威胁。而我军武器装备落后，在敌人的强大火力面前牺牲较大，一线官兵仅凭简易工事隐蔽，待敌临近，再以机枪、步枪、手榴弹，加白刃战与日军死拼。战士负伤后，谈不上有效的救护，阵地上尸横遍地，很多伤员往往是刚脱离阵地就牺牲了。当时，阵地前沿至大后方的交通补给线上，由于我军早先为阻止敌机械化部队的进攻，采用了遇险挖沟、破坏桥梁等办法，故敌我双方的汽车都不能通行，部队的补给运输全靠人力背负或马驮。再加上敌人封锁严密，时间一久，前方粮、弹奇绝，军队供应紧张，前方将士多以干粮、芋头、生薯等充饥。还由于长期作战，部队得不到应有的休整而疲惫不堪；加之东北军将士多出生于北方，不适应南方气候，出现水土不服；战士长期喝凉水，也使近三分之一的士兵得疟疾，其时药品奇缺，凡此因素所致，使战斗力大不如前，战士们全凭一颗爱国之心与敌血战。但朱将军指挥英勇的130师官兵，在装备精良的日军面前，毫不退让、以死保国，并充分利用地形、地貌和夜幕作掩护，最大限度地消灭敌人，顽强地抵抗日军达七天七夜之久，使敌望而却步，不敢上前。其战斗之惨烈，到部队撤出时，全师尚能继续作战的部队仅剩三分之一。正因为他们的英勇战斗和大量官兵的为国捐躯，才赢得了宝贵的7天时间，使武汉的国家机关及国军主力和大部分原在武汉的物资得以顺利转移至湖南衡阳。为此，朱师长所带的部队受到最高统帅部的表彰和嘉奖。三溪口大战后，朱鸿勋率部队经贺胜桥撤至湖北崇阳――通城――湖南的平江至路口畲附近集结待命。
1938年的11月底，朱鸿勋参加了蒋介石主持的“南岳军事会议”。在会上他以一个爱国军人的赤诚之心，就抗战形势慷慨地陈述了自己的抗战决心和作战思想，被与会者视为军中栋梁之材。同年12月21日，朱鸿勋因功升为53军副军长（兼130师师长）。
1939年9月，朱副军长带领130师在长沙大火前夕通过长沙经宁乡――益阳――常德开赴沅陵。年底，又开往湖南的县、津市一带，负责洞庭湖西岸的防守。
1940年6月，宜昌、沙市相继沦陷，江防震动。朱将军所部受命进驻湖北石首县的藕池口设防，在朱将军和官兵的英勇抵抗之下，敌人疯狂进攻才得以受阻。其后，两军处于相持状态。1940年夏秋间，驻湖南岳阳一带的日军不断向洞庭湖地区进攻，与朱将军所在部队时常发生战斗。朱副军长为了更好地打击日寇，特设指挥部于前线藕池口，并坐镇于此。这年年末至除夕前，朱鸿勋将军多次率部袭击并包围日军，如在塔市驿将敌军包围，经一天一夜的血战，全歼日军达500余人。其后，敌虽多次反扑，均被打退。
1941年1月25日，敌派出飞机轰炸位于藕池口的我前线指挥部。日机临头时，朱将军正带领官兵隐蔽于弹坑之中，本来已相对安全，但他却为了战士的安危，起身招呼下属，此时一颗罪恶的炸弹落地，朱鸿勋将军头部中弹，壮烈牺牲。英年42岁。
朱鸿勋将军殉国后，即于当年的3月21日，被当时的最高军事统帅蒋介石追赠为陆军中将。并派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何应钦代其出席朱的祭祀活动。同年，国民政府将朱将军遗体运回战时首都重庆，暂时安葬于长江南岸的南山复兴村右侧。
时隔半个多世纪，直至2004年7月，偶然发现了朱将军墓碑，才得以知晓其人、其事。其后，经努力中国三峡博物馆收藏到此碑，并很快找到朱将军墓地。
将军碑，峡石碑。高217厘米，宽99厘米，厚12厘米。阴刻、楷体，竖列文字，计19行，主行42字，余行文字不均，共773字。碑文由前陆军上将、20集团军副总司令、辽宁省主席万福麟撰写，前教育总长、国史馆副总裁、国民参政会参政刘哲书丹，前农工总长、中东铁路督办、国民参政会参政莫英惠篆额。碑中追述了原东北军53军副军长朱鸿勋在青年时代就有自己的宏图大志――驰骋沙场。并简述了他怎样从一个莘莘学子，到投笔从戎；又怎样从一个普通士兵到将军的过程；特别是朱将军怎样在中华民族处于强敌侵凌的危难时刻，以一个七尺热血男儿应有的正义感和爱国心，忧国忧民，大义凛然，并率师数年纵横驰骋疆场，血战顽敌，直致舍生取义，名垂青史的史实。碑中还述及将军光荣殉国后得到国民政府最高统帅的褒奖和安葬情况（碑文略，其主要内容在前文中已详述）。
