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拾遗

十五、四壁清风石墙院――陈独秀的晚年生活

　　1938年7月2日下午，重庆嘉陵江和长江两江夹汇的朝天门码头。从刚刚靠岸的民生公司“民丰”号客轮臭气熏天的客舱里，走出一位年届60的老人，他就是曾经名震中外的中共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

　　作为一位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大政治家、大学者，此时的陈独秀早已跟“五四”时期叱咤风云的陈独秀判若两人。长期的政治风雨使他心力交瘁，五年的南京老虎桥监狱关押更使他明显衰老。只见夫人潘兰珍扶助他挤上甲板，又下舷梯，踱上江岸。但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这次他离开武汉来到重庆，是离开战火烽烟来到战时后方，但同时也是他走完人生的最后归宿，他将在一块陌生的土地――江津，生活、呼吸四个年头。

　　陈独秀自己说过，我“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对不愿意说不错又不对的话。”陈独秀在炎热的重庆城里只居住了一个月。

　　尽管他表明“决心不再介入国共两党之争”、“对政治已无兴趣”，可他仍然应邀演讲，频发文章，让世人重睹了犀利深刻的文风和铺天掠地的气概。

　　他在这一个月里，左右开弓，两面出击，既猛烈抨击“重庆”，又对延安颇有“微词”。他在《民族野心》一文中怒斥“重庆”：“抗战一年了，农民仍旧是隔岸观火，商人大做其经济汉奸，买办和银行家、官僚们则利用国家机关来投机外汇，或陈垄断国产，阻碍出口贸易，以此大饱私囊。士大夫豪劣绅士纷纷充当汉奸。为抗战而尽力牺牲的，只是一部分有民族意识的工业家、工人、军人或受过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洗礼的青年。所谓的‘全民抗战’，不过是一句宣传口号。”而五天之后，陈独秀又撰文《论游击队》，发表了一些“个人之见”。

　　北大老朋友沈尹默来看望他，二人相知甚久，交谈甚深。沈尹默劝他说，既然国民党共产党都“得罪”完了，不如寻个清净，离开政界，不要再为声名所累。陈独秀听了十分感慨，承认“过了几年牢狱生活，已经弄得一身是病，高血压、胃肠炎、最近又患上心脏病。眼下的陈独秀孤家寡人，哪还有什么心思、精力、本钱去搞政治。”七八月份的重庆酷热难当，陈独秀携家去了江津。

　　陈独秀是安徽人，他的迁津与徽乡极有关系。当时迁居江津的安徽人很多，陈独秀辛亥革命时期任过教的安徽公学就早于他迁到江津德感坝，在该校任教的人中有陈独秀的不少同乡、至交和学生。陈独秀的同乡，留日好友、安徽名医邓仲纯，亦在江津城内开业行医。这些同乡、熟人听说陈独秀来到重庆，纷纷写信、托人邀陈独秀到江津居住。陈独秀体弱多病，不耐重庆酷热，便携夫人潘兰珍来到江津。

　　潘兰珍是上海英美烟草公司的工人。1930年陈独秀居住上海岳州路永兴里11号楼时，二人是邻居。潘敬重陈独秀的学问，产生爱情后与陈独秀同居。后陈独秀被捕，照片见报，潘才恍然大悟。但她不改初衷，在陈独秀被押往南京监狱后，她便坚辞工作，赶赴南京，服侍陈独秀。经她悉心照料，陈独秀虽狱中患病，倒也安然无事。出狱后，两人正式结为夫妻。从此她陪伴陈独秀，南京、武汉、长沙、重庆、江津，漂泊流落，艰难度日。他们没有子女但却患难与共。潘兰珍操持家务，勤俭能干，很得陈家老小的尊重。

　　陈独秀在江津，很少参加社交活动。有时，他也在潘兰珍的伴随下，到城东支那内学院去走动走动。支那内学院原是1918年佛学大师欧阳竟无与章太炎等人在南京设立的。抗战时欧阳大师入川在长江之滨重建了这座佛学研究院。这里清雅幽淡，风景宜人。陈独秀常常在这里同欧阳竟无、高语罕等好友切磋书法，谈天说地。

　　陈独秀移居江津，最初临时住在东门郭家公馆，几个月后又搬到黄荆街8号延年医院居住。不到一年，重庆遭日机大轰炸，江津也几次挨炸，闹得人心惶惶，陈独秀的母亲受惊不起，久病而亡。

　　陈独秀又迁到离城30多里的施家大院，后来他嫌这里的小孩吵闹，便移往二里地外的鹤山坪石墙院住下。

　　陈独秀未去鹤山坪石墙院前，曾应邓蟾秋和聚奎中学董事主任邓缡仙的邀请，在白沙邓氏旧居住了两个多月。当时聚奎中学校长是周光午，周的教育理念十分开明，喜欢邀请学养深厚的各界学人莅校演讲。陈独秀也曾应邀在聚奎中学鹤年堂（即校礼堂）给全体学生作过一次精彩演讲。他身穿蓝布衣衫，外套马褂，脚蹬布鞋，衣着简朴。他的演讲褪尽浮躁，心气平和，如叙家常，娓娓而谈，40分钟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陈独秀对邓氏疏财助学的义举十分钦佩，写下“大德必寿”篆字相赠，被刻于黑石山鹰嘴石上。可惜在“文化革命”期间被毁掉。

　　石墙院是清朝拔贡杨鲁丞的旧居，本是几进宽绰铺展的大院子。但陈独秀寓居之室在后院，既不向阳，又近低湿。屋里没有天花板，遇到下雨，满屋污水。室内家具极为简陋，两张木床，一张书桌，几条凳子，还有几口装书的木箱、藤箱。

