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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抗战时期的江津教育

  随着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定为战时中国陪都,大西南便成为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的大后方。

  大后方教育自然成了全民族抗日的有机组成部分。抗战时期的中国教育有“三坝”之说。

  所谓“三坝”,即云南昆明巫家坝,有国立西南联大(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四川成都华西坝,有金陵大学、东北大学;四川重庆沙坪坝,有国立中央大学、重庆大学、省立四川教育学院、陆军大学、湘雅医学院等等。

  除此之外,当时重庆周边,还有“小三坝”:巴县回龙坝(时名兴隆场)、北碚夏坝、江津白沙坝。回龙坝兴隆场有北平迁渝的朝阳学院,夏坝有上海迁渝的复旦大学,江津更是钟灵毓秀,人杰地灵,汇聚了以徽人为主的众多内迁学校和流亡师生,谱写了中国教育史的不朽篇章。

  江津是长江边的一个大县,距重庆180华里,县域辽阔,地方富庶,物出丰饶,市场繁荣,素称蜀中巨邑。抗战时期,江津到重庆每天都有班轮往来,交通当时算得上最为方便。

  1938年开始,沦陷区学校纷纷内迁。先后有北平、南京、山西、安徽、湖北、香港等地各级各类学校迁津。如:私立武昌艺术专科学校、私立华侨工商学院、南京窑业职业专科学校、国立体育师范专科学校、教育部特设盲哑学校、四川省立川东师范学校、四川省立重庆师范学校、国立安徽第二中学等,近30所。同时,教育部及县府还在境内新办中等以上学校,如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教育部特设大学先修班、国立江津师范学校、国立第四中山中学、国立第八中山中学等10多所。当时,还有国内一些高级文化机构如国立中央图书馆、国立编译馆、国民党党史编撰委员会、国民政府审计部、支那内学院等纷纷迁入江津。

  当时最为著名的当数江津中学。江津中学创办于1906年,1933年改为3年制初中,1941年增设高中,成为完全中学。江津中学历任校长多为学养深厚之士。首任校长杨仕钦是清末特科贡士,他在首届开学典礼上亲作化学实验,以唤起师生对科学的尊崇和追求。之后,施俊杰校长颁“勤、诚、恒”三字校训,勉励学生“修学以勤,立身以诚,而以恒继之”,良好校风蔚然形成。著名诗人吴芳吉任校长后,正值日寇大举侵华,他亲率师生上街游行,泣血赋诗《巴人歌》,歌颂英勇抗战的十九路军。诗人英年早逝,白沙千余人齐集江边迎灵。江津中学传统悠久、人才辈出,聂荣臻、钟汝梅、戴坤忠、刘宗华、鞠继承、刁泰斗、桂万年、钟惦裴、漆南薰、李初梨、王利器、沈永忠……都是从江津中学走出来的。

  私立学校是由私人或社团组织开设的学校。这种教育形态从蒙学私塾起,是中国几千年教育的主体,尽管改朝换代,但私学从未中断。抗战时期大后方私立学校的蓬勃发展,是受到政府奖励和扶持的。国民政府教育部曾颁发《私立中学规》等一系列教育法规法令。江津境内私立学校在当时大大超过公立学校数,这对国家教育布局,人才培养,乡邦导启,社会振引,都有巨大影响。

  江津教育不能不提私立聚奎中学。从清代同治七年(1868)倡设义塾算起,这所历史名校经历聚奎书院、聚奎学堂、聚奎小学、聚奎中学,到抗战时已是70年老校。聚奎中学在1935年至1940年间,三次获教育部、四川省政府、省教育厅特令嘉奖,社会极为推崇,誉为川东名校。抗战期间,学校除严格课业,还在每周周末邀请各界名流来校讲学,陈独秀、冯玉祥、文幼章、欧阳渐、梁漱溟、陈可忠、胡小石、台静农、劳君展、唐圭璋、曹靖华、萧公权等人,均来过聚奎,他们的讲学使师生大受裨益。聚奎60周年校庆时,教育部长陈立夫为《私立聚奎学校发展史略》题写篇名,教育厅长郭有守题书“蜀庠楷模”。聚奎校董多次捐款捐地,扶持发展。乡人邓鹤年先后捐赠七万余元,其中,所建大礼堂“鹤年堂”,规制宏大,造型独特,号称川东第一大礼堂。

  聚奎是一所私立学校,在抗战的艰苦岁月里,学校董事会为谋学校长远发展,巩固根本,各方募集资金,大力扩充不动产。校董邓鹤年70寿辰所得寿金35500余元悉数移送学校,设为奖学金,奖励每年名列前茅的优秀学生。学校学风淳厚,考核严格,1937年以后四次省会考,各科均及格人数,两次100%,一次为98%,最低一次也为87%,省教育厅认为可信,准予免试会考。