（冯庆豪）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朱调任110师630团团长，驻军张家口及口北地区防止蒙古上层分子勾结日军犯境扰民。
1933年，又调105师任独立旅少将旅长。同年，因朱鸿勋治军有方，声誉斐然，被上司、同乡，即53军军长万福麟视为国士之材，晋为该军130师师长，驻防北京西苑。
1935年，日寇藉口援助东北义勇军，提出种种无理要求，并由关外调集大军侵入关内，威胁天津、北京。南京国民政府屈服于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压力，于6月9日，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依此协定规定“……取消河北省、北京、天津的国民党党部，撤退驻河北省的宪兵、中央军和东北军”等。朱将军所在的东北军也在撤退之列，故，不久被迫移驻河北保定担任警备。同年12月9日，北京爆发由一万多学生举行的抗日救国大示威游行，喊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并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爱国救亡的基本条件。可国民党政府不但不支持、不接受，反而派出军警野蛮屠杀和镇压游行的学生，这即著名的“一二・九”运动。此运动迅速波及保定地区，朱师长对爱国学生运动持支持态度，并坚决反对镇压学生运动，他没派过一兵一卒，没迫害过一个进步学生。其间曾参与讨伐军阀石友三、土匪刘桂堂的作战。
1936年，日寇威逼西北军将领宋哲元成立伪“冀察政务委员会”，西北、东北军的军、师长均委以委员头衔，而朱将军坚决予以拒绝。朱鸿勋还同情和支持进步人士，当年保护过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如共产党人赵鼎在北京被捕，关于宪兵第三团，就是经朱鸿勋营救，并安插在手下任干事。后因身份暴露，朱将军备齐路费，送他们一行六人经河南林县辗转去延安。这期间，经朱将军保护的共产党人、进步人士还有王雨农、李劫夫（1937年去延安，《我们走在大路上》、《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等歌的作者，也是我国著名的音乐家）等。
1937年抗战前夕，因“西安事变”的影响，加之蒋介石对参加事变的东北军、西北军耿耿于怀，对东、西北军进行了缩编，53军由三个师编为两个师。因当时国民党中央规定，师以上司令部参谋长必须是陆大毕业生，朱将军所在的130师参谋长职缺位。朱鸿勋积极引荐原东北讲武堂第六期炮兵科毕业的同学赵龙韬充任。赵系“西安事变”的骨干之一，具有反蒋抗日思想，时任张学良将军新成立的抗日西北联军委员会学生抗日先锋总队的参谋长，此次正在编遣之列。朱将军请他到130师任参谋长，赵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夕的7月5日到任，其后与朱共事直到朱壮烈捐躯（赵建国后，曾任辽宁省政协副主席）。“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第53军130师在朱将军的指挥下随即投入抗战。1937年7月-1938年秋，朱鸿勋带领所属部队，先在河北滦水县的曹头河一带构筑工事，后入文安县大李家一带集结待命（白洋淀――文安洼）。大约月余后奉命参加了永定河战役，阻止敌军南进。其后，沿霸县沿津浦、平汉路抵抗日军。又经十方院、任邱、河间、小辛集、滦县辗转到东鹿。接着在赵县的大白苏与日军骑兵遭遇。未几，转柏乡、邢台，从沙河附近越平汉线达涉县，因漳河水深徒涉不易，又折回，再经峻关入河南抵林县，担任安阳至林县的防务。