　　一次，陈独秀到城里延年医院看病，石墙院家中被盗。小偷将他的几口箱子全部窃去。那里边值钱的少，唯有少许换洗衣服、一些书籍文稿和一枚篆刻阳文“独秀山民”的印章。后来，经警察局追查，衣物倒是找回来了，但手稿和印章却不见踪影。县里的要人说：重庆方面很不放心陈独秀，经常派人过问陈独秀的行动，了解跟他有交往接触的人。于是有人便把失窃说成是有意为之的盗窃案。

　　在石墙院安顿下来后，陈独秀便不顾年过花甲，身体多病，又开始了著书立说。他把能够反映汉字基本形义的字根选出500多个，按天地、草木、虫鱼、鸟兽、宫室城郭、服饰器用、动作行为排类，字字形义并解，以此改良中小学识字的方法，意在提高语文水平，普及国民教育。

　　陈独秀深谙中国国文教学的弊端，他认为私塾授童读经，多不释义，只管让儿童念诵符咒一样苦读，现代学校虽有通俗解释，但识字教学仍不过关，学童死记硬背二三千个汉字，其过程痛苦不堪，毫无愉快可言，无异于“戕贼学童之脑力”！他从南京监狱里开始便把音韵学、文字学的研究，移放到小学生学习汉字这个层面来，潜心撰写书稿，而且把书稿取名为《小学识字教本》。

　　从1940年3月到1942年5月，陈独秀在石墙院陆续给朋友写过6封信和4篇文章，除了一篇《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刊于重庆大公报外，余皆未曾发表。直到1949年6月，才由胡适作序，香港自由中国社编辑为《陈独秀的最后见解》予以出版。说是“最后见解”，因为收入此书末篇的一封信写成后14天，陈独秀便因病去世，这就是“最后”之意。

　　其“见解”的内容和思想，很多都是陈独秀“深思熟虑了六七年”的意见，是他当时对苏俄几十年历史经验的思考。

　　“见解”三万多字，观点鲜明，内容丰富，涉及广泛，其中心是谈民主问题，其他诸多见解都是由此派生的。

　　陈独秀在江津的农家院落中独自关注着世民界政治潮流的起伏回落而他对民主问题的一些见解，反映出他个人的偏激的思考生追求。

　　陈独秀在江津的生活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除了一点微不足道的稿费收入，主要靠亲友的接济。他任了《时事周报》主笔，也为《东方杂志》和编译局写稿，有一点微薄的津贴和稿酬。他大姐家偶尔给他一些资助，好友蔡元培、邓蟾秋叔侄、杨朋升等私人也时不时探囊相助。他使用的印着“独秀用笺”“仲甫手缄”的信封信纸也全由杨朋升包赠。北大同学会定期资助陈独秀生活费，还先后委托罗汉、何之瑜二人照顾陈，这成为陈独秀晚年生活相对安定的保证。对此，陈独秀十分感激，遂把书稿《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和《连语类编》赠送北大，以资报答。他也时常写些字条、联语、碑文送人，以答谢友人的资助，但他在不少接受馈赠后的复信中，反复申说“既感且惭”、“且感且惭”、“不胜惶恐之至”、“寄回恐拂盛意，受之实感惭惶无地……”透出明受人施舍，却又无法拒绝的惭恧情状。但陈独秀也有不愿受赐的时候。罗家伦、傅斯年亲自送钱给他，他不要，弄得二人很尴尬。陈当他们面说：“你们做你们的大官，发你们的大财，我不要你们的救济。”朱家骅也曾赠他5000元支票一张，他也拒绝；朱又托张国焘转送，再遭拒绝；张又托郑学稼寄赠，仍是不受。

　　在抗战日渐艰危的时局中，物价飞涨，友人的资助也不能维持他贫病交缠的生活用度。1941年11月22日他在致杨朋升信说中，每月生活费已达600元，“比上半年加一倍”。因此他不得不靠典当度日，连柏文蔚送他的灰鼠皮袍也被他送进当铺。他去世前几个月因生活实在困难，曾经萌生了要去生活用度少得多的贵州来摆脱窘境的念头：“川中生活，日益不支，弟病虽未全好，或可冒险乘车往贵阳，以彼处生活较川中便宜一半。”但终因体弱难胜车舟劳顿而作罢。

　　陈独秀去世前，还在握笔撰写他的《小学识字教本》。

　　1942年5月13日，他写下生前的最后一个字：“抛”，便病倒了。

　　之后，连注文也没有续下，他便在5月27日抛下了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的中国和世界，离开了人世。石墙院的陋室里，四壁清风，除了一扇门，只有一堵一平方米的小窗；破旧的墙上，唯一的装饰是一幅岳飞“还我河山”的大字拓片。

　　江津西门外的康庄，本是邓蟾秋、邓燮康叔侄的别墅，面临长江，背倚青山，房前屋后，幽篁劲松，四时花草，景色宜人。大轰炸时，陈独秀曾随邓氏来此小住，对前坡美景大加赞赏，邓氏叔侄也对陈氏“得此佳景，平生足矣”的慨叹深以为然。

　　陈独秀去世后，邓氏叔侄择地捐资，在康庄修筑墓垣，芟芜剔秽，抚葬了这位晚年凄零的一代宗师。抗战胜利后，1947年，陈独秀的儿子陈松年将父亲灵柩迁回老家安庆，葬于北门外十里铺叶家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