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的逻辑

第二十三章 贼偷贼惦记

　　银库从顺治初年建立时起，银库官员的正式编制数基本上就在20—30人之间浮动。他们分别是：郎中，员外郎，司库，大使，笔帖式，验匠、库使等等。其中郎中、员外郎和司库三个职位之间在品秩上虽然有高低之分，但是岗位职责却大致相同，都是掌管银钱的出纳。与此同时，郎中、员外郎和司库这四个人分成四班轮流值宿银库。大使负责文批的收发、饷鞘的点验和劈鞘。笔帖式和库使的职掌则从事文字工作，统计文本。

　　从出身和升迁来说，郎中、员外郎在任上满三年或提前调到其他各部院，其员缺由六部及内务府等各部院自满洲郎中或员外郎中遴选保送，由皇帝亲笔圈定。司库以下各职位的任期也是三年，其调补之权归管库大臣所掌。司库任满后升任主事即用，其缺在各部院满洲正七品、从七品的小京官内遴选保送，由管库大臣负责调补。库大使年满后在各部院满洲笔帖式内遴选保送。笔帖式也同样如此，但是每员缺均有二人候保。库使则来自各部寺的库使。

　　验匠、库兵这样的非正式官员的任期也同样是三年。验匠负责入库、出库银两的成色，库兵则负责银库内银两的搬运。一旦验匠缺出，则从能辨银色的库兵中挑选补缺。由于库兵是银库的第一道关卡，所以他的选拔程序也是相当严格。作为一个传统的权力机构，银库的就职人员中绝大部分属于胥吏，而非正式官员。

　　清朝中下层官员的薪水就算加上养廉银，也不算高，京官比地方官的日子更难过，以致于一些“部曹家平常不举火”。当然这里有夸张的成分，堂堂京官穷到揭不开锅也是不现实的。与其他权力机构的官员相比，银库官员的幸福指数显然要高很多，过着富足的生活。

　　正因为银库官员的幸福指数比较高，所以才会吸引那么多人趋之若鹜。光绪末年，曾经有御史就一语道破其中玄机，“（银库）郎中一缺任满，辄挟赀数十万，员外郎以下次之。此款率取之库书之手，库书之下有库丁，又有保护库丁者，无不以财自豪”。

　　作为一名中下级京官和吏役如果仅靠正式俸禄是无法做到“以财自豪”的，在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对于这些直接与银钱打交道的人员，清政府在待遇方面是有所优待的。根据《清会典事例》记载，道光二十五年，国家每年拨付给银库银匠、库兵的工食奖赏银是3200两，即使按14个人计算，平均每人也达220两左右，远远高于同级别官吏的收入。

　　我们从见诸史料的陋规来看，记载最清晰的应该是平余银和解费。虽然说自雍正之后有耗羡归公之说，但是银库中的平余银向来是没有留存的，全部被银库人员瓜分殆尽，其数量每年不下二万两。另外外省解饷到银库的银子，银库人员也要从中抽取一定比列作为劳务费（解费），大致比例是每万两银子提取六十两。如果按每年解交一千万两计，抽取的解费就高达六万两。仅此两项，银库人员人均每年所得银两应该在一千两左右。是一个七品官员所得正俸的二十五倍，尽管如此，这些陋规还远远无法满足银库官吏们的胃口。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帝国的财政系统出了一件大事。经过皇帝钦点御史的清查，户部账面上的一千多万两银子，有九百二十五万两白银去向不明。这件事对于节俭得近乎吝啬的道光皇帝来说，无异于要了他的半条命。

　　这件事的起因是银库的官吏们在分赃过程中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事情传到了道光皇帝的耳朵里。道光皇帝极为震怒，借着这样一个机会谕令刑部尚书惟勤等人前往盘查银库。结果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

　　这件事的起因是一个银号的张姓老板想给自己的两个儿子捐纳，也就是拿钱卖官。

　　捐官现象并不是始于清朝，只是到了至清朝更加发扬光大。朝廷将官职明码标价，并自称体系，形成制度。除了科举取士，捐纳成为当时许多有钱人进入官场的终南捷径，清廷更是将这项制度作为国家一项重要的财政来源。

　　我这里有一组数据，可以让我们见识到捐纳的盛行程度。康熙十三年至十六年三年间，全国有五百余名知县捐钱得官，计捐二百余万，人均花四千两。乾隆时期规定捐大米二十石可当县丞，当时北京城几乎所有的旗人都拿发给的老米换了个官。