之后，敌大举进攻林县，朱师长率军与敌血战两天后撤至辉县休整20天。再后，又奉命接替友军高树勋部的阵地守安阳。正在两军交接之际，日寇趁机发动突然袭击，朱率130师抗敌一天一夜。随后，该师经辉县过东突峡，入山西晋城，其间也与日军交火好几天。随即，部队又向翼城、阳城转移，接着又折返山区横河镇附近集结待命。由于山区人烟稀少，供给困难，加之不宜大部队作战，朱打算搞游击战。朱鸿勋得知该地住有八路军联络员朱锐、唐天际两同志时，即派师参谋长赵龙韬与53军参谋长赵锡庆、116师参谋长刘德裕一同到八路军朱、唐二同志处，请教如何开展游击战，后因多种因素导致此事未成，部队仍驻晋城附近。其后，奉命由壶关回河南至林县，朱将军指挥部队打击从安阳来犯的日军，经一天激战，终将敌人打退，敌逃回安阳。部队在林县休整数日后，奉令渡黄河到荥阳、郑州间待命。其后去郑州南郭庄驻防数日，部队又徒步行军到许昌转乘火车至横店下车，并在黄岐――宋埠――麻城――黄陂一带，一面驻守、一面侦察大别山的地形，作武汉外围防守的准备，时间在1938年6月。停留数十天后，奉命渡长江至鄂城，然后，开往位于长江南岸的阳新县迤西地区担任武汉外围的防守。
1938年，日本制订了以攻占武汉为目标的“速战速决”的作战计划，意在快速打垮中国军队的主力，摧毁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迫使中国政府投降。日军先后调集了14个师团，飞机数百架、火炮数百门、坦克装甲车数百辆、军舰140余艘，兵力总计30余万人。敌分兵三路，对武汉实行大包围，左路在长江北岸登陆，沿麻城、黄陂进逼京汉路南段，形成对武汉左翼的大包围；右路在长江南岸登陆，经阳新、大冶，直逼粤汉路的北段咸宁、贺胜桥一带，形成对武汉的右翼大包围；加之日军沿长江水道游弋的战舰配合陆上作战。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1937年12月13日在武汉也拟定了《军事委员会第三期作战计划》，即“保卫武汉作战计划”，决定确保武汉。1938年6月，国民政府又制订了武汉会战的指导方针和作战计划：长江以北第五战区和长江以南第九战区联合作战，保卫武汉。于是调动130多个师，计100余万人，迎战日军，企图保住大武汉。
在此次战役中，东北军53军属第九战区，奉命防守长江南岸。朱师长的130师布防阳新县西阻击南路日军的进攻。阳新的战略地位特别重要，它枕武穴，控长江，是武昌、汉阳臂膂，是通往湖南、湖北、广东的孔道，系军事上的必争之地。加之130师所守的三溪口，地势峰峦叠嶂，湖泊纵横，港汊交错，杂木丛林荆棘横生，两山间有一宽阔的山谷，中间有乡镇土路通汽车，与山间溪流交相盘错，东西向奔流于山谷中。南路日军要打通咸宁、贺胜桥一带，必须先进攻三溪口、金牛等地。130师在阳新驻防3个多月，两军处于相持阶段。敌人仗其武器优势，经常是陆海空三军配合，上有飞机轰炸，下有大炮、坦克开路，配合陆军进攻中国守军阵地。我军白天躲进掩体，待敌军进入我有效射程以后，才给予狠狠打击，特别是用手榴弹炸敌人。到夜间，则派出部队袭击日寇。其间，最惨烈的战斗是武汉会战后期为掩护武汉的大撤退所经历的七天七夜的三溪口保卫战。
1938年9月下旬，日军攻陷长江要塞富池口，不久江北要塞田家镇又失守，到10月，阳新一带便成为敌人攻击的重要目标。朱将军所带的130师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正面为日军精锐部队，即波田混合支队，从上下水口登陆，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朱鸿勋所带部队守卫的三溪口阵地，不分昼夜地轮番进攻，来势十分凶猛；其右侧背也受到日军九师团的更大威胁。而我军武器装备落后，在敌人的强大火力面前牺牲较大，一线官兵仅凭简易工事隐蔽，待敌临近，再以机枪、步枪、手榴弹，加白刃战与日军死拼。战士负伤后，谈不上有效的救护，阵地上尸横遍地，很多伤员往往是刚脱离阵地就牺牲了。