  聚奎重视学生全面发展,学生自办图书室、戏剧歌咏队、读书辩论会、壁报社。最负盛名的聚奎军乐队,时常受邀外演,名震川东。聚奎注重人文教育,不尚浮靡死读。学校门联石刻“知国家大事尚可为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激励历年师生。学校开设农作一科,实地练习,每位学生均有定植地段,在校学生,坚持劳作,感悟生产,感悟生活,每年举行农产品展示,学生赤头光脚,欣然成风。当时梁漱溟亲见学生如此勤勉,至为叹赏。

  聚奎位于白沙镇东南四公里处黑石山上,原名宝峰,以山多黑石得称。山上黑石数百座,沉厚黝蛮,盘错突兀,大可半亩,小者若席,石态多姿,掩于参天楠樟之中,飞翔上千白鹤,相邻院舍隐约,境幽地敞,极为清雅,确实是蜀中难得的向学之地。至今为人所见,无不赞颂盈口。

  1939年5月,因日本飞机大肆轰炸重庆,原设重庆枇杷山的省立川东师范迁到江津白沙东海沱。省立川东师范学校的办学条件很差,教室是茅草房,寝室是农舍,另搭竹架草棚作食堂、礼堂,租用了祠堂作理化生实验室和图书馆,藏书慢慢增至数万册。学校设置的高中师范班分普师、体师和童师三科。普师课程有国文、英文、三民主义、教育概论、心理学、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人体解剖学、生理卫生、音乐、美术、军训等。体师科的专业课程有体育行政、体育概念、急救术、裁判法、体育建筑与设备、唱游、田径、球类、垫器运动、童子军、国术,竟达27门之多,三年修完。川东师范管理严格,办学民主。每周一、三、五早饭后,坚持歌咏练唱;

  每周出《文风社周刊》;

  半月有图画展;周末校际篮球赛;每学期两次话剧和舞蹈歌咏会。渝南运动会1944年在津举行,学校荣获田径第一名。学校经常聘请有名教授来校演讲,允许学生组织各种社团,自由争鸣。在川东师范读书的地下党员便利用这个机会,团结组织进步学生从事革命活动。1942年,学校增设建国先修班,分甲、乙、丙三个班,招收初中毕业未考入高中的学生,一为地方培养人才,二则增收学费,贴补薪金。

  在江津另一所知名度高的学校是国立女子师范学院。这所学校筹谋于1940年4月。先后于1941年秋建成附小;1942年2月接收红豆树原国立第17中学女中分校及女初中分校,改为附中及附中分校;1943年8月将附中分校改组为附属师范学校。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在抗战学校中算是难得的,院舍在白沙镇南五里之遥的白巷山麓,占地70余亩,房屋全部新建,三年共建56栋365间,连同购买租赁者共有65栋400间,除礼堂和附小校舍是茅屋,其余均为瓦顶土墙、三合土地、平房,兼有美观实用之效。学院经教育部核准设有七个学系(教育、国文、英语、史地、理化、音乐、家政)和一个体育专修科。抗战胜利后,学院因教育部长朱家骅主张留在四川,遂于1946年8月迁九龙坡交通大学校内,1951年改并入西南师院。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教育部先后创办了34所全公费制的国立中等学校。从经历阶段来看,大致集中在先后两个时期。第一时期,1937年12月到1944年初,即南京失守到武汉失守以后,教育部由陈立夫任部长期间,共设立17所国立学校;第二时期,1944年5月到1948年教育部由朱家骅接任部长,又创设17所。

  所有初期创设的国立中学,都是以省名来命名。各校所收容的学生,互有侧重。如:四川合川县设立国立四川中学,主要安置苏北师生;四川长寿县设立国立湖北中学,主要安置湖北师生;四川江津县设立国立安徽第二中学,主要收容安徽师生;四川绵阳县设立国立山东中学,主要安置流亡在豫、陕的山东籍师生;贵州铜仁设立国立贵州中学,主要安置苏南师生。

  1939年4月,教育部行令调整,将所有国立中学,均以数字顺序排名。比如:国立安徽第一中学,更名为国立第八中学;国立安徽第二中学,更名为国立第九中学。

  国立九中的前身是设在江津德感坝的国立安徽第二中学。1938年秋,教育部核准设立安徽二中,首任校长陈访先。学校于当年12月25日正式开学行课,全校设高中、初中、师范、女中四个部,42个教学班,1600多人。此外有一附属小学,以供师范生实习之用。1939年2月,安徽二中划出6所分校(初一、初二、初三有三个分校,高中、师范、女中有三个分校)。1939年4月奉部令更名为国立第九中学。1946年秋,学校因抗战胜利宣布解散,广大师生返归故里,留川学生就近转入他校。国立九中办学八年先后毕业学生达15届,计3500多人,加上在校学生,总计学生5000多人。“两弹元勋”邓稼先就是国立九中高中第一分校第五届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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