　　随着形势的变化，捐纳的钱数、方法也在发生着悄然发生着变化。嘉庆晚期因国库空虚，朝廷遂大肆发动捐纳，捐生人数达到二十二万人。也就是说，全国一千三百多个县，竟有二十余万名候补官员在排队领号头，听候补缺。由于候补官员太多，而权力系统的正式编制又太少，有很多捐了钱的人直到老死也没有过上一天官瘾。

　　道光皇帝是一个喜欢敛财节俭之人，在他主政期间，帝国的捐纳之风越刮越强劲。当时官场上没有几个官员是通过科举考试晋升上来的，捐纳在让天下读书人寒心的同时，也给了科举制一记响亮的耳光。捐纳的最大收益者并不是那些屡考不中的天下寒儒，而是有钱的商人和民间的中产阶级。钱对他们来说不是问题，没有权力护航自己的财富才是问题。

　　捐官制对于当时的商人来说可谓求之不得的事，这项制度好像是为他们量身打造的。那些做生意赚了钱的商人最为看重的事有两点：第一点就是所谓的儒商，他们喜欢结交赞助读书人，表明他们不仅是沾满铜臭的商人；第二点就是崇尚捐官，花些钱为自己的子孙捐个一官半职，以提高家庭的政治和社会地位，将来也许能够用权力来反哺自己的家族势力或者财富。

　　我们接着来说这个案子，张姓老板为了给自己两个儿子捐纳，就找了一个中间人来疏通关节。可是他又担心中间人不可靠，就让在银库当库丁的弟弟张诚保到时候留点神。等到交捐纳银的那天，中间人就带着一万多两银子进库过秤。

　　当天交捐纳银的人太多，可见生意还是相当火爆的。库丁张诚保负责银子过秤报数，也许是忙糊涂了，就把第二称报成了第三称。记账的人也跟着稀里糊涂就错记下来。张诚保反应过来见并记账人并无异议，他又将第七称时故意错报为第十一称，记账的又没有发现。这样一来就多出了几笔银子，被张诚保偷偷摸摸的运到库丁的宿舍。

　　这件事本来就是瞒上不瞒下，在场的御史没有发现，但是有些库丁发现了，要跟张诚保分这笔银子。几个人在分赃过程中，产生了分歧，在争执中将此事捅了出去。这是一桩看似简单的分贼赃事件，可是牵涉到的人事关系和利益分配格局却极为复杂。本来只是行业内的灰色章程，结果成了阳光下的黑幕交易，最终将户部银库巨大的黑洞暴露于世人面前。

　　道光皇帝闻讯后惊骇不已，命令刑部尚书惟勤等人去查库，这一查非同小可，发现账面上的数字与实际库存银两相差九百多万两之多。本来国库里应该余存一千二百两，如今只剩下三百万两，自己这个皇帝在一夜之间就成了穷光蛋。道光皇帝这一次真的愤怒了，他当着满朝文武官员的面痛斥道：“竟亏空银至九百二十五万二千余两之多，实属从来未有之事，览奏曷胜愤恨。国库的银子竟如同自家的一般，随意拿取，简直就是大逆不道……”

　　他指示刑部、吏部、步军统领衙门迅速介入此案，要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在皇帝的亲自过问之下，有大批库丁被抓下狱，大批官员被停职审查，刑部官员忙得不分昼夜。经过初步审查，刑部的侦破小组很快就得出了结论：九百二十万两白银绝非一人所偷，也非一日两日作案的结果；至于犯罪嫌疑人基本上可以锁定为银库的库兵。

　　这本来就不是多么复杂的案件，审查也只是走走形式，结果早就一览无遗。九百二十五万两白银是什么概念？如果用我们今天载重四吨的中型卡车来装运，能够装满一百卡车。一个人要从戒备森严的银库运走一百卡车的银子显然是不可能的，就算他有通天本领将其搬运走，可又能藏于何处呢？至于刑侦官员将库丁锁定为唯一犯罪嫌疑人，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银库里除了那些库丁，其他人根本无法接触到银子。

　　这个案子的发端究竟在何处？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也许从银库诞生的那一天起，这个巨大的权力黑洞就开始进入它的运转之旅。所以经过官员的劝解与开导，道光皇帝很快就从最初的愤怒中平静了下来。他知道，自己在这件事上较真到底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