当时，阵地前沿至大后方的交通补给线上，由于我军早先为阻止敌机械化部队的进攻，采用了遇险挖沟、破坏桥梁等办法，故敌我双方的汽车都不能通行，部队的补给运输全靠人力背负或马驮。再加上敌人封锁严密，时间一久，前方粮、弹奇绝，军队供应紧张，前方将士多以干粮、芋头、生薯等充饥。还由于长期作战，部队得不到应有的休整而疲惫不堪；加之东北军将士多出生于北方，不适应南方气候，出现水土不服；战士长期喝凉水，也使近三分之一的士兵得疟疾，其时药品奇缺，凡此因素所致，使战斗力大不如前，战士们全凭一颗爱国之心与敌血战。但朱将军指挥英勇的130师官兵，在装备精良的日军面前，毫不退让、以死保国，并充分利用地形、地貌和夜幕作掩护，最大限度地消灭敌人，顽强地抵抗日军达七天七夜之久，使敌望而却步，不敢上前。其战斗之惨烈，到部队撤出时，全师尚能继续作战的部队仅剩三分之一。正因为他们的英勇战斗和大量官兵的为国捐躯，才赢得了宝贵的7天时间，使武汉的国家机关及国军主力和大部分原在武汉的物资得以顺利转移至湖南衡阳。为此，朱师长所带的部队受到最高统帅部的表彰和嘉奖。三溪口大战后，朱鸿勋率部队经贺胜桥撤至湖北崇阳――通城――湖南的平江至路口畲附近集结待命。
1938年的11月底，朱鸿勋参加了蒋介石主持的“南岳军事会议”。在会上他以一个爱国军人的赤诚之心，就抗战形势慷慨地陈述了自己的抗战决心和作战思想，被与会者视为军中栋梁之材。同年12月21日，朱鸿勋因功升为53军副军长（兼130师师长）。
1939年9月，朱副军长带领130师在长沙大火前夕通过长沙经宁乡――益阳――常德开赴沅陵。年底，又开往湖南的县、津市一带，负责洞庭湖西岸的防守。
1940年6月，宜昌、沙市相继沦陷，江防震动。朱将军所部受命进驻湖北石首县的藕池口设防，在朱将军和官兵的英勇抵抗之下，敌人疯狂进攻才得以受阻。其后，两军处于相持状态。1940年夏秋间，驻湖南岳阳一带的日军不断向洞庭湖地区进攻，与朱将军所在部队时常发生战斗。朱副军长为了更好地打击日寇，特设指挥部于前线藕池口，并坐镇于此。这年年末至除夕前，朱鸿勋将军多次率部袭击并包围日军，如在塔市驿将敌军包围，经一天一夜的血战，全歼日军达500余人。其后，敌虽多次反扑，均被打退。
1941年1月25日，敌派出飞机轰炸位于藕池口的我前线指挥部。日机临头时，朱将军正带领官兵隐蔽于弹坑之中，本来已相对安全，但他却为了战士的安危，起身招呼下属，此时一颗罪恶的炸弹落地，朱鸿勋将军头部中弹，壮烈牺牲。英年42岁。
朱鸿勋将军殉国后，即于当年的3月21日，被当时的最高军事统帅蒋介石追赠为陆军中将。并派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何应钦代其出席朱的祭祀活动。同年，国民政府将朱将军遗体运回战时首都重庆，暂时安葬于长江南岸的南山复兴村右侧。
时隔半个多世纪，直至2004年7月，偶然发现了朱将军墓碑，才得以知晓其人、其事。其后，经努力中国三峡博物馆收藏到此碑，并很快找到朱将军墓地。
将军碑，峡石碑。高217厘米，宽99厘米，厚12厘米。阴刻、楷体，竖列文字，计19行，主行42字，余行文字不均，共773字。碑文由前陆军上将、20集团军副总司令、辽宁省主席万福麟撰写，前教育总长、国史馆副总裁、国民参政会参政刘哲书丹，前农工总长、中东铁路督办、国民参政会参政莫英惠篆额。碑中追述了原东北军53军副军长朱鸿勋在青年时代就有自己的宏图大志――驰骋沙场。并简述了他怎样从一个莘莘学子，到投笔从戎；又怎样从一个普通士兵到将军的过程；特别是朱将军怎样在中华民族处于强敌侵凌的危难时刻，以一个七尺热血男儿应有的正义感和爱国心，忧国忧民，大义凛然，并率师数年纵横驰骋疆场，血战顽敌，直致舍生取义，名垂青史的史实。碑中还述及将军光荣殉国后得到国民政府最高统帅的褒奖和安葬情况（碑文略，其主要内容在前文中已详述）。
（冯庆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