　　从这个案子的最后处理结果来看，除了个别证据确凿、情节恶劣的库丁被处以死刑、流刑、徒刑外，朝廷官员中并没有人为这个案子付出血的代价。道光皇帝这么做有他自己的想法，国家正是多事之秋，急需用钱。与其让那些涉案官员背负刑事责任，不如让他们分赔国库损失，尽可能地挽回国家损失。

　　这个案子拖得太久，很多涉案官吏已经不在任上，甚至有的人已经离开了人世。

　　道光皇帝追究的是嘉庆五年（1800年）以来历任银库官员的经济责任，按照他们的任期长短，将银库的损失分摊到每个人的头上。其中库官、查库御史任期中每月赔1200两；管库大臣每月赔500两；查库大臣每查库一次赔6000两。那些已故官员的赔偿标准减半，由其子孙代赔。

　　道光皇帝还特地制定了缴纳赔款的详细时间表。这一期间有些官员拒绝赔偿，按道光皇帝的意思，拒绝缴纳赔款者就要被投入监狱，不赔钱就不放人；如果超过规定时间还赔不上钱，就要追究刑事责任。

　　在如此严刑峻法之下，道光皇帝追缴的结果如何呢？答案是很不理想。

　　如此巨额款项，又加上当时国家机器运转效能极其地下，没有如期完成追缴目标也是可以想象的。在这一点上，估计身居皇宫的道光皇帝也早已有所考虑。不然的话，他不会在时间上，在任务上，做出双重量化的规定。在库银追缴过程中，有些官员或者子孙根本无力赔偿，即使把他们投入监狱也赔不出。在这种情况下，道光皇帝不得不调整赔偿标准，譬如延长赔款期限或者适当降低赔偿标准等。同时，道光皇帝也同意一些特殊官员免于赔偿，比如说官员本人已经去世而他的子孙尚未成年，可以免于赔偿。

　　银库大案让道光皇帝心疼不已，这种心疼不仅是因为九百多万两的国库白银，让他感到憋屈的是，自己堂堂大清帝国的皇帝竟然对这个案子无从下手，其中几个长年作案的库兵依然逍遥法外。面对上报调查结果的奏折，道光皇帝朱批道：“朕除愧恨忿急之外，又有何谕？”

　　事情前因后果查清楚了，但是怎么善后却成了道光皇帝的心头病。整个案件的时间跨度为四十多年，皇帝都换了一茬了，别说更换的官员了，书吏丁役那更是说不胜数。当然这个时间跨度只是调查结果上的显示，并非案件本身的时间跨度。时间之长，涉案人员之多，案情之复杂都是前所未有。

　　经过一番梳理，道光皇帝还是想出了一个处理办法：谁弄丢的谁赔偿，岗位责任制。具体的说就是那些证据确凿的库丁砍头的砍头，流放的流放；官员们网开一面不追究刑事责任，只是给了行政处分。从嘉庆五年一来历任银库管理的官员责令按照任期长短分期付款赔偿损失，库官、查库御史任期中每月陪1200两，管库大臣每月500两；查库大臣每查一次赔6000两，已故官员可以减半。这个解决方案在表面上看来还是比较合理的，起码体现了权责对等的原则。最后连死了的曹振镛也没有逃过去，要求他的子孙减半赔补两万多两。

　　这件事对于道光皇帝的打击比较大，一方面贪心如虎的官吏居然连监控最为严密的地带——银库都不放过，这让他感到震惊；另外一方面，这个案子的处理结果让他大失所望，太岁头上动土，本应是极刑，可是这个案子却办得拖泥带水。尽管大部分库丁都已经归案，但是几个常年作案的库丁依然不见踪影，道光皇帝严令步军统领衙门和顺天府务必拿获归案，最后还是让这几个库丁逍遥法外。为了填补这一巨额亏空，嘉庆五年（1800）至道光二十三年（1843）期间管理银库或监督检查银库的官僚，包括已经辞世者在内，皆被课以罚赔银两。

　　人人都成了欲望世界里的硕鼠，人人都背负着世纪末的疯狂与贪婪。在鸦片战争这场前所未有的外患之后，道光皇帝绝望地发现等待着他的竟是前所未有的内忧。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财政困难就成了挂在帝国上空的一道阴霾，挥之不去。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户部仅存库银12.39万余两；道光二十九年，户部存库银55万两；道光三十年，就在太平天国运动爆发的前夕，大清户部库银“入款有减无增，出款有增无减”。一个庞大的帝国在经济上左支右绌，一筹莫展，已然走向大崩溃的边缘。